1920年1月18日，毛澤東（左四）同進步團體輔社成員在北京陶然亭合影
作者 茅文婷
編輯 晨微
選擇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不是“隨手拿來”，不是“全憑運氣”，更不是“靈光一閃”。從來就沒有什麼輕輕鬆鬆的探路者，毛澤東是在運用諸多“主義”解決現實問題中多次碰壁、反覆尋找、不斷總結和比較後，才真正確立馬克思主義的信念的。
對於最終的選擇，毛澤東自己是這樣說的：“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道盡了箇中的艱辛與苦澀。
梁啟超說的，都是對的嗎？
毛澤東的思想發展是多線條而不是單線條的，在20世紀初期風雲變幻的政治局勢和百花齊放的新思潮的衝擊下，他對各種理論學說的接觸和探索在一定時期內幾乎是並行的，很難在時間上分出先後來。但是政治啟蒙的“起點”，倒是比較清晰。
迄今為止發現的毛澤東最早的一段政論文字：“正式而成立者，立憲之國家，憲法為人民所制定，君主為人民所擁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專制之國家，法令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悅誠服者。前者，如現今之英、日諸國；後者，如中國數千年來盜竊得國之列朝也”，表達的是以英、日為楷模進行立憲變法的主張。
這寫於毛澤東1910年進入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時期。他從表兄文運昌的藏書中第一次看到了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即刻就被“圈了粉”。梁啟超的文風觀點與舊式私塾教授內容完全不同，仿若為他打開了一個新世界。毛澤東不由沉浸其中，讀了又讀，一些篇目甚至到了能記誦的地步。
一年後，17歲的毛澤東考入了湘鄉駐省中學。受省城長沙革命氛圍所影響，他在學校牆壁上貼了一篇文章，提出由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組織新的政府。
毛澤東後來在1936年對埃德加·斯諾談起此事：“這是我第一次發表政見，可是這個政見卻有些糊塗。我還沒有放棄對康有為、梁啟超的欽佩。我並不清楚孫中山和他們之間的區別。所以我在文章裡鼓吹必須把孫中山從日本召回，擔任新政府的總統，由康有為任國務總理，梁啟超任外交部長！”
說這段話時，43歲的毛澤東已經帶領中央紅軍完成了長征的壯舉，正在西北開闢中國革命的一個輝煌時期。回首1911年的自己，他用了“有些糊塗”的評價。但當時湖南是維新運動的重要基地，毛澤東提出革命派與維新派“雜糅”的“救國方案”也是可以理解的。
好在毛澤東是一個敢於質疑和善於反思的人。隨著局勢的不斷髮展，他很快開始思考，為什麼康良維新“跪著造反”會失敗；也開始分析，為什麼皇朝變成了共和，中國卻並未由此獲得新生。
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讓毛澤東看到了人民群眾中蘊藏的巨大力量。他開始明白，僅靠少數人是不行的，實行社會改造的“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
那時，對於組織起來以後採取什麼樣的方法，他還沒有想清楚，但到底放棄了對梁啟超的“執著”。1920年10月3日，他在文章中表達了“反對梁啟超的國民制憲”的觀點。同年11月25日，毛澤東致信友人羅章龍：“中國太大了，各省的感情利害和民智程度又至不齊，要弄好他也無從著手。從康梁維新至孫黃革命（兩者亦自有他們相當的價值當別論），都只在這大組織上用功，結果均歸失敗。”雖然當時的毛澤東對梁啟超等人侷限之處的分析不一定全面，但至少說明，他已經進行了揚棄，走到了他們的前面。
無政府主義，試試才知道
在五四運動後期，人們眼中的社會主義，除了以馬克思列寧為代表的科學社會主義，還包括無政府主義，如互助論、新村主義、工讀主義等。
其中的“無政府主義”本質上是一種空想，但因先於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且其主張的“無命令、無權力、無服從、無制裁”狀態更易受到小資產階級追捧，故而在當時追尋救國道路的年輕人中很有“市場”。
毛澤東也曾是無政府主義的贊同者之一。1918年8月、1919年12月，他因組織留法勤工儉學和驅張運動兩次赴北京。在這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毛澤東參觀過由北京大學的王光祈等組成類似新村的“女子工讀互助團”，拜訪過中國新村運動的倡導人周作人，並多次和無政府主義的推崇者們暢想過這一思潮在中國的前景。
1919年12月，毛澤東在《湖南教育月刊》中發表文章，公開了自己改造社會的構想——一個詳細的新村計劃：先創造新學校，實行新教育；再由新學生，創造新家庭，新家庭合成新社會；新社會裡設有公共育兒院、公共銀行、公共工廠等，一個個新社會連成片，就成了“理想國”。
當然，“主義”最終要靠實踐檢驗。毛澤東也深知這一點。
1918年6月，他剛從湖南一師畢業，就偕同蔡和森、張昆弟等人，在嶽麓山進行過一個半工半讀、平等友愛的“新村實驗”，他們一邊自學，討論改造社會的問題；一邊自己挑水拾柴，生火做飯，但沒多久就因為組織赴法勤工儉學而中斷。
1920年1月18日，毛澤東（左四）同進步團體輔社成員在北京陶然亭合影
作者 茅文婷
編輯 晨微
選擇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不是“隨手拿來”，不是“全憑運氣”，更不是“靈光一閃”。從來就沒有什麼輕輕鬆鬆的探路者，毛澤東是在運用諸多“主義”解決現實問題中多次碰壁、反覆尋找、不斷總結和比較後，才真正確立馬克思主義的信念的。
對於最終的選擇，毛澤東自己是這樣說的：“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道盡了箇中的艱辛與苦澀。
梁啟超說的，都是對的嗎？
毛澤東的思想發展是多線條而不是單線條的，在20世紀初期風雲變幻的政治局勢和百花齊放的新思潮的衝擊下，他對各種理論學說的接觸和探索在一定時期內幾乎是並行的，很難在時間上分出先後來。但是政治啟蒙的“起點”，倒是比較清晰。
迄今為止發現的毛澤東最早的一段政論文字：“正式而成立者，立憲之國家，憲法為人民所制定，君主為人民所擁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專制之國家，法令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悅誠服者。前者，如現今之英、日諸國；後者，如中國數千年來盜竊得國之列朝也”，表達的是以英、日為楷模進行立憲變法的主張。
這寫於毛澤東1910年進入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時期。他從表兄文運昌的藏書中第一次看到了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即刻就被“圈了粉”。梁啟超的文風觀點與舊式私塾教授內容完全不同，仿若為他打開了一個新世界。毛澤東不由沉浸其中，讀了又讀，一些篇目甚至到了能記誦的地步。
一年後，17歲的毛澤東考入了湘鄉駐省中學。受省城長沙革命氛圍所影響，他在學校牆壁上貼了一篇文章，提出由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組織新的政府。
毛澤東後來在1936年對埃德加·斯諾談起此事：“這是我第一次發表政見，可是這個政見卻有些糊塗。我還沒有放棄對康有為、梁啟超的欽佩。我並不清楚孫中山和他們之間的區別。所以我在文章裡鼓吹必須把孫中山從日本召回，擔任新政府的總統，由康有為任國務總理，梁啟超任外交部長！”
說這段話時，43歲的毛澤東已經帶領中央紅軍完成了長征的壯舉，正在西北開闢中國革命的一個輝煌時期。回首1911年的自己，他用了“有些糊塗”的評價。但當時湖南是維新運動的重要基地，毛澤東提出革命派與維新派“雜糅”的“救國方案”也是可以理解的。
好在毛澤東是一個敢於質疑和善於反思的人。隨著局勢的不斷髮展，他很快開始思考，為什麼康良維新“跪著造反”會失敗；也開始分析，為什麼皇朝變成了共和，中國卻並未由此獲得新生。
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讓毛澤東看到了人民群眾中蘊藏的巨大力量。他開始明白，僅靠少數人是不行的，實行社會改造的“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
那時，對於組織起來以後採取什麼樣的方法，他還沒有想清楚，但到底放棄了對梁啟超的“執著”。1920年10月3日，他在文章中表達了“反對梁啟超的國民制憲”的觀點。同年11月25日，毛澤東致信友人羅章龍：“中國太大了，各省的感情利害和民智程度又至不齊，要弄好他也無從著手。從康梁維新至孫黃革命（兩者亦自有他們相當的價值當別論），都只在這大組織上用功，結果均歸失敗。”雖然當時的毛澤東對梁啟超等人侷限之處的分析不一定全面，但至少說明，他已經進行了揚棄，走到了他們的前面。
無政府主義，試試才知道
在五四運動後期，人們眼中的社會主義，除了以馬克思列寧為代表的科學社會主義，還包括無政府主義，如互助論、新村主義、工讀主義等。
其中的“無政府主義”本質上是一種空想，但因先於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且其主張的“無命令、無權力、無服從、無制裁”狀態更易受到小資產階級追捧，故而在當時追尋救國道路的年輕人中很有“市場”。
毛澤東也曾是無政府主義的贊同者之一。1918年8月、1919年12月，他因組織留法勤工儉學和驅張運動兩次赴北京。在這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毛澤東參觀過由北京大學的王光祈等組成類似新村的“女子工讀互助團”，拜訪過中國新村運動的倡導人周作人，並多次和無政府主義的推崇者們暢想過這一思潮在中國的前景。
1919年12月，毛澤東在《湖南教育月刊》中發表文章，公開了自己改造社會的構想——一個詳細的新村計劃：先創造新學校，實行新教育；再由新學生，創造新家庭，新家庭合成新社會；新社會裡設有公共育兒院、公共銀行、公共工廠等，一個個新社會連成片，就成了“理想國”。
當然，“主義”最終要靠實踐檢驗。毛澤東也深知這一點。
1918年6月，他剛從湖南一師畢業，就偕同蔡和森、張昆弟等人，在嶽麓山進行過一個半工半讀、平等友愛的“新村實驗”，他們一邊自學，討論改造社會的問題；一邊自己挑水拾柴，生火做飯，但沒多久就因為組織赴法勤工儉學而中斷。
1920年5月8日，新民學會部分會員在上海半淞園合影。左四為毛澤東
1920年5月，毛澤東在上海，和新民學會會員彭璜、張文亮等人，在民厚南里租了幾間房子，開始了工讀互助生活的再一次實踐。他們共同做工，共同讀書，有飯同吃，有衣同穿。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得到成長的毛澤東，很快便察覺到了這種團體生活中一些難以克服的弊端，不到一個月，他就已經得出結論：“工讀團殊無把握，決將發起者停止。”
工讀互助的無政府主義道路，也是走不通了。
地方自治，原來是與虎謀皮
毛澤東還設想過通過地方自治的辦法，來反對腐敗專橫的北洋軍閥政府統治。從自己熟悉的湖南入手，把湖南搞成中國的先進地區，就像西方古希臘的斯巴達、德國的普魯士那樣。
機會終於來了。
1920年7月22日，新任湖南督軍的譚延闓發表“禡電”，聲稱將採取“湖南自治”“還政於民”的政策。這種貌似開明的姿態，重新燃起人們的希望，毛澤東也不例外。
一個有意思的細節是，“禡電”發表之時，毛澤東正在韶山鄉下休息，得知後他第一時間趕回長沙，參加湖南自治的討論。一個多月時間裡，他個人或聯名在長沙《大公報》和上海的報紙上連續發表14篇文章，系統地提出了具體主張。
1920年1月18日，毛澤東（左四）同進步團體輔社成員在北京陶然亭合影
作者 茅文婷
編輯 晨微
選擇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不是“隨手拿來”，不是“全憑運氣”，更不是“靈光一閃”。從來就沒有什麼輕輕鬆鬆的探路者，毛澤東是在運用諸多“主義”解決現實問題中多次碰壁、反覆尋找、不斷總結和比較後，才真正確立馬克思主義的信念的。
對於最終的選擇，毛澤東自己是這樣說的：“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道盡了箇中的艱辛與苦澀。
梁啟超說的，都是對的嗎？
毛澤東的思想發展是多線條而不是單線條的，在20世紀初期風雲變幻的政治局勢和百花齊放的新思潮的衝擊下，他對各種理論學說的接觸和探索在一定時期內幾乎是並行的，很難在時間上分出先後來。但是政治啟蒙的“起點”，倒是比較清晰。
迄今為止發現的毛澤東最早的一段政論文字：“正式而成立者，立憲之國家，憲法為人民所制定，君主為人民所擁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專制之國家，法令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悅誠服者。前者，如現今之英、日諸國；後者，如中國數千年來盜竊得國之列朝也”，表達的是以英、日為楷模進行立憲變法的主張。
這寫於毛澤東1910年進入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時期。他從表兄文運昌的藏書中第一次看到了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即刻就被“圈了粉”。梁啟超的文風觀點與舊式私塾教授內容完全不同，仿若為他打開了一個新世界。毛澤東不由沉浸其中，讀了又讀，一些篇目甚至到了能記誦的地步。
一年後，17歲的毛澤東考入了湘鄉駐省中學。受省城長沙革命氛圍所影響，他在學校牆壁上貼了一篇文章，提出由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組織新的政府。
毛澤東後來在1936年對埃德加·斯諾談起此事：“這是我第一次發表政見，可是這個政見卻有些糊塗。我還沒有放棄對康有為、梁啟超的欽佩。我並不清楚孫中山和他們之間的區別。所以我在文章裡鼓吹必須把孫中山從日本召回，擔任新政府的總統，由康有為任國務總理，梁啟超任外交部長！”
說這段話時，43歲的毛澤東已經帶領中央紅軍完成了長征的壯舉，正在西北開闢中國革命的一個輝煌時期。回首1911年的自己，他用了“有些糊塗”的評價。但當時湖南是維新運動的重要基地，毛澤東提出革命派與維新派“雜糅”的“救國方案”也是可以理解的。
好在毛澤東是一個敢於質疑和善於反思的人。隨著局勢的不斷髮展，他很快開始思考，為什麼康良維新“跪著造反”會失敗；也開始分析，為什麼皇朝變成了共和，中國卻並未由此獲得新生。
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讓毛澤東看到了人民群眾中蘊藏的巨大力量。他開始明白，僅靠少數人是不行的，實行社會改造的“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
那時，對於組織起來以後採取什麼樣的方法，他還沒有想清楚，但到底放棄了對梁啟超的“執著”。1920年10月3日，他在文章中表達了“反對梁啟超的國民制憲”的觀點。同年11月25日，毛澤東致信友人羅章龍：“中國太大了，各省的感情利害和民智程度又至不齊，要弄好他也無從著手。從康梁維新至孫黃革命（兩者亦自有他們相當的價值當別論），都只在這大組織上用功，結果均歸失敗。”雖然當時的毛澤東對梁啟超等人侷限之處的分析不一定全面，但至少說明，他已經進行了揚棄，走到了他們的前面。
無政府主義，試試才知道
在五四運動後期，人們眼中的社會主義，除了以馬克思列寧為代表的科學社會主義，還包括無政府主義，如互助論、新村主義、工讀主義等。
其中的“無政府主義”本質上是一種空想，但因先於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且其主張的“無命令、無權力、無服從、無制裁”狀態更易受到小資產階級追捧，故而在當時追尋救國道路的年輕人中很有“市場”。
毛澤東也曾是無政府主義的贊同者之一。1918年8月、1919年12月，他因組織留法勤工儉學和驅張運動兩次赴北京。在這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毛澤東參觀過由北京大學的王光祈等組成類似新村的“女子工讀互助團”，拜訪過中國新村運動的倡導人周作人，並多次和無政府主義的推崇者們暢想過這一思潮在中國的前景。
1919年12月，毛澤東在《湖南教育月刊》中發表文章，公開了自己改造社會的構想——一個詳細的新村計劃：先創造新學校，實行新教育；再由新學生，創造新家庭，新家庭合成新社會；新社會裡設有公共育兒院、公共銀行、公共工廠等，一個個新社會連成片，就成了“理想國”。
當然，“主義”最終要靠實踐檢驗。毛澤東也深知這一點。
1918年6月，他剛從湖南一師畢業，就偕同蔡和森、張昆弟等人，在嶽麓山進行過一個半工半讀、平等友愛的“新村實驗”，他們一邊自學，討論改造社會的問題；一邊自己挑水拾柴，生火做飯，但沒多久就因為組織赴法勤工儉學而中斷。
1920年5月8日，新民學會部分會員在上海半淞園合影。左四為毛澤東
1920年5月，毛澤東在上海，和新民學會會員彭璜、張文亮等人，在民厚南里租了幾間房子，開始了工讀互助生活的再一次實踐。他們共同做工，共同讀書，有飯同吃，有衣同穿。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得到成長的毛澤東，很快便察覺到了這種團體生活中一些難以克服的弊端，不到一個月，他就已經得出結論：“工讀團殊無把握，決將發起者停止。”
工讀互助的無政府主義道路，也是走不通了。
地方自治，原來是與虎謀皮
毛澤東還設想過通過地方自治的辦法，來反對腐敗專橫的北洋軍閥政府統治。從自己熟悉的湖南入手，把湖南搞成中國的先進地區，就像西方古希臘的斯巴達、德國的普魯士那樣。
機會終於來了。
1920年7月22日，新任湖南督軍的譚延闓發表“禡電”，聲稱將採取“湖南自治”“還政於民”的政策。這種貌似開明的姿態，重新燃起人們的希望，毛澤東也不例外。
一個有意思的細節是，“禡電”發表之時，毛澤東正在韶山鄉下休息，得知後他第一時間趕回長沙，參加湖南自治的討論。一個多月時間裡，他個人或聯名在長沙《大公報》和上海的報紙上連續發表14篇文章，系統地提出了具體主張。
毛澤東誕辰120週年的獻禮劇《毛澤東》中，譚延闓祝賀文化書社的開張
譚延闓籠絡人心政策的背後，是想借湖南人的家鄉觀念，為自己這批本省籍的官僚政客包辦湖南政治開路。眼見自治運動呼聲日高，擔心控制不住局勢的譚延闓，在9月13日匆忙召集“自治會議”，演起了“包辦制憲”的戲碼。
毛澤東等即刻採取了針鋒相對的鬥爭。10月10日，長沙近兩萬群眾冒著大雨上街遊行，向譚延闓遞交了毛澤東起草的《請願書》，要求迅速召開人民制憲會議。
譚延闓接下了《請願書》，卻在事後拒絕了其中所有要求。11月下旬，取譚而代為湘軍總司令的趙恆惕，更撕下開明的偽裝，動用警察造成高壓的恐怖氣氛。湖南自治運動最終不了了之，一切又似乎回到了原點。
此時的毛澤東，已有些心力交瘁。他到江西萍鄉休養了一陣，冷靜地總結了失敗的教訓。把希望寄託在軍閥和舊勢力身上，就是與虎謀皮。他終於明白：“政治改良一途，可謂絕無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闢道路，另造環境一法。”
馬克思主義，正在燈火闌珊處
1918年10月，毛澤東結識了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但他更為人欽佩的身份，則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謳歌俄國十月革命的第一人。初到北京的毛澤東，經老師楊昌濟介紹，在北大圖書館獲得一份工作，自然受到了李大釗直接的影響。
1918年11月，毛澤東到天安門廣場親耳聽了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的演說。
1919年7月，毛澤東在自己的早期代表作《民眾的大聯合》中公開讚頌了十月革命：“俄羅斯打倒貴族，驅逐富人，勞農兩界合立了委辦政府，紅旗軍東馳西突，掃蕩了多少敵人，協約國為之改容，全世界為之震動。”
1920年1月18日，毛澤東（左四）同進步團體輔社成員在北京陶然亭合影
作者 茅文婷
編輯 晨微
選擇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不是“隨手拿來”，不是“全憑運氣”，更不是“靈光一閃”。從來就沒有什麼輕輕鬆鬆的探路者，毛澤東是在運用諸多“主義”解決現實問題中多次碰壁、反覆尋找、不斷總結和比較後，才真正確立馬克思主義的信念的。
對於最終的選擇，毛澤東自己是這樣說的：“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道盡了箇中的艱辛與苦澀。
梁啟超說的，都是對的嗎？
毛澤東的思想發展是多線條而不是單線條的，在20世紀初期風雲變幻的政治局勢和百花齊放的新思潮的衝擊下，他對各種理論學說的接觸和探索在一定時期內幾乎是並行的，很難在時間上分出先後來。但是政治啟蒙的“起點”，倒是比較清晰。
迄今為止發現的毛澤東最早的一段政論文字：“正式而成立者，立憲之國家，憲法為人民所制定，君主為人民所擁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專制之國家，法令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悅誠服者。前者，如現今之英、日諸國；後者，如中國數千年來盜竊得國之列朝也”，表達的是以英、日為楷模進行立憲變法的主張。
這寫於毛澤東1910年進入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時期。他從表兄文運昌的藏書中第一次看到了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即刻就被“圈了粉”。梁啟超的文風觀點與舊式私塾教授內容完全不同，仿若為他打開了一個新世界。毛澤東不由沉浸其中，讀了又讀，一些篇目甚至到了能記誦的地步。
一年後，17歲的毛澤東考入了湘鄉駐省中學。受省城長沙革命氛圍所影響，他在學校牆壁上貼了一篇文章，提出由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組織新的政府。
毛澤東後來在1936年對埃德加·斯諾談起此事：“這是我第一次發表政見，可是這個政見卻有些糊塗。我還沒有放棄對康有為、梁啟超的欽佩。我並不清楚孫中山和他們之間的區別。所以我在文章裡鼓吹必須把孫中山從日本召回，擔任新政府的總統，由康有為任國務總理，梁啟超任外交部長！”
說這段話時，43歲的毛澤東已經帶領中央紅軍完成了長征的壯舉，正在西北開闢中國革命的一個輝煌時期。回首1911年的自己，他用了“有些糊塗”的評價。但當時湖南是維新運動的重要基地，毛澤東提出革命派與維新派“雜糅”的“救國方案”也是可以理解的。
好在毛澤東是一個敢於質疑和善於反思的人。隨著局勢的不斷髮展，他很快開始思考，為什麼康良維新“跪著造反”會失敗；也開始分析，為什麼皇朝變成了共和，中國卻並未由此獲得新生。
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讓毛澤東看到了人民群眾中蘊藏的巨大力量。他開始明白，僅靠少數人是不行的，實行社會改造的“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
那時，對於組織起來以後採取什麼樣的方法，他還沒有想清楚，但到底放棄了對梁啟超的“執著”。1920年10月3日，他在文章中表達了“反對梁啟超的國民制憲”的觀點。同年11月25日，毛澤東致信友人羅章龍：“中國太大了，各省的感情利害和民智程度又至不齊，要弄好他也無從著手。從康梁維新至孫黃革命（兩者亦自有他們相當的價值當別論），都只在這大組織上用功，結果均歸失敗。”雖然當時的毛澤東對梁啟超等人侷限之處的分析不一定全面，但至少說明，他已經進行了揚棄，走到了他們的前面。
無政府主義，試試才知道
在五四運動後期，人們眼中的社會主義，除了以馬克思列寧為代表的科學社會主義，還包括無政府主義，如互助論、新村主義、工讀主義等。
其中的“無政府主義”本質上是一種空想，但因先於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且其主張的“無命令、無權力、無服從、無制裁”狀態更易受到小資產階級追捧，故而在當時追尋救國道路的年輕人中很有“市場”。
毛澤東也曾是無政府主義的贊同者之一。1918年8月、1919年12月，他因組織留法勤工儉學和驅張運動兩次赴北京。在這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毛澤東參觀過由北京大學的王光祈等組成類似新村的“女子工讀互助團”，拜訪過中國新村運動的倡導人周作人，並多次和無政府主義的推崇者們暢想過這一思潮在中國的前景。
1919年12月，毛澤東在《湖南教育月刊》中發表文章，公開了自己改造社會的構想——一個詳細的新村計劃：先創造新學校，實行新教育；再由新學生，創造新家庭，新家庭合成新社會；新社會裡設有公共育兒院、公共銀行、公共工廠等，一個個新社會連成片，就成了“理想國”。
當然，“主義”最終要靠實踐檢驗。毛澤東也深知這一點。
1918年6月，他剛從湖南一師畢業，就偕同蔡和森、張昆弟等人，在嶽麓山進行過一個半工半讀、平等友愛的“新村實驗”，他們一邊自學，討論改造社會的問題；一邊自己挑水拾柴，生火做飯，但沒多久就因為組織赴法勤工儉學而中斷。
1920年5月8日，新民學會部分會員在上海半淞園合影。左四為毛澤東
1920年5月，毛澤東在上海，和新民學會會員彭璜、張文亮等人，在民厚南里租了幾間房子，開始了工讀互助生活的再一次實踐。他們共同做工，共同讀書，有飯同吃，有衣同穿。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得到成長的毛澤東，很快便察覺到了這種團體生活中一些難以克服的弊端，不到一個月，他就已經得出結論：“工讀團殊無把握，決將發起者停止。”
工讀互助的無政府主義道路，也是走不通了。
地方自治，原來是與虎謀皮
毛澤東還設想過通過地方自治的辦法，來反對腐敗專橫的北洋軍閥政府統治。從自己熟悉的湖南入手，把湖南搞成中國的先進地區，就像西方古希臘的斯巴達、德國的普魯士那樣。
機會終於來了。
1920年7月22日，新任湖南督軍的譚延闓發表“禡電”，聲稱將採取“湖南自治”“還政於民”的政策。這種貌似開明的姿態，重新燃起人們的希望，毛澤東也不例外。
一個有意思的細節是，“禡電”發表之時，毛澤東正在韶山鄉下休息，得知後他第一時間趕回長沙，參加湖南自治的討論。一個多月時間裡，他個人或聯名在長沙《大公報》和上海的報紙上連續發表14篇文章，系統地提出了具體主張。
毛澤東誕辰120週年的獻禮劇《毛澤東》中，譚延闓祝賀文化書社的開張
譚延闓籠絡人心政策的背後，是想借湖南人的家鄉觀念，為自己這批本省籍的官僚政客包辦湖南政治開路。眼見自治運動呼聲日高，擔心控制不住局勢的譚延闓，在9月13日匆忙召集“自治會議”，演起了“包辦制憲”的戲碼。
毛澤東等即刻採取了針鋒相對的鬥爭。10月10日，長沙近兩萬群眾冒著大雨上街遊行，向譚延闓遞交了毛澤東起草的《請願書》，要求迅速召開人民制憲會議。
譚延闓接下了《請願書》，卻在事後拒絕了其中所有要求。11月下旬，取譚而代為湘軍總司令的趙恆惕，更撕下開明的偽裝，動用警察造成高壓的恐怖氣氛。湖南自治運動最終不了了之，一切又似乎回到了原點。
此時的毛澤東，已有些心力交瘁。他到江西萍鄉休養了一陣，冷靜地總結了失敗的教訓。把希望寄託在軍閥和舊勢力身上，就是與虎謀皮。他終於明白：“政治改良一途，可謂絕無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闢道路，另造環境一法。”
馬克思主義，正在燈火闌珊處
1918年10月，毛澤東結識了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但他更為人欽佩的身份，則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謳歌俄國十月革命的第一人。初到北京的毛澤東，經老師楊昌濟介紹，在北大圖書館獲得一份工作，自然受到了李大釗直接的影響。
1918年11月，毛澤東到天安門廣場親耳聽了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的演說。
1919年7月，毛澤東在自己的早期代表作《民眾的大聯合》中公開讚頌了十月革命：“俄羅斯打倒貴族，驅逐富人，勞農兩界合立了委辦政府，紅旗軍東馳西突，掃蕩了多少敵人，協約國為之改容，全世界為之震動。”
一九一九年十月，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
第二次到北京，毛澤東與李大釗接觸更是頻繁。通過和李大釗的討論，他對馬克思主義有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甚至放棄了原本到法國勤工儉學的想法，而準備“往俄”。他把《共產黨宣言》放在案頭，還特別留心搜尋和閱讀了那時能夠找到的為數不多的中文版馬克思主義書籍。毛澤東1949年進北平前，在西柏坡這樣講到李大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列主義者。”
另一個對毛澤東影響巨大的人，是陳獨秀——新文化運動的發起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者。兩人同樣相識於毛澤東第一次赴北京期間。1920年五六月間，毛澤東又專門在上海拜訪了陳獨秀。當時，陳獨秀正在同李達、李漢俊等籌組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毛澤東和他談到了自己閱讀的馬克思主義書籍。毛澤東後來回憶說：“他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
能在一生中思想形成的關鍵時期，和南陳北李這兩位當時中國思想界的巨人相繼晤談，毛澤東是幸運的。
與陳獨秀會面後，毛澤東回到湖南，辦起了文化書社，籌組了湖南俄羅斯研究會。文化書社經營了《馬克思資本論入門》《社會主義史》《勞動界》等各類馬克思主義書刊；湖南俄羅斯研究會則負責發行《俄羅斯叢刊》，提倡赴俄勤工儉學。
後來，文化書社社址在事實上成為了湖南共產黨早期組織對內對外的祕密聯絡機關；而俄羅斯研究會介紹留俄的進步青年中，有不少我們熟悉的名字，比如劉少奇、任弼時、蕭勁光……
1921年的新年伊始，長沙雪落紛紛。文化書社一間不起眼的小房子裡，幾個年輕的知識分子正討論著一個宏大的話題——如何改造中國與世界。
毛澤東在會上作了立場鮮明的發言。他比較了社會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多種方法後得出結論：“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採用。”
1920年1月18日，毛澤東（左四）同進步團體輔社成員在北京陶然亭合影
作者 茅文婷
編輯 晨微
選擇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不是“隨手拿來”，不是“全憑運氣”，更不是“靈光一閃”。從來就沒有什麼輕輕鬆鬆的探路者，毛澤東是在運用諸多“主義”解決現實問題中多次碰壁、反覆尋找、不斷總結和比較後，才真正確立馬克思主義的信念的。
對於最終的選擇，毛澤東自己是這樣說的：“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道盡了箇中的艱辛與苦澀。
梁啟超說的，都是對的嗎？
毛澤東的思想發展是多線條而不是單線條的，在20世紀初期風雲變幻的政治局勢和百花齊放的新思潮的衝擊下，他對各種理論學說的接觸和探索在一定時期內幾乎是並行的，很難在時間上分出先後來。但是政治啟蒙的“起點”，倒是比較清晰。
迄今為止發現的毛澤東最早的一段政論文字：“正式而成立者，立憲之國家，憲法為人民所制定，君主為人民所擁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專制之國家，法令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悅誠服者。前者，如現今之英、日諸國；後者，如中國數千年來盜竊得國之列朝也”，表達的是以英、日為楷模進行立憲變法的主張。
這寫於毛澤東1910年進入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時期。他從表兄文運昌的藏書中第一次看到了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即刻就被“圈了粉”。梁啟超的文風觀點與舊式私塾教授內容完全不同，仿若為他打開了一個新世界。毛澤東不由沉浸其中，讀了又讀，一些篇目甚至到了能記誦的地步。
一年後，17歲的毛澤東考入了湘鄉駐省中學。受省城長沙革命氛圍所影響，他在學校牆壁上貼了一篇文章，提出由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組織新的政府。
毛澤東後來在1936年對埃德加·斯諾談起此事：“這是我第一次發表政見，可是這個政見卻有些糊塗。我還沒有放棄對康有為、梁啟超的欽佩。我並不清楚孫中山和他們之間的區別。所以我在文章裡鼓吹必須把孫中山從日本召回，擔任新政府的總統，由康有為任國務總理，梁啟超任外交部長！”
說這段話時，43歲的毛澤東已經帶領中央紅軍完成了長征的壯舉，正在西北開闢中國革命的一個輝煌時期。回首1911年的自己，他用了“有些糊塗”的評價。但當時湖南是維新運動的重要基地，毛澤東提出革命派與維新派“雜糅”的“救國方案”也是可以理解的。
好在毛澤東是一個敢於質疑和善於反思的人。隨著局勢的不斷髮展，他很快開始思考，為什麼康良維新“跪著造反”會失敗；也開始分析，為什麼皇朝變成了共和，中國卻並未由此獲得新生。
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讓毛澤東看到了人民群眾中蘊藏的巨大力量。他開始明白，僅靠少數人是不行的，實行社會改造的“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
那時，對於組織起來以後採取什麼樣的方法，他還沒有想清楚，但到底放棄了對梁啟超的“執著”。1920年10月3日，他在文章中表達了“反對梁啟超的國民制憲”的觀點。同年11月25日，毛澤東致信友人羅章龍：“中國太大了，各省的感情利害和民智程度又至不齊，要弄好他也無從著手。從康梁維新至孫黃革命（兩者亦自有他們相當的價值當別論），都只在這大組織上用功，結果均歸失敗。”雖然當時的毛澤東對梁啟超等人侷限之處的分析不一定全面，但至少說明，他已經進行了揚棄，走到了他們的前面。
無政府主義，試試才知道
在五四運動後期，人們眼中的社會主義，除了以馬克思列寧為代表的科學社會主義，還包括無政府主義，如互助論、新村主義、工讀主義等。
其中的“無政府主義”本質上是一種空想，但因先於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且其主張的“無命令、無權力、無服從、無制裁”狀態更易受到小資產階級追捧，故而在當時追尋救國道路的年輕人中很有“市場”。
毛澤東也曾是無政府主義的贊同者之一。1918年8月、1919年12月，他因組織留法勤工儉學和驅張運動兩次赴北京。在這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毛澤東參觀過由北京大學的王光祈等組成類似新村的“女子工讀互助團”，拜訪過中國新村運動的倡導人周作人，並多次和無政府主義的推崇者們暢想過這一思潮在中國的前景。
1919年12月，毛澤東在《湖南教育月刊》中發表文章，公開了自己改造社會的構想——一個詳細的新村計劃：先創造新學校，實行新教育；再由新學生，創造新家庭，新家庭合成新社會；新社會裡設有公共育兒院、公共銀行、公共工廠等，一個個新社會連成片，就成了“理想國”。
當然，“主義”最終要靠實踐檢驗。毛澤東也深知這一點。
1918年6月，他剛從湖南一師畢業，就偕同蔡和森、張昆弟等人，在嶽麓山進行過一個半工半讀、平等友愛的“新村實驗”，他們一邊自學，討論改造社會的問題；一邊自己挑水拾柴，生火做飯，但沒多久就因為組織赴法勤工儉學而中斷。
1920年5月8日，新民學會部分會員在上海半淞園合影。左四為毛澤東
1920年5月，毛澤東在上海，和新民學會會員彭璜、張文亮等人，在民厚南里租了幾間房子，開始了工讀互助生活的再一次實踐。他們共同做工，共同讀書，有飯同吃，有衣同穿。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得到成長的毛澤東，很快便察覺到了這種團體生活中一些難以克服的弊端，不到一個月，他就已經得出結論：“工讀團殊無把握，決將發起者停止。”
工讀互助的無政府主義道路，也是走不通了。
地方自治，原來是與虎謀皮
毛澤東還設想過通過地方自治的辦法，來反對腐敗專橫的北洋軍閥政府統治。從自己熟悉的湖南入手，把湖南搞成中國的先進地區，就像西方古希臘的斯巴達、德國的普魯士那樣。
機會終於來了。
1920年7月22日，新任湖南督軍的譚延闓發表“禡電”，聲稱將採取“湖南自治”“還政於民”的政策。這種貌似開明的姿態，重新燃起人們的希望，毛澤東也不例外。
一個有意思的細節是，“禡電”發表之時，毛澤東正在韶山鄉下休息，得知後他第一時間趕回長沙，參加湖南自治的討論。一個多月時間裡，他個人或聯名在長沙《大公報》和上海的報紙上連續發表14篇文章，系統地提出了具體主張。
毛澤東誕辰120週年的獻禮劇《毛澤東》中，譚延闓祝賀文化書社的開張
譚延闓籠絡人心政策的背後，是想借湖南人的家鄉觀念，為自己這批本省籍的官僚政客包辦湖南政治開路。眼見自治運動呼聲日高，擔心控制不住局勢的譚延闓，在9月13日匆忙召集“自治會議”，演起了“包辦制憲”的戲碼。
毛澤東等即刻採取了針鋒相對的鬥爭。10月10日，長沙近兩萬群眾冒著大雨上街遊行，向譚延闓遞交了毛澤東起草的《請願書》，要求迅速召開人民制憲會議。
譚延闓接下了《請願書》，卻在事後拒絕了其中所有要求。11月下旬，取譚而代為湘軍總司令的趙恆惕，更撕下開明的偽裝，動用警察造成高壓的恐怖氣氛。湖南自治運動最終不了了之，一切又似乎回到了原點。
此時的毛澤東，已有些心力交瘁。他到江西萍鄉休養了一陣，冷靜地總結了失敗的教訓。把希望寄託在軍閥和舊勢力身上，就是與虎謀皮。他終於明白：“政治改良一途，可謂絕無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闢道路，另造環境一法。”
馬克思主義，正在燈火闌珊處
1918年10月，毛澤東結識了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但他更為人欽佩的身份，則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謳歌俄國十月革命的第一人。初到北京的毛澤東，經老師楊昌濟介紹，在北大圖書館獲得一份工作，自然受到了李大釗直接的影響。
1918年11月，毛澤東到天安門廣場親耳聽了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的演說。
1919年7月，毛澤東在自己的早期代表作《民眾的大聯合》中公開讚頌了十月革命：“俄羅斯打倒貴族，驅逐富人，勞農兩界合立了委辦政府，紅旗軍東馳西突，掃蕩了多少敵人，協約國為之改容，全世界為之震動。”
一九一九年十月，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
第二次到北京，毛澤東與李大釗接觸更是頻繁。通過和李大釗的討論，他對馬克思主義有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甚至放棄了原本到法國勤工儉學的想法，而準備“往俄”。他把《共產黨宣言》放在案頭，還特別留心搜尋和閱讀了那時能夠找到的為數不多的中文版馬克思主義書籍。毛澤東1949年進北平前，在西柏坡這樣講到李大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列主義者。”
另一個對毛澤東影響巨大的人，是陳獨秀——新文化運動的發起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者。兩人同樣相識於毛澤東第一次赴北京期間。1920年五六月間，毛澤東又專門在上海拜訪了陳獨秀。當時，陳獨秀正在同李達、李漢俊等籌組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毛澤東和他談到了自己閱讀的馬克思主義書籍。毛澤東後來回憶說：“他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
能在一生中思想形成的關鍵時期，和南陳北李這兩位當時中國思想界的巨人相繼晤談，毛澤東是幸運的。
與陳獨秀會面後，毛澤東回到湖南，辦起了文化書社，籌組了湖南俄羅斯研究會。文化書社經營了《馬克思資本論入門》《社會主義史》《勞動界》等各類馬克思主義書刊；湖南俄羅斯研究會則負責發行《俄羅斯叢刊》，提倡赴俄勤工儉學。
後來，文化書社社址在事實上成為了湖南共產黨早期組織對內對外的祕密聯絡機關；而俄羅斯研究會介紹留俄的進步青年中，有不少我們熟悉的名字，比如劉少奇、任弼時、蕭勁光……
1921年的新年伊始，長沙雪落紛紛。文化書社一間不起眼的小房子裡，幾個年輕的知識分子正討論著一個宏大的話題——如何改造中國與世界。
毛澤東在會上作了立場鮮明的發言。他比較了社會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多種方法後得出結論：“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採用。”
毛澤東誕辰120週年的獻禮劇《毛澤東》中，介紹了文化書社的緣起
經歷過望盡天涯路的迷惘，感受過衣帶漸寬的憔悴，才能知道燈火闌珊處的心之所向是多麼珍貴。
這個剛剛28歲的青年，終於告別了歧路彷徨，選定了自己的信仰。
後來的歷史也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
來源：“東方紅啦”微信公眾號
圖片來源：人民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