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

青海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

學習先進典型

王昭

“榜樣”是看得見的哲理。一個先進典型就是一面旗幟,一把標尺。為開展好“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青海省委主題教育領導小組辦公室,省委宣傳部重點選取王昭、尕布龍等17名先進典型事蹟,組織力量結集成了《思齊——青海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讀本》,供大家對照先進學精神、學品質、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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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昭

人物簡介

王昭

王昭(1917—1970),化名張名權、張若冰,河北省平山縣人,1932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任晉察冀四分區地委副書記,1941年1月任晉察冀邊區四分區地委書記暨第四軍分區副政委,1944年任冀晉區黨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冀晉軍區副政委,1945年任石家莊市委書記兼市長,1949年1月任64軍政委,1950年10月率64軍開赴抗美援朝戰場,1952年11月,任十九兵團政治部主任,1953年3月回國後先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後任副部長。1961年春任青海省委第二書記、省長。1970年遭“四人幫”迫害致死。1979年12月黨中央決定為他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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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昭

王昭(1917—1970),化名張名權、張若冰,河北省平山縣人,1932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任晉察冀四分區地委副書記,1941年1月任晉察冀邊區四分區地委書記暨第四軍分區副政委,1944年任冀晉區黨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冀晉軍區副政委,1945年任石家莊市委書記兼市長,1949年1月任64軍政委,1950年10月率64軍開赴抗美援朝戰場,1952年11月,任十九兵團政治部主任,1953年3月回國後先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後任副部長。1961年春任青海省委第二書記、省長。1970年遭“四人幫”迫害致死。1979年12月黨中央決定為他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王昭

先進事蹟

高風映三江 英名傳千秋

紀念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王昭同志

王昭同志,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1917年6月出生於河北省平山縣天井村一個農民家庭,1932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黨的地下工作,1936年後擔任中共平山縣委副書記、書記,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歷任晉察冀轄區北嶽區第四分區地委書記、冀晉區黨委副書記、晉察冀軍區第四縱隊政委、64軍政委等職,全國解放後,擔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十九兵團政治部主任,公安部副部長,青海省委第二書記、省長等職。在十年浩劫中,慘遭林彪反革命集團的迫害,1970年2月12日含冤逝世。王昭同志的一生,是廉潔奉公、無私奉獻,求真務實、心繫百姓,為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長期艱苦奮鬥的一生。雖然他離開我們已經44年了,但他為民務實清廉的優良作風,連同他的音容笑貌,一直留在人民的心裡,成為黨員幹部永遠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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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樣”是看得見的哲理。一個先進典型就是一面旗幟,一把標尺。為開展好“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青海省委主題教育領導小組辦公室,省委宣傳部重點選取王昭、尕布龍等17名先進典型事蹟,組織力量結集成了《思齊——青海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讀本》,供大家對照先進學精神、學品質、學方法。

王昭王昭王昭

王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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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昭

王昭(1917—1970),化名張名權、張若冰,河北省平山縣人,1932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任晉察冀四分區地委副書記,1941年1月任晉察冀邊區四分區地委書記暨第四軍分區副政委,1944年任冀晉區黨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冀晉軍區副政委,1945年任石家莊市委書記兼市長,1949年1月任64軍政委,1950年10月率64軍開赴抗美援朝戰場,1952年11月,任十九兵團政治部主任,1953年3月回國後先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後任副部長。1961年春任青海省委第二書記、省長。1970年遭“四人幫”迫害致死。1979年12月黨中央決定為他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王昭

先進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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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王昭同志

王昭同志,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1917年6月出生於河北省平山縣天井村一個農民家庭,1932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黨的地下工作,1936年後擔任中共平山縣委副書記、書記,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歷任晉察冀轄區北嶽區第四分區地委書記、冀晉區黨委副書記、晉察冀軍區第四縱隊政委、64軍政委等職,全國解放後,擔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十九兵團政治部主任,公安部副部長,青海省委第二書記、省長等職。在十年浩劫中,慘遭林彪反革命集團的迫害,1970年2月12日含冤逝世。王昭同志的一生,是廉潔奉公、無私奉獻,求真務實、心繫百姓,為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長期艱苦奮鬥的一生。雖然他離開我們已經44年了,但他為民務實清廉的優良作風,連同他的音容笑貌,一直留在人民的心裡,成為黨員幹部永遠的楷模。

王昭

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青海省委黨史研究室聯合編著的《王昭傳》和《王昭文集》

在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裡,由於工作需要,組織上配給王昭一匹馬。這匹馬,王昭平日讓給老鄉使用,戰時讓給傷病員騎,自己卻常常堅持步行;抗日戰爭初期添置的一床舊棉被補了又補,伴隨了他一生,成為“傳家寶”。

全國解放後,部隊生活條件有了一定改善,有的同志羨慕起了安逸的生活,王昭及時引導大家重溫毛澤東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告誡全黨的話,務必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還經常在軍委會上講話:“艱苦奮鬥是我軍克敵制勝的法寶,不貪圖享樂是革命的本色,不要亂花錢,不要搞花錢比賽。他帶頭在第64軍頂住花錢風;經他提議,軍裡研究決定把在戰爭年代積蓄的四百餘兩黃金全部交給國家,支援社會主義建設。

抗美援朝期間,他收到弟弟來信,說母親從老家到了石家莊。他立即給弟弟回信,要弟弟勸說母親,在石家莊住幾天就回老家,不要在城裡吃閒飯,不要離開勞動。要弟弟轉告母親,她的兒子不是“做官”,不是“新貴”,是共產黨員,是人民的勤務員。母親盛讚兒子的想法,高高興興回到農村,勤儉持家,直到他被迫害致死,母親也含恨告別人間。

1953年,他奉命從朝鮮回國,任公安部副部長,部裡為照顧他的生活,讓他住在一所樓房裡。不久,部裡調來了一位較他年長的副部長,他主動搬出樓房,把房子讓給這位老同志住,並主動要求住在公安部機關的一所普通平房裡,一住就是八年。他調往青海省委工作不久,就讓家屬搬出了公安部。

在公安部任職期間,得知父親病重,他經石家莊探望父親。石家莊的老同志要用小汽車送他回家,他婉言謝絕,還親自到汽車站買了車票,乘公共汽車回家。在青楊樹車站下車後,碰到了東柏坡的老貧農閻九林,閻九林一見他依然樸素的穿戴,依然堅持步行回家,情不自禁上前緊握著他的雙手說:“哎呀呀,小王,你當了副部長,成了高幹,還是一個小王啊!”他風趣地回答說:“我要不是‘小王’了,你不就得撇起嘴來,不叫我小王了!”閻九林直到臨終前還唸叨這件事,常跟人說:“王昭,高幹不‘高’!國家幹部要都這樣,就好了!

他來青海後,組織上給他配了一輛紅旗牌轎車,他問司機,紅旗車比其它車省油還是費油?當他聽說費油時,就說,目前我們國家的汽油這麼緊張,費油的汽車我不坐。在他的堅持下還是把紅旗車換掉了;按照規定,組織上給他配了一名廚師,他卻說,現在國家還有困難,不能為了個人方便和享受,給國家增加負擔。問他沒有廚師怎麼吃飯,他高興地拿出早已準備好的飯盒說,讓公務員每天到食堂給他打飯吃;在青海任職期間,他一直住在機關一所簡陋的小平房裡,並在那裡接待了很多來訪的幹部群眾。

1961年3月,青海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面臨嚴重困難。年輕有為的王昭肩負著黨中央的重託和青海各族人民的殷切希望,出任青海省委第二書記、省長。

王昭初到青海時,我正在省畜牧廳擔負領導工作。當時青海的畜牧業正面臨著一場大災難:由於“左”傾錯誤的影響,有的決策者違背實事求是的原則,主觀地提出“把牧業區早日建成全省主要農業基地”的錯誤口號,強令各地“以開荒為綱”,棄牧從農;在沒有充分基礎的情況下大辦、強辦人民公社;接著又讓牧民去開荒。隊隊開、社社開,有的地方無地可開,竟組織遠征隊,跨山越嶺,長途跋涉,到外縣去開荒。大規模的開荒,不僅破壞了大片草原,而且造成牲畜的大量死亡,畜牧業生產遭受巨大損失。為儘快扭轉這種局面,王昭不顧個人安危得失,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錯誤傾向。在一次各廳局級幹部參加的會議上,他根據調查研究得到的第一手材料,嚴肅指出農牧業生產中存在的問題,最後,他情不自禁地拍案而起,把帽子扔在桌子上,堅決地說:“為了剎住這種‘左傾’蠻幹、玩忽黨的政策之風,糾正違背客觀規律、不實事求是的錯誤做法,就是摘了我的烏紗帽,我也心甘情願!

接下來,他團結廣大幹部群眾,批判浮誇風、“共產風”和不從青海實際出發,搞以糧為綱,破壞草灘建設等“左”的錯誤,在黨內黨外逐漸統一了思想,分清了是非,使絕大多數幹部認識到“左”傾蠻幹,違反黨的方針政策,違背經濟規律,不實事求是,不因地制宜,給革命事業帶來的危害是不可估量的。

在統一思想的基礎上,王昭以極大的革命毅力和氣魄,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深入農牧區調查研究,紮紮實實地指導工作,明確提出“正確認識青海,積極改造青海”、“把架子放下來,把生產搞上去”等口號。

1961年5月下旬,他到州縣進行二十天的調查後向省委寫了一份報告,報告中提出“要改變公社體制,劃小生產隊,把公社、大隊變為行政領導機構,實行生產隊所有制,明確宣佈牲畜歸生產隊所有和經營,發展小集體經濟,十分必要。”把公社、大隊變為行政領導機構的實質是把公社作為原來的鄉,大隊作為行政村。

他根據當時黨中央和西部局在牧業方面的各項方針、政策,針對青海實際果斷地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的政策和措施。例如,關於牧業開荒問題,他主張因地制宜,不再搞“以開荒為綱”,從而保住了大片草原,使許多地方有了放牧之地;關於民族統戰問題,他主張要重視民族問題的複雜性、長期性,迅速把優秀民族幹部放到各級領導崗位上;在民族宗教方面,他堅持要根據群眾的正當宗教活動需要,每個縣開放一座或幾座寺院,照顧各種教派,做到一派一寺或一寺幾派;在發展畜牧業生產方面,他明確提出:社隊規模宜小不宜大,太大的要儘量劃小,政策要放寬,管理方法要多樣,要著重發展小集體經濟。可以實行包產到戶、包產到人。國營農牧場,凡是妨礙生產的,一律停辦。在平叛中沒收的牧民牲畜,要如數退賠。畜牧業破壞特別嚴重的地區,還可以允許組織互助組,或者單幹;在民族區域自治問題上,他明確提出:自治地方的黨委和同級自治政府,黨政工作必須分開,黨委決定的問題,應通過自治政府辦理,黨委不要取代自治政府應有的職權。

1961年和1962年,為了解決好青海人民吃飯問題,由他提議並經省委省政府研究後,在農業區實行“輕稅政策”,鼓勵農民墾種荒地,多種多收;在牧業區實行“以牧為主,多種經營”的政策,糾正了大量開荒、破壞草原等極“左”錯誤。

這些措施,使全省農牧業很快呈現出一片喜人景象。1962年,青海省農牧民基本有了口糧,到1965年,青海實現了糧食自給有餘。同年,全省畜牧業收入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

"王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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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先進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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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樣”是看得見的哲理。一個先進典型就是一面旗幟,一把標尺。為開展好“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青海省委主題教育領導小組辦公室,省委宣傳部重點選取王昭、尕布龍等17名先進典型事蹟,組織力量結集成了《思齊——青海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讀本》,供大家對照先進學精神、學品質、學方法。

王昭王昭王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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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昭

王昭(1917—1970),化名張名權、張若冰,河北省平山縣人,1932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任晉察冀四分區地委副書記,1941年1月任晉察冀邊區四分區地委書記暨第四軍分區副政委,1944年任冀晉區黨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冀晉軍區副政委,1945年任石家莊市委書記兼市長,1949年1月任64軍政委,1950年10月率64軍開赴抗美援朝戰場,1952年11月,任十九兵團政治部主任,1953年3月回國後先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後任副部長。1961年春任青海省委第二書記、省長。1970年遭“四人幫”迫害致死。1979年12月黨中央決定為他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王昭

先進事蹟

高風映三江 英名傳千秋

紀念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王昭同志

王昭同志,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1917年6月出生於河北省平山縣天井村一個農民家庭,1932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黨的地下工作,1936年後擔任中共平山縣委副書記、書記,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歷任晉察冀轄區北嶽區第四分區地委書記、冀晉區黨委副書記、晉察冀軍區第四縱隊政委、64軍政委等職,全國解放後,擔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十九兵團政治部主任,公安部副部長,青海省委第二書記、省長等職。在十年浩劫中,慘遭林彪反革命集團的迫害,1970年2月12日含冤逝世。王昭同志的一生,是廉潔奉公、無私奉獻,求真務實、心繫百姓,為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長期艱苦奮鬥的一生。雖然他離開我們已經44年了,但他為民務實清廉的優良作風,連同他的音容笑貌,一直留在人民的心裡,成為黨員幹部永遠的楷模。

王昭

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青海省委黨史研究室聯合編著的《王昭傳》和《王昭文集》

在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裡,由於工作需要,組織上配給王昭一匹馬。這匹馬,王昭平日讓給老鄉使用,戰時讓給傷病員騎,自己卻常常堅持步行;抗日戰爭初期添置的一床舊棉被補了又補,伴隨了他一生,成為“傳家寶”。

全國解放後,部隊生活條件有了一定改善,有的同志羨慕起了安逸的生活,王昭及時引導大家重溫毛澤東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告誡全黨的話,務必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還經常在軍委會上講話:“艱苦奮鬥是我軍克敵制勝的法寶,不貪圖享樂是革命的本色,不要亂花錢,不要搞花錢比賽。他帶頭在第64軍頂住花錢風;經他提議,軍裡研究決定把在戰爭年代積蓄的四百餘兩黃金全部交給國家,支援社會主義建設。

抗美援朝期間,他收到弟弟來信,說母親從老家到了石家莊。他立即給弟弟回信,要弟弟勸說母親,在石家莊住幾天就回老家,不要在城裡吃閒飯,不要離開勞動。要弟弟轉告母親,她的兒子不是“做官”,不是“新貴”,是共產黨員,是人民的勤務員。母親盛讚兒子的想法,高高興興回到農村,勤儉持家,直到他被迫害致死,母親也含恨告別人間。

1953年,他奉命從朝鮮回國,任公安部副部長,部裡為照顧他的生活,讓他住在一所樓房裡。不久,部裡調來了一位較他年長的副部長,他主動搬出樓房,把房子讓給這位老同志住,並主動要求住在公安部機關的一所普通平房裡,一住就是八年。他調往青海省委工作不久,就讓家屬搬出了公安部。

在公安部任職期間,得知父親病重,他經石家莊探望父親。石家莊的老同志要用小汽車送他回家,他婉言謝絕,還親自到汽車站買了車票,乘公共汽車回家。在青楊樹車站下車後,碰到了東柏坡的老貧農閻九林,閻九林一見他依然樸素的穿戴,依然堅持步行回家,情不自禁上前緊握著他的雙手說:“哎呀呀,小王,你當了副部長,成了高幹,還是一個小王啊!”他風趣地回答說:“我要不是‘小王’了,你不就得撇起嘴來,不叫我小王了!”閻九林直到臨終前還唸叨這件事,常跟人說:“王昭,高幹不‘高’!國家幹部要都這樣,就好了!

他來青海後,組織上給他配了一輛紅旗牌轎車,他問司機,紅旗車比其它車省油還是費油?當他聽說費油時,就說,目前我們國家的汽油這麼緊張,費油的汽車我不坐。在他的堅持下還是把紅旗車換掉了;按照規定,組織上給他配了一名廚師,他卻說,現在國家還有困難,不能為了個人方便和享受,給國家增加負擔。問他沒有廚師怎麼吃飯,他高興地拿出早已準備好的飯盒說,讓公務員每天到食堂給他打飯吃;在青海任職期間,他一直住在機關一所簡陋的小平房裡,並在那裡接待了很多來訪的幹部群眾。

1961年3月,青海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面臨嚴重困難。年輕有為的王昭肩負著黨中央的重託和青海各族人民的殷切希望,出任青海省委第二書記、省長。

王昭初到青海時,我正在省畜牧廳擔負領導工作。當時青海的畜牧業正面臨著一場大災難:由於“左”傾錯誤的影響,有的決策者違背實事求是的原則,主觀地提出“把牧業區早日建成全省主要農業基地”的錯誤口號,強令各地“以開荒為綱”,棄牧從農;在沒有充分基礎的情況下大辦、強辦人民公社;接著又讓牧民去開荒。隊隊開、社社開,有的地方無地可開,竟組織遠征隊,跨山越嶺,長途跋涉,到外縣去開荒。大規模的開荒,不僅破壞了大片草原,而且造成牲畜的大量死亡,畜牧業生產遭受巨大損失。為儘快扭轉這種局面,王昭不顧個人安危得失,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錯誤傾向。在一次各廳局級幹部參加的會議上,他根據調查研究得到的第一手材料,嚴肅指出農牧業生產中存在的問題,最後,他情不自禁地拍案而起,把帽子扔在桌子上,堅決地說:“為了剎住這種‘左傾’蠻幹、玩忽黨的政策之風,糾正違背客觀規律、不實事求是的錯誤做法,就是摘了我的烏紗帽,我也心甘情願!

接下來,他團結廣大幹部群眾,批判浮誇風、“共產風”和不從青海實際出發,搞以糧為綱,破壞草灘建設等“左”的錯誤,在黨內黨外逐漸統一了思想,分清了是非,使絕大多數幹部認識到“左”傾蠻幹,違反黨的方針政策,違背經濟規律,不實事求是,不因地制宜,給革命事業帶來的危害是不可估量的。

在統一思想的基礎上,王昭以極大的革命毅力和氣魄,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深入農牧區調查研究,紮紮實實地指導工作,明確提出“正確認識青海,積極改造青海”、“把架子放下來,把生產搞上去”等口號。

1961年5月下旬,他到州縣進行二十天的調查後向省委寫了一份報告,報告中提出“要改變公社體制,劃小生產隊,把公社、大隊變為行政領導機構,實行生產隊所有制,明確宣佈牲畜歸生產隊所有和經營,發展小集體經濟,十分必要。”把公社、大隊變為行政領導機構的實質是把公社作為原來的鄉,大隊作為行政村。

他根據當時黨中央和西部局在牧業方面的各項方針、政策,針對青海實際果斷地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的政策和措施。例如,關於牧業開荒問題,他主張因地制宜,不再搞“以開荒為綱”,從而保住了大片草原,使許多地方有了放牧之地;關於民族統戰問題,他主張要重視民族問題的複雜性、長期性,迅速把優秀民族幹部放到各級領導崗位上;在民族宗教方面,他堅持要根據群眾的正當宗教活動需要,每個縣開放一座或幾座寺院,照顧各種教派,做到一派一寺或一寺幾派;在發展畜牧業生產方面,他明確提出:社隊規模宜小不宜大,太大的要儘量劃小,政策要放寬,管理方法要多樣,要著重發展小集體經濟。可以實行包產到戶、包產到人。國營農牧場,凡是妨礙生產的,一律停辦。在平叛中沒收的牧民牲畜,要如數退賠。畜牧業破壞特別嚴重的地區,還可以允許組織互助組,或者單幹;在民族區域自治問題上,他明確提出:自治地方的黨委和同級自治政府,黨政工作必須分開,黨委決定的問題,應通過自治政府辦理,黨委不要取代自治政府應有的職權。

1961年和1962年,為了解決好青海人民吃飯問題,由他提議並經省委省政府研究後,在農業區實行“輕稅政策”,鼓勵農民墾種荒地,多種多收;在牧業區實行“以牧為主,多種經營”的政策,糾正了大量開荒、破壞草原等極“左”錯誤。

這些措施,使全省農牧業很快呈現出一片喜人景象。1962年,青海省農牧民基本有了口糧,到1965年,青海實現了糧食自給有餘。同年,全省畜牧業收入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

王昭

1964年,王昭(左一)等考察柴達木。

1963年,在農牧業基本得到恢復和初步發展後,王昭開始進一步規劃青海的發展遠景:將青海建成祖國的糧倉,提高畜牧業生產,開發利用祁連山、崑崙山、柴達木的礦藏資源,儘快修築青藏鐵路……他在一封給友人的信中寫道:“青山處處埋忠骨,不變青海誓不休!

建設青海,首先要正確認識青海。為此,他越荒原、走戈壁、攀雪山,足跡踏遍省內牧業區6大州和農業區11個縣、市,獲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

1965年夏天,王昭率領一個由機關幹部和農業、水利技術人員組成的清查工作組,帶著帳篷和簡單的炊具去柴達木勘探。從烏圖美仁到塔爾丁那一段路坎坷難行,汽車常常陷進泥沙裡,有時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路。他和大家一起用木板墊路,讓汽車憑藉木板一節一節向前移動。他還帶頭喊著號子在前邊拉車,不時鼓勵大家:“看,我們又攻克一個碉堡。”宿營時,他和大家一起拾柴、做飯,夜晚或住帳篷或乾脆就蜷曲在汽車裡。這一帶牛虻、蚊子多,叮得他滿臉疙瘩,但他苦中作樂,毫不退縮。

一路上,王昭與當地基層幹部、群眾交談,訪問水文、氣象、地質人員,勘查從崑崙山流下來的雪水,研究各個地段的地貌、土壤。和同志們邊走、邊看、邊商量,他說:“這裡可以修渠、打壩”,“那兒可以開路、打井”,“你們看,這裡建設一個幾萬人的農場沒問題!”看到一片怪柳,他說:“誰說柴達木是不毛之地?這裡就可以培育森林!”看到一片蘆葦,他說:“這些財富要很好地利用起來,可以開闢牧場,建立造紙廠。”

在行程六千里的調查研究過程中,王昭還視察了牧區的中心定居點和草原,視察了石油局、鉛鋅礦和石棉礦。每到一處,他都認真地聽取彙報、檢查工作、佈置任務,還與當地幹部群眾一起研究、制定完成任務的措施。他說:“下來就要解決問題,不解決問題我們下來幹什麼?

1965年《人民日報》報道了王昭深入調查研究的事蹟,並號召領導幹部都要下去調查研究,解決實際問題,中央領導同志在一次會議上表揚了王昭,稱王昭為領導幹部調查研究的模範,號召大家向他學習。青海省委對王昭的調查報告非常滿意,根據調查研究情況,初步制定了建設新青海的藍圖。

湟中縣平安公社上莊大隊,有個貧苦社員叫劉維金。解放十多年了生活仍然十分困難,而且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歧視。不用說上邊來的幹部從未沾過他的炕沿,就連村裡的幹部也不肯喝他一碗水。但是,1964年秋天,王昭走進了劉維金家那又黑、又潮的土屋,住在那伸不開腿的小土炕上,和劉維金一起吃那發酸的青稞饃,喝那能夠照出人影的雜麵糊糊。他和劉維金促膝談心,說到傷心處,淚花在他倆的眼眶裡打轉,貧下中農的辛酸深深地扣動著他的心。

在總寨公社,王昭住進了貧農唐永順家的牲口棚裡。唐家阿奶聽說他是省上來的幹部,趁他外出,把他的行李搬到兒子的炕上。他回來後,感到很不安,對老人說:“你們一家三代,住的不寬敞,我在哪裡住都一樣。”又把自己的行李搬回原處。那一夜,王昭的被頭上結了一層冰,兩隻腳到天明還是涼的。後來有人告訴唐家阿奶說,王昭是省長。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開始不相信,繼而感到驚奇,這個衣服打著補丁,搬石頭揀最大個的、推車賽過小夥子的“幹部老漢”怎麼會是省長?

王昭經常深入農村,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哪裡最艱苦,哪裡最困難,他就到哪裡去體察民情、瞭解情況、解決問題,用黨的溫暖去滋潤群眾的心田,農牧民說:“王省長是真正的共產黨,是千年不遇的王青天!

王昭用自己的行動,與青海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每當他要從一個地方離開的時候,村裡的人們都戀戀不捨。一位村長含著眼淚說:“你住在我們這裡,沒吃一碗白麵面片,真過意不去啊!”王昭回答道:“我們下來是為群眾辦事的。你們能住,我們也能住,你們能吃,我們也能吃,我們是一家人。

"王昭

青海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

學習先進典型

王昭

“榜樣”是看得見的哲理。一個先進典型就是一面旗幟,一把標尺。為開展好“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青海省委主題教育領導小組辦公室,省委宣傳部重點選取王昭、尕布龍等17名先進典型事蹟,組織力量結集成了《思齊——青海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讀本》,供大家對照先進學精神、學品質、學方法。

王昭王昭王昭

王昭

人物簡介

王昭

王昭(1917—1970),化名張名權、張若冰,河北省平山縣人,1932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任晉察冀四分區地委副書記,1941年1月任晉察冀邊區四分區地委書記暨第四軍分區副政委,1944年任冀晉區黨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冀晉軍區副政委,1945年任石家莊市委書記兼市長,1949年1月任64軍政委,1950年10月率64軍開赴抗美援朝戰場,1952年11月,任十九兵團政治部主任,1953年3月回國後先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後任副部長。1961年春任青海省委第二書記、省長。1970年遭“四人幫”迫害致死。1979年12月黨中央決定為他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王昭

先進事蹟

高風映三江 英名傳千秋

紀念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王昭同志

王昭同志,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1917年6月出生於河北省平山縣天井村一個農民家庭,1932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黨的地下工作,1936年後擔任中共平山縣委副書記、書記,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歷任晉察冀轄區北嶽區第四分區地委書記、冀晉區黨委副書記、晉察冀軍區第四縱隊政委、64軍政委等職,全國解放後,擔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十九兵團政治部主任,公安部副部長,青海省委第二書記、省長等職。在十年浩劫中,慘遭林彪反革命集團的迫害,1970年2月12日含冤逝世。王昭同志的一生,是廉潔奉公、無私奉獻,求真務實、心繫百姓,為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長期艱苦奮鬥的一生。雖然他離開我們已經44年了,但他為民務實清廉的優良作風,連同他的音容笑貌,一直留在人民的心裡,成為黨員幹部永遠的楷模。

王昭

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青海省委黨史研究室聯合編著的《王昭傳》和《王昭文集》

在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裡,由於工作需要,組織上配給王昭一匹馬。這匹馬,王昭平日讓給老鄉使用,戰時讓給傷病員騎,自己卻常常堅持步行;抗日戰爭初期添置的一床舊棉被補了又補,伴隨了他一生,成為“傳家寶”。

全國解放後,部隊生活條件有了一定改善,有的同志羨慕起了安逸的生活,王昭及時引導大家重溫毛澤東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告誡全黨的話,務必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還經常在軍委會上講話:“艱苦奮鬥是我軍克敵制勝的法寶,不貪圖享樂是革命的本色,不要亂花錢,不要搞花錢比賽。他帶頭在第64軍頂住花錢風;經他提議,軍裡研究決定把在戰爭年代積蓄的四百餘兩黃金全部交給國家,支援社會主義建設。

抗美援朝期間,他收到弟弟來信,說母親從老家到了石家莊。他立即給弟弟回信,要弟弟勸說母親,在石家莊住幾天就回老家,不要在城裡吃閒飯,不要離開勞動。要弟弟轉告母親,她的兒子不是“做官”,不是“新貴”,是共產黨員,是人民的勤務員。母親盛讚兒子的想法,高高興興回到農村,勤儉持家,直到他被迫害致死,母親也含恨告別人間。

1953年,他奉命從朝鮮回國,任公安部副部長,部裡為照顧他的生活,讓他住在一所樓房裡。不久,部裡調來了一位較他年長的副部長,他主動搬出樓房,把房子讓給這位老同志住,並主動要求住在公安部機關的一所普通平房裡,一住就是八年。他調往青海省委工作不久,就讓家屬搬出了公安部。

在公安部任職期間,得知父親病重,他經石家莊探望父親。石家莊的老同志要用小汽車送他回家,他婉言謝絕,還親自到汽車站買了車票,乘公共汽車回家。在青楊樹車站下車後,碰到了東柏坡的老貧農閻九林,閻九林一見他依然樸素的穿戴,依然堅持步行回家,情不自禁上前緊握著他的雙手說:“哎呀呀,小王,你當了副部長,成了高幹,還是一個小王啊!”他風趣地回答說:“我要不是‘小王’了,你不就得撇起嘴來,不叫我小王了!”閻九林直到臨終前還唸叨這件事,常跟人說:“王昭,高幹不‘高’!國家幹部要都這樣,就好了!

他來青海後,組織上給他配了一輛紅旗牌轎車,他問司機,紅旗車比其它車省油還是費油?當他聽說費油時,就說,目前我們國家的汽油這麼緊張,費油的汽車我不坐。在他的堅持下還是把紅旗車換掉了;按照規定,組織上給他配了一名廚師,他卻說,現在國家還有困難,不能為了個人方便和享受,給國家增加負擔。問他沒有廚師怎麼吃飯,他高興地拿出早已準備好的飯盒說,讓公務員每天到食堂給他打飯吃;在青海任職期間,他一直住在機關一所簡陋的小平房裡,並在那裡接待了很多來訪的幹部群眾。

1961年3月,青海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面臨嚴重困難。年輕有為的王昭肩負著黨中央的重託和青海各族人民的殷切希望,出任青海省委第二書記、省長。

王昭初到青海時,我正在省畜牧廳擔負領導工作。當時青海的畜牧業正面臨著一場大災難:由於“左”傾錯誤的影響,有的決策者違背實事求是的原則,主觀地提出“把牧業區早日建成全省主要農業基地”的錯誤口號,強令各地“以開荒為綱”,棄牧從農;在沒有充分基礎的情況下大辦、強辦人民公社;接著又讓牧民去開荒。隊隊開、社社開,有的地方無地可開,竟組織遠征隊,跨山越嶺,長途跋涉,到外縣去開荒。大規模的開荒,不僅破壞了大片草原,而且造成牲畜的大量死亡,畜牧業生產遭受巨大損失。為儘快扭轉這種局面,王昭不顧個人安危得失,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錯誤傾向。在一次各廳局級幹部參加的會議上,他根據調查研究得到的第一手材料,嚴肅指出農牧業生產中存在的問題,最後,他情不自禁地拍案而起,把帽子扔在桌子上,堅決地說:“為了剎住這種‘左傾’蠻幹、玩忽黨的政策之風,糾正違背客觀規律、不實事求是的錯誤做法,就是摘了我的烏紗帽,我也心甘情願!

接下來,他團結廣大幹部群眾,批判浮誇風、“共產風”和不從青海實際出發,搞以糧為綱,破壞草灘建設等“左”的錯誤,在黨內黨外逐漸統一了思想,分清了是非,使絕大多數幹部認識到“左”傾蠻幹,違反黨的方針政策,違背經濟規律,不實事求是,不因地制宜,給革命事業帶來的危害是不可估量的。

在統一思想的基礎上,王昭以極大的革命毅力和氣魄,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深入農牧區調查研究,紮紮實實地指導工作,明確提出“正確認識青海,積極改造青海”、“把架子放下來,把生產搞上去”等口號。

1961年5月下旬,他到州縣進行二十天的調查後向省委寫了一份報告,報告中提出“要改變公社體制,劃小生產隊,把公社、大隊變為行政領導機構,實行生產隊所有制,明確宣佈牲畜歸生產隊所有和經營,發展小集體經濟,十分必要。”把公社、大隊變為行政領導機構的實質是把公社作為原來的鄉,大隊作為行政村。

他根據當時黨中央和西部局在牧業方面的各項方針、政策,針對青海實際果斷地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的政策和措施。例如,關於牧業開荒問題,他主張因地制宜,不再搞“以開荒為綱”,從而保住了大片草原,使許多地方有了放牧之地;關於民族統戰問題,他主張要重視民族問題的複雜性、長期性,迅速把優秀民族幹部放到各級領導崗位上;在民族宗教方面,他堅持要根據群眾的正當宗教活動需要,每個縣開放一座或幾座寺院,照顧各種教派,做到一派一寺或一寺幾派;在發展畜牧業生產方面,他明確提出:社隊規模宜小不宜大,太大的要儘量劃小,政策要放寬,管理方法要多樣,要著重發展小集體經濟。可以實行包產到戶、包產到人。國營農牧場,凡是妨礙生產的,一律停辦。在平叛中沒收的牧民牲畜,要如數退賠。畜牧業破壞特別嚴重的地區,還可以允許組織互助組,或者單幹;在民族區域自治問題上,他明確提出:自治地方的黨委和同級自治政府,黨政工作必須分開,黨委決定的問題,應通過自治政府辦理,黨委不要取代自治政府應有的職權。

1961年和1962年,為了解決好青海人民吃飯問題,由他提議並經省委省政府研究後,在農業區實行“輕稅政策”,鼓勵農民墾種荒地,多種多收;在牧業區實行“以牧為主,多種經營”的政策,糾正了大量開荒、破壞草原等極“左”錯誤。

這些措施,使全省農牧業很快呈現出一片喜人景象。1962年,青海省農牧民基本有了口糧,到1965年,青海實現了糧食自給有餘。同年,全省畜牧業收入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

王昭

1964年,王昭(左一)等考察柴達木。

1963年,在農牧業基本得到恢復和初步發展後,王昭開始進一步規劃青海的發展遠景:將青海建成祖國的糧倉,提高畜牧業生產,開發利用祁連山、崑崙山、柴達木的礦藏資源,儘快修築青藏鐵路……他在一封給友人的信中寫道:“青山處處埋忠骨,不變青海誓不休!

建設青海,首先要正確認識青海。為此,他越荒原、走戈壁、攀雪山,足跡踏遍省內牧業區6大州和農業區11個縣、市,獲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

1965年夏天,王昭率領一個由機關幹部和農業、水利技術人員組成的清查工作組,帶著帳篷和簡單的炊具去柴達木勘探。從烏圖美仁到塔爾丁那一段路坎坷難行,汽車常常陷進泥沙裡,有時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路。他和大家一起用木板墊路,讓汽車憑藉木板一節一節向前移動。他還帶頭喊著號子在前邊拉車,不時鼓勵大家:“看,我們又攻克一個碉堡。”宿營時,他和大家一起拾柴、做飯,夜晚或住帳篷或乾脆就蜷曲在汽車裡。這一帶牛虻、蚊子多,叮得他滿臉疙瘩,但他苦中作樂,毫不退縮。

一路上,王昭與當地基層幹部、群眾交談,訪問水文、氣象、地質人員,勘查從崑崙山流下來的雪水,研究各個地段的地貌、土壤。和同志們邊走、邊看、邊商量,他說:“這裡可以修渠、打壩”,“那兒可以開路、打井”,“你們看,這裡建設一個幾萬人的農場沒問題!”看到一片怪柳,他說:“誰說柴達木是不毛之地?這裡就可以培育森林!”看到一片蘆葦,他說:“這些財富要很好地利用起來,可以開闢牧場,建立造紙廠。”

在行程六千里的調查研究過程中,王昭還視察了牧區的中心定居點和草原,視察了石油局、鉛鋅礦和石棉礦。每到一處,他都認真地聽取彙報、檢查工作、佈置任務,還與當地幹部群眾一起研究、制定完成任務的措施。他說:“下來就要解決問題,不解決問題我們下來幹什麼?

1965年《人民日報》報道了王昭深入調查研究的事蹟,並號召領導幹部都要下去調查研究,解決實際問題,中央領導同志在一次會議上表揚了王昭,稱王昭為領導幹部調查研究的模範,號召大家向他學習。青海省委對王昭的調查報告非常滿意,根據調查研究情況,初步制定了建設新青海的藍圖。

湟中縣平安公社上莊大隊,有個貧苦社員叫劉維金。解放十多年了生活仍然十分困難,而且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歧視。不用說上邊來的幹部從未沾過他的炕沿,就連村裡的幹部也不肯喝他一碗水。但是,1964年秋天,王昭走進了劉維金家那又黑、又潮的土屋,住在那伸不開腿的小土炕上,和劉維金一起吃那發酸的青稞饃,喝那能夠照出人影的雜麵糊糊。他和劉維金促膝談心,說到傷心處,淚花在他倆的眼眶裡打轉,貧下中農的辛酸深深地扣動著他的心。

在總寨公社,王昭住進了貧農唐永順家的牲口棚裡。唐家阿奶聽說他是省上來的幹部,趁他外出,把他的行李搬到兒子的炕上。他回來後,感到很不安,對老人說:“你們一家三代,住的不寬敞,我在哪裡住都一樣。”又把自己的行李搬回原處。那一夜,王昭的被頭上結了一層冰,兩隻腳到天明還是涼的。後來有人告訴唐家阿奶說,王昭是省長。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開始不相信,繼而感到驚奇,這個衣服打著補丁,搬石頭揀最大個的、推車賽過小夥子的“幹部老漢”怎麼會是省長?

王昭經常深入農村,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哪裡最艱苦,哪裡最困難,他就到哪裡去體察民情、瞭解情況、解決問題,用黨的溫暖去滋潤群眾的心田,農牧民說:“王省長是真正的共產黨,是千年不遇的王青天!

王昭用自己的行動,與青海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每當他要從一個地方離開的時候,村裡的人們都戀戀不捨。一位村長含著眼淚說:“你住在我們這裡,沒吃一碗白麵面片,真過意不去啊!”王昭回答道:“我們下來是為群眾辦事的。你們能住,我們也能住,你們能吃,我們也能吃,我們是一家人。

王昭

坐落在河北省英烈紀念館內的王昭同志塑像

心底無私天地寬。無私,才能無畏;無私,才能使人的品格高尚、偉大。而高尚偉大的品格,往往在危難之時才能真正體現出來。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運動初期,林彪一夥就蓄意要搞掉王昭,在同年7月和11月分別召開的西北局擴大會議和青海省委擴大會議上,有人就惡毒地散佈說:王昭是彭(彭真)、羅(羅瑞卿)的死黨,是彭、羅安插在西北和青海的黑釘子,聲言要把王昭打成“黑幫”。接著,有人在西寧街頭貼出了“打倒王昭”的大字報。

1966年初,我從省畜牧廳調到省人委擔任祕書長。九月間,大批外地“紅衛兵”串聯到西寧。他們“打炮”、“火燒”,揪鬥王昭,說他是青海最大的走資派,還夥同西寧地區的一些人,衝擊省委、省人委、省政府。機關已無法辦公,許多領導難以正常工作,面對這種情況,他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無所畏懼,堅持不懈地進行工作,及時召開緊急會議,採取各種形式,抵制衝擊機關、衝擊領導的行為。

針對這些情況,王昭明確指出,對“紅衛兵”運動,一要冷靜,堅持原則,決不能擴大武鬥事態;二要團結大多數,孤立極少數混跡於群眾和“紅衛兵”中的壞人;三要做好機關幹部工作,搞好本職工作;四要敢於抵制錯誤行為,堅決制止武鬥。

在這段時間裡,由於工作需要,我和王昭接觸比較多,很多事情都是由他直接給我佈置,他讓我積極工作,大膽負責,並且說,工作你來做,出了問題我擔著。為使省人委領導和整個機關有一個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環境,我除了在西寧賓館接待室向幹部、群眾傳達了王昭在省委會議上的講話精神,還組織有關同志撰寫了一些宣傳青海工作成就的文章,安排專人加強省人委的電話總機室和省領導的安全保衛工作。有一天來了一夥人,高喊口號,要強行闖入馬輔臣副省長的家。我聞訊後,立即帶領省人委辦公廳的部分幹部,趕到現場,宣傳政策,阻止這一非法行動。

在當時,為了保全自己,犧牲他人,出賣他人,甚至誣陷他人的人和事已屢見不鮮,而王昭卻光明磊落、無私無畏,事事處處為別人著想,為下級承擔責任。他的這種高尚品格,這種博大胸懷,這種英雄氣概,使在場的許多幹部為之動容,也給大家留下了永遠難忘的記憶。在王昭同志的感召下,許多領導同志敢於講真心話,敢於抵制錯誤行為。即便在“四人幫”最為猖狂的時候,也沒有向錯誤行為低過頭。

王昭同志,青海各族人民永遠銘記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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