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煥守關寧，毛文龍屯東江，一個“守為正著”，一個“攻為奇著”，在遼東戰場上本該合作無間。但毛文龍最終被袁崇煥所殺，不能不說是毛文龍的悲劇，也是明朝的悲劇。
袁崇煥和毛文龍之間的矛盾，最早始自寧遠大捷以後。天啟六年（1626）正月下旬，努爾哈赤率軍6萬攻寧遠。袁崇煥率部死守寧遠，與後金軍相持三晝夜。最終，明軍斬首二百餘級，努爾哈赤主動退卻。憑藉此戰，袁崇煥的影響力大幅提高。同年二月，攜戰勝後金之威信，袁崇煥迫不及待地向朝廷提出西移東江鎮的計劃。五月，袁崇煥升任遼東巡撫，又進一步向朝廷闡述了移鎮的原因和方法，認為毛文龍移鎮遼西沿海後“水可泛棹三岔，陸可揚鞭四衛，朝廷折片紙呼之跂可得也”，遠比在東江得力。
可是，毛文龍卻並不認同袁崇煥的主張。他在給天啟帝的奏疏中如是寫道：“兵事首論人心，次論地勢。以人心論：寧遠遼兵少，西兵多；東江則海外孤懸，無可退避，盡用命之人心。以地勢論：寧遠至遼陽，俱系寬平坦途，無險要含藏，難以出奇攻襲；東江則山險可以設疑，出奇可以制勝。接濟雖難，戰守則得，進剿恢復，終是東江事半功倍也。”天啟帝看罷毛文龍的奏疏後深表贊同，乃公開降旨道：“疏說地勢人心極明，不必移駐。”正式駁回袁崇煥的“移鎮”主張。
經由天啟皇帝的裁決，袁、毛二人在移鎮問題上的爭論似乎分出了勝負，但二人各自秉持的戰略思想卻並沒有互相包容，反而引發了嚴重的戰略災難。
天啟六年（1626）八月，努爾哈赤病逝。袁崇煥派使者三十餘人前往後金處弔喪，順便和新國主皇太極商討和談事宜。袁崇煥提出和談，是企圖利用和平的空隙增修錦州、中左、大凌等地的防禦工事，擴展寧錦防線。皇太極答應和談，卻是想趁西部和平之機，解決朝鮮和毛文龍這兩個後顧之憂。
天啟七年（1627）正月，後金軍大舉侵朝。朝鮮大敗，被迫和後金締結為兄弟之國。與此同時，毛文龍也遭到後金軍數萬部隊的圍攻，士兵傷亡慘重，丟失了許多據點。袁崇煥聞訊，遲緩地派了一點增援部隊，半路上聽聞戰事結束便全數撤回寧遠。
從天啟七年的戰況來看，袁崇煥提議毛文龍移鎮並非沒有道理。因為袁崇煥使用的是堡壘推進戰術，其部隊不僅沒有野戰能力，更無法像東江鎮那樣利用地形奇襲騷擾。一旦後金把注意力放在東江鎮身上，兩個戰場遠隔大海，指揮協同存在問題，毛文龍根本不能指望關寧軍施以牽制。原來毛部駐師鐵山，經過朝鮮境內可以襲擊鎮江，確能起到一定的騷擾作用，但是皇太極攻下朝鮮之後，鐵山之路斷絕，毛部一登陸就被後金擊潰，而且入冬冰封之後還要防備後金攻島之患，戰略價值大大降低。所以按照孫承宗、茅元儀、袁崇煥等人看法，東江兵移鎮蓋州左右夾攻才是出路。這是明初收復遼東的故智，當時馬雲、葉旺先據蓋州，明軍主力由馮勝率領渡三岔河，一舉掃平納哈出勢力。
事實上，自從天啟七年以後，東江鎮的生存環境日趨惡化，毛文龍本人的立場也開始搖擺不定。
崇禎元年（1628）三月，毛文龍把後金使者闊科捆至京師，當作“禮物”送給了朝廷。明廷通過對闊科的審訊，問出了一個驚天祕密——毛文龍竟然在偷偷和皇太極商討投降事宜。科道官員聞訊紛紛彈劾毛文龍叛變。毛只好在四、五兩月接連曝光了他與皇太極的來往信件，辯稱自己是為了誘捕後金高官而使用的計謀。
原來，崇禎元年三月十三日，後金方面派來一批使節與毛文龍談判。其中有個馬通事，赴皮島途中遇上六七個逃民。馬通事射死一人，斬殺一人，餘下的逃民躲入山中方才得脫。馬通事抵達皮島次日，又在島上撞見了他們。逃民們認出馬通事，憤怒地將他押解到毛文龍的府衙。毛文龍見狀反而趕跑逃民，放走了馬通事。剛好戶部運餉的官員黃中色也在島上，逃民們又跑去黃中色處告狀，致使馬通事再次被擒。由於馬通事嫉妒正使闊科，遂把後金來使的事情全供了出去。毛文龍知道後捆了闊科，將之送往京城獻俘。
關於毛文龍是否真有投降後金之意，史學界歷來爭論不休。但在崇禎元年這個節骨眼上，毛文龍鬧出通款後金的醜聞卻不能不引起明廷上下的警覺。因為自天啟七年至崇禎元年，東江鎮因為糧餉不足，發生了嚴重的饑荒，餓死軍民以萬計。本應從海路運往東江的糧餉，被運餉官吏大量剋扣。毛文龍屢屢上疏求餉，甚至達到對崇禎出言不遜的地步。崇禎元年八月，毛文龍以遇逆風為名，突然至登州上岸，續到諸船遊弋於登萊洋麵，還砸了於自己有怨的登萊總兵楊國棟的功德碑，“擅離信地”，脫離朝廷控制的藩鎮化表徵明顯。從邏輯上講，此時的毛文龍擁有充分的動機投降皇太極。只不過皇太極要毛文龍登陸投降，而毛文龍意在分庭抗禮：“無論爾取山海關，我取山東，若從兩面來攻，則大事即可定矣。我不分爾所得，我亦不歸爾管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袁崇煥在同年四月份就已經獲得兵部尚書的加銜，不可能對此事一無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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