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編輯的《麥積山石窟舊影》由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出版。
1941年農曆四月初八，馮國瑞先生以個人身份考察了麥積山石窟，隨後寫下了煌煌《麥積山石窟志》石印發行，掀開了麥積山石窟勘察、保護、研究等工作的時代性序幕。
1943年，王子云先生帶領的西北文物藝術勘察團對麥積山石窟進行了簡略的考察，1952年和1953年，由常書鴻先生帶領的西北勘察團和吳作人先生帶領的中央勘察團分別對麥積山石窟進行了詳盡的勘察。
馮國瑞繪麥積山石窟全景（1952年11月）
早期的考察，組成人員均是以美術工作者為主，注重從美術史的角度對石窟造像和壁畫進行考察。所以當時的勘察工作除了攝影手段外，臨摹也是必不可少的手段，這樣也就在勘察的過程中積累了一批攝影和臨摹資料，對了解麥積山石窟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保存狀況以及加固工程前的原始信息等都有重要的價值。
麥積山石窟成為世界文化遺產，是無數前輩工作者歷經艱辛、艱難跋涉、不畏險阻、砥礪前行的結果。為了讓後來者記住前輩走過的道路和付出的艱辛，開始編輯出版《麥積山石窟文物工作七十年》，各方收集資料信息，在這個過程中，從敦煌研究院、中央美院、國家博物館等單位收集到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西北勘察團和中央勘察團勘察麥積山石窟的攝影和臨摹品的資料，使我們對早期勘察工作的理解更進一步清晰和豐滿起來。
王子云1943年拍攝麥積山（摘自王子云《中國雕塑藝術史》）
編輯這樣一本書
主要從以下幾個角度考慮
一、凝結和提煉“麥積精神”
上世紀四十和五十年代初的多次勘察，無論是個人性質的考察還是有組織的科學考察，都是在很艱苦的環境中進行，交通不便，從城區到麥積山需要步行或乘騾馬兩天時間才能到達。住宿只能是在極為簡陋的寺廟裡，給養也十分困難，同時，山體棧道破敗，甚至是完全坍塌無法登臨，具有很大的危險性。但是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中，前輩們不畏艱辛，忍寒風、蹬舊棧、攀危巖，在很短的時間內積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沒有一種堅韌不拔的精神和毅力是不可能完成這樣工作的。
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麥積山石窟管理逐步提升，辦公環境、工作條件也是日益改善。但正是在這種環境下，我們卻面臨著精神懈怠和不思進取的危險，沉湎於舒適安逸的工作環境，缺乏積極進取、勇於創新的精神狀態，特別在是新時期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沒有經過艱苦歲月的磨練，有著更多的享樂思想。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以前輩工作者在艱苦環境下凝結的精神激勵和鼓舞后來者，並讓這種精神傳承下去是十分必要的。可以使廣大職工、特別是青年職工能感受到上世紀麥積山石窟工作條件之艱苦以及前輩工作之不易，從而激發出積極向上、努力奮發的工作情懷。
王子云1953年繪麥積山石窟全景（摘自王子云《西北寫生選》）
二、文物保護和石窟考古工作深度發展的需要
上世紀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為了保護麥積山石窟的崖體，採用“噴錨粘託”的施工工藝對整個崖體進行了噴護。雖然這種工藝在整體上保持了山體的外貌，是一種很成功的石窟加固方法。但是從局部來看，大面積的混凝土噴護對山體表面的一些遺蹟等都進行了遮蓋，使我們無法看到一些更具體的考古信息。
常書鴻(左三)與天水甘泉區政府人員合影
可喜的是，早期的一些老照片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當時山體面貌，根據照片反映出的崖面信息也就可推定出考古研究的一些信息。
在麥積山石窟加工工程之後，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就將塑像的修復工作作為日常工作來抓，逐年堅持修復。但是限於工作條件、攝影設備以及工作理念的制約，在上世紀的修復工作中，對現場的記錄工作、特別是塑像原始狀態的照片都比較疏忽，這些工作記錄在當時的情況下都顯得不是很重要。而隨著修復工作的深入發展，無論是從保護角度還是從考古的角度，塑像的原始狀態如同考古痕跡一樣，都顯得非常重要，能為我們提供重要的歷史信息價值。而這些老照片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洞窟文物的面貌，對修復信息、考古遺蹟等都是一種補充。
第133窟門口佛與弟子（宋）
總之，《麥積山石窟舊影》的出版，不僅僅是對舊資料的一種整理，更重要的是一種精神的繼承，前輩工作者在艱苦歲月默默堅守，傾力奉獻，用實際行動踐行著“堅守深山，責任擔當”的歷史使命，我們必須將這種精神傳承下去，同時，新時代又賦予我們“恪守使命，勇於挑戰”的精神，這種“堅守深山，責任擔當。恪守使命，勇於挑戰”的“麥積精神”必將在以後的事業發展中煥發出無窮的力量，推動麥積山石窟“保護、研究、弘揚”工作的快速發展。
1953年由文化部組織的麥積山石窟藝術勘察團成員和警衛人員留影
（文：董廣強）
（來源：麥積山石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