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中國人是最怕旅行的一個民族。鬧饑荒的時候都不肯輕易逃荒，寧願在家鄉吃青草啃樹皮吞觀音土，生怕離鄉背井之後，在旅行中流為餓莩，失掉最後的權益——壽終正寢。
至於席豐履厚的人更不願輕舉妄動，牆上掛一張圖畫，看看就可以當“臥遊”，所謂“一動不如一靜”。說穿了“太陽下沒有新鮮事物”。號稱山川形勝，還不是幾堆石頭一汪子水？
我記得做小學生的時候，郊外踏青，是一樁心跳的事，多早就籌備，起個大早，排成隊伍，擎著校旗，鼓樂前導，事後下星期還得作一篇《遠足記》，才算功德圓滿。
旅行一次是如此的莊嚴！
我的外祖母，一生住在杭州城內，八十多歲，沒有逛過一次西湖，最後總算去了一次，但是自己不能行走，抬到了西湖，就沒有再回來——葬在湖邊山上。
古人云：“一生能著幾雨屐？”這是勸人及時行樂，莫怕多費幾雙鞋。但是旅行果然是一樁樂事嗎？其中是否含著有多少苦惱的成分呢？
出門要帶行李，那一個幾十斤重的五花大綁的鋪蓋捲兒便是旅行者的第一道難關。
要捆得緊，要捆得俏，要四四方方，要見稜見角，與稀鬆露餡的大包袱要迥異其趣，這已經就不是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人所能勝任的了。關卡上偏有好奇人要打開看看，看完之後便很難得再復原。“乘興而來，興盡而返。”
很多人在打完鋪蓋捲兒之後就覺得遊興已盡了。
在某些國度裡，旅行是不需要攜帶鋪蓋的，好像凡是有床的地方就有被褥，有被褥的地方就有隨時洗換的被單——旅客可以無牽無掛，不必像蝸牛似地頂著安身的傢伙走路。
攜帶鋪蓋究竟還容易辦得到，但是沒聽說過帶著床旅行的，天下的床很少沒有臭蟲設備的。
我很懷疑一個人於整夜輸血之後，第二天還有多少精神遊山逛水。
我有一個朋友發明了一種服裝，按著他的頭軀四肢的尺寸做了一件天衣無縫的睡衣，人鑽在睡衣裡面，只留眼前兩個窟窿，和外界完全隔絕——只是那樣子有些像是KKK，夜晚出來曾經幾乎嚇死一個人！
原始的交通工具，並不足為旅客之苦。我覺得“滑竿”“架子車”都比飛機有趣。
“御風而行，冷然善也，”那是神仙生涯。在塵世旅行，還是以腳能著地為原則。
我們要看朵朵的白雲，但並不想在雲隙裡鑽出鑽進；我們要“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但並不想把世界縮小成假山石一般玩物似的來欣賞。
我惋惜米爾頓所稱述的中土有“掛帆之車”尚不曾坐過。交通工具之原始不是病，病在於舟車之不易得，車伕舟子之不易纏，“衣帽自看”固不待言，還要提防青紗帳起。劉伶“死便埋我”，也不是準備橫死。
旅行雖然夾雜著苦惱，究竟有很大的樂趣在。旅行是一種逃避——逃避人間的醜惡。“大隱藏人海”，我們不是大隱，在人海里藏不住。豈但人海里安不得身？在家園也不容易遁跡。
成年地圈在四合房裡，不必仰屋就要興嘆；成年地看著家裡的那一張臉，不必牛衣也要對泣。
家裡面所能看見的那一塊青天，只有那麼一大塊。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清風明月，在家裡都不能充分享用，要放風箏需要舉著竹竿爬上房脊，要看日升月落需要左右鄰居沒有遮攔。
走在街上，熙熙攘攘，磕頭碰腦的不是人面獸，就是可憐蟲。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雖無勇氣披髮入山，至少為什麼不帶著一把牙刷捆起鋪蓋出去旅行幾天呢？
在旅行中，少不了風吹雨打，然後倦飛知還，覺得“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這樣便可以把那不可容忍的家變成為暫時可以容忍的了。
下次忍耐不住的時候，再出去旅行一次。如此地折騰幾回，這一生也就差不多了。
旅行中沒有不感覺枯寂的，枯寂也是一種趣味。
哈茲利特（Hazlitt）主張在旅行時不要伴侶，因為：“如果你說路那邊的一片豆田有股香味，你的伴侶也許聞不見。如果你指著遠處的一件東西，你的伴侶也許是近視的，還得戴上眼鏡看。”一個不合意的伴侶當然是累贅。
但是人是個奇怪的動物，人太多了嫌鬧，沒人陪著嫌悶。耳邊嘈雜怕吵，整天咕嘟著嘴又怕口臭。旅行是享受清福的時候，但是也還想拉上個伴。只有神仙和野獸才受得住孤獨。
在社會裡我們覺得面目可憎語言無味的人居多，避之唯恐或晚，在大自然裡又覺得人與人之間是親切的。
到美國落磯山上旅行過的人告訴我，在山上若是遇見另一個旅客，不分男女老幼，一律脫帽招呼，寒暄一兩句。還是很有意味的一個習慣。大概只有在曠野裡我們才容易感覺到人與人是屬於一門一類的動物，平常我們太注意人與人的差別了。
真正理想的伴侶是不易得的，客廳裡的好朋友不見得即是旅行的好伴侶，理想的伴侶須具備許多條件：
不能太髒，如嵇叔夜“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太悶癢不能沐”；
也不能有潔癖，什麼東西都要用火酒揩；不能如泥塑木雕，如死魚之不張嘴；
也不能終日喋喋不休，整夜鼾聲不已；不能油頭滑腦；也不能蠢頭呆腦。
要有說有笑，有動有靜，靜時能一聲不響地陪著你看行雲，聽夜雨，動時能在草地上打滾像一條活魚！這樣的伴侶哪裡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