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文學作品來解讀歷史故事，來點有趣有料的解讀，近來找到很多關於這方面的資料，令我眼前一亮的竟然是日本學者宮崎市定寫的《宮崎市定說水滸——虛構的好漢與掩藏的歷史》。

從國人的角度讀來更有意思。

外國人熱衷於從水滸中瞭解中國歷史

我們知道，近代以來日本一直想要謀求對中國的侵略，日本也一直秉承“欲亡其國，必先滅其史”從而更加關注對中國歷史的研究，然後再進行否定，在這樣的文化需求推動下，很多日本學者千方百計的想要了解中國的歷史。

宮崎市定在書中也坦誠，“想要了解當今的中國，《水滸傳》是必讀的書目。”可見日本研究的水滸並不是真正的水滸，而是透過水滸瞭解中國的歷史。

雖然日本人對中國文化的解讀初衷就是不太好的，但是這種模式，縱橫還是很認同的，《水滸傳》不等同於一般的虛構文學作品，雖然是演義的形式，但是卻包含了很多史實的成分，在成書的過程中不但真實的記錄了歷史，還有很多民間流傳的故事等內容。

將《水滸傳》評價為中國古代社會生活的一部百科全書是毫不為過的。

本文繼續按照這個邏輯解讀水滸中一個比較有意思的內容，就是魯智深在打死鎮關西后，官府賞錢一千貫通緝他，然而他在五臺山出了家官府就不再捉拿他，反而後來可以到東京大相國寺的菜園子找份差事，平時也敢在街區跟林沖吃酒，彷彿那個殺人的並不是魯智深，而是另外一個人，這就要說到古代的度牒制度了，在出家之前你是魯達，在出家之後有了度牒，你就是魯智深了。

魯達打死鎮關西后出家的前因後果

要說水滸中最仗義的好漢就是魯智深魯達了，魯達很愛管閒事，因此在喝酒的時候聽到金翠蓮被鎮關西欺壓的事情立馬要出來幫忙，不但籌集銀子讓金翠蓮跑路，還要前去教訓鎮關西一頓，結果魯達失手三拳打死了鎮關西。

打死人後，魯達就開始了逃亡的生涯，關於魯達出逃後有多狼狽，書中寫道：“飢不擇食，寒不擇衣，慌不擇路，貧不擇妻。”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狀況呢？就是因為為了限制人口流動，鼓勵農耕，中國古代實行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不允許老百姓任意流通，出門在外的人都有官府憑證一類的東西，劉唐不過是在破廟裡面光膀子睡一覺，差點就被雷橫逮到衙門裡去了。

魯達有人命在身，各處都有通緝令，所以不敢投店，不敢走人多的地方，因此才有了這副淒涼景象。

幸虧魯達遇到了金老，才讓魯達吃上了飯，然而當時官府抓的很緊，即使有在當地十分有影響力的趙員外袒護，也難逃官府的搜查，無奈之下，趙員外想出了一個計策：“教提轄萬無一 失，足可安身避難；只怕提轄不肯。”原來這個計策就是，讓魯智深出家當和尚。

趙員外說：“五臺山上有一個文殊院，原是文殊菩薩道場······我祖上曾舍錢在寺裡，是本寺的施主檀越。我曾許下剃度一僧在寺裡，已買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只不曾有個心腹之人了條願心。如是提轄肯時，一應費用都是趙某備辦。委實肯落髮做和尚麼？”

於是魯達就剃髮為僧，賜名智深。有了後面魯智深大鬧五臺山，最後被安排到東京大相國寺看菜園子，如此云云。

想要出家為僧必須有度牒的僧人管理制度

在古代時期很長一段時期對老百姓出家為僧的要求是極為嚴格的，因為僧尼 “不貫人籍” 在政治和經濟上都享有很多特權，這一點在《水滸傳》中也有很多描寫，魯智深在五臺山下山喝酒的時候，他們都不賣給和尚，就是因為他們種的地，開的鋪子都是寺院的，這種經濟被稱為寺院經濟，寺院通過 “規免租役” 可以獲得大量的土地和勞動力。

這自然對封建政權的賦稅產生了衝擊，尤其是老百姓出家後，更是直接減少了勞動力，在宋代之前，是嚴格限制老百姓出家的，其方法就是直接控制僧尼的總體數量，將出家僧尼的資格收歸到政府，具體來說，一方面是官府確定老百姓出家的資格，經過官府允許才能出家，另一方面是編造僧籍，以加強對僧尼的管理。

度牒制度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產生的，實際上也是戶籍管理在以僧尼為對象的一種外延，雖然不屬於戶籍管理，但也是政府管理僧尼的一種重要的工具，是封建政權向入冊僧道頒發的資證。

度牒記載僧尼的俗名、原籍、年齡、所屬寺院等相關信息, 用以確證本人身份。

沒有這個資證，你這個僧人就不是合法的。

在水滸中，趙員外說：“曾許剃一僧在上剎，度牒詞簿都已有了，到今不曾剃得。”也就是已經有了度牒，但還沒有出家，屬於先把位置佔了再說。

宋政府對度碟頒出控制嚴格，設多重機構控制度碟的印刷頒給，即以尚書祠部掌諸州僧、尼、道士、女冠、童行籍帳，頒給度碟。

試經度僧，在宋代出家為僧到底是有多難？

實際上，想要在古代出家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魯智深如果不是趙員外安排，想要出家根本是不可能的。

前文已經說到，歷朝歷代的政府對老百姓出家管理的都極其嚴格，正常老百姓想要出家為僧，首先需要通過考試，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就曾作出規定 “ 天下應系二年所供帳有名者，並設剃度，僧尼自今須讀經及三百紙，差官考試，所業精熟，方許系帳。”

從這個規定可以看出，想要出家申請剃度，必須有在寺院兩年修行的經歷，意思就是說，沒有這個兩年你想剃度連資格都沒有。

在有了資格後，還要求“須讀經及三百紙，差官考試”，考試通過後，才能夠剃度出家，古代字跟現在大小不一樣，現在要是能熟讀16開，宋體小四字的都十分不容易，根據相關資料推測，宋代的三百頁也有十多萬字。

可見，在宋代出家為僧的資格考試也是十分困難的，最主要的這不是按照及格率來剃度，而是按照考試的比例定名額。

宋代是中國古代科舉制的成熟期，各種考試自然也要求嚴格，想要在考試中作弊也是十分苦難的，宋代官府規定，如果測試不嚴格，剃度的是文盲，經盲是要追究刑事責任的。

魯智深出家實際上是度僧中的特恩度僧

以魯智深的文化水平，別說是讓他熟讀三百頁經書了，就是三頁他也看不下去，而他依然能夠度僧，並且是文殊院的主持給魯智深剃度的，長老拿著空頭度牒而說偈曰：“靈光一點，價值千金；佛法廣大，賜名智深。”長老賜名已罷，把度牒轉將下來。 寺廟的書記僧填寫了度牒，交給了魯智深。

魯智深出家的方式與上文說到的就不一樣了，度僧在宋代時期主要有三種方式，包括試經度僧、特恩度僧、進納度僧。

試經度僧就是前文說的考試那種，而對於魯智深的這種就是特恩度僧，不用通過考試就可以得到度牒的，本小節主要講特恩度僧，下一小節再將進納度僧。

特恩度僧顧名思義就是特別的恩典，逢國家大慶, 如皇帝、公主、貴妃、太子等生日以及皇后、公主出家者, 皆特賜度牒。大中祥符二年( 1009年)，為祝賀吳國長公主受戒出家，宋朝曾特詔“ 普度天下僧尼、道士”。

宋真宗泰山封禪的時候也下詔對陪祭的僧人予以特恩，許每人度弟子一人。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幾種方式，其中對功德寺、墳寺的特許剃度就是比較重要的一種。

也就是上層人士創建功德寺後，必然會有一些剃度名額， 景德四年( 1007)，真宗詔令西京永昌禪院( 皇家陵寺)今後每年許剃度行者5人。

很明顯，魯智深就屬於後者，趙員外家給文殊院施捨了很多錢，也就是寺院的金主，因此才給了趙員外這個名額，等到魯智深在寺院犯了事，寺院也多看在趙員外的面子上得過且過。

進納度僧，使得度牒氾濫，僧尼素質下降

不論是試經度僧還是特恩度僧，在一定程度上都能夠保證僧尼的綜合素質，在這樣的前提下，宋代前期僧人的綜合素質很高，也產生了很多佛法高僧，然而從宋代中期宋神宗開始，將剃度出家變成一種特殊的商業行為，政府公開出售度牒。

只要你有錢就可以買到僧尼的度牒，從“ 賣度牒以資國用”後，度牒就不再是限制出家的功能，而只是單純的類似戶籍的證明文件。

這種情況在《水滸》中也有展示，在第四十四回中，裴如海和潘巧雲私通的時候，裴如海為了找人早晨叫他起床，找一個報曉的頭陀，並且許諾他：“我早晚出些錢，貼買道度牒剃你為僧。”

由此可見，在宋代後期，進納度僧已經成為很普遍的現象，唯一差的就是錢了。

北宋時期的度牒每道價格在一二百貫之間，宋朝時期一千個錢叫“一貫”也是一兩銀子，想想魯智深殺人通緝不過一千貫，出家竟然就要這麼多。

在這樣的情況下，宋代後期的僧尼隊伍迅速氾濫，當然這種氾濫並非是數量上的泛濫，而是質量上的急劇下降。

這種情況就導致，出家的很多都是假僧人，在魯智深離開文殊院前去東京大相國寺的時候，就遇到了一個“瓦官之寺”，裡面的賊和尚和賊道人就把寺廟給佔了。

在水滸中，這樣的寺廟多的是，往往寺廟就等同於賊窩。

宋代官府，一方面通過特恩制度給權貴階層一些剃度的名額，另一方面更是將其商品化，進行售賣，也嚴重破壞了度牒制度的初衷。

使得度牒不再是僧人的憑證，反倒是殺人團伙為了躲避官府的保命符，只要殺了人，買一道度牒就可以像武松一樣改頭換面，重新來過了。

儘管宋代官府後來想要加強對度牒的管理，要求雲遊僧到寺廟的時候要有六驗方能留宿， “ 一度碟、二公據、三戒碟、四免丁、五帳尾、六假狀”，當然我們也能夠看到在具體實行當中必然不能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