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陸 茹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在革命作為時代主題的20世紀二三十年代，我們黨十分重視國統區文藝戰線上的鬥爭。為了組建一個在黨領導下的愛國作家團體，使作家們團結起來，以文藝這個武器反對蔣介石反動政府，徵得魯迅同意後，1929年中國共產黨文藝委員會決定，以魯迅為領袖，以左翼作家和圍繞在魯迅周圍的青年作家為核心，組建一個革命文學團體，即“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
魯迅和周揚都是20世紀30年代初“左聯”的創建人，魯迅為“左聯”的成長傾注了大量的心血。那時，我黨由於鬥爭經驗不足，在領導“左聯”的鬥爭中做出了一些錯誤的決定，導致了青年作家的被捕或犧牲，致使“左聯”的力量遭受了嚴重挫折。面對這種情況，魯迅除了提出中肯批評之外，還為“左聯”提供了很多經濟上的援助。
“左聯”的最高權力由黨團書記掌握，魯迅作為“精神領袖”而存在，並無實權。1933年5月，周揚接任了“左聯”黨團書記。雖然“左聯”成立僅一年多，並處在國民黨當局的高壓之下，卻卓有成就。自此，魯迅與周揚有了較多的合作機會，其矛盾也由此逐漸產生和展開。
《漢奸的供狀》及“左聯”的內部鬥爭
1932年11月，周揚主編《文學月報》，浙江寧波人邱九如以“芸生”筆名創作了長詩《漢奸的供狀》，在《文學月報》第4期上發表。為了諷刺“自由人”胡秋原和“第三種人”蘇汶，芸生在詩中使用了大量侮辱、恐嚇甚至下流的語言，比如“×你的媽，當心，你的腦袋一下就會變做剖開的西瓜”，魯迅看後認為有批評的必要，便以致《文學月報》編輯周揚一封信的形式，即著名的《恐嚇和侮辱絕不是戰鬥》，指出“現在有些作品，往往並非必要，而偏要在對話裡寫上許多罵語去，好像以為非此便不是無產者作品似的。……至於罵一句爹孃，揚長而去，還自以為勝利，那簡直是‘阿Q’的戰法了……戰鬥的作者應該注重於‘論爭’。……使敵人因此受傷或致死，而自己並無卑劣的行為，觀者也不以為汙穢，這才是戰鬥的作者的本領。”表達了魯迅對《文學月報》類似文風和導向的批判，其目的是確保“左聯”鬥爭的正確方式，使其既擁有充沛的戰鬥力，又具有端正的文風。作為主編的周揚，魯迅的信於他而言是一種批評和期望。
這封信被周揚發表在1932年12月15日《文學月刊》第1卷第5、6期的合刊裡，隨後，周揚以貌似緘默的方式向魯迅的意見提出挑戰，把魯迅推上了矛盾和論爭的焦點上。1933年2月3日“左聯”的刊物《現代文化》就出現了公開反駁魯迅的文章，即《對魯迅先生的〈恐嚇和侮辱絕不是戰鬥〉有言》，諷刺魯迅“帶有濃厚的右傾機會主義色彩”，“無形中已對敵人陪笑臉三鞠躬”。1934年《大晚報》指責魯迅的雜文《倒提》有“買辦意識”。這使魯迅感到“左聯”內部的複雜性，有人存心與他暗中為敵。1935年魯迅對蕭軍和蕭紅說：“敵人不足懼，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軍中的從背後來的暗箭；受傷之後，同一營壘中的快意的笑臉。”1935年魯迅在給學生蕭軍的信中寫道：“那個雜誌（即《文學月報》）的文章難作得很，我先前也曾從公意作過文章，但同道中人，卻用假名夾雜著真名，印出公開信來罵我……我真好像見鬼，怕了。”此信中的“同道中人”暗指“左聯”的黨團領導周揚等人。魯迅在《答〈戲〉週刊編者》一文中還寫道：“倘若有同一營壘中人，化了裝從背後給我一刀，則我對他們的憎惡和鄙視，是明顯在敵人之上的。”由此可見周揚勢力對魯迅的內部鬥爭，也可以看到魯迅所承受的壓力和隱忍的心情。
當時“左聯”的內部刊物《文學生活》，每期都要寄給魯迅、茅盾等領導人。但其中有一期未寄，魯迅找來這期刊物，發現其內容是總結1934年全年工作的報告，其中對“左聯”工作中的缺點提得很尖銳，作為領導人的魯迅卻一無所知。1935年1月26日，他在致曹靖華的信中表示不滿：“這裡的朋友的行為，我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出過一種刊物，將去年為止的事情，聽說批評的一文不值，但又祕密起來，不寄給我看。”1935年9月12日，魯迅在給胡風的信中寫道：“以我自己論，總覺得縛有一條繩索，由一個公頭在背後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麼起勁地做，也是打，而我回過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卻拱手客氣地說，我做得好極了，他和我的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哈……這真令我手足無措。”
1936年，魯迅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中第一次提出“四條漢子”的稱謂，明確表達對周揚的反感：“而對於周起應之類，輕易誣人的青年，反而懷疑以至憎惡起來了。”另外，魯迅很看好蕭軍《八月的鄉村》這部作品，幫助出版，併為之作序。此書出版後，周揚寫了一篇書評，對其多有指責。魯迅對此較為生氣，在上文中他又對徐懋庸說：“……現在我們的人，對一個新出的作家的很有意義的作品，百般挑剔，而對於資產階級作家，卻很客氣，這不是同那奴隸總管一樣的麼？”
自此，魯迅與周揚的矛盾公開化。
“左聯”的解散和“兩個口號”的論爭
在魯迅的眼中，周揚將“左聯”漸漸演變為一個政治團體，內部有著完整的權力結構，不允許異端的存在，他竭力建立個人權威，志在做“文壇皇帝”。這是建立在同志之上的一種新的階級關係，根本上還是壓迫和被壓迫的關係。
1935年下半年，中國共產黨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促進了抗日高潮的到來。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委託蕭三寫信給“左聯”，認為“左聯”已不能適應新的形勢，建議解散“左聯”，建立新的文學團體。周揚等人認為“左聯”存在“左”的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傾向，應解散“左聯”，成立以抗日救亡為宗旨的“文藝家協會”。魯迅贊成組建新的文學團體，但不支持解散“左聯”，理由有如下幾點：1.“左聯”是革命文學青年們用鮮血和生命戰鬥來的，解散“左聯”意味著要抹殺血的記憶，放棄先前的戰鬥原則。2.由“左聯”的外部力量或上級而不是“左聯”的成員決定它的存亡，本身是不能接受的。3.“左聯”的作家們還很幼稚，同資產階級作家講統一戰線，有喪失獨立性的危險。得知“左聯”不得不解散後，魯迅提出發表一篇解散“左聯”的對外宣言，聲明“左聯”的解散是在新的形勢之下組織抗日統一戰線的需要，以避免外界的各種猜測，但是這個簡單的要求也沒有被採納。1936年2月18日，當魯迅得知“左聯”已解散時非常失望，“臉色一沉，不發一言”。後來他對馮雪峰說，“就這麼解散了，毫不重視這條戰線”。解散“左聯”沒有鄭重地徵求和聽取魯迅的意見，這是一個不可原諒的錯誤，這也使他對周揚的看法雪上加霜。
隨後，周揚等人所鼓吹的“國防文學”口號，在宣傳中出現了片面強調必須以“國防文學”作為共同的創作口號和忽視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作用的傾向。於是，魯迅與胡風、馮雪峰等人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作為對左翼作家的要求和其他作家的希望。革命文藝界圍繞這兩個口號進行了尖銳的爭論，周揚等人對與之相異的口號進行猛烈攻擊。後來，魯迅提出兩個口號可以並存的設想，周揚等人不予理會，他們對胡風和馮雪峰進行了堅定不移的鬥爭，以趁機掃除異己。當馮雪峰站出來說口號是他提的時，周揚竟聲稱：“我還以為是魯迅提出來的，反對時有所顧忌，現在既知是你提出來的，那我就要大反特反。”
魯迅的病故和令人遺憾的結局
此時，已身患重病的魯迅深深感到，必須超越這無謂的爭吵，整體地看待中華民族的苦難，尋找新生的路。他在《半夏小集》裡寫道：“用筆和舌，將淪為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都得著這樣的結論：那麼，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隸好。”他要告訴世人，在任何時候都不要做異族或“自己人”的奴隸，這是原則和立場。然而可悲的是，周揚始終沒有走出這個怪圈，到延安之後，走進了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權力陰影之中，直至晚年，似乎才清醒了一些。但是對曾被他無情迫害的胡風、馮雪峰等魯迅的學生們，他的歉意始終那麼淺淡，甚至對受害很深的丁玲卻沒有任何歉意,在她的平反問題上還屢設障礙。也許他的一生都不曾走出“擺出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的業績”的束縛，是一個“被政治和權力異化了的人”。
1936年10月19日，魯迅病逝於上海，兩人的矛盾戛然而止。魯迅辭世前在《死》一文中寫道：“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吧，我也一個都不寬恕。”可見，魯迅自始至終堅持他的原則，直到生命的盡頭仍然沒有放棄與他的對立面的鬥爭。“他的反擊是公開的，鮮明有力的，充滿了對奴隸的義憤；雖然留有餘地，卻也是不留情面的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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