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五十三歲閤家照
周海嬰和周令飛，都曾經奮力地想要走出“魯迅”的巨大豐碑投下的影子，可是最終，他們還是選擇回家，聽從自己的本心，回到“周樹人”的身邊。
二〇一一年四月七日凌晨五點三十六分，家父周海嬰先生在北京醫院病逝，享年八十一歲。父親自前一年五月開始入院治療，近一年的時間裡一直在與病魔進行抗爭，彌留之際依然念念不忘弘揚魯迅文化的事業。在離世前二十多年，父親一直在為他的父親——魯迅奔忙著。
很多人認為在祖父魯迅的盛名之下，父親海嬰先生的一生承載著“不能承受之重”。父親確實也曾說過：“我是在一個‘人場’的環境下長大的，就像磁場，我被這個‘人場’控制著。”然而，父親又說，魯迅在給他壓力的同時又一直在鞭策著他，父親延承了祖父的堅忍執著以及對社會的強烈使命感。或許父親海嬰先生的一生過於沉重了一些，但是這對他來講也是一種歷練的過程，他的一生是成長的一生，不停地在成長，在最後一刻還在健全他的整個人格。如果回顧他成長的過程，我認為可以歸納為三個階段。
北大物理系讀書時，同學們在打橋牌、跳交誼舞，父親出於好奇，偶爾走去觀看，馬上有人在背後指指點點，說“魯迅的兒子不好好讀書，只知道打牌跳舞”。父親只能選擇沉默，黯然離開。父親大學學習的是無線電，工作始終是行政管理，父親是記住了魯迅臨終那句針對他的遺言的：“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然而，周圍人還是拿著不同的尺子來丈量他，對他提出一些苛刻的要求。所以最初，在一個綁手綁腳的、不平等的環境中，那時候的他是想要遠離的，這是父親的第一階段。
宋慶齡（左2），許廣平（右1），周海嬰（右下）在魯迅葬儀上
但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市場經濟讓社會發生了重大變化，有很多個人打著集體甚至政府的旗號在侵權，其中，對魯迅的知識產權的侵權行為也越來越嚴重。對於這些事情父親是很看不慣的，他覺得，過去，我們把魯迅的一切幾乎都交給國家了，是為了紀念，是為了研究和宣傳，是為了公益事業，怎麼會有個別人拿魯迅去賺錢呢？從我父親的思維角度想，你私人拿去賺錢的話，那我是繼承者，你當然要徵求我的意見了，我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都是我的權利。實際上我父親並不懂法，他只是從一個“人”的角度考慮，我是他兒子，你都不理我，就躺在別人身上去賺錢，這道理上說不過去呀。而且父親發現，不僅是魯迅的權益被公然侵犯，幾乎所有現代文化名人的，尤其一些左翼作家的後裔的權益也被冠冕堂皇地剝奪。他感到了必須進行維權活動的重要性。由此父親開始了第二個成長階段，他不再逃離祖父的光環，而是選擇拿起法律的武器，無所畏懼地站出來。耿直的他無法忍受“揹負著魯迅兒子的重負卻幾乎不能直率地表白，當把所有魯迅遺物捐出去以後，從此就開始被當成了花瓶”。
直至二〇〇〇年，父親海嬰先生已經在維護魯迅權利的路上很辛苦地走了十幾年。但他尚未徹底贏得一場官司，卻已經收穫了許多白眼和罵名，比如說：魯迅的兒子不孝；周海嬰真讓他的父親丟臉，竟為了錢對簿公堂；周海嬰死要錢貪得無厭，要了還想要，他還算是個共產黨員、全國人大代表嗎？父親曾告訴我：“不僅僅是朋友，甚至一些有權力的知識界人士、領導幹部也這麼認為。他們也愛護魯迅，但是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他們對我說，魯迅這麼偉大，那麼你這個魯迅的後代，就絕對不能提權或者錢。這些都不能提。提了好像就丟了臉。甚至有一位領導來找我，很親切地跟我說，海嬰啊，你是魯迅的兒子，你要愛惜你父親在社會上的影響啊！”
各種不理解、責備甚至辱罵撲面而來，父親頂著“魯迅不孝子”的惡名以及極大的委屈堅持了下來。他的內心是非常堅強的，他有著科技行業人士的思維，一是一、二是二，只要他認為是對的，就非得堅持。而且我父親是不輕易下決心的，一旦認準了道路，就會一直走到底。當別人對他冷嘲熱諷時，他嘴上不講，只是淡淡的一笑，但是心裡很清楚，這個事情是對還是錯。當談論某事時，他會當面鑼對面鼓地把意見提出來，把自己的觀點亮出來，有時會讓人覺得他不夠圓滑，有時還會得罪人。但是我覺得現在社會上像他這樣敢講真話的人太少了。
一九九九年，我正在上海，看到父親維權辛苦，又經常被人家罵，覺得不應該讓他一個人去承受這些，太為難他了，我就開始幫他。幫著幫著我們就覺得家屬應該成立一個機構出面維權，來做一些事情。二〇〇二年三月我們成立了上海魯迅文化發展中心，將父親個人的維權活動，提升為一個機構、一種事業來開展，以機構對應機構，以集體方式開展活動，以規模化經營推進文化事業。而以後許多與魯迅有關的活動都得以迅速啟動，獲得廣泛支持。
經過多年不懈的努力，我們已經促成北京、上海兩個魯迅紀念館整理出魯迅捐贈物品清單；維護魯迅權益，由單純的稿酬案、著作權官司，延伸到肖像權系列訴訟案、名人姓名權案、商標註冊權案、冠名權案、網絡域名搶注案等等，為這十年裡中國的法治建設，尤其是知識產權法律法規的健全和完善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用著名律師朱妙春先生的話說：通過魯迅系列法律官司，我們為當代法治建設開創了許多先河。特別是二〇〇八年三月直接在全國政協會議上提出《關於〈從魯迅紀念館看健全文博工作〉的提案》《關於〈健全名人姓名註冊中文域名〉的提案》，更是法治建設進程的重要舉措。
同時，在為維權奔忙的過程中，我們又發現一個問題：在已經存在的對魯迅的認識和理解中，魯迅的真實形象顯得遙遠而模糊，這不是我們家屬認識的魯迅。父親開始感覺到維權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要弘揚魯迅精神，還原魯迅的本來面目。為此，父親完成並出版了《魯迅與我七十年》。第一次從他個人的角度，講述魯迅作為一個父親的具體形象和精神品質，還原一個慈愛、溫暖的人間魯迅，徹底把“思想家、革命家”意識形態虛構的魯迅釋放出來。而且，這本書的出版，以其真實、勇敢的回憶和敏銳的話題，激起非常強烈的社會反響。之後，父親與我又整理出版一系列魯迅有關著作，如《魯迅家庭大相簿》《兩地書原信》《魯迅回憶錄》原稿本、《魯迅大全集》等等正本清源的魯迅還原工作。
在出版還原魯迅本來面貌的圖書同時，父親與我還開展了一系列魯迅宣傳、普及活動。如二〇〇六年為紀念魯迅逝世七十週年，在上海、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等地舉辦“魯迅是誰？”系列圖片展，以及相應的專題講座；又如自二〇〇五年以來，逐年舉辦的“魯迅論壇”活動；二〇〇九年以來每年一度的“魯迅青少年文學獎”評選等。
周海嬰在周令飛家裡度過六十五歲生日
我以為，在這個時刻，父親已經成長到第三個階段了，他在為紛紜混亂的社會文化亂象擔憂：魯迅精神與魯迅思想，是二十世紀以來代表著中華民族先進文化方向的文化遺產，而如今，從商業上的無序、濫用、盜用，到中小學教育有意淡化魯迅精神教育，再到儒家文化無限復甦、封建思想死灰復燃……這些都表現為魯迅精神的喪失。他希望能通過重新梳理、弘揚魯迅思想精神來推動文化的開拓創新、民族的復興。為推動魯迅研究走向一個更深更新的研究空間，二〇〇九年在同濟大學成立了魯迅文化發展中心，組織海內外數十位專家學者開展《魯迅思想系統研究》和《魯迅社會影響的調查報告》的專題研究 (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託項目) ，並在每年舉辦學術會議，邀請國際國內知名學者探討魯迅思想傳播問題。
在這些工作中，父親受著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的推動，不顧年邁，越做越起勁。父親與我也相互鼓勵，碰到困難會相互商量。在工作中，雖然他是我的領導，但是很民主，會聽取我的意見、想法；在生活上他是我的父親，他的言行舉止讓我感到他的執著、韌性與我的祖父很像。在家庭裡父親的凝聚力也非常強，我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得到了我的兄弟和妹妹的理解與支持。當然這有一個過程，一開始，他們認為不要自找麻煩，因為維權過程中也聽到了一些批評的聲音、辱罵的聲音。大家就覺得何必呢？尤其是我母親，覺得父親年紀大了，別再管這些事情了，也沒什麼好處啊。確實，我們所做的很多事跟利益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我父親為什麼這樣做呢？因為他覺得總要有人出頭做這些事情，作為魯迅的家屬，更應有大是大非的觀念，在很多事情上要講原則。他認為如果大家都不關心，都不去做的話，這個國家這個時代這個民族是沒法一直往前發展的。也許這樣說顯得在講大道理，但是父親確實感受到肩頭的沉甸甸的責任，作為名人後代的責任感。現在有很多人都事不關己，不願意受名人之累，只想過平淡的生活，這也可以，但是不要忘了身上的責任啊，既然繼承了某某名人後代這樣一個名號，應該切切實實做點傳承的事情。就是抱著這樣的觀念，即便在最後的時間裡，只要父親能動，就一直在做還原魯迅、弘揚魯迅的事情。父親和我都認為，如果革命幹部、革命烈士、各個領域的名人後代，都有傳承革命的先進優良傳統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的話，相信我們的國家會更好。
如今，上海魯迅文化發展中心已經成立十六年了，做了一系列的工作，有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依然困難重重，第一我們沒有經費來源，第二家族成立的組織還是有很大的侷限。父親認為魯迅的事情，我們家族要參與，但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蔘與進來，所以他希望能成立基金會，用基金會的力量爭取到更多的支持和贊助，維護公益的文化事業，這也是這幾年他和我商量思考過的必須要採取的途徑。二〇一〇年五月份父親有過一次病危，他寫了一份求助書，求助大家一定要把魯迅文化基金會成立起來。後來他的病情慢慢好起來了，這封信也沒有寄出。近一年時間裡，他的病情反覆了好幾次，我一次次趕去北京，他把我趕回上海。他對我說，北京有子女可以照顧他，而上海魯迅文化發展中心這邊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做。父親一直記掛著今年魯迅誕辰一百三十週年的紀念活動，他把這件事情看得非常重，他覺得如果這一年的事情沒有好好做的話，對紀念、延續魯迅文化的傳統會有很大的影響，會成為一個斷檔。
我覺得父親真的很不簡單，他的意志非常堅定，他不像一般老人那樣考慮的是如何安享晚年，考慮的是小家庭裡的一些瑣碎事。在二〇一一年的一月份，他就做了一個託付，和我談了一天關於身後的安排，我按照他的意思寫好了，之後又稍作修改，他就簽名了，以後再也沒有提過，他是很乾脆的。父親最後的日子裡，主要關心的、談論的始終是魯迅誕辰一百三十週年的紀念活動怎麼辦啊，進行得順利不順利啊，進度是否來不及啊。那時父親只能帶著呼吸機面罩聽我彙報工作，表情非常痛苦。因為帶著呼吸機，不方便講完整的話，我就和父親商定，由我來講，他認同就點頭，不認同就搖頭，父親臨終前的那段日子，我們經常是這樣來溝通的。父親當時的意識還是非常清楚的，比如提到思想界的亂象，文化復辟的事情，提到天安門廣場上的孔子像，他就一直在搖頭。即便身體非常虛弱，父親依然堅持顫抖著手簽上自己的名字。父親在其生命的最後一刻，可以把所有事情都放在一邊，只關心魯迅文化的弘揚，讓我非常感動。
父親生前還有三個心願期待實現：一是出版首部一千五百萬字三十六卷的《魯迅大全集》，二是成立全國性的魯迅文化基金會,三是把十年一遇的魯迅誕辰一百三十週年紀念活動辦好，而且他認為這一年比往年尤為重要。我們都已幫他完成。幾十年來，父親遇到了很多的困難，家裡人也曾勸他知難而退，但是父親堅持了下來。父親認定了方向就義無反顧往前走的執著，是對我們後代的極大教育和鞭策。現在父親不在了，但我們會繼承他的遺志，繼續奮鬥。
周令飛先生為《直面與正視：魯迅與我七十年》作序
《直面與正視：魯迅與我七十年》
周海嬰 / 著
高高國際 / 作家出版社
時值周海嬰先生誕辰90週年之際，中國美術館與魯迅文化基金會共同舉辦“記憶星塵——紀念週海嬰誕辰九十週年攝影藝術展”，其夫人及子女將周海嬰先生的一批遺作捐贈給中國美術館永久收藏。此次展出的百餘幅精選經典作品，向觀眾呈現照片所凝固的特殊歷史瞬間，展現了周海嬰先生的審美和情懷，以及他對這個世界的認知和感受。
在漫漫歷史長河裡，周海嬰攝影作品既是“大地蹄痕”，也是“記憶星塵”。
展覽時間：2019年3月1日至3月17日
海嬰先生攝影作品欣賞
1947年，自拍照（右三為周海嬰），上海，中國美術館藏
1949年，蘇州河，上海，中國美術館藏
1948年，民主人士在瀋陽鐵路賓館討論新政協召開事宜，中國美術館藏
1948年12月，“華中號”輪船抵達東北解放區，民主人士登陸後合影，中國美術館藏
1946年，魯迅逝世10週年紀念，上海，中國美術館藏
魯迅墓遷墓，宋慶齡（左三）等護送靈柩，上海，中國美術館藏
1949年，霞飛坊弄堂的裡熟食小販，上海，中國美術館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