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致信臺靜農，回絕諾貝爾獎提名：九月十七日來信收到了。請你轉致半農先生，為我，為中國。但我很抱歉，我不願意如此。諾貝爾賞金，梁啟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們得不到。你看我譯的那本《小約翰》，我哪裡做得出來，然而這作者就沒有得到。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國人，靠著這“中國”兩個字罷，那麼，與陳煥章在美國做《孔門理財學》而得博士無異了，自己也覺得好笑。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賞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我眼前所見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頹唐，此後能否創作，尚在不可知之數。倘這事成功而從此不再動筆，對不起人；倘再寫，也許變了翰林文學，一無可觀了。還是照舊的沒有名譽而窮之為好罷。

上個世紀的農村。每到年終時，大人們總要認認真真、恭恭敬敬地，將孩子們領來的“獎狀”貼在牆上；彷彿，真正撐起“一個家”的，不是那頹危地泥胚牆；而是貼在牆上光鮮的“獎狀”了。

父親總是不以為然的，嘗跟我們講；“獎狀”不過是一頂華麗的帽子，實打實的真本事，才能成就一個人的未來！以至於，父親從不肯主動與老師們“搞好關係”；我們兄妹四人，自然也都沒能從那一個小學，領到一張“獎狀”。即便是今天，有兩個博士後出站留高校工作；也有兩個大學畢業在中學工作；依然都“不配”領到一張“獎狀”。相信這也絕非是我個人所獨有的經歷。

所以，當我們所熟知的前蘇聯大文豪——高爾基，被諾貝爾評選委員會以“參與政治活動”為藉口，拒絕授予諾貝爾獎金時，我就很能理解魯迅會自稱“不配”拿諾貝爾獎賞了。

魯迅需要去“戰鬥”

因為，魯迅是需要去“戰鬥”的。魯迅生在國家民族最困厄的時代：當權者種種腐朽；外來者種種侵凌。魯迅的敵愾心發為怒吼，為勞苦大眾請命；與封建勢力及帝國主義相搏鬥。三十年如一日。正如魯迅自己在《英譯本<短篇小說集>》自序中所說：

“我看到一些外國的小說，尤其是俄國、波蘭和巴爾幹諸小國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許多和我們的勞苦大眾同一命運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為此而呼號，而戰鬥。而歷來所見的農村之類的景況，也更加分明地再現於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個可寫文章的機會，便將所謂上流社會的墮落和下層社會的不幸，陸續用“短篇小說”的形式發表出來。”

魯迅還是一個言行一致的人

魯迅還是一個言行一致的人。當魯迅以其極敏銳的認知，洞悉並指出國民性的缺點，“眼前的黑暗”；他本人，固然不會為一頂未見得“華麗的帽子”而助長國民性的“虛榮心”。更何況，魯迅還是一個多疑的人，一向都頗疑心“他們想專將‘面子’給我們”。

因為在魯迅看來，“中國人向來因為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於自己並不覺得。”所以，魯迅斷然不會棄勞苦大眾於苦難而不顧；卻用自己的筆，來作“翰林文學”的。

莫言的文學成就不如魯迅

2012年，莫言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這固然是莫言的成就，也是我們綜合國力蒸蒸日上的必然使然。相較之魯迅所處的時代，早已不可同日而語。即便依然是“不懷好意的諂媚”，又有何可懼呢？

使我不能理解的是：近兩年來，突然冒出一群一群不明就理的人來；將“魯迅自稱‘不配’獲獎事件”揪出，而盛讚莫言的文學成就。豈料，莫言坐不住了，站出來宣稱：我願用我全部的作品，換魯迅的一部短篇小說——《阿Q正傳》。

更何況，魯迅的文學成就在國際上都是馳名的。正如羅曼羅蘭讀到《阿Q正傳》時說：“這是世界的。裡面許多諷刺語言，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阿Q那副憂愁的面孔。”甚至在日本。在魯迅逝世不到半年的時間裡，日本已經出版了《大魯迅全集》七大冊；並一改其看待中國人的眼光，俯首盛讚魯迅在他們中竟是沒有一個可以匹敵的。

其實，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的。

總之，魯迅是偉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