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懺悔錄》記載，1749年，狄德羅開始主編《百科全書》，並邀請他的朋友盧梭負責音樂部分的詞條。不巧的是狄德羅因出版《論盲人書簡》得罪了教會，被關進範塞納監獄。這讓盧梭心急如焚，他幾乎每天都去探望狄德羅。一天，在去監獄的路上，盧梭邊走邊閱讀一本雜誌，他發現上面有一條第戎學院的徵文公告，題目為《科學與藝術的復興是否有助於敦風化俗》。

盧梭把自己對這個論題的看法告訴了狄德羅，後者鼓勵他寫文章去應徵。於是盧梭寫出了自己的成名作《論科學與藝術》，他不是從正面回答，而是從反面作文章，論證“科學與藝術的進步無益於敦風化俗”這個觀點。狄德羅看後覺得很滿意，而伏爾泰則調侃說這是一本“反人類的新書”，在回信中不客氣的諷刺盧梭“閱讀你的書使人渴望四足爬行。”

《論科學與藝術》最終獲得了徵文大獎，它使盧梭名揚四海，卻也是他被全歐洲人毀謗的開端，盧梭常將它稱為“不幸的作品”。

《論科學與藝術》是盧梭的成名作

科學藝術與德行哪個更重要？

《莊子·天地》裡有一個寓言，說子貢南遊於楚，路上遇到一個老人在菜園裡開畦，他不借助任何工具，單單靠人力來勞作，看上去非常辛苦。於是子貢建議他使用桔槔這種機械來提升效率，老人卻回答說：

“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

他認為使用機械會使自己喪失淳樸的本心，變得有心機，會敗壞德行。子貢聽後感悟很深，告誡弟子們說：“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盧梭同樣有這種思想，他認為科學與藝術的復興，絲毫無益於風俗的淳樸。作為一個人，最關鍵的地方在於他的德行而不是才幹，其中最基本的德行又是真實——一個真實的人勝過千百個投機分子。

在以美德為原則的共和政體中，民風淳樸而自然，人們之間沒有那麼多繁文縟禮和形式主義的客套。那時的人性雖談不上完美，但人們卻能很容易瞭解對方，沒有各種禮儀的掩飾，每個人都真實地表達自己的觀點，為了國家的利益而盡職盡責、盡言盡力。人們在這種自然狀態下，能感受到安全。作為社會基礎的是身體的需要，而不是精神的需要，也就是《老子》說的“為腹不為目”。基於公民這種良好的德行與風俗之上，人們建立了穩定的政府與法律。科學與藝術對於國家來說，只是裝飾的作用，公民的德行才是立國之本。

如果在一個國家裡，人們不過問國事，不關心政事，而是對專家、學者、作家、藝人、明星和偶像等趨之若鶩，推崇備至，那麼這個國家也會隨著德行的敗壞而衰亡。盧梭說道：

“無聊的人們，你們做了些什麼事！......養肥了一群建築家、畫家、雕刻家和戲子......公民們啊！......一個兩百位有德行的人組成的大會，才配號令全羅馬並且統治全世界！”

國家需要更多真實的、品行高尚的公民，而不是高談闊論的學者、欺世盜名的專家、炒作出名的藝人以及無腦跟風的粉絲。分清這個主次矛盾後，盧梭進一步說明，科學與藝術經常會敗壞人們的政治的德行。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科學與藝術對國家的危害

在盧梭看來，一個人首先得是良好的公民，其次才能做科學家或藝術家。一個國家首先得有良好的風俗做支撐，然後才能長遠的發展。然而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科學與藝術常常會敗壞公民的德行與國家的風俗，最終導致被外族征服。對此盧梭舉了許多歷史證據：

古埃及曾建立起人類最早的政治制度，可是自從他們變成哲學與藝術之母后，就不斷的被古波斯、古希臘、古羅馬、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所征服；希臘人曾取得特洛伊和希波戰爭的勝利，但是在自然哲學與戲劇藝術興起後，他們就被馬其頓人和古羅馬人所奴役；羅馬人曾經享受共和國的寬容，然而自從奧維德、卡圖裡斯等放蕩詩人出現後，他們就迎來了帝制時代；文藝復興起源於意大利，在科學藝術的繁榮之下，國家卻陷入了四分五裂。

中國是什麼樣子呢？盧梭說：

“如果各種科學可以敦風化俗，如果它們能教導人們為祖國而流血，如果它們能鼓舞人們的勇氣，那末中國人民就應該是聰明的、自由的而又不可征服的了。”

然而現實並非如此，宋朝的三大科技發明、文化藝術繁榮並沒有使國家避免被蒙古征服的命運；明朝的科學藝術遠遠領先於滿清，似乎對抵禦侵略也沒有起什麼用處。科技讓人陷入玩物喪志，文藝使人感到萎靡不振，在腐朽的制度下，它們絲毫無益於風尚。

反過來看，在國家沒有沾染科學藝術的虛浮知識前，德行便造就了強盛。斯巴達沒有雅典的文化繁榮，卻取得了伯羅奔尼斯戰爭的勝利；日耳曼人雖然野蠻落後，卻征服了驕奢淫逸的西羅馬帝國；法蘭克人征服了高盧，撒克遜人統治了英國，但他們除了勇武和貧窮外，並沒有任何財寶。哥特人掠奪希臘時，所有的圖書館都倖免於難，據說他們要給敵人留下科學和藝術，好使他們荒廢軍事的操練而怠墮於安靜的精神生活。

歷史證明，沉迷於科學藝術，不僅會敗壞個人的德行，還會腐化國家的風俗。科學藝術就像火一樣，我們感謝它們為社會進步帶來的便利，卻無法通過擁抱和親吻來回應這種恩典，因為那樣會燒傷我們的臉。當全社會都沉迷於科學藝術時，不僅無益於敦風化俗，而且還會傷風敗俗。

《論科學與藝術》

科學對個人德行的敗壞

科學藝術是一把雙刃劍，它們能造福我們的外部生活，卻也會危害精神世界和道德責任感。

盧梭認為天文學產生於星象迷信，辯論術誕生於野心、仇恨、諂媚和撒謊，物理學出於虛榮的好奇心，化學脫胎於虛幻的煉丹術。科技的改進服務於懶惰的本性，無形中助長我們的“機心”。

研究科學的人必然要有充分的閒暇時間，普通人為生計而奔命，並不會去計算黑洞的大小、宇宙的邊界——這些知識對社會的發展作用太小，因而研究的人不宜過多。如果一個國家的公民都去研究宇宙、上帝、靈魂、本體、天理和良知，卻鮮有人去關心輿地山川、政治經濟、風俗教育以及邊防交通，這怎麼會不導致懶惰的清談之風泛起呢？

科學研究中所產生的謬誤遠多於發現的真理，遊手好閒的誇誇其談之輩也經常淹沒了真才實學者。崇尚科學並不是要設立許多機構去養活閒人，這樣會使我們喪失許多勤奮的公民。盧梭認為科學相比於社會治理來說是次要的，他說：

“從你們那裡我們知道了......哪個星球上可能有人居住......然而請你們回答我：假如你們從未教給我們任何這類知識的話，我們是否因此就會人口減少，治理不善，不那麼鞏固、不那麼繁榮或者是更加邪惡了呢？”

在盧梭看來，這種科學研究相比於公民的勞動來說顯得是那麼的無用，最後會在科學的名下聚集越來越來多遊手好閒的空談家。他們用空談來代替德行，不知道高尚、正直、節制、人道和勇敢這些名詞究竟是什麼。他們在技術的名字下，不論是非、不講道德、只談利弊。有些人甚至站在宇宙的角度來藐視人類，彷彿他自己不是人，無需盡做人的責任。

藝術是奢侈的產物

在共和政體下，公民積極勞作、勤儉節約，為國家創造並積累了許多財富。因此，節約被孟德斯鳩稱為共和政體的一大美德，而奢侈就是這種美德敗壞的結果。當社會財富充盈後，人們產生“機心”，轉變觀念，認為可以靠競爭而不是創造來佔有財富，這會使公民的德行敗壞。盧梭說：

“可是當不惜任何代價只求發財致富的時候，德行又會變成什麼樣子呢？古代政治家從不休止地講求風尚與德行，而我們的政治家則只講求生意和金錢。”

通過辛勤勞作創造的東西，我們會倍加珍惜；通過競爭掠奪的財物，我們則倍加揮霍。人們不滿足於“為腹”，還要追求“為目”——追求精神生活，文學、音樂、戲劇、繪畫、雕塑等藝術也就隨之而復興。

藝術家生活在這種年代，他要想獲得別人的讚賞，就得迎合世俗而創作，把自己的天才降低到當時的水平上去，並且寧願寫一些生前為人稱道的平庸作品，而不願寫出唯有在死後很長時期才會為人讚美的優秀著作。——這樣，連藝術家的德行都墮落了，他迎合了奢侈的趣味，這樣一個虛偽的作者又怎麼配得上做一個公民呢？

盧梭為什麼反對科學與藝術？

《論科學與藝術》是盧梭的成名作，在後來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及《愛彌兒》中，我們都看到盧梭對文明的“敵視”，他的這種觀點被稱為“自然主義”。科學藝術助長了人們的慾望，使他們脫離自然狀態下的自由，陷入文明的枷鎖裡。

伏爾泰在給盧梭的回信中說：“我同意你的觀點，科學和藝術有時造成了大量的危害。”同時又批評盧梭享受著文明的成果卻反文明的做法，認為他用寫作文章來詆譭文學，就像馬勒伯朗士利用自己過人的想象力來貶低人類的想象力一樣，是不可取的。伏爾泰說：

“儘管邪惡的人踐踏社會的快樂，我們還是忠於社會。”

他不認同盧梭逃避到鄉間的做法，認為這種崇尚自然、反對文明是在開倒車。

其實，盧梭反對科學藝術是對當時法國封建專制的消極抵抗，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他認為自然狀態是平等的時代，之後才出現了貧與富、強與弱、主與奴三個不平等階段，他雖然嚮往自然狀態，但這是基於對主與奴這種文明社會中不平等的仇恨。他批判文明社會就像《老子》一樣，嚮往另一個更加美好的社會。他說如果沒有奢侈，要藝術做什麼？若是沒有不公道，法理學又有什麼用？如果沒有暴君、戰爭和陰謀家，歷史學又成個什麼東西？這跟老子說的非常像，正所謂：

“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