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人張謇四十二歲考上貢士，門師翁同龢拼了老命都要為他爭個狀元，大概也是補償這個學生多年蹭蹬的意思。這個爭來的狀元太重要了，因為中國社會從來極端崇拜狀元。之前張謇只是個“人才”，有了“狀元”這個賣點，恰似如虎添翼，終其一生，張謇被叫做“張狀元”，無人不敬三分，賣字賣畫都有極大的品牌附加值，直到現在，我們說起此人，還稱之為“狀元實業家”，只有他當得起這五個字。
點了翰林的張謇，不喜歡當京官。當京官的好處，是人脈廣泛，升轉較快，也不太忙，壞處則是上官太多，不得揚眉吐氣，而且，等因奉此，做不得什麼實事。當然，戊戌之後，帝黨失勢，張謇在朝中沒了奧援，這京官就更沒甚滋味了。因此他自從1894年丁憂回南通後，就一直請長假，不肯再回京當那個清貴無用的翰林院修撰。
張謇丁憂期間，張之洞奏派三位在籍文官於本鄉設立商務局，酌辦實業。三人中，陸潤庠與張謇都是狀元，一時間“狀元辦廠”哄傳天下。
如今看來，“狀元辦廠”真是個很好的噱頭，是經典的營銷案例。洋務派要向朝廷證明中國人自辦實業有望，找兩個狀元來辦廠是最佳方式，他們有人望，有官場關係，但又不具備“現管”的身份，便於騰挪斡旋，在“官”“商”之間充當中介。
對於張謇本人而言，辦廠是條新路，他對世道的認知很清楚，在自訂年譜裡他說：書生總是被社會輕視，因為只會說空話，發脾氣，而且看不起社會上一般人。言下之意，狀元辦廠有為知識分子正名的功效。
此外，知識分子主張的強國之途，首要是教育。但教育需要經費，這筆錢從政府那裡、從商人那裡，都是要不出來的。張謇說，只有自己參與商務，才能從中提留教育所需費用。他提出的口號是“父教育而母實業”，這樣，就為自己的自儒入商找到了終極目標。
辦廠果然大獲成功。南通的優勢，在於原料、人力、土地都比經濟中心地區便宜，而劣勢在於本地資本不足，無法規模化經營。張謇對家鄉的出產、規劃，都爛熟於心，一趟趟地跑南京（官）、上海（商），雖然也有過徘徊四馬路的路燈之下、上海灘賣字湊路費的困窘經歷，但到底有狀元的牌頭、人脈，終於讓南通的紗業雄起於東南。
終其一生，由清朝入民國，張謇當過的最大官職，不過是一年半的農工商總長，但他的身影似乎無所不在：東南互保，他是策劃者之一；立憲運動，他是東南地區的主謀袁世凱出山，是他專門催請；清帝退位，是他起草的詔書，民國幾屆內閣，都將實業最高位虛席以待……風雲激盪，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張謇卻始終屹立不倒。
不妨與同時代人比較一下：同是狀元，清朝收梢，劉春霖便只靠賣字打秋風為生，陸潤庠也辦過實業，卻難乎為繼；同是“官商”，李鴻章冰山一倒，盛宣懷的個人事業也走到了盡頭……說穿了，他們都沒有“根據地”，做的都是短線交易，張謇則不同，他守定了南通這個“模範縣”，從實業到建築，從教育到市政，無一不是親自擘畫，長遠打算。張謇能屹立不倒，因為他背後的南通一直在穩定地發展，南通為什麼能在亂世中穩定地發展？因為有張謇的面子作保護傘。
關於亂世的成功學，張謇的故事，給我們兩層啟發。
對個人的啟發是：為同時代諸人所不能為、不敢為，方能把握先機，同時，雞蛋要放在兩個以上的籃子裡，以便規避風險。像狀元這個品牌，如何轉化為現實中的政治與商業資源，張謇做出了完美的示範。
對時代的啟發是：倫理的穩定很重要。辛亥革命後，國體雖易，人心尚穩，故此革命前的位勢、人脈，大都得以保留，儘管民初政局變更動盪，張謇的事業並不太受影響。但隨著社會價值體系的崩盤，長袖善舞的張狀元也漸感束手束腳。1928年大革命襲來，南通也便保不住一方淨土了。
（摘自《公務員文萃》2019年第一期）
稿件來源：《南都週刊》
責任編輯：張風
新媒體編輯：箋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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