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輩革命家的家風

　在中國共產黨人不斷“趕考”的崢嶸歲月裡，那些優良醇厚的家風也一直為人稱頌。讓我們透過幾則小故事，一起來感受幾位老一輩革命家的家風家教。

周恩來

　　我自己沒有孩子，但要教育侄子侄女走自己這一條路

新中國成立後，百廢待興，不少故鄉親友給身為總理的周恩來寫信，要求進京做事，在新政府裡謀得一官半職。周恩來十分反感這種任人唯親的腐朽作風，認為新社會不能搞舊社會的裙帶關係。為此，他專門召集身邊親友開了一個家庭會議，並定下了著名的“十條家規”：一、晚輩不準丟下工作專程來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順路時去看看；二、來者一律住國務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隊買飯菜，有工作的自己買飯菜票，沒工作的由總理代付伙食費；四、看戲以家屬身份買票入場，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許請客送禮；六、不許動用公家的汽車；七、凡個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別人代辦；八、生活要艱苦樸素；九、在任何場合都不要說出與總理的關係，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

侄兒周爾輝的父親是烈士，周恩來將其接到北京撫養。當時北京辦有幹部子弟學校，是專門培養烈士、高級幹部子女的。但周恩來沒有讓周爾輝上這樣的學校，而是讓他到普通的二十六中學住校學習，還特意囑咐無論是領導談話、填寫表格，還是同學交往，千萬不要說出與他的這層關係。後來，周爾輝在北京鋼鐵學院任教，1961年結婚，學院領導幫助他解決了夫妻分居的難題，把他愛人從江蘇淮安調到學院子弟小學任教。周恩來知道後批評道：“這幾年遭受自然災害，中央調整國民經濟，北京市大量壓縮人口，國務院也正在下放、壓縮人員，你們為什麼搞特殊化，不帶頭執行？”鄧穎超也從一邊給侄兒、侄媳做工作：“伯伯是抓壓縮城市人口工作的，他要帶頭執行這項政策。”在周恩來夫婦的耐心說服下，侄兒、侄媳一起調回了淮安工作。周恩來說過，我自己沒有孩子，但要教育侄子侄女走自己這一條路。

陳雲

　　不能給自己蓋房子

陳雲一家原先住在北京市北長街上，房子受到地震影響出現了開裂，被定作危房。當時計劃翻修一下，設計和預算都已到位，但在最後時刻，陳雲告訴身邊人：“這件事不能做，我不能給自己蓋房子。”最終，工作人員用鐵管子在陳雲辦公室搭起一個防地震的架子，上面鋪著厚木板。陳雲就在這個“鐵框框”裡堅持辦公，直到很長一段時間後才搬至中南海。

同時，陳雲也嚴格要求家人、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要他們“以普通勞動者身份自居，不搞特殊化”。新中國成立初期，陳雲擔任中財委主任，夫人于若木也在中財委機關工作。于若木本來完全可以搭乘陳雲的汽車上下班，但她一直堅持騎自行車去機關，沒搭過一次車。陳雲對自己和家人的嚴格家風可見一斑。

羅榮桓

　　生活不要特殊化

羅榮桓元帥經常告誡家人，一個革命者想的應該是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不能因為地位不同了、身份變了，要求額外的照顧和特殊的享受，搞特殊化。

在生活中，羅榮桓常常通過一些身體力行的細節來教育子女。1947年7月，羅榮桓從莫斯科治病回到哈爾濱，全家被安排住在市區一處很寬敞的獨立庭院裡。他多次向有關部門提出將這處庭院挪作公用，自己另找一處房子住。

一次，羅榮桓到時任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主任譚政家去，見他家住的是一處二層小樓，就跟他說：“跟你們搭個鄰居怎麼樣？你家住樓上，我們住樓下。歡迎嗎？”譚政起初還以為是句玩笑話。但沒過兩天，羅榮桓一家卻真的搬來住了。羅榮桓對家人說：“住的房子大小，看來是不起眼的事情，但我們是黨的幹部，要時時想到生活在基層的人民大眾，不能官越做越大，住的樓越來越高。”羅榮桓還說：“生活不要特殊化，一味追求舒適的生活，講究吃穿，貪圖享受，就要變壞的。”

1963年12月16日，羅榮桓在彌留之際囑咐愛人：“我死以後，分給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樓的房子去，不要特殊。”他還交代子女說：“我沒有遺產留給你們，沒有什麼可以分給你們的。爸爸就留一句話：堅信共產主義這一偉大真理，永遠幹革命。”羅榮桓沒有什麼遺產留給子女，但是給子女甚至全黨留下了不可估量的精神財富。

張聞天

　　“苛待”自己最親愛的人

“幹部是人民的公僕，公僕對人民只有奉獻的義務，沒有索取的權利。”這是張聞天一貫奉行的原則。在他的一生中，無論身居何位，他從不為自己和家屬謀私利，甚至為了避嫌而“苛待”自己最親愛的人。

新中國成立後，擔任領導職務的張聞天因公配有汽車上下班，但他從不允許子女“沾光”。有一次，兒子張虹生趁父親上班前爬上車，賴著不下來，以為這樣能讓自己坐一次嚮往已久的小汽車。誰知父親一點也不妥協，他乾脆走著去上班，讓汽車停在原地。小虹生只好乖乖地下車。

上世紀50年代，知識青年開始上山下鄉。張聞天動員剛從中學畢業的兒子響應黨中央號召，到天津茶澱農場鍛鍊。兩年後，張虹生獲准回到北京考大學。因離校時間已久，張虹生對外語沒有把握，希望擔任外交部副部長的父親給直接分管的外交學院打個招呼。張聞天一口回絕：“你有本事上就上，沒本事就別上。”最後，張虹生憑自己的本事考上了北京師範學院。

1962年，張聞天再次送兒子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工作。由於條件艱苦，到新疆沒多久，張虹生患上肝炎，並發展成慢性病。他向父母要求回京治療，張聞天卻給他回信：“你有什麼資格來北京看病？新疆那麼多職工得了肝炎，都是在新疆治，肝炎完全可以在當地治。”張聞天告誡兒子不要搞特殊化，要他在新疆一邊勞動一邊治療。

張虹生在新疆整整工作了15年，在那裡結婚生女，直到張聞天去世兩個月後，才憑“落實政策”調回祖籍江蘇，在南京的曉莊農場落戶。1979年，中組部開出調函讓張虹生到北京工作。張聞天夫人劉英直接把調函退給中組部：“幹部子弟為什麼都要回北京？”張虹生尊重了母親的意見。同年，張虹生調入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一直到2001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