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大佑是怎樣煉成的

羅大佑是公認的“華語流行音樂教父”,他開創了一種全新的表達方式,成為一代華語音樂人模仿的對象。他的創造力從哪裡來?答案要去他出道的地方尋找。

主筆/袁越

羅大佑是怎樣煉成的

想象中的鹿港小鎮

1984年的某一天,正在北京一所中學讀高一的我從同學那裡搞到一盤錄音帶,據同學說這是違禁品,好不容易才到了他手裡。我迫不及待地按下播放鍵,錄音機裡傳來了很響的沙沙聲,顯然這盤磁帶已經不知被翻錄過多少回了。噪聲過後,一個尖利的音符從喇叭裡衝了出來,雖然那時的我根本分辨不出這是哪種樂器在演奏,但聲音中蘊含的力量卻像一把刀子直插心臟。簡短的前奏過後,錄音機裡傳出一個蒼老的聲音:

假如你先生來自鹿港小鎮

請問你是否看見我的爹孃

我家就住在媽祖廟的後面

賣著香火的那家小雜貨店

我當時並不知道鹿港小鎮在哪裡,也不明白媽祖廟意味著什麼,這首歌想要表達的思想對於剛剛才用上錄音機的我來說有點超前了。但不知為什麼,這首歌仍然深深地打動了我,因為我從來沒有聽到過如此憤怒的歌詞,也從來沒有意識到中文歌同樣可以非常搖滾。後來我才知道我不是唯一被它打動的人,這首《鹿港小鎮》不知喚醒了多少80年代大陸年輕人的心,這盤名為《之乎者也》的磁帶不知讓多少熱愛音樂的叛逆青年走上了搖滾的道路。

在那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只知道那個聲音來自羅大佑,但不知道他長什麼樣,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直到多年之後,我才從一張同樣模糊的複印紙上看到了那個戴著墨鏡,留著披肩長髮的冷峻面龐。2018年初秋的一個下午,我終於在臺北復興南路的一幢外表極為普通的公寓樓外見到了這張陌生而又熟悉的臉。如果不是資料裡確鑿無誤地表明羅大佑生於1954年,我肯定不會相信這張臉的主人已經64歲了。

“你來得正是時候,可以瞭解一下臺灣目前的競選,臺灣社會可能會發生很大的變化。”羅大佑一邊說一邊帶著我走進他的工作室,然後迅速把鞋子脫了,光著腳盤腿坐進沙發裡。他個子不高,身材保持得極好,肚子上一點贅肉都沒有,臉上的皮膚光滑細膩,幾乎看不到皺紋,說他40歲都有人信。

就在助理為我們準備咖啡的時候,羅大佑繼續大談兩岸政治,慷慨激昂地表達著自己的觀點。我趁此機會仔細觀察著眼前這個人,和那張我熟悉的唱片封面照相比,雖然一頭披肩長髮被剪成了板寸,一襲黑衣換成了藍綠色的居家型絨線夾克,遮住大半張臉的墨鏡也被一副標誌性的彩色眼鏡代替,但羅大佑骨子裡依然還是當年那個憤世嫉俗的年輕人。

“我從前是個比較孤僻的人,後來媒體採訪多了才變得比較和善一點。”說這話的時候他終於笑了,眼角額頭現出了幾道很深的皺紋。

咖啡來了。我努力地把話題轉移到40年前,請他回憶一下剛開始做音樂時的崢嶸歲月。原來,當年那個性格孤僻的羅大佑,並不是《鹿港小鎮》裡那個“當年離家的年輕人”。事實上,他在寫那首歌之前根本沒有去過鹿港,他的父親也不是開雜貨店的,而是一個非常有名的醫生。他家的經濟狀況非常好,他本人也一直是個好學生,學習成績在班裡名列前茅,這讓他順利地考上了臺中的一所醫學院,準備畢業後子承父業,當一名受人尊敬的醫生。

既然如此,是什麼原因促使羅大佑放棄醫生職業,玩起了搖滾樂,並寫出如此憤怒的詩句呢?“應該是受當時臺灣的社會氛圍影響吧。”羅大佑對我說,“當年臺灣到處都在賣進口唱片,我聽了特別多的美國搖滾樂和爵士樂,我玩搖滾樂應該就是受了這些唱片的影響。在歌詞方面,那時候臺灣出了一批很好的詩人,我非常喜歡讀余光中、洛夫和楊牧等人寫的新詩,在思考方式和開拓思維空間等方面受到了他們的影響。”

關於這段歷史,有個人比羅大佑更有發言權,他就是著名的滾石唱片公司董事長段鍾沂,羅大佑的大部分唱片都是在滾石出的。我這次專程去位於臺北光復南路290巷的滾石唱片總部拜訪了這位臺灣流行音樂的傳奇人物,也請他回憶了一下當年臺灣的情況。

羅大佑是怎樣煉成的

童年的羅大佑(左二)和家人

“國民黨退到臺灣後仍然和美國保持著聯繫,美軍司令部始終駐紮在臺灣,越戰期間臺灣更是變成了美軍的中轉站。”段鍾沂回憶說,“記得當年臺北中山北路上全是賣美國舊書和過期雜誌的攤點,我就是在那裡買到了那本對我影響很大的小說《麥田守望者》。美國人還辦了一個廣播電臺,天天放美國的流行音樂,所以我經常說,我們這一代臺灣人就是喝著美國的奶水長大的,叫出來的聲音自然也是美國味兒的。”

段鍾沂生於1948年,是標準的“戰後一代”。兩次世界大戰改變了舊的國際秩序,一大批原本處於邊緣地帶的前殖民地國家和地區融入了國際社會,像段鍾沂這樣來自第三世界的年輕人終於有機會接觸到了全新的文化理念,和信息相對封閉的父輩們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當時的臺灣當局非常保守,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反攻大陸’,但對美國的流行文化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段鍾沂說,“這就相當於在臺灣開了一個天窗,讓我們這些年輕人可以看到天空。他們不知道其實這玩意兒力量更大,為臺灣社會後來的大變革埋下了伏筆。”

不過,改變並沒有很快到來。為了給駐紮在臺灣的美國大兵提供娛樂服務,50年代的臺灣出現了一大批電聲樂團,在高級俱樂部裡為客人翻唱美國流行歌曲,內容多半是通俗的愛情小調,沒什麼內涵。今天的歌迷也許會感到奇怪,因為他們早已習慣了表達深刻內容的流行歌曲。但是,這種歌曲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有的,早年的流行歌曲純粹是為了娛樂,在今天聽來都是“靡靡之音”,唱片公司並不認為把高雅的現代詩歌譜成曲唱出來會有人買,美國同樣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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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勃·迪倫(右)獲得2016年諾貝爾文學獎

這種狀況直到60年代才發生了改變,鮑勃·迪倫(Bob Dylan)為此做出了重要貢獻,這就是他之所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主要原因。問題在於,那個年代的美國正經歷著“冷戰”“越戰”和民權運動,社會氣氛動盪不安,很多人有話要說,迪倫只不過把大家憋在心裡的話寫成歌曲並唱了出來而已,大眾接受起來相對要容易得多。但在當年的臺灣,起碼錶面上並沒有那麼多社會矛盾,到處是一片歌舞昇平的景象,所以臺灣樂手們依然唱著不痛不癢的口水歌,只不過把手裡的電吉他換成了木吉他而已,因為美國樂壇剛剛經歷過一次民歌復興運動,臺灣歌手依樣畫葫蘆,也跟在美國同行的後面唱起了美國民謠。

真正的變革要等到1976年才到來,一位只比段鍾沂小一歲的民謠歌手李雙澤在參加一場“西洋民謠演唱會”時把一瓶可口可樂摔到地上,呼籲大家“唱自己的歌”,從此開啟了臺灣的新民歌運動,這就是後來傳到大陸的校園民謠。羅大佑早年的創作深受這場運動的影響,比如那首膾炙人口的《童年》就是典型的校園民謠。這首歌是羅大佑在1976年寫成的,那時他正在讀大學三年級,正好是回憶童年的年紀。另一首校園民謠風格的《光陰的故事》則是他大學畢業那年寫的,因為臺灣的醫學院要上7年,所以那時的他已經26歲了,也正好是回憶青春的時刻。

羅大佑是怎樣煉成的

段鍾沂

“創作者必須遵從自己的內心,這是一定的。”羅大佑回憶說,“不過,我有時會主動尋求一種不是自己現狀的情境,這是一種創作的技巧。”

這兩首歌流行度非常高,但羅大佑最具革命性的歌曲還得說是創作於1980年的《鹿港小鎮》。這首歌是概念先行的,相當於命題作文。音樂風格終於擺脫了民謠的束縛,變得非常搖滾。歌詞更是充滿了批判精神,憤怒的情緒溢於言表。

“1979年是臺灣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那年臺灣當局和美國‘斷交’,臺灣社會從上到下都感受到了很大的壓力,大家普遍有一種孤立無援的感覺,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臺灣將去向何處。”羅大佑回憶說,“緊接著又發生了美麗島事件,弄得大家都不敢講話了。我因為是學醫的,不是音樂圈裡的人,經濟上比較沒有壓力,所以也比較沒有顧忌,這才寫出了《鹿港小鎮》。”

1980年,羅大佑從醫學院畢業。雖然因為大學期間玩音樂耽誤了學業,導致學習成績掉到了班裡的中下游水平,但仍然足以讓他考到了醫師執照,正式成為一名醫生。但羅大佑骨子裡是個叛逆青年,他感覺自己有話要說,便從父親那裡借來一筆錢,自費錄製了一張唱片。幾乎與此同時,段鍾沂和弟弟段鍾潭聯手另外幾位朋友成立了滾石有聲出版社有限公司,正式進軍唱片業。段鍾沂聽到了別人翻唱的《童年》,非常喜歡,便託人找到羅大佑,說服他把這張唱片交給滾石來出。

滾石唱片當年只是一個剛剛起步的獨立廠牌,羅大佑也是個沒什麼名氣的樂壇新人,這次簽約純粹是因為雙方在音樂理念上的相投。段鍾沂當年也像羅大佑一樣留著一頭披肩長髮,也喜歡聽來自美國60年代的搖滾樂,兩人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美國搖滾樂的核心並不是民權和反戰,這只是表面現象。美國的問題是道德問題,這才是搖滾樂真正想要表達的主題。”段鍾沂對我說,“臺灣雖然沒有民權和反戰的問題,但臺灣同樣有道德問題,我們那一代年輕人想要打破的是偽善的傳統道德觀,這個訴求和美國搖滾樂是一樣的。”

雖然理念相投,但這次合作在經濟上對於雙方而言都是一次冒險。段鍾沂告訴我,當時曾經有位業內人士打賭說這張唱片最多也就能賣2000張,結果僅在臺灣地區就賣了20萬張,盜版更是不計其數,這次冒險取得了成功。

相鄰可能與扎堆現象

當年由於兩岸交流不暢,這張唱片是走私進來的,並迅速被翻錄成了磁帶,在北京的音樂圈裡廣為流傳。我是在兩年後才聽到這盤翻錄磁帶的,因為沒有文字介紹,所以我對這張唱片的背景一無所知。多年以後我才知道,這是羅大佑出版的第一張個人唱片,從此開啟了一段輝煌的音樂歷程。這是滾石唱片公司出的第9張唱片,一舉奠定了滾石在華語搖滾樂壇的霸主地位。大陸歌迷熟悉的李宗盛、趙傳、潘越雲、齊豫、齊秦、張洪量、任賢齊、莫文蔚和陳昇等人都在其生涯的某個階段簽約過滾石,而且在滾石出的唱片往往是他們演唱生涯中最好的唱片。後來滾石的一個子品牌“魔巖文化”更是進軍大陸,幫助大陸音樂人把自己的創造力徹底釋放了出來,這才有了唐朝樂隊和“魔巖三傑”。

所有這一切,都開始於1982年問世的這張《之乎者也》。當時的中國大陸剛剛開始改革開放沒多久,大部分人的音樂品位還處在李谷一或者李雙江的時代,所以這張唱片才會顯得如此超前,羅大佑才會被我和我的同學們視為天神下凡。不過對於臺灣的年輕人來說,這張唱片可以說來得正是時候,唱片銷量就是證明。同樣,羅大佑也不是突然從石頭裡冒出來的孫悟空,他和段鍾沂一樣,都是那個時代的產物。

前一篇文章裡說過,創造本質上就是探索“相鄰可能”的過程,人類歷史上的絕大部分創新都不是憑空而來的巨大飛躍,而是對邊界的一次次勇敢的探索和嘗試。臺灣歌壇經過30年的摸索和嘗試,其邊界不斷擴大,那時的臺灣即使沒有羅大佑,也會出現和他類似的創作歌手。事實上,80年代的臺灣歌壇湧現出了一大批優秀的創作型音樂人,比如侯德健、李宗盛、李壽全、樑弘志、黃舒駿、馬兆駿、小蟲和齊秦等等,各有各的拿手絕活。這些人合力帶來了臺灣樂壇創造力的大爆發,並不是羅大佑一個人的功勞。

這個特點絕不僅僅是文藝界才有的,科學技術領域的創新同樣如此。歷史教科書喜歡造神,經常會習慣性地誇大某位天才的作用,比如達·芬奇就常常被吹捧成一位在生物學、工程學、地理學和繪畫等很多領域都做出過大量創新的天才,但實際上他的很多發明創造都不是他自己想出來的,而是借鑑了前輩們的研究成果,其中還包括很多來自阿拉伯同行們的貢獻,他只不過將其轉譯到了歐洲而已。再比如,牛頓也曾經被視為一個罕見的天才,歷史教科書非常喜歡將他描繪成一個性格孤僻的怪人,但實際上牛頓一直和當時的歐洲科學界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他的很多研究成果都是在前輩們的基礎上,以及和同行們的交流過程中做出來的。

當然了,像達·芬奇、牛頓和愛因斯坦這些人之所以如此有名,肯定有其過人之處。但是,也正因為如此,這幾位只能算是特例,絕大多數科技創新都是由其他那些不那麼有名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們做出來的,本質上都是探索“相鄰可能”的過程,即在現有知識的基礎上稍加變化而成。

從這個理論可以推導出科學史上經常發生的一個有趣現象,叫作 “扎堆”(The Multiple)。大意是說,某個人想出某個新點子,卻發現另外一個地方的某個人正好在幾乎同一時間想出了同樣的主意。比如,太陽黑子是在1611年被4個人分別發現的,他們分別生活在4個不同的國家,彼此之間並沒有任何聯繫。再比如,電池是在1745年和1746年由兩位科學家分別獨立地發明出來的,他們之間也沒有相互交流過。還有,氧氣是在1772年和1774年被兩名科學家獨立發現的,遺傳突變對於生物進化的作用是在1899年和1901年分別被兩位科學家獨立地提出來的,X光對於基因突變率的影響更是在1927年被兩名科學家幾乎同時報告的。除此之外,像電話、電報、蒸汽機和廣播等等幾乎所有的創新都有不止一個發明人,它們的誕生過程都具有明顯的“扎堆”特徵。

羅大佑是怎樣煉成的

1987年,李永得和徐露突破阻力第一次以臺灣記者身份來大陸採訪

上世紀20年代,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兩位學者決定研究一下這個問題。兩人通過檢索歷史文件的方法收集到了148個“扎堆”案例,然後將分析結果總結成一篇文章,題目叫作《發明創造是不可避免的嗎?》(Are Inventions Inevitable?)。文章指出,“扎堆”現象的普遍性恰好說明人類的大部分發明創造都不是某個天才憑空想象而來的,而是由當時就已經存在的各種科學概念、方法論,甚至器材零部件等等重新組合而成的,比如氧氣的發現就是如此。人類是在18世紀後期才意識到空氣不是“空”的,而是含有某種化學成分,稱量氧氣所需的精密天平也是在18世紀中期才剛剛被髮明出來的,有了這兩樣東西,氧氣的發現便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扎堆”出現的情況就不稀奇了。

如果我們把“扎堆”的定義再放寬一些,不難發現人類歷史上經常會出現某個創造力特別旺盛的時期,或者發明家非常集中的區域,而且兩者經常是一起出現的。比如達·芬奇就誕生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在那短短的100多年時間裡意大利湧現出一大批極富創造力的人才,除了達·芬奇之外還有米開朗琪羅、拉斐爾、伽利略、哥倫布和馬可·波羅等等,這是為什麼呢?答案肯定不是因為那段時間的意大利婦女突然生出了很多天才兒童,而是因為那段時間的政治和經濟變化恰好促成了創造力的大爆發。

再比如,和牛頓同時代的英國也湧現出一大批出色的科學家,比如萊布尼茨、胡克、惠更斯、哈雷、波義耳……個個都是大名鼎鼎。事實上,正是這些人的互相借鑑和相互激勵,牛頓才會脫穎而出。

話雖如此,羅大佑之所以被稱為“華語流行歌壇教父”,說明他身上確實有某種別人沒有的特質,值得好好研究一番。

羅大佑是怎樣煉成的

1988年,臺灣老兵、作曲家侯德健的父親侯國邦回重慶老家探親,談起往事眼淚長流

好旋律與共情力

流行歌曲之所以流行,歌詞好只是一個方面,很多時候旋律更重要,對於中國聽眾來說尤其如此。羅大佑早就看清了這一點,他的大部分歌曲都是先有曲後有詞的,只有《之乎者也》等少數幾首歌例外。

“我寫歌一定要求曲子先成立,我必須確認這個曲子是好聽的,旋律是有說服力的,才會繼續寫下去。”羅大佑對我說,“我在這方面好像比較有靈感,有時候一覺醒來腦袋裡就有旋律跑出來,所以我覺得我可能天生比較適合幹這行。”

這段話聽上去很可能會讓一些有志於從事音樂創作的人感到心灰意冷,如果作曲靠的是天賦,而自己又天生沒有音樂細胞,是不是就不適合幹這行了呢?我和羅大佑就這個問題聊了很久,發現情況並不是那麼簡單的。

首先,羅大佑親口承認他沒有絕對音高,這一點曾經是某些家長判斷自己孩子適不適合搞音樂的重要指標,但起碼在羅大佑身上這個標準是不成立的。所幸他父親也不信這個,從小就鼓勵羅大佑彈鋼琴,最終達到了7~8級的水平。高中時羅大佑以鍵盤手的身份加入了一支學生樂隊,雖然只演出了兩個月羅大佑就去上大學了,但這段經歷讓羅大佑接觸到了臺灣的流行音樂圈,為他後來的成功開了個好頭。

更重要的是,鋼琴對於作曲家的幫助極大,羅大佑的早期歌曲大都是在鋼琴上創作出來的,像《搖籃曲》和《稻草人》等旋律優美的慢歌都是如此。另外,電子合成器和電腦作曲用的也都是鍵盤,所以會彈鋼琴對於像羅大佑這樣的創作型音樂人來說幾乎是一項必備技能。

其次,受哥哥影響,羅大佑又對吉他發生了興趣,水平很快就超過了哥哥。吉他適合邊彈邊唱,也是搖滾樂的標誌性樂器,對羅大佑從校園民謠轉型到搖滾樂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像《鹿港小鎮》這樣的搖滾歌曲一定得用電吉他來寫才正宗。

正是因為羅大佑在鋼琴和吉他這兩樣重要樂器上都下過苦功夫,所以他才能自由地在兩種風格之間任意穿梭,這一點對於他的成功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羅大佑是怎樣煉成的

1987年,81歲的臺灣老兵歐中秋(原名歐錫恩)除夕前回到老家福建東山

羅大佑的例子充分說明,天賦並不是創造者的必要條件。當然了,某些遺傳特徵確實能起到一些作用,比如天生對色彩或者聲音敏感的人更容易在美術或者音樂領域取得成功,但真正的原因不是因為這樣的人有什麼別人沒有的才華,而是在於這樣的遺傳特質會讓一個人在很小的時候就發展出對某個領域的興趣,只有這樣他才能有充足的時間在這個領域深入下去,比其他人更早地接觸到該領域的邊界,然後有所突破。

羅大佑生平創作的第一首被髮表的曲子是《歌》,這件事和他早年玩樂隊的經歷有關。原來,那支學生樂隊的鼓手後來擔任了電影《閃亮的日子》的副導演,這部攝於1977年的電影講的是臺灣年輕人玩樂隊的故事,需要很多插曲,於是那位鼓手找到羅大佑,希望他能為電影寫音樂。當時羅大佑已是醫學院的四年級學生,學業非常繁重,但他一直沒有丟下音樂,平時積攢了不少旋律,於是他把自己在“大二”時寫好的一段旋律貢獻出來,由片方根據電影情節配了徐志摩翻譯的16世紀英國詩人克里斯蒂娜寫的一首詩,這就是那首優美的《歌》。這部電影公映後反響不俗,臺灣民眾正是通過這部電影認識了這位樂壇新人。

《歌》的旋律是如何寫出來的呢?羅大佑在作曲方面的才能究竟從何而來?真的有一位音樂之神暗中相助嗎?羅大佑自己並不這麼看:“其實寫旋律的過程並不玄妙,流行歌畢竟不是交響樂,沒那麼複雜。我會把平時生活中偶爾得來的靈感記下來,就這樣積攢了很多短小的動機,至今還有一兩百個沒有用呢。寫歌時,我會從中選出比較好聽的動機,有時只有幾個小節而已,然後我會通過各種試驗來逐步地完成它。這是個很漫長的探索過程,有時甚至需要好幾個月的時間。”

據羅大佑介紹,這個探索過程有時是非常理性的,比如他會根據音樂的基本規律嘗試不同的和絃,或者根據歌曲的性質嘗試不同的節奏和唱法。但是,有兩個關鍵步驟是非常感性的:第一,他需要知道這個旋律是不是曾經被別人用過,或者會不會和已有的旋律太過相似;第二,他需要判斷這個旋律是不是真的好聽,能否支撐起一整首歌。

事實證明,這兩點才是區分作曲家好壞的試金石,值得詳細分析一番。

羅大佑是怎樣煉成的

1983年5月2日,羅大佑(右)收導演虞戡平(左)為徒

第一條的重要性顯而易見,否則就不叫原創了。今天的作曲家也許可以通過檢索的方式看看自己有沒有和別人撞車,但羅大佑的時代顯然做不到,這就對作曲家的音樂閱歷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為父親的關係,羅大佑從小就開始聽古典音樂,長大後又迷上了搖滾樂和爵士樂,聽了無數唱片,各種類型的都有,這就讓他比別人更容易判斷出哪個旋律值得繼續做下去,哪個旋律已經被別人玩過了。

這麼做還有一個好處,那就是培養了自己的美學觀念。“任何一個創作者,在取得成功之前一定是個好觀眾,比如好的作家首先一定是個好讀者,好的音樂家首先一定是個好的聽眾。”羅大佑對我說,“音樂的創作過程是主觀的,但音樂的欣賞過程是客觀的,我以前聽過很多音樂,而且是抱著學習的態度去聽,在這個過程中慢慢找到了屬於我自己的音樂美學。”

第二條當然就更重要了,因為音樂的好壞沒有固定標準,歌迷的耳朵是唯一的參考系,這就要求作曲家能夠判斷出自己創造的旋律能否被大多數聽眾喜歡,這是一種非常獨特的能力。

很久以前流行過一種說法,認為音樂是人類的共同語言,莫扎特應該是所有人的大師,於是有不少科學家研究過音樂的標準問題,試圖找出好音樂的規律。研究結果出乎所有人的預料,音樂並沒有所謂的“內在標準”,一個人長大後喜歡什麼樣的音樂,是由他小時候聽到的聲音決定的。比如,在接觸外來音樂之前,原始部落的民間音樂風格差異極大,甚至連和諧音都不是絕對真理。爪哇島的民間音樂就充滿了不和諧音,於是這個島上的原住民覺得西方古典音樂很難接受。但隨著西式流行音樂在全世界的普及,如今爪哇島人的音樂口味已經徹底被西化了,莫扎特終於變得好聽了。

既然如此,一個作曲家是如何判斷自己腦袋裡產生的旋律到底好聽不好聽呢?答案就是前文提到過的共情能力。共情能力越強的人就越容易判斷出一段旋律會不會被其他人喜歡,羅大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的共情能力甚至已經強到會把動物當成人來看待的地步,比如當我問他如今唱片賣不動了,他是否還有創作的衝動時,羅大佑突然激動了起來:“唱歌是人類的原始衝動啊!這就是我們生存的意義。這就好比說,鳥為什麼要叫呢?即使找到了伴侶還要不停地叫?因為這是它的本性,鳥不叫就會死掉。或者,鹿為什麼要不停地奔跑?即使後面沒有猛獸在追它還是要跑?因為這個動作是鹿與生俱來的東西,它不跑就失去了本性。還有,牛為什麼長犄角?哪怕一輩子都用不上還要長?因為這是牛作為一種動物的尊嚴,不然的話它就什麼都不是了。”

羅大佑的說法從生物學的角度講也許不一定對,但這段話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羅大佑的共情能力異於常人,非常善於站在別人的立場上看問題,這就部分地解釋了為什麼他對旋律的判斷能力如此之強,以及他的創造力為何如此旺盛。他自己也承認,早年學醫的經歷對他影響很大,他父親在他19歲的時候就帶他去觀摩手術,他小小年紀就知道了生命醜陋的一面,這讓他更渴望通過自己的音樂去捍衛生命的尊嚴。

另外,從上面這段分析可以很自然地推導出一個結論,那就是藝術創造力有很強的年代和地域限制。羅大佑的作品不會在非洲走紅,因為非洲人對好音樂的評價標準和中國人很不一樣。同理,羅大佑的第一張唱片也不會被100年前的臺灣人喜歡。別說100年前了,恐怕連10年前都不行,因為那時的臺灣聽眾還沒有做好準備。

“臺灣新民歌運動的最大貢獻並不是為臺灣培養了幾個未來的音樂製作人,而是為臺灣本土搖滾樂培養了一大批聽眾。”段鍾沂對我說,“80年代的臺灣為什麼會出現羅大佑這樣的人?就是因為當時的內部外部條件都已具備,聽眾們無論是對抗議性的歌詞還是對激烈的音樂表達方式都已經準備好了。”

這一條不僅適用於羅大佑,而且對於其他任何領域的創造力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所有的新創造都不是隻為自己服務的,都需要其他條件的配合才能成立。換句話說,任何一個好想法,如果太過超前,都不會有好結果,比如計算機理論的發明就是一例。

羅大佑是怎樣煉成的

80年代大陸音樂市場受到港澳臺歌星衝擊,四川某地一商店擺滿了港澳臺歌星的招貼廣告和音樂磁帶

創造力的天時、地利與人和

計算機無疑是當今這個時代最偉大的發明之一,但計算機的原理早在19世紀初期就已經被英國數學家查爾斯·巴貝奇(Charles Babbage)想出來了,他在1822年設計出了世界上第一臺機械式差分機(Difference Engine),理論上可以用於函數計算,其功能有點類似於後來的計算器。問題在於,這臺機器需要2.5萬個零部件,重達15噸,以當時的工程技術能力而言實在是太困難了,結果他只造出了一部分樣機就花光了所有經費,只好放棄了這個計劃。後來倫敦科學博物館在這小部分樣機的基礎上製造出了整臺機器,證明巴貝奇的設計原理是沒有問題的,如果當時經費再充足一些的話,這臺機器是可以被造出來的。

但是,巴貝奇的下一個想法就不同的。他於1837年首次在圖紙上畫出了分析機(Analytical Engine)的設計原理,如果造出來的話,這將是世界上第一臺可編程計算機,無論是理論意義還是實際價值都遠超差分機。不幸的是,差分機就已經複雜到幾乎做不出來的程度,這臺分析機的複雜程度又要大上好幾個數量級,以當時的工程水平是不可能被造出來的。於是後人只記住了他的差分機,把分析機這件事徹底遺忘了。直到100多年後,電子技術日漸成熟,這才有人獨立地設計出了依靠電子元器件來運行的計算機,但其原理和巴貝奇的分析機是一樣的。

如果我們只看理論的話,巴貝奇無疑是個天才。但他實在是太超前了,他的創新需要電子時代的技術作為支持,可惜當時世界還處於蒸汽時代,根本無法滿足他的要求。

羅大佑是怎樣煉成的

巴貝奇

羅大佑是怎樣煉成的

倫敦科學博物館照著巴貝奇的圖紙,打造了一臺完整的差分機2號

與此類似的一個案例就是視頻分享網站YouTube的成功。其實早在YouTube公司成立10年前的1995年就有人想到了這個主意,但當年還處於撥號上網的時代,網速根本達不到分享視頻的要求,奧多比(Adobe)公司也還沒有開發出那個最終成為行業標準的視頻播放平臺(Adobe Flash)。這兩個條件直到21世紀初期才得到滿足,YouTube適時地推出,迅速取得了成功。

所以說,要想發揮創造力,必須天時、地利、人和全都齊備,缺一樣都不行。

這樣的例子中國也有很多,大疆創新公司就是其中之一。這家民營企業擁有全球無人機市場70%的份額,像這樣依靠技術創新幾乎壟斷了整個全球性行業的案例在中國很難再找到第二家。這一切都是如何做到的呢?這就要從人造飛行器各自的特點說起。

目前的人造飛行器主要分成三大類:第一類是固定翼飛機,我們平時旅行坐的波音、空客等等都屬此類,優點是穩定性好,載重量大,飛行效率高,缺點是起降需要跑道,無法在空中懸停。第二類是直升機,靠一個或者兩個主旋翼提供升力,優點是可以垂直起降和懸停,載荷能力適中,缺點是主旋翼的機械結構極為複雜,需要通過調整螺旋槳面的角度來調整升力的方向,操縱難度較大。第三類是多旋翼飛行器,依靠4個以上的固定旋翼提供升力,優點同樣是可以垂直起降和懸停,再加上所有旋翼都不需要調整槳面,機械結構要簡單得多,製造難度和成本都很低,缺點是載重量小,飛行不穩定,操控難度大。

以上三種常見飛行器的優缺點決定了它們的應用場景,比如載客和遠距離運輸多用固定翼飛機,救援和短距離運輸則用直升機。早年的航模大都是固定翼的,因為其飛行穩定性好,容易操控,成本低廉。大疆的創始人汪滔小時候就是個航模愛好者,但他一直有個執念,那就是希望能讓航模在空中懸停,為此他迷上了直升機航模,花了很多時間練習怎樣操控它。但因為所有旋翼飛行器的一大特點就是飛行穩定性差,所以汪滔一直玩不好直升機,經常炸機(航模界術語,意為飛機因操控不當墜毀)。直升機旋翼的機械結構非常複雜,所以直升機航模非常昂貴,每炸一次都要花好幾千塊錢去修理,一氣之下汪滔決定自己做一個直升機自動控制系統。經過多年鑽研,最終還真讓他做出來了。2008年,汪滔用自己研製的直升機自控系統參與了汶川地震的救災勘測,效果很好。

但是,前文說過,直升機的機械部分非常複雜,價格一直降不下來,嚴重影響了直升機航模的民用化。多旋翼飛行器的機械傳動部分雖然很便宜,但它卻有另一個致命的缺陷,那就是載重量太小,這一點同樣影響了多旋翼航模的發展。原來,所有飛行器的自動控制系統都需要安裝一臺慣性導航系統來即時獲取自身的飛行姿態,早年間一臺慣性導航系統重達十幾公斤,所以只能安裝在有效載荷較大的固定翼和直升機模型當中。90年代之後,隨著微機電系統(MEMS)技術的成熟,幾克重的MEMS慣性導航系統被製作了出來,但MEMS傳感器的數據噪聲很大,必須設計出複雜的算法來去噪聲,這些算法和自動控制本身都需要速度快的單片機來運行,所以人們又等待了幾年,直到高性能微型單片機誕生之後,多旋翼飛行器的自動控制難題才有瞭解決的可能。

2005年,第一臺真正意義上的多旋翼無人機自動控制器被製作了出來。2010年,法國鸚鵡公司(Parrot)生產出了全世界第一款面向普通玩家的AR.Drone四旋翼飛行器,操縱者只要稍加訓練就可以用一臺手機來指揮它在空中做出各種飛行動作。

AR.Drone的成功把汪滔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多旋翼上來。這種飛行器既能滿足汪滔對於空中懸停的執念,價格又要比直升機航模便宜得多,更容易推向大眾消費市場,於是汪滔開始研究四旋翼的飛控系統。由於在直升機飛控系統的研發過程中積累了寶貴的經驗,汪滔很快做出了全世界最好的多旋翼飛控,姿態控制和穩定性等方面都比其他競爭者要好得多。

但是,當時的多旋翼飛行器仍然被定義為玩具,大家想不出這玩意兒能有什麼實際用處。大疆最先實現了多旋翼無人機和相機相結合的新玩法,在2013年推出的第一代精靈無人機(Phantom)的下面安裝了一個戶外極限攝影專用的GoPro相機的架子,用戶只要把自己的GoPro綁在精靈無人機的下面就可以進行空中攝影了。這兩項新技術的結合重新定義了“航拍”這件事,終於讓大疆火了起來。

必須指出,最早想出這個主意的肯定不止大疆這一家公司,有三個因素讓大疆成為最終的贏家,恰好對應了天時、地利與人和:第一,為了杜絕畫面抖動,無人機的飛行姿態必須非常穩才行,汪滔設計的飛控系統被公認為是當時全世界最好的,不但飛得穩,而且操縱簡單,普通玩家也容易上手,這一點是大疆成功的“人和”。大疆後來又在雲臺技術上發力,推出了一個性能極其優越的雲臺系統,成為很多好萊塢電影公司的首選。

第二,攝影裝置是有重量的,這就對多旋翼無人機的載重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事實上,很多不同類型的電子產品都對元器件的小型化有要求,智能手機就是一例,因此半導體模塊的集成化和輕量化一直都是行業趨勢。2010年前後,正好有一大批專門為智能手機研發出來的多功能微型傳感器、陀螺儀、Wi-Fi信號傳輸設備和GPS模塊等相繼問世,其體積、成本和功耗等全都大幅下降。與此同時,可充電電池的性能也越來越好,重量卻越做越輕,所有這些技術進步都可以很方便地轉移到航拍無人機上來,很多此前根本不敢想象的性能指標都在很短的時間內得到了滿足,這是大疆成功的“天時”。

第三,大疆的總部所在地深圳恰好是中國民用電子設備的製造基地,無論是採購還是自行組織生產,大疆都可以獲得質優價廉的零部件,這就讓大疆生產的無人機在同等性能的情況下價格比國外同類產品要低很多,對於民用市場來說這一點非常重要,這就是大疆成功的“地利”。

這三個優勢加在一起,使得大疆迅速在航拍無人機領域脫穎而出,把競爭者遠遠甩在了身後。

從大疆的成功故事裡我們可以看出,汪滔對航模懸停技術的執著,以及他在飛行控制方面的技術創新,是大疆成功的必要條件。但光有這個還不行,因為航拍無人機所需要的很多技術都不是他自己做出來的,也不是他的強項,他需要等待這些基礎技術成熟之後,再將其優化,最終用到自己身上。如果那些技術沒有恰逢其時地出現,大疆無人機是不可能成功的。

正因為如此,大疆非常看重不同領域之間的相互合作。比如大疆開放了無人機設計平臺,鼓勵大家都來創造新的應用場景,只有無人機市場整體火起來了,大疆才有錢賺。再比如,大疆主辦的機甲大師賽採用了和其他工程技術大賽很不同的模式,不比專項技能的好壞,而是把比賽設計成一場機器人戰爭,只比結果,這就要求各個戰隊必須在各項技術上全面發展,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其創造力。

專程來參加2018年機甲大師賽的美國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戰隊的隊長周藝品告訴我,中美兩國的大學在機械工程專業領域的教學思路很不一樣。美國大學的機械工程系本科生需要學習的內容非常廣,老師要求學生掌握和機械工程有關的各種基礎知識,但深度普遍不如國內大學,所以美國的大學畢業生往往需要在研究生階段繼續深造後才能找到工作。相比之下,中國大學的本科生從“大二”開始就要學機械製圖等各項實用技能了,保證學生們一畢業就能上崗工作。換句話說,美國大學注重培養的是工程師思維方式,中國大學更看重的是培養合格的勞動力,因為中國的工廠普遍急需專業人才。

“同樣是本科畢業生,美國學生在勞動力市場根本拼不過中國畢業生。”周藝品說,“但是美國研究生學歷的畢業生只要在工廠裡幹幾年,優勢立刻就顯出來了,因為現代化工廠的工程師需要和各種各樣的人合作,美國學生的知識面比中國學生廣得多,顯得更有後勁。”

話雖如此,本屆機甲大師賽的前幾名都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戰隊,海外戰隊普遍成績不佳。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有很多,除了海外大學重視程度不夠等比較容易理解的原因外,還有一條是非常致命的。周藝品告訴我,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戰隊的機器人需要一個特殊的零部件,他在今年2月份就畫好了設計圖紙,然後發給一個距離學校很近的加工廠,結果一週後報價單才發回來,加工過程需要4個星期,每個零部件要價100美元。他立刻又聯繫了深圳的一家小加工廠,對方立刻在微信上做了回覆,報價70元人民幣一件,而且第二週就寄到了,運費300元人民幣。

“造成這一差別的主要原因就在於美國的人工成本非常昂貴,美國工廠對安全生產和環境汙染防治的要求也非常高。中國工廠在這兩方面都正好相反,所以才會有這個差異。”周藝品對我說,“不過因為這個零部件比較簡單,所以國貨的質量和美國貨差不多,完全可以用。中國戰隊有這些小作坊作為原材料供應商,先天就比海外戰隊有優勢。”

“沒想到中美差異這麼大,請問你自己更喜歡哪邊呢?”我問。

周藝品想了一會兒後回答說:“我覺得雙方各有優缺點吧,我覺得取中間值比較好。”

周藝品的回答體現了提升創造力的最大訣竅,那就是博採眾長,各取所需。事實上,當年的羅大佑就是這麼做的。

打造一個液態網絡

要想在流行音樂領域取得成功,光有好的歌詞和動聽的旋律還不夠,還要有高質量的音樂製作,包括編曲、演奏和錄音,三者都很重要,缺一不可。“現在的錄音技術進步太快了,電腦可以做出你想要的任何音色,所以如今的年輕音樂人不會碰到這個問題。”羅大佑對我說,“但在當年的臺灣,我找不到合格的人能夠做出我想要的那種搖滾樂的聲音,幸虧我在醫學院有個叫阪部一夫的日本同學,幫助我解決了這個問題。”

羅大佑非常重視技術,他認為流行音樂包括文化和技術這兩塊,後者才是更本質的東西,因為它超越了地域和文化差異的限制。阪部一夫就是那個能在技術上幫助羅大佑的人,他比羅大佑低一屆,來自京都,年輕時在日本也玩過樂隊,對日本樂壇有些瞭解。當他得知羅大佑需要尋找搖滾音色時,便推薦了一位叫山崎稔的日本音樂人。此人來自大阪,當年在日本搖滾樂壇小有名氣,出過唱片。羅大佑託人買來他的唱片,一聽之下非常喜歡,覺得這就是他想要的聲音,便給山崎稔寫信,邀請對方為自己的唱片編曲。

當年臺灣還處在“戒嚴”期間,大學生是不準離島的,所以羅大佑無法親自去日本和山崎稔面談,兩人只能通過寫信的方式相互交流。可因為山崎稔不懂中文,羅大佑的日文又很差,所以羅大佑只能把歌詞大意翻譯成英文寄給山崎稔,他再根據歌詞的意境和主旋律的走向進行配器和編曲,並找來一批日本搖滾樂手進棚錄音,錄好後把母帶寄到臺灣,羅大佑在此基礎上配唱。第一張專輯中的《鹿港小鎮》《戀曲1980》《童年》《錯誤》和《蒲公英》都是這麼製作出來的,花了很多錢,多虧羅大佑父親慷慨解囊,羅大佑才終於實現了自己心中的音樂夢。

當年兩人用這種辦法一共製作了8首歌,剩下的《青春舞曲》《盲聾》和《稻草人》則收錄於羅大佑的第二張專輯《未來的主人翁》當中。這張專輯的幾首主打歌曲都是羅大佑在臺灣錄製的,請的是當時臺灣最好的樂手,但仍然費了很大勁才錄完,光是《亞細亞的孤兒》開始的那兩小節吉他伴奏就錄了3~4個小時才得到羅大佑想要的那種音色。

“日本對流行音樂貢獻蠻大的,當年全亞洲只有日本樂手才能錄出我想要的音色。”羅大佑說,“‘二戰’後美軍一直駐紮在日本,所以日本流行音樂深受美國人的影響。但美國流行音樂裡有太多黑人元素,日本人沒受過那種苦難,唱不出布魯斯的味道,所以日本音樂人將美國搖滾樂改造成了具有東方特色的流行音樂,更加符合亞洲人的欣賞口味。”

“臺灣同樣有美軍駐紮,為什麼臺灣音樂人在這方面落後於日本這樣一個戰敗國呢?”我問。

“臺灣那些年總想著‘反攻大陸’,啥事都不如這事重要,日本人沒這個負擔,有心思做些不一樣的事情。”羅大佑回答,“另外,日本雖然是戰敗國,但技術的底蘊還在,學習先進音樂技術的速度比其他亞洲國家都快。事實上日本人一直很善於學習別人的長處,最早就是日本人把西洋文化翻譯過來傳到了東亞,日本人在亞洲與世界的文化交流方面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羅大佑把自己也定義為是一個異域文化的翻譯者和傳播者,身為醫生的他以一個外來者的身份闖入流行歌壇,用《鹿港小鎮》為臺灣聽眾普及了搖滾樂,用《之乎者也》為華語歌壇引入了雷鬼節奏,用《戀曲1980》告訴大家愛情歌曲可以有另一種更加誠實的寫法,用《未來的主人翁》向當今世界最優秀的搖滾樂隊披頭士致敬……在羅大佑的帶動下,臺灣歌壇開始大量吸收來自其他文化的音樂元素,一躍成為華語流行音樂的創作中心,來自寶島的聲音一度響徹整個中國大陸。

與此類似,同樣受到異域文化很大影響的香港也從一個小漁村變成了華語流行文化的創新基地,並從中誕生了金庸這樣一位堪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通俗小說大師。

身為土生土長的臺灣客家人,羅大佑對這一轉變深有感觸:“以前的臺灣人從不主動跟外面人打交道,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自從荷蘭人登島開始,臺灣被迫對外開放,到後來甚至開始主動從外部世界吸收信息,這才有了臺灣的今天。”

臺灣的成功模式非常符合美國計算機科學家克里斯托弗·朗頓(Christopher Langton)提出的關於創造力的“液態網絡”(Liquid Network)理論。朗頓是“人造生命”(Artificial Life)系統的創始人之一,他從生命誕生的過程中得到啟發,提出創造力旺盛的地方一定處於“混沌的邊緣”,也就是介於嚴格秩序和徹底混亂之間的中間地帶。用物質三態來比喻的話,氣體是徹底混沌,新結構隨時出現但又隨時瓦解;固體是嚴格秩序,雖然結構穩定,但幾乎杜絕了新結構出現的可能性;液體介於兩者之間,只有液態網絡才是“混沌的邊緣”,既能夠讓新鮮事物可以順利出現,又可以讓好的創新穩定下去,並將這個邊緣繼續擴大,以便進一步探索“相鄰可能”。

從人類進化的角度來看,這個理論很好地解釋了創造力大爆炸的原因。人類社會早期的打獵採集階段就相當於氣體,祖先們居無定所,像空氣分子一樣遊蕩在非洲的大草原上,偶有靈光一現也很難傳承下去。農業的誕生導致人口不再隨意流動,定居點的出現標誌著液態網絡首次登上了歷史舞臺。那時的人類社會以村莊為單位,每個村莊都有自己的一套傳承體系,但彼此之間又經常互通有無,新技術一旦出現就會迅速擴散開來,並在新的地方啟發出新的發明創造。

大約從公元前2000年開始,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出現了。城市相當於村莊的集合體,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人可以在這裡匯聚,彼此交換信息並相互合作。這是一個成熟的液態網絡,滿足了創造過程的一切需要,從此人類社會開始騰飛,一路加速發展到現在。

縱觀歷史,幾乎所有重要的發明創造均來自城市,城市規模越大,發明創造就越多,這一點和描述生物體新陳代謝速率的“克萊伯定律”正好相反。該定律是由瑞士生物學家馬克斯·克萊伯(Max Kleiber)於上世紀30年代提出來的,大意是說,一隻動物的新陳代謝水平是其體重的四分之三次冪,比如一隻貓的體重是一隻老鼠的100倍,但貓的代謝總量並不是老鼠的100倍,而是31倍,算下來每個貓細胞的能量消耗只是老鼠的三分之一而已。也就是說,動物的體型越大,其單個細胞的新陳代謝率就越低,能量效率就越高,這就是為什麼動物體型會越來越大的原因之一。

有人將克萊伯定律應用於城市研究,發現照樣符合。比如,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張,人均消耗的汽油總量、人均擁有的輸電線長度和加油站數量等等都會下降,說明城市對於個人來說是一種節約能量的生存方式。但是,著名的城市問題研究者、英國理論物理學家傑弗裡·韋斯特(Geoffrey West)的研究表明,如果我們用專利數或者研發經費總數等硬指標來衡量城市創造力的話,就會發現結論正好相反,城市越大,創造的過程就越活躍,創造力就越強。具體來說,假如A城比B城大10倍,那麼A城的創造力不是B城的10倍,而是 17倍;假如A城比B城大50倍,那麼A城的創造力則會增加到B城的130倍之多!韋斯特認為,解釋這一現象的最佳理論就是液態網絡理論,城市為人類提供了一個液態的信息網絡,創造力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得以爆發的。

這個理論很好地解釋了人類文明為什麼誕生在中東地區,因為那地方位於歐亞非三大洲的交叉點上,是當時世界上幾個主要的新石器文化區域的交匯之地。這個理論還很好地解釋了文藝復興運動的誕生,因為14~15世紀的意大利北部恰好是當時整個歐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區,又是絲綢之路的終點,同樣是一個不同文化的交匯點。類似的案例還有很多,比如為什麼現代爵士樂、垮掉派詩歌、單口相聲和饒舌樂等全新的文藝形式均誕生於紐約的曼哈頓?因為那裡不但是整個美國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而且是全世界人口組成最複雜的地區,來自不同背景和不同文化的居民組成了各自的小社區,但彼此之間往往僅隔一條馬路,這是個典型的液態網絡,難怪有無數革命性的文化創新誕生於此。

反面的案例也有很多,中國本身就是一個。有人統計過人類歷史上出現的所有重要的發明創造,列出了改變世界的1001項重要發明,來自中國的只有30項,僅佔3%,而且全部出現在1500年之前。在那個時間點上,哥倫布發現了美洲,歐洲人駕駛著帆船把全世界連在了一起。但明代的中國閉關鎖國,錯過了和世界交融的最佳時機。於是,在1500年之後的500多年時間裡,全世界一共產生了838項重大發明,絕大部分來自歐洲,沒有一項來自中國。

必須指出,還有一件事對創造力的大爆炸起到了非常大的促進作用,這就是文字的出現。文字的作用和DNA分子有些相似,它加速了知識的流動,把信息交流從橫向擴展到了縱向,使得知識的代際傳承變得更加容易。事實上,這就是為什麼古騰堡印刷機的出現會讓歐洲迅速脫穎而出,成為世界文化和科技中心的重要原因。

總之,要想提升創造力,首先必須想辦法打造一個液態網絡,讓信息流通起來。比如,有很多研究證明,沒有圍牆的開放式辦公環境有助於提升創造力,因為這種環境很像液體,便於員工們彼此交換信息。但如果有人想更進一步,打造一個無固定辦公桌的全流動式辦公環境,其結果往往適得其反,原因就在於這種環境太像氣體了,不利於員工靜下心來認真思考。

如果說古代的信息流通需要很大的成本,可遇而不可求,那麼今天的信息流通成本已經降到很低的水平了,影響液態網絡構建的主要因素就是信息管制。事實上,80年代臺灣流行音樂的大爆發也正好是臺灣社會從封閉轉向開放的10年。據段鍾沂回憶,臺灣的出版報批制度正是從1980年開始逐漸鬆動的,像《之乎者也》裡的一些歌曲,雖然電臺仍然不準播放,但唱片終於可以出了。到了1987年,臺灣解除“戒嚴”,同時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1989年取消了出版報批制度,臺灣歌壇迎來了大爆發。

結語

管制的解除讓滾石唱片公司迎來了黃金10年,他們一口氣在亞洲開了12家分公司,簽下了全世界幾乎所有的獨立廠牌的華語地區發行權。可惜好景不長,21世紀互聯網的興起徹底改變了音樂的商業模式,全球唱片業在很短的時間內跌至低谷,滾石自然也沒有幸免。

我們當然可以把失敗的原因歸罪於盜版,但流行樂壇進入21世紀後創造力的急速消退也是原因之一。20世紀為人類貢獻了布魯斯、搖滾樂、爵士樂、迪斯科、民謠、朋克、瘋克、嘻哈、電子舞曲……幾十種全新的音樂類型,但進入21世紀後居然沒有任何一種新的音樂類型出現,互聯網很可能就是造成這一現象的罪魁禍首之一,因為網絡讓全世界所有人都在聽同樣的歌曲,迅速消除了文化差異,從此創新便沒了動力。

羅大佑很不喜歡現在的互聯網,他認為網絡最大的罪惡就是好像什麼問題都可以迅速給你答案,以至於現在的年輕人體會不到那種“找不到答案”的感覺,而他那個年代很多東西都是要自己去找的,這個過程非常重要,因為羅大佑堅信好音樂一定是掙扎出來的。

段鍾沂同樣對互聯網評價不高,他認為網絡提供的是破碎的資訊和拼湊的知識,只有書籍才能提供一套邏輯完整的世界觀。現在的年輕人非常善於從網上尋找自己想要的知識,但他們不會去主動了解自己不想要的知識。久而久之,每個人都在屬於自己的那條道路上越走越遠,反而看不到別樣的風景了。

不管兩人的觀點是否正確,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創造力並不直接來自網絡,而是來自網絡中的那些具體的人。這個世界上沒有所謂的“全球腦”,網絡本身是沒有創造力的,它只是為那些具有創造力的人提供一個合適的平臺,讓他們更容易相互啟發,更方便相互激勵,更有機會脫穎而出。

既然如此,接下來一個很自然的問題就是:創造力是如何在創造者的大腦中誕生的呢?這就要從大腦神經元中去尋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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