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出土一明朝石碑,碑文填補了歷史空白,學者:李自成不容汙衊

一直以來,闖王李自成都被視為偉大的反抗者。他反抗暴政、剷除貪官土豪劣紳、均田免糧,因此在民眾中有“殺牛羊,備酒漿,闖王來了不納糧”的說法。到了解放後,姚雪垠的小說《李自成》,更讓闖王的名號家喻戶曉。

河南出土一明朝石碑,碑文填補了歷史空白,學者:李自成不容汙衊

但到了如今,一些網絡群體不知出於何種目的,竟將大英雄李自成汙衊成大流寇、殺人狂甚至是華夏的罪人,實在無法讓人理解。而某些人更是處心積慮地挖出野史,將李自成打扮成一個“食人魔”。

根據野史《鹿樵紀聞》記載,李自成率軍攻克洛陽後,俘虜了萬曆皇帝的愛子——福王朱常洵,並將他殘忍地煮而食之。現將原文摘錄如下:

“福王及世子由崧縋城走,王以體肥, 不能遠走, 賊得而殺之, 稱其肉, 重三百六十餘斤, 育分股割, 與鹿肉同烹, 群賊肪食, 名曰: `福鹿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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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而言之就是,洛陽即將被攻破時,福王和兒子朱由崧從城中出逃。結果福王體重太大,跑不遠,結果被起義軍所擒。其後,李自成殺了福王,並將他的360斤肥肉與鹿肉同煮,起義軍分而食之,並將之命名為“福鹿宴”。

這段記述流毒很廣,演變成許多個版本。有人說,李自成將福王的毛髮剃光,然後放在一口大鍋裡活煮;還有人說,李自成在煮死福王時,還將其痛罵了一頓……不一而足。然而根據正史——清人編寫的《明史》記載,福王的死狀並沒有大眾想象中那麼慘。

根據福王本傳記載:“

“明年( 崇禎十四年) 正月,…… (福王)遂遇害……兩承奉伏屍哭, 賊摔之去。承奉呼一曰:王死某不願生, 乞一棺收王骨, 齏粉無所恨, 。賊義而許之。桐棺一寸, 載以斷車… … ”

從這段記載來看,福王死時,屍體應尚存,並未被分食,否則又如何會被他的奴僕所收斂?然而,這段記載只是孤證,很難證明其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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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1986年4月,河南孟津縣文管委卻在民間徵集到一方壙志。所謂壙志,就是墓誌銘,而這個壙志的主人,正是福王朱常洵。這方壙志字數不多,但卻填補了歷史的空白,補充了很多細節。

首先,壙志表示,福王死時非常“壯烈”,乃是“挺身抗節”,”指賊大罵”,於崇禎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遂死難焉”。其後,壙志又敘述了福王屍體的去向:

“ 祭葬從優, 一切喪禮視諸藩倍……以崇禎十六年正月初八日, 葬邙山之原”

從壙志的記載來看,福王的屍體顯然還存在,並沒有葬身於“賊腹”之中,而是葬在了邙山之原。志文與史書相互對照,可印證“福鹿宴”之說為攻擊起義軍的無稽之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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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現代網絡發明家對李自成的攻擊還不止於此,有人說李自成是流賊,到處燒殺搶掠,讓中原淪為戰火。然而實際上,李自成只是因暴政迫害而活不下去的陝北百姓;而且他也不怎麼“流”,他一直追求建立穩固的根據地,這與羅汝才、張獻忠等到處燒殺的流賊形成鮮明的對比。

崇禎十五年後,李自成終於如願以償地建立了根據地,他嚴肅軍紀,不準士兵掠奪百姓,主要以屯田解決軍餉。同時他還派兵四處捕捉為富不仁的富戶、貪官汙吏以及類似於福王那樣的明朝藩王,奪取他們的家產補充軍用。反觀明朝官軍,他們才是掠奪百姓的暴徒,根據《石匱書後集》記載:

“賊令嚴明,將吏無敢侵略。明季以來,師無紀律,所過鎮集,縱兵搶掠,號曰‘打糧’,井裡為墟。而有司供給軍需,督逋賦甚急,敲樸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賊,反得安舒,為之歌曰:‘殺牛羊,備酒槳,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由是遠近欣附,不復目以為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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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來說就是,明朝官軍紀律敗壞,以“打糧”為名,四處掠奪百姓。百姓在“賊(李自成)”的治下,反而“安舒”,人心向背可想而知。1644年,李自成從陝西進軍北京,路上幾乎沒有遭遇任何抵抗,崇禎皇帝眾叛親離,最終自殺。在那時,甚至連官僚們也放棄了明朝,紛紛“附賊”。如少詹事項煜所說:“大丈夫名節既不全,當立蓋世功名如管仲、魏徵可也”。

至於罵李自成是民族罪人的,那就更可笑了。明朝滅亡時,皇太極曾派人聯繫李自成,希望大順和大清裡應外合,攻滅大明,但卻被李自成嚴詞拒絕。相反,李自成還多次致書於崇禎,希望他招安自己,而他將率本部兵馬,為國驅逐“遼東胡騎”。說白了,就是滿洲人的後金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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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在滅亡明朝後,被八旗軍大敗於山海關前,節節敗退,最終死於九宮山。而他的餘部與南明聯合,堅持抗清長達20多年。他們前半生反抗暴政,後半生對抗異族南下,可以說無愧於心。

反觀明朝官軍,比如吳三桂的關寧軍,他們成了滿洲人南下的急先鋒,屠戮無數百姓。而作為清軍主力的綠營,本就是舊明朝的軍隊。而明朝的官僚更是不用說了,多爾袞進京後,他們更是跪迎清軍,爭先恐後地向新主子效力

看到這裡,讀者們可以評論一下,李自成和明朝官僚貴族們,誰才是民族罪人呢?

早在上世紀,明史大學者顧誠就已為李自成澄清冤屈。而現代某些歷史發明家,卻處心積慮地抹黑李自成,真不知是何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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