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成功也就是李光耀的成功，他把這個國家帶到了一個它本來不可能抵達的高度。（東方IC/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6月22日《南方週末》）
這件事仍然更多是一個偶發的個別事件，雖然抓人眼球，其實質意義卻非常有限，不宜做過度和誇大的解讀。新加坡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其面臨的真正挑戰，遠在蕭牆之外--除了一些具體領域的危機之外，新加坡更深層次的危機在於由李光耀的去世和地緣政治變動帶來的國家重新定位問題。
最近，新加坡已故領導人李光耀的家族內部爆發了公開而激烈的爭鬥。李光耀排行第二和第三的兩個孩子，聯合起來通過社交媒體Facebook對他們的兄長、新加坡現任總理李顯龍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攻擊，用語之刻薄、態度之決絕讓人瞠目結舌。在一向平靜如水的新加坡政壇，即便是大選期間的公共政策辯論也是井然有序的，因此這難得一見的豪門恩怨，讓全世界媒體興奮異常，也充分滿足了很多人對新加坡高層政治的窺視欲。
然而，這件事仍然更多是一個偶發的個別事件，並不具有必然性，雖然抓人眼球，其實質意義卻非常有限，不宜做過度和誇大的解讀。在李光耀去世兩年後的今天，新加坡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其面臨的真正挑戰，遠在蕭牆之外。
李家內訌只是一場茶杯裡的風波，是一個政治插曲，雖然會帶來煩惱但沒有實質性的傷害。新加坡的現行體制仍然非常穩固，人民對政府和李顯龍的擁護，不會因為此事而發生根本改變。
新加坡迫在眉睫的危機
對新加坡來說，一旦真的發生恐怖襲擊，最大的破壞也許不是直接的傷亡，而是辛苦建立起來的各個族群之間的相互信任和團結。
就在李氏兄妹隔空吵架的時候，新加坡抓獲了兩名試圖前往敘利亞成為聖戰烈士的潛在恐怖分子，讓人驚訝的是，他們的身份竟然是輔警，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邊界的兀蘭關卡當警衛，其中一人還有持槍權。更嚴重的是，其中一人的一些親友知道他有意到敘利亞參加武裝鬥爭，卻沒人舉報。
迄今為止，新加坡還沒有發生過任何極端分子的攻擊事件，被視為全世界最安全的國家之一，但其反恐形勢卻難言樂觀。近年來，新加坡多次抓獲恐怖分子或偵查出進行中的恐怖襲擊陰謀，情形之頻繁，使得李顯龍多次警告新加坡“遲早會成為襲擊目標”，“問題不在於恐怖襲擊會不會發生，而是幾時會發生”。
早在2001年，美軍在阿富汗“基地”組織廢墟找到的錄像帶就顯示，恐怖分子計劃襲擊新加坡，並且已經進行了實地踩點，目標包括地鐵站、軍港、軍事基地、國防部大樓、多國駐新使館等。
令人震驚的是，隨後被捕的13人中除一人外，都住在新加坡政府提供的組屋裡，且都在正規學校受過教育，其中6人曾在部隊服役，有8人到阿富汗的“基地”訓練營接受過訓練。
除了新加坡本國的恐怖分子之外，來自外部的威脅也不容小覷。新加坡有上百萬來自南亞和東南亞等地的底層打工者，2016年1月，有27名在新加坡建築工地工作、涉嫌極端主義活動的孟加拉男子被逮捕。而這與半年後發生的另一件事相比根本是小巫見大巫：2016年8月，鄰國印度尼西亞警方逮捕了6名計劃襲擊新加坡的極端分子，他們計劃從印尼臨近新加坡的巴淡島向新加坡最繁華的濱海灣地區發射火箭彈。
對新加坡來說，一旦真的發生恐怖襲擊，最大的破壞也許不是直接的傷亡，而是辛苦建立起來的各個族群之間的相互信任和團結。新加坡的主要族群包括華人、馬來人、印度人和泰米爾人，在1965年獨立之前多次發生嚴重的族群流血衝突。對比周邊馬來西亞和印尼的族群共處狀況，就會明白新加坡目前的和諧局面來之不易，它是牽涉到這個國家存亡的大事。
新加坡的另一個大麻煩是經濟的不景氣，轉型艱難。近年來，因為全球經濟低迷帶來的航運、煉油等行業的不景氣，對新加坡經濟的影響很大。2016年，新加坡經濟出現了幾個季度的連續負增長，失業率在攀升，國際評級機構穆迪甚至將新加坡銀行系統的前景評級從“穩定”降為“負面”。經濟短期的下跌並不可怕，但數據也顯示，近年來新加坡經濟增長中來自創新和科技等方面的動力缺乏，顯示經濟轉型的前景並不明朗。而多次經濟轉型成功、60年間人均GDP從400美元飆升到5.5萬美元的奇蹟，是新加坡擁有今日國際地位、睥睨周邊國家的重要因素。
過去50年，新加坡經濟經歷了5次轉型，大約10年一次，每一次都是轉向附加值更高的產業，從而使經濟跨上一個新的臺階，形成新的飛躍，這5次轉型分別是1960年代的勞動密集型產業，1970年代的經濟密集型產業，1980年代的資本密集型產業，1990年代的科技密集型產業，21世紀的知識密集型產業。未來，新加坡希望轉向創新密集型產業。然而，創新需要的寬鬆社會氛圍，就與新加坡一直以來嚴格的社會管理體制產生了矛盾。研究以色列經濟奇蹟的名著《創業的國度》裡，就多次拿新加坡的秩序和以色列的不拘一格做比較，並斷言新加坡“對順從的堅持、禮貌的追求，還有那些精心修剪的草坪、政治體系，已經將變化從這個經濟體中徹底清除了”。
新加坡站在十字路口
領導新加坡的一個特殊之處在於，這是一個不容犯錯的崗位。這個國家根本經不起折騰和哪怕稍微大一點的政治失誤。新加坡新一代領導人的壓力可想而知。
除了一些具體領域的危機之外，新加坡更深層次的危機在於由李光耀的去世和地緣政治變動帶來的國家重新定位問題。
新加坡人口550萬，面積相當於中國大城市的一個區，能擁有今天這樣遠高於其人口面積限制的國際影響力，決定性的因素是李光耀。可以說，沒有李光耀就沒有新加坡，他不僅促成了新加坡的獨立，更用自己嚴謹的性格塑造了這個國家的精神氣質，在東南亞創造了繁榮廉潔的奇蹟。
另外，李光耀深具國際洞察力，從民主到全球治理，從印度的未來到中國的改革開放，他都有自己明確清晰富有洞見的看法。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就評價說，“李光耀是美國必不可少的朋友，主要不是因為他所代表的權力，而是因為他那非凡的思維。他的分析非常好、非常有深度，以至於其他國家的領導人都認為同他會面是接受啟迪的一種途徑。
可以說，新加坡的成功也就是李光耀的成功，他把這個國家帶到了一個它本來不可能抵達的高度。然而，這樣的人物的產生本來就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可複製性，伴隨著他的去世，一切都會慢慢回到它本來應該有的樣子，新加坡國際地位一定程度的下滑是不可避免的。與世界其他國家的領袖相比，劍橋畢業、善於和民眾溝通的李顯龍，其政治領導能力堪稱卓越，但他畢竟不是他父親，無法複製和移植李光耀的智慧和影響力。而新加坡某種程度上已經習慣了自己是東南亞的一個特殊國家而不是普通的一員，對自己的期望值很高，這是新加坡這兩年外交受挫的重要原因。
而雪上加霜的情形是，李顯龍已經確定在2020年大選後卸任，但新加坡的下一代領導人是誰仍沒有定案。吳作棟和李顯龍上位之前，都經歷過長時間的培養和訓練，他們的接班人地位早已經呼之欲出，新加坡人也都心知肚明，只是沒有宣之於口。而這次是一片混沌，大家確實不知道是誰，這說明目前內閣裡並沒有眾望所歸的人選，而副總理、財政部長、國防部長等關鍵崗位仍由2020年很可能卸任的老部長擔任，這給新加坡的領導人培養機制敲了警鐘。
領導新加坡的一個特殊之處在於，這是一個不容犯錯的崗位。新加坡特殊的地理位置、大國頻繁插手的現實、小國寡民的國情、國內敏感的族群關係，都意味著這個國家根本經不起折騰和哪怕稍微大一點的政治失誤。兩相觀照，新加坡新一代領導人的壓力可想而知。
再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李光耀時期新加坡一直實行“大國平衡戰略”，拒絕和某個大國走得太近或太遠，因為他深知“大象打架，草坪要遭殃；大象親熱，草坪會傷得更重”。但近年來新加坡積極配合奧巴馬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和TPP的建設，“選邊站”的傾向有所抬頭，已經偏離了上述原則。而伴隨著特朗普的上臺和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格局正在發生變化，新加坡扼守馬六甲海峽的地緣優勢正在褪色，新加坡正站在十字路口，何去何從，可以說是一個關乎幾代人福祉的生死攸關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