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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角色演變大致可以分為五個階段。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系教授李巍在雲南大學“東陸高端論壇”和“周邊外交論壇”，題為《中國國際地位的變化與中國的學術創新契機》的學術講座，講座整理內容來源於“周邊外交”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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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角色變遷
★階段一：中國的自成體系中央帝國與華夷秩序
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是一個以中華文明為支撐，以中央帝國為中心的相對獨立的經濟、文化和政治體系，基本上形成了自成體系的格局。在此期間，儘管有馬可·波羅等西方人士來華，但中國與西方世界的交流總體上較少，絲綢之路雖然構成中西方交流的重要通道，但是這一通道經常遭遇阻礙，而且當時的這種遠距離貿易成本極其高昂，只能是進行一些奢侈品貿易，這種貿易形態對中央帝國的社會結構基本不產生影響。總體而言，中央帝國－華夷秩序所受到的外來衝擊較為有限，並得以長期延續。
圖為馬可·波羅
中國的自成體系表現為兩個特徵：第一，以華北平原為中心的中央帝國不斷向外圍擴散；第二，通過獨具特色的朝貢體系來維持中心和外圍之間的關係。這是一個由整個中華文明構成的體系，有別於同一時期由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體系並與之處於隔離的狀態。
但是，正是這樣一個自成的體系導致了中國近代衰敗，為什麼？其原因在於當時的中國缺乏有效的外來競爭者，從而導致了整個體系的高度保守和封閉。相關研究表明，正是由於不面臨外來的競爭者和挑戰者，中華文明在近代的發展陷入停滯，這套體系喪失了持續革新的動力。兩千多年來，中華體系在制度設計上相當穩固，清朝若非遭遇外來衝擊，其統治體系也會穩固地維持更長的時間，存續時長甚至可以超越明朝。
如今的中國與古代中國多有不同，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點是今天的中國面臨著激烈的國際競爭壓力，不得不進行改革與創新；但中央帝國與華夷秩序下的中國可以長期不改革、不創新，因為當時中國自成的體系是一個早熟的政治體系。期間中央帝國雖然在軍事上多次遭遇北方和西方遊牧政權的挑戰，甚至一度“亡國”，但是在經濟和政治制度上、在文化和文明上，中華體系是沒有遭遇挑戰的。直到19世紀上半葉，西方國家發動的鴉片戰爭開始打破中國延續兩千多年的自成體系，中國被迫以一種極為痛苦的方式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
圖為鴉片戰爭中的穿鼻海戰
★階段二：國際體系的配角
從晚清開始到民國時期，是中國“被動挨打”併成為國際體系配角的階段。在理解此時的中國在國際體系中扮演的角色之前，必須首先釐清何為主權國家，以及國際關係史研究為何熱衷於把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確認主權國家的存在）作為現代國際關係的開端。主權的含義可以簡化為對內自主、對外獨立。從這個意義上看，秦帝國時期及此後的中國已經是一個強大的主權國家。因為與三十年戰爭之前的西方國家不同，中國一直沒有至高無上的宗教體系，國傢俱有高度獨立於宗教的世俗統治權，而很多西方國家則是在經歷了宗教凌駕於政權之上的歷史之後，才從封建領主國家“進化”為現代意義的主權國家。
圖片為14、15世紀的歐洲封建領主
西方世界的所謂“主權”其實早在中國秦朝時期就已出現，中國（而非西方）才應該是“主權”概念與實踐的開創者。
但在晚清民國時期，中國的自成體系被徹底打破併成為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的配角後，不得不學習與接受西方人的概念與話語體系，並以此理解與界定中國自身的歷史與現狀。這對中國的知識界來說是非常尷尬和難受的。直至今天，國內的國際關係教科書仍然主要是按照西方學術界的理解來詮釋一些基本的國際關係和政治概念，這可以追溯到中國作為國際體系配角時期對西方思想理念的被動接受這一歷史源頭。
★階段三：國際體系的“造反者”（革命型外交）
第三階段始於毛澤東領導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歷史性事件顛覆了整個西方世界對中國的認知。當時的中國可以視為國際體系的“造反者”，試圖顛覆既有國際體系的理論常識與實踐經驗。以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提出的“兩個拳頭打敵人”外交政策為例，這一理念被視為“違背”了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基本規律——按照傳統的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一國處理對外關係（尤其是“三角”關係）時理應選擇“聯合一方打擊另一方”策略，這是最有效且有利的選擇，而同時與兩個實力超強的敵人對抗是令人費解的。但這一時期的中國就以此種方式展開了對美與對蘇的外交。總體而言，這一時期的中國並不是按照西方國際關係的基本規律來開展國際行動。
此外，“一邊倒”也是中國“造反”既有國際體系的集中表現，即與蘇聯聯合起來突破西方國家對國際權力的壟斷；在與蘇聯關係惡化後，中國又採取了“一條線、一大片”的外交策略，聯合實現民族獨立的國家共同“造反”，試圖以第三世界為整體挑戰由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體系與自由秩序。
★階段四：再次融入，成為配角（融入型外交）
第四個階段始於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這一時期中國開始主動“擁抱”並融入既有的國際體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重要事件：
第一，中國加入聯合國與尼克松訪華。1972年發生了兩個具有轉折性意義的歷史事件，一是中國加入聯合國，這意味著中國接受了雅爾塔體系；二是尼克松訪華，中國開始改善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關係，這標誌著中國外交理念發生了重大變化，外交關係進入了新的里程，此前中國一直認為發達國家是處於滅亡邊緣的帝國主義國家並拒絕與其建立正常外交關係。
圖為1972年尼克松訪華
第二，鄧小平三國之行。1978-1979年鄧小平的三國之行，標誌著中國開始主動融入到國際體系。鄧小平訪問了三個重要的國家：首先是日本——一個曾經多次打斷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百年宿敵”；其次是新加坡——一個華人人口占大多數的東南亞儒家發達國家，新加坡的發展對於中國的經濟建設產生了很多的啟發與影響，其中就包括中國對市場經濟認知的轉變；最後是美國，鄧小平訪美時說了一句經典名言“凡是跟著美國走的國家都富了，凡是跟著蘇聯的國家都窮了”，藉此表明當時中國徹底改善中美關係的決心。鄧小平的三國之行說明中國有意放下意識形態之爭，優先解決以發展為核心的國內問題，而經濟發展必須以西方的市場、資本與技術為支撐，於是中國開始了“復關”和“入世”談判，尋求與國際接軌。在此背景下，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可以說是再次融入了國際體系，又一次成為國際體系的配角。 但這一次是主動的戰略選擇，儘管期間也有諸多的猶豫和痛苦。
★階段五：國際體系的主角（引領型外交）
2008年至今，中國自鴉片戰爭一百多年來首次成為國際體系的主角。中國成為主角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2008年應對金融危機與G20升級。2008年，爆發於西方資本主義核心地帶（也就是華爾街）的這一場金融危機宣告整個西方資本主義運行的法則——建立在金融自由化基礎上的發展模式並非無懈可擊，美國“華盛頓共識”這一套經濟發展的理念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在2008年應對金融危機的過程中，美國不得不接受G20開始取代G7作為全球治理核心平臺的這一事實。G20在1999年就已經存在，但只是一個部長級的會議；G20則在此基礎上逐漸發展成為一個首腦峰會，並在2009年匹茲堡峰會上被確定為國際經濟合作主要論壇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機制。這一轉變意味著西方世界開始接納新興國家作為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角色，而且是平等的核心角色。這是一個具有分水嶺意義的事件。2008年之前，中國國內一直在討論中國是否應該加入G8/G7的問題，但這個問題已隨著G20的出現與升級而迎刃而解，G20可以有效解決新興國家尤其是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獲取話語權的問題。
第二，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
當某一個具體的全球性問題在中國缺位的情況下無法解決時，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就明顯地凸顯出來。
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當時的會議上，中國與會代表與中國的態度受到各方的高度重視，這一方面表明氣候變化與金融危機等非傳統安全問題受關注程度與解決的迫切程度正日益提升，另一方面也說明中國在這些全球非傳統安全問題的應對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圖為在哥本哈根環保大遊行醒目的中國“環保先鋒行活動”
第三，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這是另外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新一代更加積極有為的領導人在上臺之初提出“一帶一路”倡議，這是首次完全由中國單方面提出的一個國際倡議，而且提出五年多以來，這一倡議的規模和影響不斷擴大，儘管它也遭遇了諸多困難和挑戰。
第四，2015年亞投行外交和人民幣“入籃”。2015年中國經濟外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主要體現在亞投行外交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其中作為西歐發達國家的英國對亞投行的支持是最主要的標誌之一；此外是經過艱難的博弈，中國終於實現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的目標，雖然後者目前只具有象徵意義，但畢竟標誌著人民幣加入大國貨幣俱樂部。
除了上述四個標誌性的事件體現了中國在國際體系中決策地位的變化之外，還有兩個事件說明如今國際體系中的中國與之前的中國 “截然不同”。
一是在2012年中日釣魚島爭端白熱化的背景下，中國設立了東海航空識別區。
二是2013到2018年間，中國在南海陸續造了8個島，扭轉了中國在南海地區的被動地位。當前中美之間的安全角逐不僅僅是圍繞臺灣問題展開，南海爭端也成為中美安全角逐的最主要組成部分之一。目前南海爭端是美國除貿易摩擦之外討論得最頻繁的話題，因為南海的歸屬關係著美國在東亞乃至西太平洋地區的主導權。南海問題包含了中美之間權力的博弈，更是兩個大國決心與氣勢的較量。
這一系列行為標誌著中國外交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即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首次成為國際體系的引領者，開始定義國際關係的基本議程，其他國家也不得不密切關注並研究中國的行為與目的，比如由於當前中國大力推進“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國際上也湧現了不少“一帶一路”研究專家，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術文獻正在探討中國創建的亞投行，一個主流的國際關係學者如果不研究和討論中國外交和中國問題，他就沒有話語權，這種情況有史以來尚屬首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