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為人知的海外留學真相，看完你還會送孩子出國嗎？
豆漿老師說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留學在中國開始從“小眾”走向了“大眾”，越來越多的中國家長前仆後繼地把孩子送到海外留學，她們似乎深信，孩子喝了“洋墨水”就能捧上“金飯碗”。
這些家長大多來自中高產階級家庭，有著不錯的收入，而且注重孩子的教育。他們從孩子小時候開始就提供其優質的教育資源，早教補習、各種精英班，再到長大後二話不說送孩子去國外唸書“鍍金”。他們插手孩子的人生，卻很少教孩子如何選擇自己的人生......
海外，留學，字字都充滿著光鮮亮麗，可對於那些被“推”到國外的唸書的留學生來說，殘酷的不只是面對難以消化的沉重學業，還有跌跌撞撞，毫無目標地撲向一個並不怎麼願意接納他們的世界......
中國留學生海外留學真相到底如何，豆漿老師在這裡分享《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裡一篇文章，這是一篇很有價值的文字，反映著海外教育的一些問題，而這，或許會是一大批中高產階級精英爸媽們即將遇到的未來。
“斯坦福鴨子”撥動中國式焦慮
（文章有刪減）
把兒子送到美國讀書的半年後，黎銘的焦慮達到了頂峰。
這位中國母親每天滑動手機屏幕、等待兒子回覆消息的間隙，會在新聞裡瞅見“中國留學生大規模掛科遭退學”“中國留學生開寶馬撞人”等字眼。擔憂在全職主婦黎銘的心裡壓不住了：孩子會不會也遇到這些事兒啊？
她把自己的想法拋進了擁有幾千名成員的“南外家長QQ群”，沒想到別的家長在和她分享同一種不安：他們的子女都畢業於南京外國語學校這所名牌中學，每年少說也有兩三百人浩浩蕩蕩地奔英赴美留學，可孩子在國外究竟怎麼樣，沒人說得清。
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的黎銘試圖去弄清。2015年，她用180天的時間，走訪了24所名校，接觸了130多位留學歐美的中國學生，看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留學世界”。
回國後，黎銘將自己記錄的近百個孩子的故事集結成書，希望分享給那些為留學做準備的家庭。在她的尋訪對象中，有人靠自己的努力“掙回了學費和尊嚴”；也有人努力融入當地環境卻以失敗告終，不得不再回到“中國人的圈子”；甚至有人因留學得了抑鬱症。
她看到，計算成績的GPA像是留學生頭上的“緊箍”，而他們的生存狀態，就像起源於斯坦福大學那個著名的說法，“斯坦福鴨子綜合徵”——表面悠閒，鴨掌卻在水下劃得飛快。
焦慮，這是黎銘見到宋希玥時，最直觀的感受。
這個在斯沃斯莫爾學院就讀的姑娘直言不諱地說，自己不喜歡這所全美頂尖的文理學院、更不喜歡自己的狀態，“感覺就像是加強版的中國高考生，每天就是學習、學習，還是學習；話題就是拿A、拿A，還是拿A。”
為了畢業留美，讓留學“有價值”，這個姑娘選擇了並不喜歡的經濟學專業，每天埋頭和數學課、經濟課作“鬥爭”。“再堅持一下，或許就是海闊天空了。”
她已經失去了自己的圈子。剛來美國時，她曾努力和美國同學交朋友，可新鮮感一過，美國學生圈總在談論離自己很遙遠的政治和文體活動，她卻感到學業壓力很大，只能慢慢告別了美劇、俱樂部，重新回到中國學生圈。
可那裡像極了國內的家長群，天天說排名論成績，讓人“喘不過氣來”。
在另一所名校卡耐基梅隆大學，一箇中國留學生談起這個話題卻笑了。他問黎銘，自己所在的計算機學院作業這麼多、壓力這麼大，自殺率卻很低，為什麼呢？
“因為都在趕作業，沒空自殺。”男生冷冷地自問自答。
這不是個例，而是許許多多中國留學生正在經歷的真實。
一名在斯坦福就讀的女孩告訴她，身邊太多人跟著學校潮流“為了創業而創業”，再加上課多時間緊，真正坐下來搞清楚自己想要什麼，太難了；帝國理工大學的王陽為此得了抑鬱症，學業壓力太大又找不著自己的方向，這個無錫男孩被迫休學一年。
焦慮面前，隔著大洋的父母和孩子之間的矛盾，也如活火山般頻頻爆發。一名中國媽媽因為某天沒聯繫上在康奈爾大學就讀的女兒，越洋電話一個接著一個地打。到最後，女兒的老師、同學都被“騷擾”了一整天，女孩無奈，她只是不想被父母逼得太緊。
那場不歡而散的談話後，黎銘忍不住去想，自己走訪的多是頂尖名校，“在好學校的孩子尚且壓力如此大，在一些差一點兒學校的中國留學生，會是怎樣的狀態？”
她後來瞭解到一個更加難以置信的“留學世界”：中國學生聚在一起打麻將、購物、旅遊，或是參加一場又一場的聚會。前不久因群毆同伴鬧上美國法庭的幾名中國留學生，清一色來自一所較差的私立高中。
中國男生小吳高考後來到愛荷華大學，在那個亞裔稀少的校園裡，他的同學稱呼他“chink”，這是英文中一個富有種族歧視色彩的侮辱性用語，對象是華人或東亞人。同學用馬克筆把小吳宿舍的貓眼堵上，用安全套套住門把手。
繼續聊下去，黎銘才知道，小吳的留學充滿了“隨隨便便的色彩”。因為高考失利，父母找了留學中介隨隨便便就選了學校。他們的算盤打得也很響：孩子在中國沒考好，出國“鍍層金”，回來就能一飛沖天。
可直到抵達愛荷華，這個男孩才發現，那所排名較低、地理偏遠的大學，並不能提供他想要的“留學生活”。
之後的種種經歷，他卻不敢告訴父母。一年人民幣幾十萬元的開支面前，讓小吳決定“報喜不報憂”。
這種“表面的和平”維繫了兩年，直到小吳“忍無可忍請求轉學”。
和留學生家長溝通多了，黎銘也慢慢發現，許多中國家長看重排名和資源，期待孩子“一飛沖天”，卻忽視了留學的根本意義。
“留學不是商品，不能講投入產出比。說到底，留學不過只是換個地方學習而已，家長不該賦予那麼多意義。”她說，與其花錢把孩子培養成會說會聽、卻不會讀不會寫的‘美國式’文盲，還不如在國內好好想清楚該不該留學、去哪兒留學以及學什麼。”
身為伯明翰大學人文學科博士生，小許也一直在關注盲目留學這一現象。在他看來，很多中國留學生出國，並不是真正為了國外的學術環境和交流平臺，更多的是“為了一紙洋文憑”。
“中外教育各有優劣，如果你沒認清自己的情況就為了‘外國’兩個字而出國，這樣的行為和錢鍾書先生當年寫的，方鴻漸花30美元買了個‘克萊登大學’博士文憑，回國卻備受禮遇的情況有什麼區別？”
一些中國人甚至在追求“假洋文憑”，最近的一個例子是，美國國土安全部在過去兩年間釣魚執法，設立了一所野雞大學——北新澤西大學，以引誘不法中介上門，並由此連查22所黑中介。經查證，涉案的上千名學生主要來自中國和印度。
美國官方一再強調，涉案學生們在申請到這所大學後並沒有上課，這意味著他們對這所大學的性質“心知肚明”。
黎銘也只能看著，許許多多的家長“還沒搞清楚為啥留學”，就急急忙忙地“像當年的偷渡客一般”，一個帶著一個，把自己的兒女和辛辛苦苦攢下的積蓄送出了國。
“好學生”究竟是怎樣的呢？黎銘猜都不用猜，就能知道大多數中國父母的答案：高GPA、好文書、名校錄取。
可普林斯頓大學的一位招生官，卻給了黎銘完全不同的答案。招生官很嚴肅地問黎銘，“為什麼中國學生面試時男生都說自己做競賽，女生都說自己玩辯論？”
“為什麼面試時，中國學生都說自己喜歡莎士比亞和英國文學，卻從沒人對中國傳統文化感興趣？”“為什麼今年一個學生文書裡提到LGBT，明年就有一大堆重複的？”
這些問題，黎銘一個也回答不了。
她只知道，為了“錄取”和“文憑”，一些家長和學生“什麼都能做”。中國的父母太重視GPA、文書了，為了留學，打造了一個又一個標準的“中國好學生”。
華盛頓大學招生官表示，在申請美國高校的中國學生中，有多達十分之一的申請可能包括假論文和虛假高中成績單等虛假材料。
“中國留學市場中存在相應的作弊需求。中國家長和中國學生盲目追求高分和名校，往往不會意識到製造假申請資料或作弊的嚴重性。不少學校的老師為了讓學生們考上好學校和有利於提升母校的形象以及教師的榮譽感，也加入其造假行為，幫助學生修改最終的成績單。”這份報告稱。
“這樣的留學有什麼意義呢？”黎銘嘆氣，可她又不忍心苛責這一撥一撥把兒女送往海外的家長。有家長向她訴苦，這一代的父母壓力很大啊。
“這些家長也大多是中產了，可他們卻比誰都焦慮。”黎銘無比理解這些父母，成都的一些父母甚至還自發統計了兒女留學後回來的情況，他們總結“有20%的人留學是失敗的”。
就連黎銘自己，曾經也是其中一員。“年輕時比工作收入，後來比誰嫁的好，現在比誰孩子有出息。”兒子小時候特別喜歡畫畫，但在黎銘眼裡，這是“沒意義的事情”。
她曾沒收兒子所有的畫具，並“威脅”不準再畫。可每天下班回家，總會看到沙發、牆壁都是被塗畫過的痕跡。
不忍心和兒子徹底鬧翻，她選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幾年後，兒子赴美讀高中，她抽空去探望，卻發現兒子的畫作入選了全美多個畫展，同行的人不住誇讚，黎銘再也忍不住，一個人跑到兒子學校的操場，哭得稀里嘩啦。
“我的焦慮、我的功利，差點毀了我兒子的愛好。”她眼眶泛紅。
龐大的中國留學生還養活了一個新產業——專替中國留學生聯繫實習和介紹工作的生意。
她在尋訪中碰到一個男生，聲稱留學的性價比太低了，自己學校的知名度不高也不好找工作，不過，回國當留學顧問還不錯，畢竟，“這個行業人傻錢多速來”。
“你只在這個學校上過學，又不瞭解別的學校，怎麼當留學顧問呢？”黎銘忍不住問。
男生聳聳肩，沒有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