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曼玉換23套旗袍、劉嘉玲擦27遍地板：這個“流氓”導演，61歲了'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2019年7月17日，是他的61歲生日，曾經的花樣年華，轉眼間年逾花甲。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2019年7月17日，是他的61歲生日，曾經的花樣年華，轉眼間年逾花甲。
文 | 北方女王
十一年前，李安參加紐約移動影像博物館舉辦的《與王家衛的一夜》，回憶起第一次看王家衛電影的情景：
“我當時還在倒時差，看的時候，有一半的時間睡著了。我聽著那些配樂，看著那些鏡頭，我都不知道我是在做夢，是睡著了，還是在看電影。
我只覺得，那是我看過的、最致幻的電影，像一場精彩的旅行。”
他向來善用詩意而風格濃郁的口吻，隱喻表達獨有的氛圍、孤獨與味道，同時，每一個鏡頭都敘述著更為深刻的藝術意義。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2019年7月17日，是他的61歲生日，曾經的花樣年華，轉眼間年逾花甲。
文 | 北方女王
十一年前，李安參加紐約移動影像博物館舉辦的《與王家衛的一夜》，回憶起第一次看王家衛電影的情景：
“我當時還在倒時差，看的時候，有一半的時間睡著了。我聽著那些配樂，看著那些鏡頭，我都不知道我是在做夢，是睡著了，還是在看電影。
我只覺得，那是我看過的、最致幻的電影，像一場精彩的旅行。”
他向來善用詩意而風格濃郁的口吻，隱喻表達獨有的氛圍、孤獨與味道，同時，每一個鏡頭都敘述著更為深刻的藝術意義。
王家衛的光影世界純粹而迷人，他是在用電影寫詩，而不是講故事。
到頭來也不過是一個個飲食男女，任憑自己心底的慾望與情愫瘋長，卻也難以逃脫情慾的泥淖。
他引用法國導演戈達爾的話，來表達自己對電影的理解：
電影是你的第一個夢，也是你的最後一個夢。
李安口中這部“最致幻”的電影正是《阿飛正傳》，王家衛拿下了金像獎及金馬獎最佳導演。彼時的他時年33歲，正享受著這部影片所帶來的榮光。
這時，王家衛的“騷氣人生”才剛剛開始，並有無數個可能。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2019年7月17日，是他的61歲生日，曾經的花樣年華，轉眼間年逾花甲。
文 | 北方女王
十一年前，李安參加紐約移動影像博物館舉辦的《與王家衛的一夜》，回憶起第一次看王家衛電影的情景：
“我當時還在倒時差，看的時候，有一半的時間睡著了。我聽著那些配樂，看著那些鏡頭，我都不知道我是在做夢，是睡著了，還是在看電影。
我只覺得，那是我看過的、最致幻的電影，像一場精彩的旅行。”
他向來善用詩意而風格濃郁的口吻，隱喻表達獨有的氛圍、孤獨與味道，同時，每一個鏡頭都敘述著更為深刻的藝術意義。
王家衛的光影世界純粹而迷人，他是在用電影寫詩，而不是講故事。
到頭來也不過是一個個飲食男女，任憑自己心底的慾望與情愫瘋長，卻也難以逃脫情慾的泥淖。
他引用法國導演戈達爾的話，來表達自己對電影的理解：
電影是你的第一個夢，也是你的最後一個夢。
李安口中這部“最致幻”的電影正是《阿飛正傳》，王家衛拿下了金像獎及金馬獎最佳導演。彼時的他時年33歲，正享受著這部影片所帶來的榮光。
這時，王家衛的“騷氣人生”才剛剛開始，並有無數個可能。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2019年7月17日，是他的61歲生日，曾經的花樣年華，轉眼間年逾花甲。
文 | 北方女王
十一年前，李安參加紐約移動影像博物館舉辦的《與王家衛的一夜》，回憶起第一次看王家衛電影的情景：
“我當時還在倒時差，看的時候，有一半的時間睡著了。我聽著那些配樂，看著那些鏡頭，我都不知道我是在做夢，是睡著了，還是在看電影。
我只覺得，那是我看過的、最致幻的電影，像一場精彩的旅行。”
他向來善用詩意而風格濃郁的口吻，隱喻表達獨有的氛圍、孤獨與味道，同時，每一個鏡頭都敘述著更為深刻的藝術意義。
王家衛的光影世界純粹而迷人，他是在用電影寫詩，而不是講故事。
到頭來也不過是一個個飲食男女，任憑自己心底的慾望與情愫瘋長，卻也難以逃脫情慾的泥淖。
他引用法國導演戈達爾的話，來表達自己對電影的理解：
電影是你的第一個夢，也是你的最後一個夢。
李安口中這部“最致幻”的電影正是《阿飛正傳》，王家衛拿下了金像獎及金馬獎最佳導演。彼時的他時年33歲，正享受著這部影片所帶來的榮光。
這時，王家衛的“騷氣人生”才剛剛開始，並有無數個可能。
關於王家衛，許多人關注他的臺詞，關注他那總也摘不下的墨鏡，關注他的拍片速度，卻鮮有人想要了解，這個男人黑色墨鏡背後的真實故事。
1997年，王家衛去戛納領最佳導演獎。
身高1米9的他依舊戴著墨鏡，傲慢地走上領獎臺。你永遠窺不見他墨鏡背後的眼睛，到底在閃爍著怎樣的思想。
屏幕前的畫家陳丹青一看，說：“這不就是個流氓嘛！”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2019年7月17日，是他的61歲生日，曾經的花樣年華，轉眼間年逾花甲。
文 | 北方女王
十一年前，李安參加紐約移動影像博物館舉辦的《與王家衛的一夜》，回憶起第一次看王家衛電影的情景：
“我當時還在倒時差，看的時候，有一半的時間睡著了。我聽著那些配樂，看著那些鏡頭，我都不知道我是在做夢，是睡著了，還是在看電影。
我只覺得，那是我看過的、最致幻的電影，像一場精彩的旅行。”
他向來善用詩意而風格濃郁的口吻，隱喻表達獨有的氛圍、孤獨與味道，同時，每一個鏡頭都敘述著更為深刻的藝術意義。
王家衛的光影世界純粹而迷人，他是在用電影寫詩，而不是講故事。
到頭來也不過是一個個飲食男女，任憑自己心底的慾望與情愫瘋長，卻也難以逃脫情慾的泥淖。
他引用法國導演戈達爾的話，來表達自己對電影的理解：
電影是你的第一個夢，也是你的最後一個夢。
李安口中這部“最致幻”的電影正是《阿飛正傳》，王家衛拿下了金像獎及金馬獎最佳導演。彼時的他時年33歲，正享受著這部影片所帶來的榮光。
這時，王家衛的“騷氣人生”才剛剛開始，並有無數個可能。
關於王家衛，許多人關注他的臺詞，關注他那總也摘不下的墨鏡，關注他的拍片速度，卻鮮有人想要了解，這個男人黑色墨鏡背後的真實故事。
1997年，王家衛去戛納領最佳導演獎。
身高1米9的他依舊戴著墨鏡，傲慢地走上領獎臺。你永遠窺不見他墨鏡背後的眼睛，到底在閃爍著怎樣的思想。
屏幕前的畫家陳丹青一看，說：“這不就是個流氓嘛！”
十年後，陳丹青和王家衛一起參加上海電影節，他又補充了一句：“王家衛是流氓加才子，帶著一股江湖氣，既坦然又大氣。”
陳丹青所說的流氓氣和江湖氣，從王家衛看見世界的那一刻，就開始了。
上海，是王家衛的精神故鄉之一，他小時候在那裡長大，以至於後來讓張曼玉換了整整23套旗袍。
他對這座出生之城的情懷逐漸融合在日後的電影作品中。
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反覆地看到旗袍、上海話、半導體收音機、交響樂、老洋房的樓梯扶手、樹影斑駁的馬路……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2019年7月17日，是他的61歲生日，曾經的花樣年華，轉眼間年逾花甲。
文 | 北方女王
十一年前，李安參加紐約移動影像博物館舉辦的《與王家衛的一夜》，回憶起第一次看王家衛電影的情景：
“我當時還在倒時差，看的時候，有一半的時間睡著了。我聽著那些配樂，看著那些鏡頭，我都不知道我是在做夢，是睡著了，還是在看電影。
我只覺得，那是我看過的、最致幻的電影，像一場精彩的旅行。”
他向來善用詩意而風格濃郁的口吻，隱喻表達獨有的氛圍、孤獨與味道，同時，每一個鏡頭都敘述著更為深刻的藝術意義。
王家衛的光影世界純粹而迷人，他是在用電影寫詩，而不是講故事。
到頭來也不過是一個個飲食男女，任憑自己心底的慾望與情愫瘋長，卻也難以逃脫情慾的泥淖。
他引用法國導演戈達爾的話，來表達自己對電影的理解：
電影是你的第一個夢，也是你的最後一個夢。
李安口中這部“最致幻”的電影正是《阿飛正傳》，王家衛拿下了金像獎及金馬獎最佳導演。彼時的他時年33歲，正享受著這部影片所帶來的榮光。
這時，王家衛的“騷氣人生”才剛剛開始，並有無數個可能。
關於王家衛，許多人關注他的臺詞，關注他那總也摘不下的墨鏡，關注他的拍片速度，卻鮮有人想要了解，這個男人黑色墨鏡背後的真實故事。
1997年，王家衛去戛納領最佳導演獎。
身高1米9的他依舊戴著墨鏡，傲慢地走上領獎臺。你永遠窺不見他墨鏡背後的眼睛，到底在閃爍著怎樣的思想。
屏幕前的畫家陳丹青一看，說：“這不就是個流氓嘛！”
十年後，陳丹青和王家衛一起參加上海電影節，他又補充了一句：“王家衛是流氓加才子，帶著一股江湖氣，既坦然又大氣。”
陳丹青所說的流氓氣和江湖氣，從王家衛看見世界的那一刻，就開始了。
上海，是王家衛的精神故鄉之一，他小時候在那裡長大，以至於後來讓張曼玉換了整整23套旗袍。
他對這座出生之城的情懷逐漸融合在日後的電影作品中。
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反覆地看到旗袍、上海話、半導體收音機、交響樂、老洋房的樓梯扶手、樹影斑駁的馬路……
1963年，5歲的王家衛離開位於淮海路的上海的家，跟隨父母來到香港，他非常清楚包括他父母在內的“上海人”的心態：
“這一群上海人還是帶著上海的習慣、感覺，他們的世界就是懷舊的世界。”
王家衛孩童時期，便離開故鄉上海來到香港，在他的記憶深處，失去了某些東西，以至於後來在創作的電影中，他一度嘗試尋回那所謂的上海根。
他戲稱自己是上海製造，香港加工出來的。
成人後，他在香港理工學院讀美術設計時，一度瘋狂地迷戀上了攝影。
1980年，王家衛參加了香港無線電視臺的製作培訓班。剛出道當編劇時，他先是在黃百鳴的公司寫劇本，但黃百鳴發現這傢伙從不來上班，也沒交出過作品，就把他給炒了。
失落的王家衛來到陳勳奇的電影公司，不久後又被炒了，原因還是拖稿。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2019年7月17日，是他的61歲生日，曾經的花樣年華，轉眼間年逾花甲。
文 | 北方女王
十一年前，李安參加紐約移動影像博物館舉辦的《與王家衛的一夜》，回憶起第一次看王家衛電影的情景：
“我當時還在倒時差，看的時候，有一半的時間睡著了。我聽著那些配樂，看著那些鏡頭，我都不知道我是在做夢，是睡著了，還是在看電影。
我只覺得，那是我看過的、最致幻的電影，像一場精彩的旅行。”
他向來善用詩意而風格濃郁的口吻，隱喻表達獨有的氛圍、孤獨與味道，同時，每一個鏡頭都敘述著更為深刻的藝術意義。
王家衛的光影世界純粹而迷人，他是在用電影寫詩，而不是講故事。
到頭來也不過是一個個飲食男女，任憑自己心底的慾望與情愫瘋長，卻也難以逃脫情慾的泥淖。
他引用法國導演戈達爾的話，來表達自己對電影的理解：
電影是你的第一個夢，也是你的最後一個夢。
李安口中這部“最致幻”的電影正是《阿飛正傳》，王家衛拿下了金像獎及金馬獎最佳導演。彼時的他時年33歲，正享受著這部影片所帶來的榮光。
這時，王家衛的“騷氣人生”才剛剛開始，並有無數個可能。
關於王家衛，許多人關注他的臺詞，關注他那總也摘不下的墨鏡，關注他的拍片速度，卻鮮有人想要了解，這個男人黑色墨鏡背後的真實故事。
1997年，王家衛去戛納領最佳導演獎。
身高1米9的他依舊戴著墨鏡，傲慢地走上領獎臺。你永遠窺不見他墨鏡背後的眼睛，到底在閃爍著怎樣的思想。
屏幕前的畫家陳丹青一看，說：“這不就是個流氓嘛！”
十年後，陳丹青和王家衛一起參加上海電影節，他又補充了一句：“王家衛是流氓加才子，帶著一股江湖氣，既坦然又大氣。”
陳丹青所說的流氓氣和江湖氣，從王家衛看見世界的那一刻，就開始了。
上海，是王家衛的精神故鄉之一，他小時候在那裡長大，以至於後來讓張曼玉換了整整23套旗袍。
他對這座出生之城的情懷逐漸融合在日後的電影作品中。
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反覆地看到旗袍、上海話、半導體收音機、交響樂、老洋房的樓梯扶手、樹影斑駁的馬路……
1963年，5歲的王家衛離開位於淮海路的上海的家，跟隨父母來到香港，他非常清楚包括他父母在內的“上海人”的心態：
“這一群上海人還是帶著上海的習慣、感覺，他們的世界就是懷舊的世界。”
王家衛孩童時期，便離開故鄉上海來到香港，在他的記憶深處，失去了某些東西，以至於後來在創作的電影中，他一度嘗試尋回那所謂的上海根。
他戲稱自己是上海製造，香港加工出來的。
成人後，他在香港理工學院讀美術設計時，一度瘋狂地迷戀上了攝影。
1980年，王家衛參加了香港無線電視臺的製作培訓班。剛出道當編劇時，他先是在黃百鳴的公司寫劇本，但黃百鳴發現這傢伙從不來上班，也沒交出過作品，就把他給炒了。
失落的王家衛來到陳勳奇的電影公司，不久後又被炒了，原因還是拖稿。
後來加入影之傑，繼續拖稿成性，老闆鄧光榮找他談話，他卻說自己當編劇大材小用：“我能不能當導演？”
這句話換來的不是又一次的炒魷魚，而是他的導演處女作《旺角卡門》。
八十年代末興起的香港電影“新浪潮”運動，湧現了一批深受歐洲影響的導演，其中之一便是王家衛。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對錯位和疏離感的偏愛，源於對香港這座城市的探索和尋根。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2019年7月17日，是他的61歲生日，曾經的花樣年華，轉眼間年逾花甲。
文 | 北方女王
十一年前，李安參加紐約移動影像博物館舉辦的《與王家衛的一夜》，回憶起第一次看王家衛電影的情景：
“我當時還在倒時差，看的時候，有一半的時間睡著了。我聽著那些配樂，看著那些鏡頭，我都不知道我是在做夢，是睡著了，還是在看電影。
我只覺得，那是我看過的、最致幻的電影，像一場精彩的旅行。”
他向來善用詩意而風格濃郁的口吻，隱喻表達獨有的氛圍、孤獨與味道，同時，每一個鏡頭都敘述著更為深刻的藝術意義。
王家衛的光影世界純粹而迷人，他是在用電影寫詩，而不是講故事。
到頭來也不過是一個個飲食男女，任憑自己心底的慾望與情愫瘋長，卻也難以逃脫情慾的泥淖。
他引用法國導演戈達爾的話，來表達自己對電影的理解：
電影是你的第一個夢，也是你的最後一個夢。
李安口中這部“最致幻”的電影正是《阿飛正傳》，王家衛拿下了金像獎及金馬獎最佳導演。彼時的他時年33歲，正享受著這部影片所帶來的榮光。
這時，王家衛的“騷氣人生”才剛剛開始，並有無數個可能。
關於王家衛，許多人關注他的臺詞，關注他那總也摘不下的墨鏡，關注他的拍片速度，卻鮮有人想要了解，這個男人黑色墨鏡背後的真實故事。
1997年，王家衛去戛納領最佳導演獎。
身高1米9的他依舊戴著墨鏡，傲慢地走上領獎臺。你永遠窺不見他墨鏡背後的眼睛，到底在閃爍著怎樣的思想。
屏幕前的畫家陳丹青一看，說：“這不就是個流氓嘛！”
十年後，陳丹青和王家衛一起參加上海電影節，他又補充了一句：“王家衛是流氓加才子，帶著一股江湖氣，既坦然又大氣。”
陳丹青所說的流氓氣和江湖氣，從王家衛看見世界的那一刻，就開始了。
上海，是王家衛的精神故鄉之一，他小時候在那裡長大，以至於後來讓張曼玉換了整整23套旗袍。
他對這座出生之城的情懷逐漸融合在日後的電影作品中。
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反覆地看到旗袍、上海話、半導體收音機、交響樂、老洋房的樓梯扶手、樹影斑駁的馬路……
1963年，5歲的王家衛離開位於淮海路的上海的家，跟隨父母來到香港，他非常清楚包括他父母在內的“上海人”的心態：
“這一群上海人還是帶著上海的習慣、感覺，他們的世界就是懷舊的世界。”
王家衛孩童時期，便離開故鄉上海來到香港，在他的記憶深處，失去了某些東西，以至於後來在創作的電影中，他一度嘗試尋回那所謂的上海根。
他戲稱自己是上海製造，香港加工出來的。
成人後，他在香港理工學院讀美術設計時，一度瘋狂地迷戀上了攝影。
1980年，王家衛參加了香港無線電視臺的製作培訓班。剛出道當編劇時，他先是在黃百鳴的公司寫劇本，但黃百鳴發現這傢伙從不來上班，也沒交出過作品，就把他給炒了。
失落的王家衛來到陳勳奇的電影公司，不久後又被炒了，原因還是拖稿。
後來加入影之傑，繼續拖稿成性，老闆鄧光榮找他談話，他卻說自己當編劇大材小用：“我能不能當導演？”
這句話換來的不是又一次的炒魷魚，而是他的導演處女作《旺角卡門》。
八十年代末興起的香港電影“新浪潮”運動，湧現了一批深受歐洲影響的導演，其中之一便是王家衛。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對錯位和疏離感的偏愛，源於對香港這座城市的探索和尋根。
彼時大量令人血脈噴張的港片橫空出世，吳宇森的黑幫電影、王晶的賭片、杜琪峰反應人性黑暗的影片，都不乏精彩的打鬥、激烈的槍戰場面。
而此時的王家衛卻反其道而行，用充滿詩意的鏡頭，刻畫一個個百無聊賴的孤獨角色。在這部處女作中，便流露出濃烈的文藝風格。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作為導演，只是試圖在電影中加入一些東西”。
1988年6月，《旺角卡門》在香港上映，口碑票房齊飛，王家衛一夜成名，同時獲選參加1989年戛納電影節“影評人一週”，鄧光榮也跟著狠賺了一把。
這部反英雄情結的黑幫電影，在今天看來也許是最不像王家衛的作品，而他的才華已足夠引人注目。
無可否認，他鮮明的個性，正在遠離香港主流電影。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2019年7月17日，是他的61歲生日，曾經的花樣年華，轉眼間年逾花甲。
文 | 北方女王
十一年前，李安參加紐約移動影像博物館舉辦的《與王家衛的一夜》，回憶起第一次看王家衛電影的情景：
“我當時還在倒時差，看的時候，有一半的時間睡著了。我聽著那些配樂，看著那些鏡頭，我都不知道我是在做夢，是睡著了，還是在看電影。
我只覺得，那是我看過的、最致幻的電影，像一場精彩的旅行。”
他向來善用詩意而風格濃郁的口吻，隱喻表達獨有的氛圍、孤獨與味道，同時，每一個鏡頭都敘述著更為深刻的藝術意義。
王家衛的光影世界純粹而迷人，他是在用電影寫詩，而不是講故事。
到頭來也不過是一個個飲食男女，任憑自己心底的慾望與情愫瘋長，卻也難以逃脫情慾的泥淖。
他引用法國導演戈達爾的話，來表達自己對電影的理解：
電影是你的第一個夢，也是你的最後一個夢。
李安口中這部“最致幻”的電影正是《阿飛正傳》，王家衛拿下了金像獎及金馬獎最佳導演。彼時的他時年33歲，正享受著這部影片所帶來的榮光。
這時，王家衛的“騷氣人生”才剛剛開始，並有無數個可能。
關於王家衛，許多人關注他的臺詞，關注他那總也摘不下的墨鏡，關注他的拍片速度，卻鮮有人想要了解，這個男人黑色墨鏡背後的真實故事。
1997年，王家衛去戛納領最佳導演獎。
身高1米9的他依舊戴著墨鏡，傲慢地走上領獎臺。你永遠窺不見他墨鏡背後的眼睛，到底在閃爍著怎樣的思想。
屏幕前的畫家陳丹青一看，說：“這不就是個流氓嘛！”
十年後，陳丹青和王家衛一起參加上海電影節，他又補充了一句：“王家衛是流氓加才子，帶著一股江湖氣，既坦然又大氣。”
陳丹青所說的流氓氣和江湖氣，從王家衛看見世界的那一刻，就開始了。
上海，是王家衛的精神故鄉之一，他小時候在那裡長大，以至於後來讓張曼玉換了整整23套旗袍。
他對這座出生之城的情懷逐漸融合在日後的電影作品中。
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反覆地看到旗袍、上海話、半導體收音機、交響樂、老洋房的樓梯扶手、樹影斑駁的馬路……
1963年，5歲的王家衛離開位於淮海路的上海的家，跟隨父母來到香港，他非常清楚包括他父母在內的“上海人”的心態：
“這一群上海人還是帶著上海的習慣、感覺，他們的世界就是懷舊的世界。”
王家衛孩童時期，便離開故鄉上海來到香港，在他的記憶深處，失去了某些東西，以至於後來在創作的電影中，他一度嘗試尋回那所謂的上海根。
他戲稱自己是上海製造，香港加工出來的。
成人後，他在香港理工學院讀美術設計時，一度瘋狂地迷戀上了攝影。
1980年，王家衛參加了香港無線電視臺的製作培訓班。剛出道當編劇時，他先是在黃百鳴的公司寫劇本，但黃百鳴發現這傢伙從不來上班，也沒交出過作品，就把他給炒了。
失落的王家衛來到陳勳奇的電影公司，不久後又被炒了，原因還是拖稿。
後來加入影之傑，繼續拖稿成性，老闆鄧光榮找他談話，他卻說自己當編劇大材小用：“我能不能當導演？”
這句話換來的不是又一次的炒魷魚，而是他的導演處女作《旺角卡門》。
八十年代末興起的香港電影“新浪潮”運動，湧現了一批深受歐洲影響的導演，其中之一便是王家衛。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對錯位和疏離感的偏愛，源於對香港這座城市的探索和尋根。
彼時大量令人血脈噴張的港片橫空出世，吳宇森的黑幫電影、王晶的賭片、杜琪峰反應人性黑暗的影片，都不乏精彩的打鬥、激烈的槍戰場面。
而此時的王家衛卻反其道而行，用充滿詩意的鏡頭，刻畫一個個百無聊賴的孤獨角色。在這部處女作中，便流露出濃烈的文藝風格。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作為導演，只是試圖在電影中加入一些東西”。
1988年6月，《旺角卡門》在香港上映，口碑票房齊飛，王家衛一夜成名，同時獲選參加1989年戛納電影節“影評人一週”，鄧光榮也跟著狠賺了一把。
這部反英雄情結的黑幫電影，在今天看來也許是最不像王家衛的作品，而他的才華已足夠引人注目。
無可否認，他鮮明的個性，正在遠離香港主流電影。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2019年7月17日，是他的61歲生日，曾經的花樣年華，轉眼間年逾花甲。
文 | 北方女王
十一年前，李安參加紐約移動影像博物館舉辦的《與王家衛的一夜》，回憶起第一次看王家衛電影的情景：
“我當時還在倒時差，看的時候，有一半的時間睡著了。我聽著那些配樂，看著那些鏡頭，我都不知道我是在做夢，是睡著了，還是在看電影。
我只覺得，那是我看過的、最致幻的電影，像一場精彩的旅行。”
他向來善用詩意而風格濃郁的口吻，隱喻表達獨有的氛圍、孤獨與味道，同時，每一個鏡頭都敘述著更為深刻的藝術意義。
王家衛的光影世界純粹而迷人，他是在用電影寫詩，而不是講故事。
到頭來也不過是一個個飲食男女，任憑自己心底的慾望與情愫瘋長，卻也難以逃脫情慾的泥淖。
他引用法國導演戈達爾的話，來表達自己對電影的理解：
電影是你的第一個夢，也是你的最後一個夢。
李安口中這部“最致幻”的電影正是《阿飛正傳》，王家衛拿下了金像獎及金馬獎最佳導演。彼時的他時年33歲，正享受著這部影片所帶來的榮光。
這時，王家衛的“騷氣人生”才剛剛開始，並有無數個可能。
關於王家衛，許多人關注他的臺詞，關注他那總也摘不下的墨鏡，關注他的拍片速度，卻鮮有人想要了解，這個男人黑色墨鏡背後的真實故事。
1997年，王家衛去戛納領最佳導演獎。
身高1米9的他依舊戴著墨鏡，傲慢地走上領獎臺。你永遠窺不見他墨鏡背後的眼睛，到底在閃爍著怎樣的思想。
屏幕前的畫家陳丹青一看，說：“這不就是個流氓嘛！”
十年後，陳丹青和王家衛一起參加上海電影節，他又補充了一句：“王家衛是流氓加才子，帶著一股江湖氣，既坦然又大氣。”
陳丹青所說的流氓氣和江湖氣，從王家衛看見世界的那一刻，就開始了。
上海，是王家衛的精神故鄉之一，他小時候在那裡長大，以至於後來讓張曼玉換了整整23套旗袍。
他對這座出生之城的情懷逐漸融合在日後的電影作品中。
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反覆地看到旗袍、上海話、半導體收音機、交響樂、老洋房的樓梯扶手、樹影斑駁的馬路……
1963年，5歲的王家衛離開位於淮海路的上海的家，跟隨父母來到香港，他非常清楚包括他父母在內的“上海人”的心態：
“這一群上海人還是帶著上海的習慣、感覺，他們的世界就是懷舊的世界。”
王家衛孩童時期，便離開故鄉上海來到香港，在他的記憶深處，失去了某些東西，以至於後來在創作的電影中，他一度嘗試尋回那所謂的上海根。
他戲稱自己是上海製造，香港加工出來的。
成人後，他在香港理工學院讀美術設計時，一度瘋狂地迷戀上了攝影。
1980年，王家衛參加了香港無線電視臺的製作培訓班。剛出道當編劇時，他先是在黃百鳴的公司寫劇本，但黃百鳴發現這傢伙從不來上班，也沒交出過作品，就把他給炒了。
失落的王家衛來到陳勳奇的電影公司，不久後又被炒了，原因還是拖稿。
後來加入影之傑，繼續拖稿成性，老闆鄧光榮找他談話，他卻說自己當編劇大材小用：“我能不能當導演？”
這句話換來的不是又一次的炒魷魚，而是他的導演處女作《旺角卡門》。
八十年代末興起的香港電影“新浪潮”運動，湧現了一批深受歐洲影響的導演，其中之一便是王家衛。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對錯位和疏離感的偏愛，源於對香港這座城市的探索和尋根。
彼時大量令人血脈噴張的港片橫空出世，吳宇森的黑幫電影、王晶的賭片、杜琪峰反應人性黑暗的影片，都不乏精彩的打鬥、激烈的槍戰場面。
而此時的王家衛卻反其道而行，用充滿詩意的鏡頭，刻畫一個個百無聊賴的孤獨角色。在這部處女作中，便流露出濃烈的文藝風格。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作為導演，只是試圖在電影中加入一些東西”。
1988年6月，《旺角卡門》在香港上映，口碑票房齊飛，王家衛一夜成名，同時獲選參加1989年戛納電影節“影評人一週”，鄧光榮也跟著狠賺了一把。
這部反英雄情結的黑幫電影，在今天看來也許是最不像王家衛的作品，而他的才華已足夠引人注目。
無可否認，他鮮明的個性，正在遠離香港主流電影。
直到1990年，王家衛才拍出人生的第二部電影《阿飛正傳》，在港片湧動的年代，三年才拍出一部電影，實屬任性。
張國榮、張曼玉、劉嘉玲、劉德華、張學友、梁朝偉......近乎是巨星如雲，王家衛與鄧光榮對此充滿期待。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2019年7月17日，是他的61歲生日，曾經的花樣年華，轉眼間年逾花甲。
文 | 北方女王
十一年前，李安參加紐約移動影像博物館舉辦的《與王家衛的一夜》，回憶起第一次看王家衛電影的情景：
“我當時還在倒時差，看的時候，有一半的時間睡著了。我聽著那些配樂，看著那些鏡頭，我都不知道我是在做夢，是睡著了，還是在看電影。
我只覺得，那是我看過的、最致幻的電影，像一場精彩的旅行。”
他向來善用詩意而風格濃郁的口吻，隱喻表達獨有的氛圍、孤獨與味道，同時，每一個鏡頭都敘述著更為深刻的藝術意義。
王家衛的光影世界純粹而迷人，他是在用電影寫詩，而不是講故事。
到頭來也不過是一個個飲食男女，任憑自己心底的慾望與情愫瘋長，卻也難以逃脫情慾的泥淖。
他引用法國導演戈達爾的話，來表達自己對電影的理解：
電影是你的第一個夢，也是你的最後一個夢。
李安口中這部“最致幻”的電影正是《阿飛正傳》，王家衛拿下了金像獎及金馬獎最佳導演。彼時的他時年33歲，正享受著這部影片所帶來的榮光。
這時，王家衛的“騷氣人生”才剛剛開始，並有無數個可能。
關於王家衛，許多人關注他的臺詞，關注他那總也摘不下的墨鏡，關注他的拍片速度，卻鮮有人想要了解，這個男人黑色墨鏡背後的真實故事。
1997年，王家衛去戛納領最佳導演獎。
身高1米9的他依舊戴著墨鏡，傲慢地走上領獎臺。你永遠窺不見他墨鏡背後的眼睛，到底在閃爍著怎樣的思想。
屏幕前的畫家陳丹青一看，說：“這不就是個流氓嘛！”
十年後，陳丹青和王家衛一起參加上海電影節，他又補充了一句：“王家衛是流氓加才子，帶著一股江湖氣，既坦然又大氣。”
陳丹青所說的流氓氣和江湖氣，從王家衛看見世界的那一刻，就開始了。
上海，是王家衛的精神故鄉之一，他小時候在那裡長大，以至於後來讓張曼玉換了整整23套旗袍。
他對這座出生之城的情懷逐漸融合在日後的電影作品中。
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反覆地看到旗袍、上海話、半導體收音機、交響樂、老洋房的樓梯扶手、樹影斑駁的馬路……
1963年，5歲的王家衛離開位於淮海路的上海的家，跟隨父母來到香港，他非常清楚包括他父母在內的“上海人”的心態：
“這一群上海人還是帶著上海的習慣、感覺，他們的世界就是懷舊的世界。”
王家衛孩童時期，便離開故鄉上海來到香港，在他的記憶深處，失去了某些東西，以至於後來在創作的電影中，他一度嘗試尋回那所謂的上海根。
他戲稱自己是上海製造，香港加工出來的。
成人後，他在香港理工學院讀美術設計時，一度瘋狂地迷戀上了攝影。
1980年，王家衛參加了香港無線電視臺的製作培訓班。剛出道當編劇時，他先是在黃百鳴的公司寫劇本，但黃百鳴發現這傢伙從不來上班，也沒交出過作品，就把他給炒了。
失落的王家衛來到陳勳奇的電影公司，不久後又被炒了，原因還是拖稿。
後來加入影之傑，繼續拖稿成性，老闆鄧光榮找他談話，他卻說自己當編劇大材小用：“我能不能當導演？”
這句話換來的不是又一次的炒魷魚，而是他的導演處女作《旺角卡門》。
八十年代末興起的香港電影“新浪潮”運動，湧現了一批深受歐洲影響的導演，其中之一便是王家衛。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對錯位和疏離感的偏愛，源於對香港這座城市的探索和尋根。
彼時大量令人血脈噴張的港片橫空出世，吳宇森的黑幫電影、王晶的賭片、杜琪峰反應人性黑暗的影片，都不乏精彩的打鬥、激烈的槍戰場面。
而此時的王家衛卻反其道而行，用充滿詩意的鏡頭，刻畫一個個百無聊賴的孤獨角色。在這部處女作中，便流露出濃烈的文藝風格。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作為導演，只是試圖在電影中加入一些東西”。
1988年6月，《旺角卡門》在香港上映，口碑票房齊飛，王家衛一夜成名，同時獲選參加1989年戛納電影節“影評人一週”，鄧光榮也跟著狠賺了一把。
這部反英雄情結的黑幫電影，在今天看來也許是最不像王家衛的作品，而他的才華已足夠引人注目。
無可否認，他鮮明的個性，正在遠離香港主流電影。
直到1990年，王家衛才拍出人生的第二部電影《阿飛正傳》，在港片湧動的年代，三年才拍出一部電影，實屬任性。
張國榮、張曼玉、劉嘉玲、劉德華、張學友、梁朝偉......近乎是巨星如雲，王家衛與鄧光榮對此充滿期待。
可結果不遂人意。
當王家衛的《阿飛正傳》與周星馳的《賭俠》迎面相逢，其結果是《賭俠》大賣，《阿飛正傳》慘敗，上映不到兩週便宣告休映，票房只收回了900萬，還不到投資的三分之一。
梁朝偉在片尾的那幾分鐘，本是下一部“阿飛”的彩蛋，但因沒收回本錢，胎死腹中。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2019年7月17日，是他的61歲生日，曾經的花樣年華，轉眼間年逾花甲。
文 | 北方女王
十一年前，李安參加紐約移動影像博物館舉辦的《與王家衛的一夜》，回憶起第一次看王家衛電影的情景：
“我當時還在倒時差，看的時候，有一半的時間睡著了。我聽著那些配樂，看著那些鏡頭，我都不知道我是在做夢，是睡著了，還是在看電影。
我只覺得，那是我看過的、最致幻的電影，像一場精彩的旅行。”
他向來善用詩意而風格濃郁的口吻，隱喻表達獨有的氛圍、孤獨與味道，同時，每一個鏡頭都敘述著更為深刻的藝術意義。
王家衛的光影世界純粹而迷人，他是在用電影寫詩，而不是講故事。
到頭來也不過是一個個飲食男女，任憑自己心底的慾望與情愫瘋長，卻也難以逃脫情慾的泥淖。
他引用法國導演戈達爾的話，來表達自己對電影的理解：
電影是你的第一個夢，也是你的最後一個夢。
李安口中這部“最致幻”的電影正是《阿飛正傳》，王家衛拿下了金像獎及金馬獎最佳導演。彼時的他時年33歲，正享受著這部影片所帶來的榮光。
這時，王家衛的“騷氣人生”才剛剛開始，並有無數個可能。
關於王家衛，許多人關注他的臺詞，關注他那總也摘不下的墨鏡，關注他的拍片速度，卻鮮有人想要了解，這個男人黑色墨鏡背後的真實故事。
1997年，王家衛去戛納領最佳導演獎。
身高1米9的他依舊戴著墨鏡，傲慢地走上領獎臺。你永遠窺不見他墨鏡背後的眼睛，到底在閃爍著怎樣的思想。
屏幕前的畫家陳丹青一看，說：“這不就是個流氓嘛！”
十年後，陳丹青和王家衛一起參加上海電影節，他又補充了一句：“王家衛是流氓加才子，帶著一股江湖氣，既坦然又大氣。”
陳丹青所說的流氓氣和江湖氣，從王家衛看見世界的那一刻，就開始了。
上海，是王家衛的精神故鄉之一，他小時候在那裡長大，以至於後來讓張曼玉換了整整23套旗袍。
他對這座出生之城的情懷逐漸融合在日後的電影作品中。
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反覆地看到旗袍、上海話、半導體收音機、交響樂、老洋房的樓梯扶手、樹影斑駁的馬路……
1963年，5歲的王家衛離開位於淮海路的上海的家，跟隨父母來到香港，他非常清楚包括他父母在內的“上海人”的心態：
“這一群上海人還是帶著上海的習慣、感覺，他們的世界就是懷舊的世界。”
王家衛孩童時期，便離開故鄉上海來到香港，在他的記憶深處，失去了某些東西，以至於後來在創作的電影中，他一度嘗試尋回那所謂的上海根。
他戲稱自己是上海製造，香港加工出來的。
成人後，他在香港理工學院讀美術設計時，一度瘋狂地迷戀上了攝影。
1980年，王家衛參加了香港無線電視臺的製作培訓班。剛出道當編劇時，他先是在黃百鳴的公司寫劇本，但黃百鳴發現這傢伙從不來上班，也沒交出過作品，就把他給炒了。
失落的王家衛來到陳勳奇的電影公司，不久後又被炒了，原因還是拖稿。
後來加入影之傑，繼續拖稿成性，老闆鄧光榮找他談話，他卻說自己當編劇大材小用：“我能不能當導演？”
這句話換來的不是又一次的炒魷魚，而是他的導演處女作《旺角卡門》。
八十年代末興起的香港電影“新浪潮”運動，湧現了一批深受歐洲影響的導演，其中之一便是王家衛。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對錯位和疏離感的偏愛，源於對香港這座城市的探索和尋根。
彼時大量令人血脈噴張的港片橫空出世，吳宇森的黑幫電影、王晶的賭片、杜琪峰反應人性黑暗的影片，都不乏精彩的打鬥、激烈的槍戰場面。
而此時的王家衛卻反其道而行，用充滿詩意的鏡頭，刻畫一個個百無聊賴的孤獨角色。在這部處女作中，便流露出濃烈的文藝風格。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作為導演，只是試圖在電影中加入一些東西”。
1988年6月，《旺角卡門》在香港上映，口碑票房齊飛，王家衛一夜成名，同時獲選參加1989年戛納電影節“影評人一週”，鄧光榮也跟著狠賺了一把。
這部反英雄情結的黑幫電影，在今天看來也許是最不像王家衛的作品，而他的才華已足夠引人注目。
無可否認，他鮮明的個性，正在遠離香港主流電影。
直到1990年，王家衛才拍出人生的第二部電影《阿飛正傳》，在港片湧動的年代，三年才拍出一部電影，實屬任性。
張國榮、張曼玉、劉嘉玲、劉德華、張學友、梁朝偉......近乎是巨星如雲，王家衛與鄧光榮對此充滿期待。
可結果不遂人意。
當王家衛的《阿飛正傳》與周星馳的《賭俠》迎面相逢，其結果是《賭俠》大賣，《阿飛正傳》慘敗，上映不到兩週便宣告休映，票房只收回了900萬，還不到投資的三分之一。
梁朝偉在片尾的那幾分鐘，本是下一部“阿飛”的彩蛋，但因沒收回本錢，胎死腹中。
可誰知，後來在第十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上，這部電影讓王家衛拿獎拿到手軟，5座金像獎、6座金馬獎，也算是給了鄧光榮些許名聲安慰。
他的戲不是“拍”出來，而是一點點情緒磨出來的。
王家衛60年代傳奇的開端，始於《阿飛正傳》，關鍵時刻在1960年4月16日下午3點前的一分鐘。
晃動的鏡頭、氤氳的環境、瑣碎的敘事方式、喃喃的獨白......王家衛創造了獨具一格的個人風格，記錄了潮溼城市中人們的孤獨與掙扎。
他眼中的城市似乎總是不如它外表看上去那般光鮮亮麗。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2019年7月17日，是他的61歲生日，曾經的花樣年華，轉眼間年逾花甲。
文 | 北方女王
十一年前，李安參加紐約移動影像博物館舉辦的《與王家衛的一夜》，回憶起第一次看王家衛電影的情景：
“我當時還在倒時差，看的時候，有一半的時間睡著了。我聽著那些配樂，看著那些鏡頭，我都不知道我是在做夢，是睡著了，還是在看電影。
我只覺得，那是我看過的、最致幻的電影，像一場精彩的旅行。”
他向來善用詩意而風格濃郁的口吻，隱喻表達獨有的氛圍、孤獨與味道，同時，每一個鏡頭都敘述著更為深刻的藝術意義。
王家衛的光影世界純粹而迷人，他是在用電影寫詩，而不是講故事。
到頭來也不過是一個個飲食男女，任憑自己心底的慾望與情愫瘋長，卻也難以逃脫情慾的泥淖。
他引用法國導演戈達爾的話，來表達自己對電影的理解：
電影是你的第一個夢，也是你的最後一個夢。
李安口中這部“最致幻”的電影正是《阿飛正傳》，王家衛拿下了金像獎及金馬獎最佳導演。彼時的他時年33歲，正享受著這部影片所帶來的榮光。
這時，王家衛的“騷氣人生”才剛剛開始，並有無數個可能。
關於王家衛，許多人關注他的臺詞，關注他那總也摘不下的墨鏡，關注他的拍片速度，卻鮮有人想要了解，這個男人黑色墨鏡背後的真實故事。
1997年，王家衛去戛納領最佳導演獎。
身高1米9的他依舊戴著墨鏡，傲慢地走上領獎臺。你永遠窺不見他墨鏡背後的眼睛，到底在閃爍著怎樣的思想。
屏幕前的畫家陳丹青一看，說：“這不就是個流氓嘛！”
十年後，陳丹青和王家衛一起參加上海電影節，他又補充了一句：“王家衛是流氓加才子，帶著一股江湖氣，既坦然又大氣。”
陳丹青所說的流氓氣和江湖氣，從王家衛看見世界的那一刻，就開始了。
上海，是王家衛的精神故鄉之一，他小時候在那裡長大，以至於後來讓張曼玉換了整整23套旗袍。
他對這座出生之城的情懷逐漸融合在日後的電影作品中。
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反覆地看到旗袍、上海話、半導體收音機、交響樂、老洋房的樓梯扶手、樹影斑駁的馬路……
1963年，5歲的王家衛離開位於淮海路的上海的家，跟隨父母來到香港，他非常清楚包括他父母在內的“上海人”的心態：
“這一群上海人還是帶著上海的習慣、感覺，他們的世界就是懷舊的世界。”
王家衛孩童時期，便離開故鄉上海來到香港，在他的記憶深處，失去了某些東西，以至於後來在創作的電影中，他一度嘗試尋回那所謂的上海根。
他戲稱自己是上海製造，香港加工出來的。
成人後，他在香港理工學院讀美術設計時，一度瘋狂地迷戀上了攝影。
1980年，王家衛參加了香港無線電視臺的製作培訓班。剛出道當編劇時，他先是在黃百鳴的公司寫劇本，但黃百鳴發現這傢伙從不來上班，也沒交出過作品，就把他給炒了。
失落的王家衛來到陳勳奇的電影公司，不久後又被炒了，原因還是拖稿。
後來加入影之傑，繼續拖稿成性，老闆鄧光榮找他談話，他卻說自己當編劇大材小用：“我能不能當導演？”
這句話換來的不是又一次的炒魷魚，而是他的導演處女作《旺角卡門》。
八十年代末興起的香港電影“新浪潮”運動，湧現了一批深受歐洲影響的導演，其中之一便是王家衛。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對錯位和疏離感的偏愛，源於對香港這座城市的探索和尋根。
彼時大量令人血脈噴張的港片橫空出世，吳宇森的黑幫電影、王晶的賭片、杜琪峰反應人性黑暗的影片，都不乏精彩的打鬥、激烈的槍戰場面。
而此時的王家衛卻反其道而行，用充滿詩意的鏡頭，刻畫一個個百無聊賴的孤獨角色。在這部處女作中，便流露出濃烈的文藝風格。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作為導演，只是試圖在電影中加入一些東西”。
1988年6月，《旺角卡門》在香港上映，口碑票房齊飛，王家衛一夜成名，同時獲選參加1989年戛納電影節“影評人一週”，鄧光榮也跟著狠賺了一把。
這部反英雄情結的黑幫電影，在今天看來也許是最不像王家衛的作品，而他的才華已足夠引人注目。
無可否認，他鮮明的個性，正在遠離香港主流電影。
直到1990年，王家衛才拍出人生的第二部電影《阿飛正傳》，在港片湧動的年代，三年才拍出一部電影，實屬任性。
張國榮、張曼玉、劉嘉玲、劉德華、張學友、梁朝偉......近乎是巨星如雲，王家衛與鄧光榮對此充滿期待。
可結果不遂人意。
當王家衛的《阿飛正傳》與周星馳的《賭俠》迎面相逢，其結果是《賭俠》大賣，《阿飛正傳》慘敗，上映不到兩週便宣告休映，票房只收回了900萬，還不到投資的三分之一。
梁朝偉在片尾的那幾分鐘，本是下一部“阿飛”的彩蛋，但因沒收回本錢，胎死腹中。
可誰知，後來在第十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上，這部電影讓王家衛拿獎拿到手軟，5座金像獎、6座金馬獎，也算是給了鄧光榮些許名聲安慰。
他的戲不是“拍”出來，而是一點點情緒磨出來的。
王家衛60年代傳奇的開端，始於《阿飛正傳》，關鍵時刻在1960年4月16日下午3點前的一分鐘。
晃動的鏡頭、氤氳的環境、瑣碎的敘事方式、喃喃的獨白......王家衛創造了獨具一格的個人風格，記錄了潮溼城市中人們的孤獨與掙扎。
他眼中的城市似乎總是不如它外表看上去那般光鮮亮麗。
當24小時便利店已然成為新時代的愛情規則，1994年王家衛用《重慶森林》來反駁，兩段穿插交錯的愛情故事，凸現了都市生活的偶然性與交錯性。
在王家衛的鏡頭裡，物慾橫流的香港，展露出一種流浪悲涼的氣質，像是時間的無涯荒野。
他讓原本只會唱歌的王菲成就了熒幕上最經典的角色，也讓梁朝偉成為金馬、金像的雙料影帝。
這個藏在墨鏡後面的導演，始終有他的多種面相。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2019年7月17日，是他的61歲生日，曾經的花樣年華，轉眼間年逾花甲。
文 | 北方女王
十一年前，李安參加紐約移動影像博物館舉辦的《與王家衛的一夜》，回憶起第一次看王家衛電影的情景：
“我當時還在倒時差，看的時候，有一半的時間睡著了。我聽著那些配樂，看著那些鏡頭，我都不知道我是在做夢，是睡著了，還是在看電影。
我只覺得，那是我看過的、最致幻的電影，像一場精彩的旅行。”
他向來善用詩意而風格濃郁的口吻，隱喻表達獨有的氛圍、孤獨與味道，同時，每一個鏡頭都敘述著更為深刻的藝術意義。
王家衛的光影世界純粹而迷人，他是在用電影寫詩，而不是講故事。
到頭來也不過是一個個飲食男女，任憑自己心底的慾望與情愫瘋長，卻也難以逃脫情慾的泥淖。
他引用法國導演戈達爾的話，來表達自己對電影的理解：
電影是你的第一個夢，也是你的最後一個夢。
李安口中這部“最致幻”的電影正是《阿飛正傳》，王家衛拿下了金像獎及金馬獎最佳導演。彼時的他時年33歲，正享受著這部影片所帶來的榮光。
這時，王家衛的“騷氣人生”才剛剛開始，並有無數個可能。
關於王家衛，許多人關注他的臺詞，關注他那總也摘不下的墨鏡，關注他的拍片速度，卻鮮有人想要了解，這個男人黑色墨鏡背後的真實故事。
1997年，王家衛去戛納領最佳導演獎。
身高1米9的他依舊戴著墨鏡，傲慢地走上領獎臺。你永遠窺不見他墨鏡背後的眼睛，到底在閃爍著怎樣的思想。
屏幕前的畫家陳丹青一看，說：“這不就是個流氓嘛！”
十年後，陳丹青和王家衛一起參加上海電影節，他又補充了一句：“王家衛是流氓加才子，帶著一股江湖氣，既坦然又大氣。”
陳丹青所說的流氓氣和江湖氣，從王家衛看見世界的那一刻，就開始了。
上海，是王家衛的精神故鄉之一，他小時候在那裡長大，以至於後來讓張曼玉換了整整23套旗袍。
他對這座出生之城的情懷逐漸融合在日後的電影作品中。
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反覆地看到旗袍、上海話、半導體收音機、交響樂、老洋房的樓梯扶手、樹影斑駁的馬路……
1963年，5歲的王家衛離開位於淮海路的上海的家，跟隨父母來到香港，他非常清楚包括他父母在內的“上海人”的心態：
“這一群上海人還是帶著上海的習慣、感覺，他們的世界就是懷舊的世界。”
王家衛孩童時期，便離開故鄉上海來到香港，在他的記憶深處，失去了某些東西，以至於後來在創作的電影中，他一度嘗試尋回那所謂的上海根。
他戲稱自己是上海製造，香港加工出來的。
成人後，他在香港理工學院讀美術設計時，一度瘋狂地迷戀上了攝影。
1980年，王家衛參加了香港無線電視臺的製作培訓班。剛出道當編劇時，他先是在黃百鳴的公司寫劇本，但黃百鳴發現這傢伙從不來上班，也沒交出過作品，就把他給炒了。
失落的王家衛來到陳勳奇的電影公司，不久後又被炒了，原因還是拖稿。
後來加入影之傑，繼續拖稿成性，老闆鄧光榮找他談話，他卻說自己當編劇大材小用：“我能不能當導演？”
這句話換來的不是又一次的炒魷魚，而是他的導演處女作《旺角卡門》。
八十年代末興起的香港電影“新浪潮”運動，湧現了一批深受歐洲影響的導演，其中之一便是王家衛。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對錯位和疏離感的偏愛，源於對香港這座城市的探索和尋根。
彼時大量令人血脈噴張的港片橫空出世，吳宇森的黑幫電影、王晶的賭片、杜琪峰反應人性黑暗的影片，都不乏精彩的打鬥、激烈的槍戰場面。
而此時的王家衛卻反其道而行，用充滿詩意的鏡頭，刻畫一個個百無聊賴的孤獨角色。在這部處女作中，便流露出濃烈的文藝風格。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作為導演，只是試圖在電影中加入一些東西”。
1988年6月，《旺角卡門》在香港上映，口碑票房齊飛，王家衛一夜成名，同時獲選參加1989年戛納電影節“影評人一週”，鄧光榮也跟著狠賺了一把。
這部反英雄情結的黑幫電影，在今天看來也許是最不像王家衛的作品，而他的才華已足夠引人注目。
無可否認，他鮮明的個性，正在遠離香港主流電影。
直到1990年，王家衛才拍出人生的第二部電影《阿飛正傳》，在港片湧動的年代，三年才拍出一部電影，實屬任性。
張國榮、張曼玉、劉嘉玲、劉德華、張學友、梁朝偉......近乎是巨星如雲，王家衛與鄧光榮對此充滿期待。
可結果不遂人意。
當王家衛的《阿飛正傳》與周星馳的《賭俠》迎面相逢，其結果是《賭俠》大賣，《阿飛正傳》慘敗，上映不到兩週便宣告休映，票房只收回了900萬，還不到投資的三分之一。
梁朝偉在片尾的那幾分鐘，本是下一部“阿飛”的彩蛋，但因沒收回本錢，胎死腹中。
可誰知，後來在第十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上，這部電影讓王家衛拿獎拿到手軟，5座金像獎、6座金馬獎，也算是給了鄧光榮些許名聲安慰。
他的戲不是“拍”出來，而是一點點情緒磨出來的。
王家衛60年代傳奇的開端，始於《阿飛正傳》，關鍵時刻在1960年4月16日下午3點前的一分鐘。
晃動的鏡頭、氤氳的環境、瑣碎的敘事方式、喃喃的獨白......王家衛創造了獨具一格的個人風格，記錄了潮溼城市中人們的孤獨與掙扎。
他眼中的城市似乎總是不如它外表看上去那般光鮮亮麗。
當24小時便利店已然成為新時代的愛情規則，1994年王家衛用《重慶森林》來反駁，兩段穿插交錯的愛情故事，凸現了都市生活的偶然性與交錯性。
在王家衛的鏡頭裡，物慾橫流的香港，展露出一種流浪悲涼的氣質，像是時間的無涯荒野。
他讓原本只會唱歌的王菲成就了熒幕上最經典的角色，也讓梁朝偉成為金馬、金像的雙料影帝。
這個藏在墨鏡後面的導演，始終有他的多種面相。
大約沒有哪一部導演的作品，能同王家衛一樣，嵌入記憶的同時，也嵌入了人們的意識與品格。
三年後，他在一個遙遠的，與香港迥異的地方，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開始講述一段兩個男人之間的“春光乍洩”，最終選定張國榮和梁朝偉做故事的主角。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2019年7月17日，是他的61歲生日，曾經的花樣年華，轉眼間年逾花甲。
文 | 北方女王
十一年前，李安參加紐約移動影像博物館舉辦的《與王家衛的一夜》，回憶起第一次看王家衛電影的情景：
“我當時還在倒時差，看的時候，有一半的時間睡著了。我聽著那些配樂，看著那些鏡頭，我都不知道我是在做夢，是睡著了，還是在看電影。
我只覺得，那是我看過的、最致幻的電影，像一場精彩的旅行。”
他向來善用詩意而風格濃郁的口吻，隱喻表達獨有的氛圍、孤獨與味道，同時，每一個鏡頭都敘述著更為深刻的藝術意義。
王家衛的光影世界純粹而迷人，他是在用電影寫詩，而不是講故事。
到頭來也不過是一個個飲食男女，任憑自己心底的慾望與情愫瘋長，卻也難以逃脫情慾的泥淖。
他引用法國導演戈達爾的話，來表達自己對電影的理解：
電影是你的第一個夢，也是你的最後一個夢。
李安口中這部“最致幻”的電影正是《阿飛正傳》，王家衛拿下了金像獎及金馬獎最佳導演。彼時的他時年33歲，正享受著這部影片所帶來的榮光。
這時，王家衛的“騷氣人生”才剛剛開始，並有無數個可能。
關於王家衛，許多人關注他的臺詞，關注他那總也摘不下的墨鏡，關注他的拍片速度，卻鮮有人想要了解，這個男人黑色墨鏡背後的真實故事。
1997年，王家衛去戛納領最佳導演獎。
身高1米9的他依舊戴著墨鏡，傲慢地走上領獎臺。你永遠窺不見他墨鏡背後的眼睛，到底在閃爍著怎樣的思想。
屏幕前的畫家陳丹青一看，說：“這不就是個流氓嘛！”
十年後，陳丹青和王家衛一起參加上海電影節，他又補充了一句：“王家衛是流氓加才子，帶著一股江湖氣，既坦然又大氣。”
陳丹青所說的流氓氣和江湖氣，從王家衛看見世界的那一刻，就開始了。
上海，是王家衛的精神故鄉之一，他小時候在那裡長大，以至於後來讓張曼玉換了整整23套旗袍。
他對這座出生之城的情懷逐漸融合在日後的電影作品中。
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反覆地看到旗袍、上海話、半導體收音機、交響樂、老洋房的樓梯扶手、樹影斑駁的馬路……
1963年，5歲的王家衛離開位於淮海路的上海的家，跟隨父母來到香港，他非常清楚包括他父母在內的“上海人”的心態：
“這一群上海人還是帶著上海的習慣、感覺，他們的世界就是懷舊的世界。”
王家衛孩童時期，便離開故鄉上海來到香港，在他的記憶深處，失去了某些東西，以至於後來在創作的電影中，他一度嘗試尋回那所謂的上海根。
他戲稱自己是上海製造，香港加工出來的。
成人後，他在香港理工學院讀美術設計時，一度瘋狂地迷戀上了攝影。
1980年，王家衛參加了香港無線電視臺的製作培訓班。剛出道當編劇時，他先是在黃百鳴的公司寫劇本，但黃百鳴發現這傢伙從不來上班，也沒交出過作品，就把他給炒了。
失落的王家衛來到陳勳奇的電影公司，不久後又被炒了，原因還是拖稿。
後來加入影之傑，繼續拖稿成性，老闆鄧光榮找他談話，他卻說自己當編劇大材小用：“我能不能當導演？”
這句話換來的不是又一次的炒魷魚，而是他的導演處女作《旺角卡門》。
八十年代末興起的香港電影“新浪潮”運動，湧現了一批深受歐洲影響的導演，其中之一便是王家衛。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對錯位和疏離感的偏愛，源於對香港這座城市的探索和尋根。
彼時大量令人血脈噴張的港片橫空出世，吳宇森的黑幫電影、王晶的賭片、杜琪峰反應人性黑暗的影片，都不乏精彩的打鬥、激烈的槍戰場面。
而此時的王家衛卻反其道而行，用充滿詩意的鏡頭，刻畫一個個百無聊賴的孤獨角色。在這部處女作中，便流露出濃烈的文藝風格。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作為導演，只是試圖在電影中加入一些東西”。
1988年6月，《旺角卡門》在香港上映，口碑票房齊飛，王家衛一夜成名，同時獲選參加1989年戛納電影節“影評人一週”，鄧光榮也跟著狠賺了一把。
這部反英雄情結的黑幫電影，在今天看來也許是最不像王家衛的作品，而他的才華已足夠引人注目。
無可否認，他鮮明的個性，正在遠離香港主流電影。
直到1990年，王家衛才拍出人生的第二部電影《阿飛正傳》，在港片湧動的年代，三年才拍出一部電影，實屬任性。
張國榮、張曼玉、劉嘉玲、劉德華、張學友、梁朝偉......近乎是巨星如雲，王家衛與鄧光榮對此充滿期待。
可結果不遂人意。
當王家衛的《阿飛正傳》與周星馳的《賭俠》迎面相逢，其結果是《賭俠》大賣，《阿飛正傳》慘敗，上映不到兩週便宣告休映，票房只收回了900萬，還不到投資的三分之一。
梁朝偉在片尾的那幾分鐘，本是下一部“阿飛”的彩蛋，但因沒收回本錢，胎死腹中。
可誰知，後來在第十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上，這部電影讓王家衛拿獎拿到手軟，5座金像獎、6座金馬獎，也算是給了鄧光榮些許名聲安慰。
他的戲不是“拍”出來，而是一點點情緒磨出來的。
王家衛60年代傳奇的開端，始於《阿飛正傳》，關鍵時刻在1960年4月16日下午3點前的一分鐘。
晃動的鏡頭、氤氳的環境、瑣碎的敘事方式、喃喃的獨白......王家衛創造了獨具一格的個人風格，記錄了潮溼城市中人們的孤獨與掙扎。
他眼中的城市似乎總是不如它外表看上去那般光鮮亮麗。
當24小時便利店已然成為新時代的愛情規則，1994年王家衛用《重慶森林》來反駁，兩段穿插交錯的愛情故事，凸現了都市生活的偶然性與交錯性。
在王家衛的鏡頭裡，物慾橫流的香港，展露出一種流浪悲涼的氣質，像是時間的無涯荒野。
他讓原本只會唱歌的王菲成就了熒幕上最經典的角色，也讓梁朝偉成為金馬、金像的雙料影帝。
這個藏在墨鏡後面的導演，始終有他的多種面相。
大約沒有哪一部導演的作品，能同王家衛一樣，嵌入記憶的同時，也嵌入了人們的意識與品格。
三年後，他在一個遙遠的，與香港迥異的地方，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開始講述一段兩個男人之間的“春光乍洩”，最終選定張國榮和梁朝偉做故事的主角。
直男梁朝偉誓死不拍同性戀題材的電影，王家衛使出渾身解數，搞了一個假劇本，給他設定了一個喜歡的角色，就這樣將兩人騙到了異國他鄉。
單純的梁朝偉來到阿根廷，才知道一切都是一個“圈套”，角色是和張國榮扮演情侶。
為了使二人全身心投入到電影中，王家衛還將他們的護照扣了下來。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2019年7月17日，是他的61歲生日，曾經的花樣年華，轉眼間年逾花甲。
文 | 北方女王
十一年前，李安參加紐約移動影像博物館舉辦的《與王家衛的一夜》，回憶起第一次看王家衛電影的情景：
“我當時還在倒時差，看的時候，有一半的時間睡著了。我聽著那些配樂，看著那些鏡頭，我都不知道我是在做夢，是睡著了，還是在看電影。
我只覺得，那是我看過的、最致幻的電影，像一場精彩的旅行。”
他向來善用詩意而風格濃郁的口吻，隱喻表達獨有的氛圍、孤獨與味道，同時，每一個鏡頭都敘述著更為深刻的藝術意義。
王家衛的光影世界純粹而迷人，他是在用電影寫詩，而不是講故事。
到頭來也不過是一個個飲食男女，任憑自己心底的慾望與情愫瘋長，卻也難以逃脫情慾的泥淖。
他引用法國導演戈達爾的話，來表達自己對電影的理解：
電影是你的第一個夢，也是你的最後一個夢。
李安口中這部“最致幻”的電影正是《阿飛正傳》，王家衛拿下了金像獎及金馬獎最佳導演。彼時的他時年33歲，正享受著這部影片所帶來的榮光。
這時，王家衛的“騷氣人生”才剛剛開始，並有無數個可能。
關於王家衛，許多人關注他的臺詞，關注他那總也摘不下的墨鏡，關注他的拍片速度，卻鮮有人想要了解，這個男人黑色墨鏡背後的真實故事。
1997年，王家衛去戛納領最佳導演獎。
身高1米9的他依舊戴著墨鏡，傲慢地走上領獎臺。你永遠窺不見他墨鏡背後的眼睛，到底在閃爍著怎樣的思想。
屏幕前的畫家陳丹青一看，說：“這不就是個流氓嘛！”
十年後，陳丹青和王家衛一起參加上海電影節，他又補充了一句：“王家衛是流氓加才子，帶著一股江湖氣，既坦然又大氣。”
陳丹青所說的流氓氣和江湖氣，從王家衛看見世界的那一刻，就開始了。
上海，是王家衛的精神故鄉之一，他小時候在那裡長大，以至於後來讓張曼玉換了整整23套旗袍。
他對這座出生之城的情懷逐漸融合在日後的電影作品中。
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反覆地看到旗袍、上海話、半導體收音機、交響樂、老洋房的樓梯扶手、樹影斑駁的馬路……
1963年，5歲的王家衛離開位於淮海路的上海的家，跟隨父母來到香港，他非常清楚包括他父母在內的“上海人”的心態：
“這一群上海人還是帶著上海的習慣、感覺，他們的世界就是懷舊的世界。”
王家衛孩童時期，便離開故鄉上海來到香港，在他的記憶深處，失去了某些東西，以至於後來在創作的電影中，他一度嘗試尋回那所謂的上海根。
他戲稱自己是上海製造，香港加工出來的。
成人後，他在香港理工學院讀美術設計時，一度瘋狂地迷戀上了攝影。
1980年，王家衛參加了香港無線電視臺的製作培訓班。剛出道當編劇時，他先是在黃百鳴的公司寫劇本，但黃百鳴發現這傢伙從不來上班，也沒交出過作品，就把他給炒了。
失落的王家衛來到陳勳奇的電影公司，不久後又被炒了，原因還是拖稿。
後來加入影之傑，繼續拖稿成性，老闆鄧光榮找他談話，他卻說自己當編劇大材小用：“我能不能當導演？”
這句話換來的不是又一次的炒魷魚，而是他的導演處女作《旺角卡門》。
八十年代末興起的香港電影“新浪潮”運動，湧現了一批深受歐洲影響的導演，其中之一便是王家衛。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對錯位和疏離感的偏愛，源於對香港這座城市的探索和尋根。
彼時大量令人血脈噴張的港片橫空出世，吳宇森的黑幫電影、王晶的賭片、杜琪峰反應人性黑暗的影片，都不乏精彩的打鬥、激烈的槍戰場面。
而此時的王家衛卻反其道而行，用充滿詩意的鏡頭，刻畫一個個百無聊賴的孤獨角色。在這部處女作中，便流露出濃烈的文藝風格。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作為導演，只是試圖在電影中加入一些東西”。
1988年6月，《旺角卡門》在香港上映，口碑票房齊飛，王家衛一夜成名，同時獲選參加1989年戛納電影節“影評人一週”，鄧光榮也跟著狠賺了一把。
這部反英雄情結的黑幫電影，在今天看來也許是最不像王家衛的作品，而他的才華已足夠引人注目。
無可否認，他鮮明的個性，正在遠離香港主流電影。
直到1990年，王家衛才拍出人生的第二部電影《阿飛正傳》，在港片湧動的年代，三年才拍出一部電影，實屬任性。
張國榮、張曼玉、劉嘉玲、劉德華、張學友、梁朝偉......近乎是巨星如雲，王家衛與鄧光榮對此充滿期待。
可結果不遂人意。
當王家衛的《阿飛正傳》與周星馳的《賭俠》迎面相逢，其結果是《賭俠》大賣，《阿飛正傳》慘敗，上映不到兩週便宣告休映，票房只收回了900萬，還不到投資的三分之一。
梁朝偉在片尾的那幾分鐘，本是下一部“阿飛”的彩蛋，但因沒收回本錢，胎死腹中。
可誰知，後來在第十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上，這部電影讓王家衛拿獎拿到手軟，5座金像獎、6座金馬獎，也算是給了鄧光榮些許名聲安慰。
他的戲不是“拍”出來，而是一點點情緒磨出來的。
王家衛60年代傳奇的開端，始於《阿飛正傳》，關鍵時刻在1960年4月16日下午3點前的一分鐘。
晃動的鏡頭、氤氳的環境、瑣碎的敘事方式、喃喃的獨白......王家衛創造了獨具一格的個人風格，記錄了潮溼城市中人們的孤獨與掙扎。
他眼中的城市似乎總是不如它外表看上去那般光鮮亮麗。
當24小時便利店已然成為新時代的愛情規則，1994年王家衛用《重慶森林》來反駁，兩段穿插交錯的愛情故事，凸現了都市生活的偶然性與交錯性。
在王家衛的鏡頭裡，物慾橫流的香港，展露出一種流浪悲涼的氣質，像是時間的無涯荒野。
他讓原本只會唱歌的王菲成就了熒幕上最經典的角色，也讓梁朝偉成為金馬、金像的雙料影帝。
這個藏在墨鏡後面的導演，始終有他的多種面相。
大約沒有哪一部導演的作品，能同王家衛一樣，嵌入記憶的同時，也嵌入了人們的意識與品格。
三年後，他在一個遙遠的，與香港迥異的地方，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開始講述一段兩個男人之間的“春光乍洩”，最終選定張國榮和梁朝偉做故事的主角。
直男梁朝偉誓死不拍同性戀題材的電影，王家衛使出渾身解數，搞了一個假劇本，給他設定了一個喜歡的角色，就這樣將兩人騙到了異國他鄉。
單純的梁朝偉來到阿根廷，才知道一切都是一個“圈套”，角色是和張國榮扮演情侶。
為了使二人全身心投入到電影中，王家衛還將他們的護照扣了下來。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2019年7月17日，是他的61歲生日，曾經的花樣年華，轉眼間年逾花甲。
文 | 北方女王
十一年前，李安參加紐約移動影像博物館舉辦的《與王家衛的一夜》，回憶起第一次看王家衛電影的情景：
“我當時還在倒時差，看的時候，有一半的時間睡著了。我聽著那些配樂，看著那些鏡頭，我都不知道我是在做夢，是睡著了，還是在看電影。
我只覺得，那是我看過的、最致幻的電影，像一場精彩的旅行。”
他向來善用詩意而風格濃郁的口吻，隱喻表達獨有的氛圍、孤獨與味道，同時，每一個鏡頭都敘述著更為深刻的藝術意義。
王家衛的光影世界純粹而迷人，他是在用電影寫詩，而不是講故事。
到頭來也不過是一個個飲食男女，任憑自己心底的慾望與情愫瘋長，卻也難以逃脫情慾的泥淖。
他引用法國導演戈達爾的話，來表達自己對電影的理解：
電影是你的第一個夢，也是你的最後一個夢。
李安口中這部“最致幻”的電影正是《阿飛正傳》，王家衛拿下了金像獎及金馬獎最佳導演。彼時的他時年33歲，正享受著這部影片所帶來的榮光。
這時，王家衛的“騷氣人生”才剛剛開始，並有無數個可能。
關於王家衛，許多人關注他的臺詞，關注他那總也摘不下的墨鏡，關注他的拍片速度，卻鮮有人想要了解，這個男人黑色墨鏡背後的真實故事。
1997年，王家衛去戛納領最佳導演獎。
身高1米9的他依舊戴著墨鏡，傲慢地走上領獎臺。你永遠窺不見他墨鏡背後的眼睛，到底在閃爍著怎樣的思想。
屏幕前的畫家陳丹青一看，說：“這不就是個流氓嘛！”
十年後，陳丹青和王家衛一起參加上海電影節，他又補充了一句：“王家衛是流氓加才子，帶著一股江湖氣，既坦然又大氣。”
陳丹青所說的流氓氣和江湖氣，從王家衛看見世界的那一刻，就開始了。
上海，是王家衛的精神故鄉之一，他小時候在那裡長大，以至於後來讓張曼玉換了整整23套旗袍。
他對這座出生之城的情懷逐漸融合在日後的電影作品中。
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反覆地看到旗袍、上海話、半導體收音機、交響樂、老洋房的樓梯扶手、樹影斑駁的馬路……
1963年，5歲的王家衛離開位於淮海路的上海的家，跟隨父母來到香港，他非常清楚包括他父母在內的“上海人”的心態：
“這一群上海人還是帶著上海的習慣、感覺，他們的世界就是懷舊的世界。”
王家衛孩童時期，便離開故鄉上海來到香港，在他的記憶深處，失去了某些東西，以至於後來在創作的電影中，他一度嘗試尋回那所謂的上海根。
他戲稱自己是上海製造，香港加工出來的。
成人後，他在香港理工學院讀美術設計時，一度瘋狂地迷戀上了攝影。
1980年，王家衛參加了香港無線電視臺的製作培訓班。剛出道當編劇時，他先是在黃百鳴的公司寫劇本，但黃百鳴發現這傢伙從不來上班，也沒交出過作品，就把他給炒了。
失落的王家衛來到陳勳奇的電影公司，不久後又被炒了，原因還是拖稿。
後來加入影之傑，繼續拖稿成性，老闆鄧光榮找他談話，他卻說自己當編劇大材小用：“我能不能當導演？”
這句話換來的不是又一次的炒魷魚，而是他的導演處女作《旺角卡門》。
八十年代末興起的香港電影“新浪潮”運動，湧現了一批深受歐洲影響的導演，其中之一便是王家衛。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對錯位和疏離感的偏愛，源於對香港這座城市的探索和尋根。
彼時大量令人血脈噴張的港片橫空出世，吳宇森的黑幫電影、王晶的賭片、杜琪峰反應人性黑暗的影片，都不乏精彩的打鬥、激烈的槍戰場面。
而此時的王家衛卻反其道而行，用充滿詩意的鏡頭，刻畫一個個百無聊賴的孤獨角色。在這部處女作中，便流露出濃烈的文藝風格。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作為導演，只是試圖在電影中加入一些東西”。
1988年6月，《旺角卡門》在香港上映，口碑票房齊飛，王家衛一夜成名，同時獲選參加1989年戛納電影節“影評人一週”，鄧光榮也跟著狠賺了一把。
這部反英雄情結的黑幫電影，在今天看來也許是最不像王家衛的作品，而他的才華已足夠引人注目。
無可否認，他鮮明的個性，正在遠離香港主流電影。
直到1990年，王家衛才拍出人生的第二部電影《阿飛正傳》，在港片湧動的年代，三年才拍出一部電影，實屬任性。
張國榮、張曼玉、劉嘉玲、劉德華、張學友、梁朝偉......近乎是巨星如雲，王家衛與鄧光榮對此充滿期待。
可結果不遂人意。
當王家衛的《阿飛正傳》與周星馳的《賭俠》迎面相逢，其結果是《賭俠》大賣，《阿飛正傳》慘敗，上映不到兩週便宣告休映，票房只收回了900萬，還不到投資的三分之一。
梁朝偉在片尾的那幾分鐘，本是下一部“阿飛”的彩蛋，但因沒收回本錢，胎死腹中。
可誰知，後來在第十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上，這部電影讓王家衛拿獎拿到手軟，5座金像獎、6座金馬獎，也算是給了鄧光榮些許名聲安慰。
他的戲不是“拍”出來，而是一點點情緒磨出來的。
王家衛60年代傳奇的開端，始於《阿飛正傳》，關鍵時刻在1960年4月16日下午3點前的一分鐘。
晃動的鏡頭、氤氳的環境、瑣碎的敘事方式、喃喃的獨白......王家衛創造了獨具一格的個人風格，記錄了潮溼城市中人們的孤獨與掙扎。
他眼中的城市似乎總是不如它外表看上去那般光鮮亮麗。
當24小時便利店已然成為新時代的愛情規則，1994年王家衛用《重慶森林》來反駁，兩段穿插交錯的愛情故事，凸現了都市生活的偶然性與交錯性。
在王家衛的鏡頭裡，物慾橫流的香港，展露出一種流浪悲涼的氣質，像是時間的無涯荒野。
他讓原本只會唱歌的王菲成就了熒幕上最經典的角色，也讓梁朝偉成為金馬、金像的雙料影帝。
這個藏在墨鏡後面的導演，始終有他的多種面相。
大約沒有哪一部導演的作品，能同王家衛一樣，嵌入記憶的同時，也嵌入了人們的意識與品格。
三年後，他在一個遙遠的，與香港迥異的地方，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開始講述一段兩個男人之間的“春光乍洩”，最終選定張國榮和梁朝偉做故事的主角。
直男梁朝偉誓死不拍同性戀題材的電影，王家衛使出渾身解數，搞了一個假劇本，給他設定了一個喜歡的角色，就這樣將兩人騙到了異國他鄉。
單純的梁朝偉來到阿根廷，才知道一切都是一個“圈套”，角色是和張國榮扮演情侶。
為了使二人全身心投入到電影中，王家衛還將他們的護照扣了下來。
梁朝偉拍曖昧戲放不開，王家衛就在片場放音樂，讓張國榮慢慢帶他入戲，有時一場戲一拍就是一天。
原定兩三個月的拍攝檔期，拖到了半年。
張國榮眼看自己的復出演唱會時間就要到了，十幾萬張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在距離開唱前幾天終於忍不住自掏腰包買了機票回香港。
從喧鬧異國言語的聲音，到獨自面對錄音機無法言說的哽咽，王家衛用盡聲色在顛肺流離的境遇裡，讓人感受到情慾與隔膜的溫度。
裡面最經典的臺詞，莫過於那句：當我站在瀑布前，覺得非常的難過，我總覺得，應該是兩個人站在這裡。
後來，《春光乍洩》讓王家衛首次獲得戛納最佳導演獎；而梁朝偉則是繼《重慶森林》之後，再次獲封金像影帝。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2019年7月17日，是他的61歲生日，曾經的花樣年華，轉眼間年逾花甲。
文 | 北方女王
十一年前，李安參加紐約移動影像博物館舉辦的《與王家衛的一夜》，回憶起第一次看王家衛電影的情景：
“我當時還在倒時差，看的時候，有一半的時間睡著了。我聽著那些配樂，看著那些鏡頭，我都不知道我是在做夢，是睡著了，還是在看電影。
我只覺得，那是我看過的、最致幻的電影，像一場精彩的旅行。”
他向來善用詩意而風格濃郁的口吻，隱喻表達獨有的氛圍、孤獨與味道，同時，每一個鏡頭都敘述著更為深刻的藝術意義。
王家衛的光影世界純粹而迷人，他是在用電影寫詩，而不是講故事。
到頭來也不過是一個個飲食男女，任憑自己心底的慾望與情愫瘋長，卻也難以逃脫情慾的泥淖。
他引用法國導演戈達爾的話，來表達自己對電影的理解：
電影是你的第一個夢，也是你的最後一個夢。
李安口中這部“最致幻”的電影正是《阿飛正傳》，王家衛拿下了金像獎及金馬獎最佳導演。彼時的他時年33歲，正享受著這部影片所帶來的榮光。
這時，王家衛的“騷氣人生”才剛剛開始，並有無數個可能。
關於王家衛，許多人關注他的臺詞，關注他那總也摘不下的墨鏡，關注他的拍片速度，卻鮮有人想要了解，這個男人黑色墨鏡背後的真實故事。
1997年，王家衛去戛納領最佳導演獎。
身高1米9的他依舊戴著墨鏡，傲慢地走上領獎臺。你永遠窺不見他墨鏡背後的眼睛，到底在閃爍著怎樣的思想。
屏幕前的畫家陳丹青一看，說：“這不就是個流氓嘛！”
十年後，陳丹青和王家衛一起參加上海電影節，他又補充了一句：“王家衛是流氓加才子，帶著一股江湖氣，既坦然又大氣。”
陳丹青所說的流氓氣和江湖氣，從王家衛看見世界的那一刻，就開始了。
上海，是王家衛的精神故鄉之一，他小時候在那裡長大，以至於後來讓張曼玉換了整整23套旗袍。
他對這座出生之城的情懷逐漸融合在日後的電影作品中。
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反覆地看到旗袍、上海話、半導體收音機、交響樂、老洋房的樓梯扶手、樹影斑駁的馬路……
1963年，5歲的王家衛離開位於淮海路的上海的家，跟隨父母來到香港，他非常清楚包括他父母在內的“上海人”的心態：
“這一群上海人還是帶著上海的習慣、感覺，他們的世界就是懷舊的世界。”
王家衛孩童時期，便離開故鄉上海來到香港，在他的記憶深處，失去了某些東西，以至於後來在創作的電影中，他一度嘗試尋回那所謂的上海根。
他戲稱自己是上海製造，香港加工出來的。
成人後，他在香港理工學院讀美術設計時，一度瘋狂地迷戀上了攝影。
1980年，王家衛參加了香港無線電視臺的製作培訓班。剛出道當編劇時，他先是在黃百鳴的公司寫劇本，但黃百鳴發現這傢伙從不來上班，也沒交出過作品，就把他給炒了。
失落的王家衛來到陳勳奇的電影公司，不久後又被炒了，原因還是拖稿。
後來加入影之傑，繼續拖稿成性，老闆鄧光榮找他談話，他卻說自己當編劇大材小用：“我能不能當導演？”
這句話換來的不是又一次的炒魷魚，而是他的導演處女作《旺角卡門》。
八十年代末興起的香港電影“新浪潮”運動，湧現了一批深受歐洲影響的導演，其中之一便是王家衛。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對錯位和疏離感的偏愛，源於對香港這座城市的探索和尋根。
彼時大量令人血脈噴張的港片橫空出世，吳宇森的黑幫電影、王晶的賭片、杜琪峰反應人性黑暗的影片，都不乏精彩的打鬥、激烈的槍戰場面。
而此時的王家衛卻反其道而行，用充滿詩意的鏡頭，刻畫一個個百無聊賴的孤獨角色。在這部處女作中，便流露出濃烈的文藝風格。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作為導演，只是試圖在電影中加入一些東西”。
1988年6月，《旺角卡門》在香港上映，口碑票房齊飛，王家衛一夜成名，同時獲選參加1989年戛納電影節“影評人一週”，鄧光榮也跟著狠賺了一把。
這部反英雄情結的黑幫電影，在今天看來也許是最不像王家衛的作品，而他的才華已足夠引人注目。
無可否認，他鮮明的個性，正在遠離香港主流電影。
直到1990年，王家衛才拍出人生的第二部電影《阿飛正傳》，在港片湧動的年代，三年才拍出一部電影，實屬任性。
張國榮、張曼玉、劉嘉玲、劉德華、張學友、梁朝偉......近乎是巨星如雲，王家衛與鄧光榮對此充滿期待。
可結果不遂人意。
當王家衛的《阿飛正傳》與周星馳的《賭俠》迎面相逢，其結果是《賭俠》大賣，《阿飛正傳》慘敗，上映不到兩週便宣告休映，票房只收回了900萬，還不到投資的三分之一。
梁朝偉在片尾的那幾分鐘，本是下一部“阿飛”的彩蛋，但因沒收回本錢，胎死腹中。
可誰知，後來在第十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上，這部電影讓王家衛拿獎拿到手軟，5座金像獎、6座金馬獎，也算是給了鄧光榮些許名聲安慰。
他的戲不是“拍”出來，而是一點點情緒磨出來的。
王家衛60年代傳奇的開端，始於《阿飛正傳》，關鍵時刻在1960年4月16日下午3點前的一分鐘。
晃動的鏡頭、氤氳的環境、瑣碎的敘事方式、喃喃的獨白......王家衛創造了獨具一格的個人風格，記錄了潮溼城市中人們的孤獨與掙扎。
他眼中的城市似乎總是不如它外表看上去那般光鮮亮麗。
當24小時便利店已然成為新時代的愛情規則，1994年王家衛用《重慶森林》來反駁，兩段穿插交錯的愛情故事，凸現了都市生活的偶然性與交錯性。
在王家衛的鏡頭裡，物慾橫流的香港，展露出一種流浪悲涼的氣質，像是時間的無涯荒野。
他讓原本只會唱歌的王菲成就了熒幕上最經典的角色，也讓梁朝偉成為金馬、金像的雙料影帝。
這個藏在墨鏡後面的導演，始終有他的多種面相。
大約沒有哪一部導演的作品，能同王家衛一樣，嵌入記憶的同時，也嵌入了人們的意識與品格。
三年後，他在一個遙遠的，與香港迥異的地方，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開始講述一段兩個男人之間的“春光乍洩”，最終選定張國榮和梁朝偉做故事的主角。
直男梁朝偉誓死不拍同性戀題材的電影，王家衛使出渾身解數，搞了一個假劇本，給他設定了一個喜歡的角色，就這樣將兩人騙到了異國他鄉。
單純的梁朝偉來到阿根廷，才知道一切都是一個“圈套”，角色是和張國榮扮演情侶。
為了使二人全身心投入到電影中，王家衛還將他們的護照扣了下來。
梁朝偉拍曖昧戲放不開，王家衛就在片場放音樂，讓張國榮慢慢帶他入戲，有時一場戲一拍就是一天。
原定兩三個月的拍攝檔期，拖到了半年。
張國榮眼看自己的復出演唱會時間就要到了，十幾萬張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在距離開唱前幾天終於忍不住自掏腰包買了機票回香港。
從喧鬧異國言語的聲音，到獨自面對錄音機無法言說的哽咽，王家衛用盡聲色在顛肺流離的境遇裡，讓人感受到情慾與隔膜的溫度。
裡面最經典的臺詞，莫過於那句：當我站在瀑布前，覺得非常的難過，我總覺得，應該是兩個人站在這裡。
後來，《春光乍洩》讓王家衛首次獲得戛納最佳導演獎；而梁朝偉則是繼《重慶森林》之後，再次獲封金像影帝。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2019年7月17日，是他的61歲生日，曾經的花樣年華，轉眼間年逾花甲。
文 | 北方女王
十一年前，李安參加紐約移動影像博物館舉辦的《與王家衛的一夜》，回憶起第一次看王家衛電影的情景：
“我當時還在倒時差，看的時候，有一半的時間睡著了。我聽著那些配樂，看著那些鏡頭，我都不知道我是在做夢，是睡著了，還是在看電影。
我只覺得，那是我看過的、最致幻的電影，像一場精彩的旅行。”
他向來善用詩意而風格濃郁的口吻，隱喻表達獨有的氛圍、孤獨與味道，同時，每一個鏡頭都敘述著更為深刻的藝術意義。
王家衛的光影世界純粹而迷人，他是在用電影寫詩，而不是講故事。
到頭來也不過是一個個飲食男女，任憑自己心底的慾望與情愫瘋長，卻也難以逃脫情慾的泥淖。
他引用法國導演戈達爾的話，來表達自己對電影的理解：
電影是你的第一個夢，也是你的最後一個夢。
李安口中這部“最致幻”的電影正是《阿飛正傳》，王家衛拿下了金像獎及金馬獎最佳導演。彼時的他時年33歲，正享受著這部影片所帶來的榮光。
這時，王家衛的“騷氣人生”才剛剛開始，並有無數個可能。
關於王家衛，許多人關注他的臺詞，關注他那總也摘不下的墨鏡，關注他的拍片速度，卻鮮有人想要了解，這個男人黑色墨鏡背後的真實故事。
1997年，王家衛去戛納領最佳導演獎。
身高1米9的他依舊戴著墨鏡，傲慢地走上領獎臺。你永遠窺不見他墨鏡背後的眼睛，到底在閃爍著怎樣的思想。
屏幕前的畫家陳丹青一看，說：“這不就是個流氓嘛！”
十年後，陳丹青和王家衛一起參加上海電影節，他又補充了一句：“王家衛是流氓加才子，帶著一股江湖氣，既坦然又大氣。”
陳丹青所說的流氓氣和江湖氣，從王家衛看見世界的那一刻，就開始了。
上海，是王家衛的精神故鄉之一，他小時候在那裡長大，以至於後來讓張曼玉換了整整23套旗袍。
他對這座出生之城的情懷逐漸融合在日後的電影作品中。
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反覆地看到旗袍、上海話、半導體收音機、交響樂、老洋房的樓梯扶手、樹影斑駁的馬路……
1963年，5歲的王家衛離開位於淮海路的上海的家，跟隨父母來到香港，他非常清楚包括他父母在內的“上海人”的心態：
“這一群上海人還是帶著上海的習慣、感覺，他們的世界就是懷舊的世界。”
王家衛孩童時期，便離開故鄉上海來到香港，在他的記憶深處，失去了某些東西，以至於後來在創作的電影中，他一度嘗試尋回那所謂的上海根。
他戲稱自己是上海製造，香港加工出來的。
成人後，他在香港理工學院讀美術設計時，一度瘋狂地迷戀上了攝影。
1980年，王家衛參加了香港無線電視臺的製作培訓班。剛出道當編劇時，他先是在黃百鳴的公司寫劇本，但黃百鳴發現這傢伙從不來上班，也沒交出過作品，就把他給炒了。
失落的王家衛來到陳勳奇的電影公司，不久後又被炒了，原因還是拖稿。
後來加入影之傑，繼續拖稿成性，老闆鄧光榮找他談話，他卻說自己當編劇大材小用：“我能不能當導演？”
這句話換來的不是又一次的炒魷魚，而是他的導演處女作《旺角卡門》。
八十年代末興起的香港電影“新浪潮”運動，湧現了一批深受歐洲影響的導演，其中之一便是王家衛。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對錯位和疏離感的偏愛，源於對香港這座城市的探索和尋根。
彼時大量令人血脈噴張的港片橫空出世，吳宇森的黑幫電影、王晶的賭片、杜琪峰反應人性黑暗的影片，都不乏精彩的打鬥、激烈的槍戰場面。
而此時的王家衛卻反其道而行，用充滿詩意的鏡頭，刻畫一個個百無聊賴的孤獨角色。在這部處女作中，便流露出濃烈的文藝風格。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作為導演，只是試圖在電影中加入一些東西”。
1988年6月，《旺角卡門》在香港上映，口碑票房齊飛，王家衛一夜成名，同時獲選參加1989年戛納電影節“影評人一週”，鄧光榮也跟著狠賺了一把。
這部反英雄情結的黑幫電影，在今天看來也許是最不像王家衛的作品，而他的才華已足夠引人注目。
無可否認，他鮮明的個性，正在遠離香港主流電影。
直到1990年，王家衛才拍出人生的第二部電影《阿飛正傳》，在港片湧動的年代，三年才拍出一部電影，實屬任性。
張國榮、張曼玉、劉嘉玲、劉德華、張學友、梁朝偉......近乎是巨星如雲，王家衛與鄧光榮對此充滿期待。
可結果不遂人意。
當王家衛的《阿飛正傳》與周星馳的《賭俠》迎面相逢，其結果是《賭俠》大賣，《阿飛正傳》慘敗，上映不到兩週便宣告休映，票房只收回了900萬，還不到投資的三分之一。
梁朝偉在片尾的那幾分鐘，本是下一部“阿飛”的彩蛋，但因沒收回本錢，胎死腹中。
可誰知，後來在第十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上，這部電影讓王家衛拿獎拿到手軟，5座金像獎、6座金馬獎，也算是給了鄧光榮些許名聲安慰。
他的戲不是“拍”出來，而是一點點情緒磨出來的。
王家衛60年代傳奇的開端，始於《阿飛正傳》，關鍵時刻在1960年4月16日下午3點前的一分鐘。
晃動的鏡頭、氤氳的環境、瑣碎的敘事方式、喃喃的獨白......王家衛創造了獨具一格的個人風格，記錄了潮溼城市中人們的孤獨與掙扎。
他眼中的城市似乎總是不如它外表看上去那般光鮮亮麗。
當24小時便利店已然成為新時代的愛情規則，1994年王家衛用《重慶森林》來反駁，兩段穿插交錯的愛情故事，凸現了都市生活的偶然性與交錯性。
在王家衛的鏡頭裡，物慾橫流的香港，展露出一種流浪悲涼的氣質，像是時間的無涯荒野。
他讓原本只會唱歌的王菲成就了熒幕上最經典的角色，也讓梁朝偉成為金馬、金像的雙料影帝。
這個藏在墨鏡後面的導演，始終有他的多種面相。
大約沒有哪一部導演的作品，能同王家衛一樣，嵌入記憶的同時，也嵌入了人們的意識與品格。
三年後，他在一個遙遠的，與香港迥異的地方，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開始講述一段兩個男人之間的“春光乍洩”，最終選定張國榮和梁朝偉做故事的主角。
直男梁朝偉誓死不拍同性戀題材的電影，王家衛使出渾身解數，搞了一個假劇本，給他設定了一個喜歡的角色，就這樣將兩人騙到了異國他鄉。
單純的梁朝偉來到阿根廷，才知道一切都是一個“圈套”，角色是和張國榮扮演情侶。
為了使二人全身心投入到電影中，王家衛還將他們的護照扣了下來。
梁朝偉拍曖昧戲放不開，王家衛就在片場放音樂，讓張國榮慢慢帶他入戲，有時一場戲一拍就是一天。
原定兩三個月的拍攝檔期，拖到了半年。
張國榮眼看自己的復出演唱會時間就要到了，十幾萬張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在距離開唱前幾天終於忍不住自掏腰包買了機票回香港。
從喧鬧異國言語的聲音，到獨自面對錄音機無法言說的哽咽，王家衛用盡聲色在顛肺流離的境遇裡，讓人感受到情慾與隔膜的溫度。
裡面最經典的臺詞，莫過於那句：當我站在瀑布前，覺得非常的難過，我總覺得，應該是兩個人站在這裡。
後來，《春光乍洩》讓王家衛首次獲得戛納最佳導演獎；而梁朝偉則是繼《重慶森林》之後，再次獲封金像影帝。
王家衛的一部電影能拍多久？
《阿飛正傳》拍了3年；《2046》拍了5年；《一代宗師》從立項到拍攝完成用了十年，因此引來了“一代失蹤”的戲稱。
拖到最後，《一代宗師》的預算嚴重超支，王家衛不得不抵押了房子。
他說：“我不是拖延，我是仔細，我只是想把中國人的人性美展現給世界看。”
王家衛仔細到每一幀每一秒都做到極致，最終呈現一個最美的民國江湖。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2019年7月17日，是他的61歲生日，曾經的花樣年華，轉眼間年逾花甲。
文 | 北方女王
十一年前，李安參加紐約移動影像博物館舉辦的《與王家衛的一夜》，回憶起第一次看王家衛電影的情景：
“我當時還在倒時差，看的時候，有一半的時間睡著了。我聽著那些配樂，看著那些鏡頭，我都不知道我是在做夢，是睡著了，還是在看電影。
我只覺得，那是我看過的、最致幻的電影，像一場精彩的旅行。”
他向來善用詩意而風格濃郁的口吻，隱喻表達獨有的氛圍、孤獨與味道，同時，每一個鏡頭都敘述著更為深刻的藝術意義。
王家衛的光影世界純粹而迷人，他是在用電影寫詩，而不是講故事。
到頭來也不過是一個個飲食男女，任憑自己心底的慾望與情愫瘋長，卻也難以逃脫情慾的泥淖。
他引用法國導演戈達爾的話，來表達自己對電影的理解：
電影是你的第一個夢，也是你的最後一個夢。
李安口中這部“最致幻”的電影正是《阿飛正傳》，王家衛拿下了金像獎及金馬獎最佳導演。彼時的他時年33歲，正享受著這部影片所帶來的榮光。
這時，王家衛的“騷氣人生”才剛剛開始，並有無數個可能。
關於王家衛，許多人關注他的臺詞，關注他那總也摘不下的墨鏡，關注他的拍片速度，卻鮮有人想要了解，這個男人黑色墨鏡背後的真實故事。
1997年，王家衛去戛納領最佳導演獎。
身高1米9的他依舊戴著墨鏡，傲慢地走上領獎臺。你永遠窺不見他墨鏡背後的眼睛，到底在閃爍著怎樣的思想。
屏幕前的畫家陳丹青一看，說：“這不就是個流氓嘛！”
十年後，陳丹青和王家衛一起參加上海電影節，他又補充了一句：“王家衛是流氓加才子，帶著一股江湖氣，既坦然又大氣。”
陳丹青所說的流氓氣和江湖氣，從王家衛看見世界的那一刻，就開始了。
上海，是王家衛的精神故鄉之一，他小時候在那裡長大，以至於後來讓張曼玉換了整整23套旗袍。
他對這座出生之城的情懷逐漸融合在日後的電影作品中。
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反覆地看到旗袍、上海話、半導體收音機、交響樂、老洋房的樓梯扶手、樹影斑駁的馬路……
1963年，5歲的王家衛離開位於淮海路的上海的家，跟隨父母來到香港，他非常清楚包括他父母在內的“上海人”的心態：
“這一群上海人還是帶著上海的習慣、感覺，他們的世界就是懷舊的世界。”
王家衛孩童時期，便離開故鄉上海來到香港，在他的記憶深處，失去了某些東西，以至於後來在創作的電影中，他一度嘗試尋回那所謂的上海根。
他戲稱自己是上海製造，香港加工出來的。
成人後，他在香港理工學院讀美術設計時，一度瘋狂地迷戀上了攝影。
1980年，王家衛參加了香港無線電視臺的製作培訓班。剛出道當編劇時，他先是在黃百鳴的公司寫劇本，但黃百鳴發現這傢伙從不來上班，也沒交出過作品，就把他給炒了。
失落的王家衛來到陳勳奇的電影公司，不久後又被炒了，原因還是拖稿。
後來加入影之傑，繼續拖稿成性，老闆鄧光榮找他談話，他卻說自己當編劇大材小用：“我能不能當導演？”
這句話換來的不是又一次的炒魷魚，而是他的導演處女作《旺角卡門》。
八十年代末興起的香港電影“新浪潮”運動，湧現了一批深受歐洲影響的導演，其中之一便是王家衛。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對錯位和疏離感的偏愛，源於對香港這座城市的探索和尋根。
彼時大量令人血脈噴張的港片橫空出世，吳宇森的黑幫電影、王晶的賭片、杜琪峰反應人性黑暗的影片，都不乏精彩的打鬥、激烈的槍戰場面。
而此時的王家衛卻反其道而行，用充滿詩意的鏡頭，刻畫一個個百無聊賴的孤獨角色。在這部處女作中，便流露出濃烈的文藝風格。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作為導演，只是試圖在電影中加入一些東西”。
1988年6月，《旺角卡門》在香港上映，口碑票房齊飛，王家衛一夜成名，同時獲選參加1989年戛納電影節“影評人一週”，鄧光榮也跟著狠賺了一把。
這部反英雄情結的黑幫電影，在今天看來也許是最不像王家衛的作品，而他的才華已足夠引人注目。
無可否認，他鮮明的個性，正在遠離香港主流電影。
直到1990年，王家衛才拍出人生的第二部電影《阿飛正傳》，在港片湧動的年代，三年才拍出一部電影，實屬任性。
張國榮、張曼玉、劉嘉玲、劉德華、張學友、梁朝偉......近乎是巨星如雲，王家衛與鄧光榮對此充滿期待。
可結果不遂人意。
當王家衛的《阿飛正傳》與周星馳的《賭俠》迎面相逢，其結果是《賭俠》大賣，《阿飛正傳》慘敗，上映不到兩週便宣告休映，票房只收回了900萬，還不到投資的三分之一。
梁朝偉在片尾的那幾分鐘，本是下一部“阿飛”的彩蛋，但因沒收回本錢，胎死腹中。
可誰知，後來在第十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上，這部電影讓王家衛拿獎拿到手軟，5座金像獎、6座金馬獎，也算是給了鄧光榮些許名聲安慰。
他的戲不是“拍”出來，而是一點點情緒磨出來的。
王家衛60年代傳奇的開端，始於《阿飛正傳》，關鍵時刻在1960年4月16日下午3點前的一分鐘。
晃動的鏡頭、氤氳的環境、瑣碎的敘事方式、喃喃的獨白......王家衛創造了獨具一格的個人風格，記錄了潮溼城市中人們的孤獨與掙扎。
他眼中的城市似乎總是不如它外表看上去那般光鮮亮麗。
當24小時便利店已然成為新時代的愛情規則，1994年王家衛用《重慶森林》來反駁，兩段穿插交錯的愛情故事，凸現了都市生活的偶然性與交錯性。
在王家衛的鏡頭裡，物慾橫流的香港，展露出一種流浪悲涼的氣質，像是時間的無涯荒野。
他讓原本只會唱歌的王菲成就了熒幕上最經典的角色，也讓梁朝偉成為金馬、金像的雙料影帝。
這個藏在墨鏡後面的導演，始終有他的多種面相。
大約沒有哪一部導演的作品，能同王家衛一樣，嵌入記憶的同時，也嵌入了人們的意識與品格。
三年後，他在一個遙遠的，與香港迥異的地方，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開始講述一段兩個男人之間的“春光乍洩”，最終選定張國榮和梁朝偉做故事的主角。
直男梁朝偉誓死不拍同性戀題材的電影，王家衛使出渾身解數，搞了一個假劇本，給他設定了一個喜歡的角色，就這樣將兩人騙到了異國他鄉。
單純的梁朝偉來到阿根廷，才知道一切都是一個“圈套”，角色是和張國榮扮演情侶。
為了使二人全身心投入到電影中，王家衛還將他們的護照扣了下來。
梁朝偉拍曖昧戲放不開，王家衛就在片場放音樂，讓張國榮慢慢帶他入戲，有時一場戲一拍就是一天。
原定兩三個月的拍攝檔期，拖到了半年。
張國榮眼看自己的復出演唱會時間就要到了，十幾萬張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在距離開唱前幾天終於忍不住自掏腰包買了機票回香港。
從喧鬧異國言語的聲音，到獨自面對錄音機無法言說的哽咽，王家衛用盡聲色在顛肺流離的境遇裡，讓人感受到情慾與隔膜的溫度。
裡面最經典的臺詞，莫過於那句：當我站在瀑布前，覺得非常的難過，我總覺得，應該是兩個人站在這裡。
後來，《春光乍洩》讓王家衛首次獲得戛納最佳導演獎；而梁朝偉則是繼《重慶森林》之後，再次獲封金像影帝。
王家衛的一部電影能拍多久？
《阿飛正傳》拍了3年；《2046》拍了5年；《一代宗師》從立項到拍攝完成用了十年，因此引來了“一代失蹤”的戲稱。
拖到最後，《一代宗師》的預算嚴重超支，王家衛不得不抵押了房子。
他說：“我不是拖延，我是仔細，我只是想把中國人的人性美展現給世界看。”
王家衛仔細到每一幀每一秒都做到極致，最終呈現一個最美的民國江湖。
趙本山曾參演《一代宗師》，他在接受採訪時說：“王家衛有一種精神，這種精神在我們外人看來好似‘精神病’，但其實是他對電影的追求，也是任何人不能替代的。”
跟王家衛合作過的編劇都有被他支配的恐懼，因為不管是表演、對白、服裝、音效甚至節奏，都要符合他的要求才行，而且通常是劇情說改就改。
正是對這種電影理念的執著追尋，讓與王家衛合作的諸多大牌紛紛“怨聲載道”，也令其他導演“刮目相看”。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2019年7月17日，是他的61歲生日，曾經的花樣年華，轉眼間年逾花甲。
文 | 北方女王
十一年前，李安參加紐約移動影像博物館舉辦的《與王家衛的一夜》，回憶起第一次看王家衛電影的情景：
“我當時還在倒時差，看的時候，有一半的時間睡著了。我聽著那些配樂，看著那些鏡頭，我都不知道我是在做夢，是睡著了，還是在看電影。
我只覺得，那是我看過的、最致幻的電影，像一場精彩的旅行。”
他向來善用詩意而風格濃郁的口吻，隱喻表達獨有的氛圍、孤獨與味道，同時，每一個鏡頭都敘述著更為深刻的藝術意義。
王家衛的光影世界純粹而迷人，他是在用電影寫詩，而不是講故事。
到頭來也不過是一個個飲食男女，任憑自己心底的慾望與情愫瘋長，卻也難以逃脫情慾的泥淖。
他引用法國導演戈達爾的話，來表達自己對電影的理解：
電影是你的第一個夢，也是你的最後一個夢。
李安口中這部“最致幻”的電影正是《阿飛正傳》，王家衛拿下了金像獎及金馬獎最佳導演。彼時的他時年33歲，正享受著這部影片所帶來的榮光。
這時，王家衛的“騷氣人生”才剛剛開始，並有無數個可能。
關於王家衛，許多人關注他的臺詞，關注他那總也摘不下的墨鏡，關注他的拍片速度，卻鮮有人想要了解，這個男人黑色墨鏡背後的真實故事。
1997年，王家衛去戛納領最佳導演獎。
身高1米9的他依舊戴著墨鏡，傲慢地走上領獎臺。你永遠窺不見他墨鏡背後的眼睛，到底在閃爍著怎樣的思想。
屏幕前的畫家陳丹青一看，說：“這不就是個流氓嘛！”
十年後，陳丹青和王家衛一起參加上海電影節，他又補充了一句：“王家衛是流氓加才子，帶著一股江湖氣，既坦然又大氣。”
陳丹青所說的流氓氣和江湖氣，從王家衛看見世界的那一刻，就開始了。
上海，是王家衛的精神故鄉之一，他小時候在那裡長大，以至於後來讓張曼玉換了整整23套旗袍。
他對這座出生之城的情懷逐漸融合在日後的電影作品中。
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反覆地看到旗袍、上海話、半導體收音機、交響樂、老洋房的樓梯扶手、樹影斑駁的馬路……
1963年，5歲的王家衛離開位於淮海路的上海的家，跟隨父母來到香港，他非常清楚包括他父母在內的“上海人”的心態：
“這一群上海人還是帶著上海的習慣、感覺，他們的世界就是懷舊的世界。”
王家衛孩童時期，便離開故鄉上海來到香港，在他的記憶深處，失去了某些東西，以至於後來在創作的電影中，他一度嘗試尋回那所謂的上海根。
他戲稱自己是上海製造，香港加工出來的。
成人後，他在香港理工學院讀美術設計時，一度瘋狂地迷戀上了攝影。
1980年，王家衛參加了香港無線電視臺的製作培訓班。剛出道當編劇時，他先是在黃百鳴的公司寫劇本，但黃百鳴發現這傢伙從不來上班，也沒交出過作品，就把他給炒了。
失落的王家衛來到陳勳奇的電影公司，不久後又被炒了，原因還是拖稿。
後來加入影之傑，繼續拖稿成性，老闆鄧光榮找他談話，他卻說自己當編劇大材小用：“我能不能當導演？”
這句話換來的不是又一次的炒魷魚，而是他的導演處女作《旺角卡門》。
八十年代末興起的香港電影“新浪潮”運動，湧現了一批深受歐洲影響的導演，其中之一便是王家衛。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對錯位和疏離感的偏愛，源於對香港這座城市的探索和尋根。
彼時大量令人血脈噴張的港片橫空出世，吳宇森的黑幫電影、王晶的賭片、杜琪峰反應人性黑暗的影片，都不乏精彩的打鬥、激烈的槍戰場面。
而此時的王家衛卻反其道而行，用充滿詩意的鏡頭，刻畫一個個百無聊賴的孤獨角色。在這部處女作中，便流露出濃烈的文藝風格。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作為導演，只是試圖在電影中加入一些東西”。
1988年6月，《旺角卡門》在香港上映，口碑票房齊飛，王家衛一夜成名，同時獲選參加1989年戛納電影節“影評人一週”，鄧光榮也跟著狠賺了一把。
這部反英雄情結的黑幫電影，在今天看來也許是最不像王家衛的作品，而他的才華已足夠引人注目。
無可否認，他鮮明的個性，正在遠離香港主流電影。
直到1990年，王家衛才拍出人生的第二部電影《阿飛正傳》，在港片湧動的年代，三年才拍出一部電影，實屬任性。
張國榮、張曼玉、劉嘉玲、劉德華、張學友、梁朝偉......近乎是巨星如雲，王家衛與鄧光榮對此充滿期待。
可結果不遂人意。
當王家衛的《阿飛正傳》與周星馳的《賭俠》迎面相逢，其結果是《賭俠》大賣，《阿飛正傳》慘敗，上映不到兩週便宣告休映，票房只收回了900萬，還不到投資的三分之一。
梁朝偉在片尾的那幾分鐘，本是下一部“阿飛”的彩蛋，但因沒收回本錢，胎死腹中。
可誰知，後來在第十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上，這部電影讓王家衛拿獎拿到手軟，5座金像獎、6座金馬獎，也算是給了鄧光榮些許名聲安慰。
他的戲不是“拍”出來，而是一點點情緒磨出來的。
王家衛60年代傳奇的開端，始於《阿飛正傳》，關鍵時刻在1960年4月16日下午3點前的一分鐘。
晃動的鏡頭、氤氳的環境、瑣碎的敘事方式、喃喃的獨白......王家衛創造了獨具一格的個人風格，記錄了潮溼城市中人們的孤獨與掙扎。
他眼中的城市似乎總是不如它外表看上去那般光鮮亮麗。
當24小時便利店已然成為新時代的愛情規則，1994年王家衛用《重慶森林》來反駁，兩段穿插交錯的愛情故事，凸現了都市生活的偶然性與交錯性。
在王家衛的鏡頭裡，物慾橫流的香港，展露出一種流浪悲涼的氣質，像是時間的無涯荒野。
他讓原本只會唱歌的王菲成就了熒幕上最經典的角色，也讓梁朝偉成為金馬、金像的雙料影帝。
這個藏在墨鏡後面的導演，始終有他的多種面相。
大約沒有哪一部導演的作品，能同王家衛一樣，嵌入記憶的同時，也嵌入了人們的意識與品格。
三年後，他在一個遙遠的，與香港迥異的地方，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開始講述一段兩個男人之間的“春光乍洩”，最終選定張國榮和梁朝偉做故事的主角。
直男梁朝偉誓死不拍同性戀題材的電影，王家衛使出渾身解數，搞了一個假劇本，給他設定了一個喜歡的角色，就這樣將兩人騙到了異國他鄉。
單純的梁朝偉來到阿根廷，才知道一切都是一個“圈套”，角色是和張國榮扮演情侶。
為了使二人全身心投入到電影中，王家衛還將他們的護照扣了下來。
梁朝偉拍曖昧戲放不開，王家衛就在片場放音樂，讓張國榮慢慢帶他入戲，有時一場戲一拍就是一天。
原定兩三個月的拍攝檔期，拖到了半年。
張國榮眼看自己的復出演唱會時間就要到了，十幾萬張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在距離開唱前幾天終於忍不住自掏腰包買了機票回香港。
從喧鬧異國言語的聲音，到獨自面對錄音機無法言說的哽咽，王家衛用盡聲色在顛肺流離的境遇裡，讓人感受到情慾與隔膜的溫度。
裡面最經典的臺詞，莫過於那句：當我站在瀑布前，覺得非常的難過，我總覺得，應該是兩個人站在這裡。
後來，《春光乍洩》讓王家衛首次獲得戛納最佳導演獎；而梁朝偉則是繼《重慶森林》之後，再次獲封金像影帝。
王家衛的一部電影能拍多久？
《阿飛正傳》拍了3年；《2046》拍了5年；《一代宗師》從立項到拍攝完成用了十年，因此引來了“一代失蹤”的戲稱。
拖到最後，《一代宗師》的預算嚴重超支，王家衛不得不抵押了房子。
他說：“我不是拖延，我是仔細，我只是想把中國人的人性美展現給世界看。”
王家衛仔細到每一幀每一秒都做到極致，最終呈現一個最美的民國江湖。
趙本山曾參演《一代宗師》，他在接受採訪時說：“王家衛有一種精神，這種精神在我們外人看來好似‘精神病’，但其實是他對電影的追求，也是任何人不能替代的。”
跟王家衛合作過的編劇都有被他支配的恐懼，因為不管是表演、對白、服裝、音效甚至節奏，都要符合他的要求才行，而且通常是劇情說改就改。
正是對這種電影理念的執著追尋，讓與王家衛合作的諸多大牌紛紛“怨聲載道”，也令其他導演“刮目相看”。
李安曾說：
“我很想像王家衛那樣酷，但我做不到。比如電影拍了幾個月，幾年，然後扔掉膠片，從頭來過；比如演員撂挑子不幹了，那就再找一個演員，拍另外一個結局，然後贏下各種獎項。”
劉德華拍完一場3分鐘的戲份，全場掌聲雷動，該片攝影指導杜可風更是連連驚呼完美，可王家衛只說了一句：重來！
事後他解釋：世界上本就沒有完美的事物，我需要在演員的表演中發現缺陷。
一部電影的長度，他竟可以用掉三部電影的膠片。
一個簡單的鏡頭，王家衛會令張國榮重拍四十七次，連張國榮都不知道這四十七次究竟有什麼不同。
張曼玉曾抱怨過不知在現場該何去何從，心直口快的劉嘉玲也曾當面質問導演：你到底想要什麼？
他所尋找的一個感覺上的點與完美無關，甚至與劇情和表演無關，他僅僅在尋找一種轉瞬即逝的情緒。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2019年7月17日，是他的61歲生日，曾經的花樣年華，轉眼間年逾花甲。
文 | 北方女王
十一年前，李安參加紐約移動影像博物館舉辦的《與王家衛的一夜》，回憶起第一次看王家衛電影的情景：
“我當時還在倒時差，看的時候，有一半的時間睡著了。我聽著那些配樂，看著那些鏡頭，我都不知道我是在做夢，是睡著了，還是在看電影。
我只覺得，那是我看過的、最致幻的電影，像一場精彩的旅行。”
他向來善用詩意而風格濃郁的口吻，隱喻表達獨有的氛圍、孤獨與味道，同時，每一個鏡頭都敘述著更為深刻的藝術意義。
王家衛的光影世界純粹而迷人，他是在用電影寫詩，而不是講故事。
到頭來也不過是一個個飲食男女，任憑自己心底的慾望與情愫瘋長，卻也難以逃脫情慾的泥淖。
他引用法國導演戈達爾的話，來表達自己對電影的理解：
電影是你的第一個夢，也是你的最後一個夢。
李安口中這部“最致幻”的電影正是《阿飛正傳》，王家衛拿下了金像獎及金馬獎最佳導演。彼時的他時年33歲，正享受著這部影片所帶來的榮光。
這時，王家衛的“騷氣人生”才剛剛開始，並有無數個可能。
關於王家衛，許多人關注他的臺詞，關注他那總也摘不下的墨鏡，關注他的拍片速度，卻鮮有人想要了解，這個男人黑色墨鏡背後的真實故事。
1997年，王家衛去戛納領最佳導演獎。
身高1米9的他依舊戴著墨鏡，傲慢地走上領獎臺。你永遠窺不見他墨鏡背後的眼睛，到底在閃爍著怎樣的思想。
屏幕前的畫家陳丹青一看，說：“這不就是個流氓嘛！”
十年後，陳丹青和王家衛一起參加上海電影節，他又補充了一句：“王家衛是流氓加才子，帶著一股江湖氣，既坦然又大氣。”
陳丹青所說的流氓氣和江湖氣，從王家衛看見世界的那一刻，就開始了。
上海，是王家衛的精神故鄉之一，他小時候在那裡長大，以至於後來讓張曼玉換了整整23套旗袍。
他對這座出生之城的情懷逐漸融合在日後的電影作品中。
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反覆地看到旗袍、上海話、半導體收音機、交響樂、老洋房的樓梯扶手、樹影斑駁的馬路……
1963年，5歲的王家衛離開位於淮海路的上海的家，跟隨父母來到香港，他非常清楚包括他父母在內的“上海人”的心態：
“這一群上海人還是帶著上海的習慣、感覺，他們的世界就是懷舊的世界。”
王家衛孩童時期，便離開故鄉上海來到香港，在他的記憶深處，失去了某些東西，以至於後來在創作的電影中，他一度嘗試尋回那所謂的上海根。
他戲稱自己是上海製造，香港加工出來的。
成人後，他在香港理工學院讀美術設計時，一度瘋狂地迷戀上了攝影。
1980年，王家衛參加了香港無線電視臺的製作培訓班。剛出道當編劇時，他先是在黃百鳴的公司寫劇本，但黃百鳴發現這傢伙從不來上班，也沒交出過作品，就把他給炒了。
失落的王家衛來到陳勳奇的電影公司，不久後又被炒了，原因還是拖稿。
後來加入影之傑，繼續拖稿成性，老闆鄧光榮找他談話，他卻說自己當編劇大材小用：“我能不能當導演？”
這句話換來的不是又一次的炒魷魚，而是他的導演處女作《旺角卡門》。
八十年代末興起的香港電影“新浪潮”運動，湧現了一批深受歐洲影響的導演，其中之一便是王家衛。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對錯位和疏離感的偏愛，源於對香港這座城市的探索和尋根。
彼時大量令人血脈噴張的港片橫空出世，吳宇森的黑幫電影、王晶的賭片、杜琪峰反應人性黑暗的影片，都不乏精彩的打鬥、激烈的槍戰場面。
而此時的王家衛卻反其道而行，用充滿詩意的鏡頭，刻畫一個個百無聊賴的孤獨角色。在這部處女作中，便流露出濃烈的文藝風格。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作為導演，只是試圖在電影中加入一些東西”。
1988年6月，《旺角卡門》在香港上映，口碑票房齊飛，王家衛一夜成名，同時獲選參加1989年戛納電影節“影評人一週”，鄧光榮也跟著狠賺了一把。
這部反英雄情結的黑幫電影，在今天看來也許是最不像王家衛的作品，而他的才華已足夠引人注目。
無可否認，他鮮明的個性，正在遠離香港主流電影。
直到1990年，王家衛才拍出人生的第二部電影《阿飛正傳》，在港片湧動的年代，三年才拍出一部電影，實屬任性。
張國榮、張曼玉、劉嘉玲、劉德華、張學友、梁朝偉......近乎是巨星如雲，王家衛與鄧光榮對此充滿期待。
可結果不遂人意。
當王家衛的《阿飛正傳》與周星馳的《賭俠》迎面相逢，其結果是《賭俠》大賣，《阿飛正傳》慘敗，上映不到兩週便宣告休映，票房只收回了900萬，還不到投資的三分之一。
梁朝偉在片尾的那幾分鐘，本是下一部“阿飛”的彩蛋，但因沒收回本錢，胎死腹中。
可誰知，後來在第十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上，這部電影讓王家衛拿獎拿到手軟，5座金像獎、6座金馬獎，也算是給了鄧光榮些許名聲安慰。
他的戲不是“拍”出來，而是一點點情緒磨出來的。
王家衛60年代傳奇的開端，始於《阿飛正傳》，關鍵時刻在1960年4月16日下午3點前的一分鐘。
晃動的鏡頭、氤氳的環境、瑣碎的敘事方式、喃喃的獨白......王家衛創造了獨具一格的個人風格，記錄了潮溼城市中人們的孤獨與掙扎。
他眼中的城市似乎總是不如它外表看上去那般光鮮亮麗。
當24小時便利店已然成為新時代的愛情規則，1994年王家衛用《重慶森林》來反駁，兩段穿插交錯的愛情故事，凸現了都市生活的偶然性與交錯性。
在王家衛的鏡頭裡，物慾橫流的香港，展露出一種流浪悲涼的氣質，像是時間的無涯荒野。
他讓原本只會唱歌的王菲成就了熒幕上最經典的角色，也讓梁朝偉成為金馬、金像的雙料影帝。
這個藏在墨鏡後面的導演，始終有他的多種面相。
大約沒有哪一部導演的作品，能同王家衛一樣，嵌入記憶的同時，也嵌入了人們的意識與品格。
三年後，他在一個遙遠的，與香港迥異的地方，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開始講述一段兩個男人之間的“春光乍洩”，最終選定張國榮和梁朝偉做故事的主角。
直男梁朝偉誓死不拍同性戀題材的電影，王家衛使出渾身解數，搞了一個假劇本，給他設定了一個喜歡的角色，就這樣將兩人騙到了異國他鄉。
單純的梁朝偉來到阿根廷，才知道一切都是一個“圈套”，角色是和張國榮扮演情侶。
為了使二人全身心投入到電影中，王家衛還將他們的護照扣了下來。
梁朝偉拍曖昧戲放不開，王家衛就在片場放音樂，讓張國榮慢慢帶他入戲，有時一場戲一拍就是一天。
原定兩三個月的拍攝檔期，拖到了半年。
張國榮眼看自己的復出演唱會時間就要到了，十幾萬張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在距離開唱前幾天終於忍不住自掏腰包買了機票回香港。
從喧鬧異國言語的聲音，到獨自面對錄音機無法言說的哽咽，王家衛用盡聲色在顛肺流離的境遇裡，讓人感受到情慾與隔膜的溫度。
裡面最經典的臺詞，莫過於那句：當我站在瀑布前，覺得非常的難過，我總覺得，應該是兩個人站在這裡。
後來，《春光乍洩》讓王家衛首次獲得戛納最佳導演獎；而梁朝偉則是繼《重慶森林》之後，再次獲封金像影帝。
王家衛的一部電影能拍多久？
《阿飛正傳》拍了3年；《2046》拍了5年；《一代宗師》從立項到拍攝完成用了十年，因此引來了“一代失蹤”的戲稱。
拖到最後，《一代宗師》的預算嚴重超支，王家衛不得不抵押了房子。
他說：“我不是拖延，我是仔細，我只是想把中國人的人性美展現給世界看。”
王家衛仔細到每一幀每一秒都做到極致，最終呈現一個最美的民國江湖。
趙本山曾參演《一代宗師》，他在接受採訪時說：“王家衛有一種精神，這種精神在我們外人看來好似‘精神病’，但其實是他對電影的追求，也是任何人不能替代的。”
跟王家衛合作過的編劇都有被他支配的恐懼，因為不管是表演、對白、服裝、音效甚至節奏，都要符合他的要求才行，而且通常是劇情說改就改。
正是對這種電影理念的執著追尋，讓與王家衛合作的諸多大牌紛紛“怨聲載道”，也令其他導演“刮目相看”。
李安曾說：
“我很想像王家衛那樣酷，但我做不到。比如電影拍了幾個月，幾年，然後扔掉膠片，從頭來過；比如演員撂挑子不幹了，那就再找一個演員，拍另外一個結局，然後贏下各種獎項。”
劉德華拍完一場3分鐘的戲份，全場掌聲雷動，該片攝影指導杜可風更是連連驚呼完美，可王家衛只說了一句：重來！
事後他解釋：世界上本就沒有完美的事物，我需要在演員的表演中發現缺陷。
一部電影的長度，他竟可以用掉三部電影的膠片。
一個簡單的鏡頭，王家衛會令張國榮重拍四十七次，連張國榮都不知道這四十七次究竟有什麼不同。
張曼玉曾抱怨過不知在現場該何去何從，心直口快的劉嘉玲也曾當面質問導演：你到底想要什麼？
他所尋找的一個感覺上的點與完美無關，甚至與劇情和表演無關，他僅僅在尋找一種轉瞬即逝的情緒。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2019年7月17日，是他的61歲生日，曾經的花樣年華，轉眼間年逾花甲。
文 | 北方女王
十一年前，李安參加紐約移動影像博物館舉辦的《與王家衛的一夜》，回憶起第一次看王家衛電影的情景：
“我當時還在倒時差，看的時候，有一半的時間睡著了。我聽著那些配樂，看著那些鏡頭，我都不知道我是在做夢，是睡著了，還是在看電影。
我只覺得，那是我看過的、最致幻的電影，像一場精彩的旅行。”
他向來善用詩意而風格濃郁的口吻，隱喻表達獨有的氛圍、孤獨與味道，同時，每一個鏡頭都敘述著更為深刻的藝術意義。
王家衛的光影世界純粹而迷人，他是在用電影寫詩，而不是講故事。
到頭來也不過是一個個飲食男女，任憑自己心底的慾望與情愫瘋長，卻也難以逃脫情慾的泥淖。
他引用法國導演戈達爾的話，來表達自己對電影的理解：
電影是你的第一個夢，也是你的最後一個夢。
李安口中這部“最致幻”的電影正是《阿飛正傳》，王家衛拿下了金像獎及金馬獎最佳導演。彼時的他時年33歲，正享受著這部影片所帶來的榮光。
這時，王家衛的“騷氣人生”才剛剛開始，並有無數個可能。
關於王家衛，許多人關注他的臺詞，關注他那總也摘不下的墨鏡，關注他的拍片速度，卻鮮有人想要了解，這個男人黑色墨鏡背後的真實故事。
1997年，王家衛去戛納領最佳導演獎。
身高1米9的他依舊戴著墨鏡，傲慢地走上領獎臺。你永遠窺不見他墨鏡背後的眼睛，到底在閃爍著怎樣的思想。
屏幕前的畫家陳丹青一看，說：“這不就是個流氓嘛！”
十年後，陳丹青和王家衛一起參加上海電影節，他又補充了一句：“王家衛是流氓加才子，帶著一股江湖氣，既坦然又大氣。”
陳丹青所說的流氓氣和江湖氣，從王家衛看見世界的那一刻，就開始了。
上海，是王家衛的精神故鄉之一，他小時候在那裡長大，以至於後來讓張曼玉換了整整23套旗袍。
他對這座出生之城的情懷逐漸融合在日後的電影作品中。
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反覆地看到旗袍、上海話、半導體收音機、交響樂、老洋房的樓梯扶手、樹影斑駁的馬路……
1963年，5歲的王家衛離開位於淮海路的上海的家，跟隨父母來到香港，他非常清楚包括他父母在內的“上海人”的心態：
“這一群上海人還是帶著上海的習慣、感覺，他們的世界就是懷舊的世界。”
王家衛孩童時期，便離開故鄉上海來到香港，在他的記憶深處，失去了某些東西，以至於後來在創作的電影中，他一度嘗試尋回那所謂的上海根。
他戲稱自己是上海製造，香港加工出來的。
成人後，他在香港理工學院讀美術設計時，一度瘋狂地迷戀上了攝影。
1980年，王家衛參加了香港無線電視臺的製作培訓班。剛出道當編劇時，他先是在黃百鳴的公司寫劇本，但黃百鳴發現這傢伙從不來上班，也沒交出過作品，就把他給炒了。
失落的王家衛來到陳勳奇的電影公司，不久後又被炒了，原因還是拖稿。
後來加入影之傑，繼續拖稿成性，老闆鄧光榮找他談話，他卻說自己當編劇大材小用：“我能不能當導演？”
這句話換來的不是又一次的炒魷魚，而是他的導演處女作《旺角卡門》。
八十年代末興起的香港電影“新浪潮”運動，湧現了一批深受歐洲影響的導演，其中之一便是王家衛。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對錯位和疏離感的偏愛，源於對香港這座城市的探索和尋根。
彼時大量令人血脈噴張的港片橫空出世，吳宇森的黑幫電影、王晶的賭片、杜琪峰反應人性黑暗的影片，都不乏精彩的打鬥、激烈的槍戰場面。
而此時的王家衛卻反其道而行，用充滿詩意的鏡頭，刻畫一個個百無聊賴的孤獨角色。在這部處女作中，便流露出濃烈的文藝風格。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作為導演，只是試圖在電影中加入一些東西”。
1988年6月，《旺角卡門》在香港上映，口碑票房齊飛，王家衛一夜成名，同時獲選參加1989年戛納電影節“影評人一週”，鄧光榮也跟著狠賺了一把。
這部反英雄情結的黑幫電影，在今天看來也許是最不像王家衛的作品，而他的才華已足夠引人注目。
無可否認，他鮮明的個性，正在遠離香港主流電影。
直到1990年，王家衛才拍出人生的第二部電影《阿飛正傳》，在港片湧動的年代，三年才拍出一部電影，實屬任性。
張國榮、張曼玉、劉嘉玲、劉德華、張學友、梁朝偉......近乎是巨星如雲，王家衛與鄧光榮對此充滿期待。
可結果不遂人意。
當王家衛的《阿飛正傳》與周星馳的《賭俠》迎面相逢，其結果是《賭俠》大賣，《阿飛正傳》慘敗，上映不到兩週便宣告休映，票房只收回了900萬，還不到投資的三分之一。
梁朝偉在片尾的那幾分鐘，本是下一部“阿飛”的彩蛋，但因沒收回本錢，胎死腹中。
可誰知，後來在第十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上，這部電影讓王家衛拿獎拿到手軟，5座金像獎、6座金馬獎，也算是給了鄧光榮些許名聲安慰。
他的戲不是“拍”出來，而是一點點情緒磨出來的。
王家衛60年代傳奇的開端，始於《阿飛正傳》，關鍵時刻在1960年4月16日下午3點前的一分鐘。
晃動的鏡頭、氤氳的環境、瑣碎的敘事方式、喃喃的獨白......王家衛創造了獨具一格的個人風格，記錄了潮溼城市中人們的孤獨與掙扎。
他眼中的城市似乎總是不如它外表看上去那般光鮮亮麗。
當24小時便利店已然成為新時代的愛情規則，1994年王家衛用《重慶森林》來反駁，兩段穿插交錯的愛情故事，凸現了都市生活的偶然性與交錯性。
在王家衛的鏡頭裡，物慾橫流的香港，展露出一種流浪悲涼的氣質，像是時間的無涯荒野。
他讓原本只會唱歌的王菲成就了熒幕上最經典的角色，也讓梁朝偉成為金馬、金像的雙料影帝。
這個藏在墨鏡後面的導演，始終有他的多種面相。
大約沒有哪一部導演的作品，能同王家衛一樣，嵌入記憶的同時，也嵌入了人們的意識與品格。
三年後，他在一個遙遠的，與香港迥異的地方，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開始講述一段兩個男人之間的“春光乍洩”，最終選定張國榮和梁朝偉做故事的主角。
直男梁朝偉誓死不拍同性戀題材的電影，王家衛使出渾身解數，搞了一個假劇本，給他設定了一個喜歡的角色，就這樣將兩人騙到了異國他鄉。
單純的梁朝偉來到阿根廷，才知道一切都是一個“圈套”，角色是和張國榮扮演情侶。
為了使二人全身心投入到電影中，王家衛還將他們的護照扣了下來。
梁朝偉拍曖昧戲放不開，王家衛就在片場放音樂，讓張國榮慢慢帶他入戲，有時一場戲一拍就是一天。
原定兩三個月的拍攝檔期，拖到了半年。
張國榮眼看自己的復出演唱會時間就要到了，十幾萬張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在距離開唱前幾天終於忍不住自掏腰包買了機票回香港。
從喧鬧異國言語的聲音，到獨自面對錄音機無法言說的哽咽，王家衛用盡聲色在顛肺流離的境遇裡，讓人感受到情慾與隔膜的溫度。
裡面最經典的臺詞，莫過於那句：當我站在瀑布前，覺得非常的難過，我總覺得，應該是兩個人站在這裡。
後來，《春光乍洩》讓王家衛首次獲得戛納最佳導演獎；而梁朝偉則是繼《重慶森林》之後，再次獲封金像影帝。
王家衛的一部電影能拍多久？
《阿飛正傳》拍了3年；《2046》拍了5年；《一代宗師》從立項到拍攝完成用了十年，因此引來了“一代失蹤”的戲稱。
拖到最後，《一代宗師》的預算嚴重超支，王家衛不得不抵押了房子。
他說：“我不是拖延，我是仔細，我只是想把中國人的人性美展現給世界看。”
王家衛仔細到每一幀每一秒都做到極致，最終呈現一個最美的民國江湖。
趙本山曾參演《一代宗師》，他在接受採訪時說：“王家衛有一種精神，這種精神在我們外人看來好似‘精神病’，但其實是他對電影的追求，也是任何人不能替代的。”
跟王家衛合作過的編劇都有被他支配的恐懼，因為不管是表演、對白、服裝、音效甚至節奏，都要符合他的要求才行，而且通常是劇情說改就改。
正是對這種電影理念的執著追尋，讓與王家衛合作的諸多大牌紛紛“怨聲載道”，也令其他導演“刮目相看”。
李安曾說：
“我很想像王家衛那樣酷，但我做不到。比如電影拍了幾個月，幾年，然後扔掉膠片，從頭來過；比如演員撂挑子不幹了，那就再找一個演員，拍另外一個結局，然後贏下各種獎項。”
劉德華拍完一場3分鐘的戲份，全場掌聲雷動，該片攝影指導杜可風更是連連驚呼完美，可王家衛只說了一句：重來！
事後他解釋：世界上本就沒有完美的事物，我需要在演員的表演中發現缺陷。
一部電影的長度，他竟可以用掉三部電影的膠片。
一個簡單的鏡頭，王家衛會令張國榮重拍四十七次，連張國榮都不知道這四十七次究竟有什麼不同。
張曼玉曾抱怨過不知在現場該何去何從，心直口快的劉嘉玲也曾當面質問導演：你到底想要什麼？
他所尋找的一個感覺上的點與完美無關，甚至與劇情和表演無關，他僅僅在尋找一種轉瞬即逝的情緒。
王家衛想表達一種感覺，這種感覺也許只有他自己知曉。
在《阿飛正傳》裡，劉嘉玲擦地27次，走近時能明顯感覺她髮絲間那一縷熱氣蒸騰，這就是王家衛想要的效果。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2019年7月17日，是他的61歲生日，曾經的花樣年華，轉眼間年逾花甲。
文 | 北方女王
十一年前，李安參加紐約移動影像博物館舉辦的《與王家衛的一夜》，回憶起第一次看王家衛電影的情景：
“我當時還在倒時差，看的時候，有一半的時間睡著了。我聽著那些配樂，看著那些鏡頭，我都不知道我是在做夢，是睡著了，還是在看電影。
我只覺得，那是我看過的、最致幻的電影，像一場精彩的旅行。”
他向來善用詩意而風格濃郁的口吻，隱喻表達獨有的氛圍、孤獨與味道，同時，每一個鏡頭都敘述著更為深刻的藝術意義。
王家衛的光影世界純粹而迷人，他是在用電影寫詩，而不是講故事。
到頭來也不過是一個個飲食男女，任憑自己心底的慾望與情愫瘋長，卻也難以逃脫情慾的泥淖。
他引用法國導演戈達爾的話，來表達自己對電影的理解：
電影是你的第一個夢，也是你的最後一個夢。
李安口中這部“最致幻”的電影正是《阿飛正傳》，王家衛拿下了金像獎及金馬獎最佳導演。彼時的他時年33歲，正享受著這部影片所帶來的榮光。
這時，王家衛的“騷氣人生”才剛剛開始，並有無數個可能。
關於王家衛，許多人關注他的臺詞，關注他那總也摘不下的墨鏡，關注他的拍片速度，卻鮮有人想要了解，這個男人黑色墨鏡背後的真實故事。
1997年，王家衛去戛納領最佳導演獎。
身高1米9的他依舊戴著墨鏡，傲慢地走上領獎臺。你永遠窺不見他墨鏡背後的眼睛，到底在閃爍著怎樣的思想。
屏幕前的畫家陳丹青一看，說：“這不就是個流氓嘛！”
十年後，陳丹青和王家衛一起參加上海電影節，他又補充了一句：“王家衛是流氓加才子，帶著一股江湖氣，既坦然又大氣。”
陳丹青所說的流氓氣和江湖氣，從王家衛看見世界的那一刻，就開始了。
上海，是王家衛的精神故鄉之一，他小時候在那裡長大，以至於後來讓張曼玉換了整整23套旗袍。
他對這座出生之城的情懷逐漸融合在日後的電影作品中。
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反覆地看到旗袍、上海話、半導體收音機、交響樂、老洋房的樓梯扶手、樹影斑駁的馬路……
1963年，5歲的王家衛離開位於淮海路的上海的家，跟隨父母來到香港，他非常清楚包括他父母在內的“上海人”的心態：
“這一群上海人還是帶著上海的習慣、感覺，他們的世界就是懷舊的世界。”
王家衛孩童時期，便離開故鄉上海來到香港，在他的記憶深處，失去了某些東西，以至於後來在創作的電影中，他一度嘗試尋回那所謂的上海根。
他戲稱自己是上海製造，香港加工出來的。
成人後，他在香港理工學院讀美術設計時，一度瘋狂地迷戀上了攝影。
1980年，王家衛參加了香港無線電視臺的製作培訓班。剛出道當編劇時，他先是在黃百鳴的公司寫劇本，但黃百鳴發現這傢伙從不來上班，也沒交出過作品，就把他給炒了。
失落的王家衛來到陳勳奇的電影公司，不久後又被炒了，原因還是拖稿。
後來加入影之傑，繼續拖稿成性，老闆鄧光榮找他談話，他卻說自己當編劇大材小用：“我能不能當導演？”
這句話換來的不是又一次的炒魷魚，而是他的導演處女作《旺角卡門》。
八十年代末興起的香港電影“新浪潮”運動，湧現了一批深受歐洲影響的導演，其中之一便是王家衛。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對錯位和疏離感的偏愛，源於對香港這座城市的探索和尋根。
彼時大量令人血脈噴張的港片橫空出世，吳宇森的黑幫電影、王晶的賭片、杜琪峰反應人性黑暗的影片，都不乏精彩的打鬥、激烈的槍戰場面。
而此時的王家衛卻反其道而行，用充滿詩意的鏡頭，刻畫一個個百無聊賴的孤獨角色。在這部處女作中，便流露出濃烈的文藝風格。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作為導演，只是試圖在電影中加入一些東西”。
1988年6月，《旺角卡門》在香港上映，口碑票房齊飛，王家衛一夜成名，同時獲選參加1989年戛納電影節“影評人一週”，鄧光榮也跟著狠賺了一把。
這部反英雄情結的黑幫電影，在今天看來也許是最不像王家衛的作品，而他的才華已足夠引人注目。
無可否認，他鮮明的個性，正在遠離香港主流電影。
直到1990年，王家衛才拍出人生的第二部電影《阿飛正傳》，在港片湧動的年代，三年才拍出一部電影，實屬任性。
張國榮、張曼玉、劉嘉玲、劉德華、張學友、梁朝偉......近乎是巨星如雲，王家衛與鄧光榮對此充滿期待。
可結果不遂人意。
當王家衛的《阿飛正傳》與周星馳的《賭俠》迎面相逢，其結果是《賭俠》大賣，《阿飛正傳》慘敗，上映不到兩週便宣告休映，票房只收回了900萬，還不到投資的三分之一。
梁朝偉在片尾的那幾分鐘，本是下一部“阿飛”的彩蛋，但因沒收回本錢，胎死腹中。
可誰知，後來在第十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上，這部電影讓王家衛拿獎拿到手軟，5座金像獎、6座金馬獎，也算是給了鄧光榮些許名聲安慰。
他的戲不是“拍”出來，而是一點點情緒磨出來的。
王家衛60年代傳奇的開端，始於《阿飛正傳》，關鍵時刻在1960年4月16日下午3點前的一分鐘。
晃動的鏡頭、氤氳的環境、瑣碎的敘事方式、喃喃的獨白......王家衛創造了獨具一格的個人風格，記錄了潮溼城市中人們的孤獨與掙扎。
他眼中的城市似乎總是不如它外表看上去那般光鮮亮麗。
當24小時便利店已然成為新時代的愛情規則，1994年王家衛用《重慶森林》來反駁，兩段穿插交錯的愛情故事，凸現了都市生活的偶然性與交錯性。
在王家衛的鏡頭裡，物慾橫流的香港，展露出一種流浪悲涼的氣質，像是時間的無涯荒野。
他讓原本只會唱歌的王菲成就了熒幕上最經典的角色，也讓梁朝偉成為金馬、金像的雙料影帝。
這個藏在墨鏡後面的導演，始終有他的多種面相。
大約沒有哪一部導演的作品，能同王家衛一樣，嵌入記憶的同時，也嵌入了人們的意識與品格。
三年後，他在一個遙遠的，與香港迥異的地方，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開始講述一段兩個男人之間的“春光乍洩”，最終選定張國榮和梁朝偉做故事的主角。
直男梁朝偉誓死不拍同性戀題材的電影，王家衛使出渾身解數，搞了一個假劇本，給他設定了一個喜歡的角色，就這樣將兩人騙到了異國他鄉。
單純的梁朝偉來到阿根廷，才知道一切都是一個“圈套”，角色是和張國榮扮演情侶。
為了使二人全身心投入到電影中，王家衛還將他們的護照扣了下來。
梁朝偉拍曖昧戲放不開，王家衛就在片場放音樂，讓張國榮慢慢帶他入戲，有時一場戲一拍就是一天。
原定兩三個月的拍攝檔期，拖到了半年。
張國榮眼看自己的復出演唱會時間就要到了，十幾萬張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在距離開唱前幾天終於忍不住自掏腰包買了機票回香港。
從喧鬧異國言語的聲音，到獨自面對錄音機無法言說的哽咽，王家衛用盡聲色在顛肺流離的境遇裡，讓人感受到情慾與隔膜的溫度。
裡面最經典的臺詞，莫過於那句：當我站在瀑布前，覺得非常的難過，我總覺得，應該是兩個人站在這裡。
後來，《春光乍洩》讓王家衛首次獲得戛納最佳導演獎；而梁朝偉則是繼《重慶森林》之後，再次獲封金像影帝。
王家衛的一部電影能拍多久？
《阿飛正傳》拍了3年；《2046》拍了5年；《一代宗師》從立項到拍攝完成用了十年，因此引來了“一代失蹤”的戲稱。
拖到最後，《一代宗師》的預算嚴重超支，王家衛不得不抵押了房子。
他說：“我不是拖延，我是仔細，我只是想把中國人的人性美展現給世界看。”
王家衛仔細到每一幀每一秒都做到極致，最終呈現一個最美的民國江湖。
趙本山曾參演《一代宗師》，他在接受採訪時說：“王家衛有一種精神，這種精神在我們外人看來好似‘精神病’，但其實是他對電影的追求，也是任何人不能替代的。”
跟王家衛合作過的編劇都有被他支配的恐懼，因為不管是表演、對白、服裝、音效甚至節奏，都要符合他的要求才行，而且通常是劇情說改就改。
正是對這種電影理念的執著追尋，讓與王家衛合作的諸多大牌紛紛“怨聲載道”，也令其他導演“刮目相看”。
李安曾說：
“我很想像王家衛那樣酷，但我做不到。比如電影拍了幾個月，幾年，然後扔掉膠片，從頭來過；比如演員撂挑子不幹了，那就再找一個演員，拍另外一個結局，然後贏下各種獎項。”
劉德華拍完一場3分鐘的戲份，全場掌聲雷動，該片攝影指導杜可風更是連連驚呼完美，可王家衛只說了一句：重來！
事後他解釋：世界上本就沒有完美的事物，我需要在演員的表演中發現缺陷。
一部電影的長度，他竟可以用掉三部電影的膠片。
一個簡單的鏡頭，王家衛會令張國榮重拍四十七次，連張國榮都不知道這四十七次究竟有什麼不同。
張曼玉曾抱怨過不知在現場該何去何從，心直口快的劉嘉玲也曾當面質問導演：你到底想要什麼？
他所尋找的一個感覺上的點與完美無關，甚至與劇情和表演無關，他僅僅在尋找一種轉瞬即逝的情緒。
王家衛想表達一種感覺，這種感覺也許只有他自己知曉。
在《阿飛正傳》裡，劉嘉玲擦地27次，走近時能明顯感覺她髮絲間那一縷熱氣蒸騰，這就是王家衛想要的效果。
同樣的，梁朝偉一句對白也要演27次，為此張曼玉不得不陪他對戲27次。
王家衛對他說，你看看張曼玉，再看看你自己。
梁朝偉第一次受了打擊，回家哭了好幾天。
劉嘉玲急了，跑去問王家衛：“為什麼要這樣欺負我男朋友？”
也正因為《阿飛正傳》，王家衛把梁朝偉帶入了表演的大門，尤其是片尾的那三分鐘，第一次讓他意識到身體表演的重要性，使他在後來的戲中更加收放自如。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2019年7月17日，是他的61歲生日，曾經的花樣年華，轉眼間年逾花甲。
文 | 北方女王
十一年前，李安參加紐約移動影像博物館舉辦的《與王家衛的一夜》，回憶起第一次看王家衛電影的情景：
“我當時還在倒時差，看的時候，有一半的時間睡著了。我聽著那些配樂，看著那些鏡頭，我都不知道我是在做夢，是睡著了，還是在看電影。
我只覺得，那是我看過的、最致幻的電影，像一場精彩的旅行。”
他向來善用詩意而風格濃郁的口吻，隱喻表達獨有的氛圍、孤獨與味道，同時，每一個鏡頭都敘述著更為深刻的藝術意義。
王家衛的光影世界純粹而迷人，他是在用電影寫詩，而不是講故事。
到頭來也不過是一個個飲食男女，任憑自己心底的慾望與情愫瘋長，卻也難以逃脫情慾的泥淖。
他引用法國導演戈達爾的話，來表達自己對電影的理解：
電影是你的第一個夢，也是你的最後一個夢。
李安口中這部“最致幻”的電影正是《阿飛正傳》，王家衛拿下了金像獎及金馬獎最佳導演。彼時的他時年33歲，正享受著這部影片所帶來的榮光。
這時，王家衛的“騷氣人生”才剛剛開始，並有無數個可能。
關於王家衛，許多人關注他的臺詞，關注他那總也摘不下的墨鏡，關注他的拍片速度，卻鮮有人想要了解，這個男人黑色墨鏡背後的真實故事。
1997年，王家衛去戛納領最佳導演獎。
身高1米9的他依舊戴著墨鏡，傲慢地走上領獎臺。你永遠窺不見他墨鏡背後的眼睛，到底在閃爍著怎樣的思想。
屏幕前的畫家陳丹青一看，說：“這不就是個流氓嘛！”
十年後，陳丹青和王家衛一起參加上海電影節，他又補充了一句：“王家衛是流氓加才子，帶著一股江湖氣，既坦然又大氣。”
陳丹青所說的流氓氣和江湖氣，從王家衛看見世界的那一刻，就開始了。
上海，是王家衛的精神故鄉之一，他小時候在那裡長大，以至於後來讓張曼玉換了整整23套旗袍。
他對這座出生之城的情懷逐漸融合在日後的電影作品中。
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反覆地看到旗袍、上海話、半導體收音機、交響樂、老洋房的樓梯扶手、樹影斑駁的馬路……
1963年，5歲的王家衛離開位於淮海路的上海的家，跟隨父母來到香港，他非常清楚包括他父母在內的“上海人”的心態：
“這一群上海人還是帶著上海的習慣、感覺，他們的世界就是懷舊的世界。”
王家衛孩童時期，便離開故鄉上海來到香港，在他的記憶深處，失去了某些東西，以至於後來在創作的電影中，他一度嘗試尋回那所謂的上海根。
他戲稱自己是上海製造，香港加工出來的。
成人後，他在香港理工學院讀美術設計時，一度瘋狂地迷戀上了攝影。
1980年，王家衛參加了香港無線電視臺的製作培訓班。剛出道當編劇時，他先是在黃百鳴的公司寫劇本，但黃百鳴發現這傢伙從不來上班，也沒交出過作品，就把他給炒了。
失落的王家衛來到陳勳奇的電影公司，不久後又被炒了，原因還是拖稿。
後來加入影之傑，繼續拖稿成性，老闆鄧光榮找他談話，他卻說自己當編劇大材小用：“我能不能當導演？”
這句話換來的不是又一次的炒魷魚，而是他的導演處女作《旺角卡門》。
八十年代末興起的香港電影“新浪潮”運動，湧現了一批深受歐洲影響的導演，其中之一便是王家衛。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對錯位和疏離感的偏愛，源於對香港這座城市的探索和尋根。
彼時大量令人血脈噴張的港片橫空出世，吳宇森的黑幫電影、王晶的賭片、杜琪峰反應人性黑暗的影片，都不乏精彩的打鬥、激烈的槍戰場面。
而此時的王家衛卻反其道而行，用充滿詩意的鏡頭，刻畫一個個百無聊賴的孤獨角色。在這部處女作中，便流露出濃烈的文藝風格。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作為導演，只是試圖在電影中加入一些東西”。
1988年6月，《旺角卡門》在香港上映，口碑票房齊飛，王家衛一夜成名，同時獲選參加1989年戛納電影節“影評人一週”，鄧光榮也跟著狠賺了一把。
這部反英雄情結的黑幫電影，在今天看來也許是最不像王家衛的作品，而他的才華已足夠引人注目。
無可否認，他鮮明的個性，正在遠離香港主流電影。
直到1990年，王家衛才拍出人生的第二部電影《阿飛正傳》，在港片湧動的年代，三年才拍出一部電影，實屬任性。
張國榮、張曼玉、劉嘉玲、劉德華、張學友、梁朝偉......近乎是巨星如雲，王家衛與鄧光榮對此充滿期待。
可結果不遂人意。
當王家衛的《阿飛正傳》與周星馳的《賭俠》迎面相逢，其結果是《賭俠》大賣，《阿飛正傳》慘敗，上映不到兩週便宣告休映，票房只收回了900萬，還不到投資的三分之一。
梁朝偉在片尾的那幾分鐘，本是下一部“阿飛”的彩蛋，但因沒收回本錢，胎死腹中。
可誰知，後來在第十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上，這部電影讓王家衛拿獎拿到手軟，5座金像獎、6座金馬獎，也算是給了鄧光榮些許名聲安慰。
他的戲不是“拍”出來，而是一點點情緒磨出來的。
王家衛60年代傳奇的開端，始於《阿飛正傳》，關鍵時刻在1960年4月16日下午3點前的一分鐘。
晃動的鏡頭、氤氳的環境、瑣碎的敘事方式、喃喃的獨白......王家衛創造了獨具一格的個人風格，記錄了潮溼城市中人們的孤獨與掙扎。
他眼中的城市似乎總是不如它外表看上去那般光鮮亮麗。
當24小時便利店已然成為新時代的愛情規則，1994年王家衛用《重慶森林》來反駁，兩段穿插交錯的愛情故事，凸現了都市生活的偶然性與交錯性。
在王家衛的鏡頭裡，物慾橫流的香港，展露出一種流浪悲涼的氣質，像是時間的無涯荒野。
他讓原本只會唱歌的王菲成就了熒幕上最經典的角色，也讓梁朝偉成為金馬、金像的雙料影帝。
這個藏在墨鏡後面的導演，始終有他的多種面相。
大約沒有哪一部導演的作品，能同王家衛一樣，嵌入記憶的同時，也嵌入了人們的意識與品格。
三年後，他在一個遙遠的，與香港迥異的地方，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開始講述一段兩個男人之間的“春光乍洩”，最終選定張國榮和梁朝偉做故事的主角。
直男梁朝偉誓死不拍同性戀題材的電影，王家衛使出渾身解數，搞了一個假劇本，給他設定了一個喜歡的角色，就這樣將兩人騙到了異國他鄉。
單純的梁朝偉來到阿根廷，才知道一切都是一個“圈套”，角色是和張國榮扮演情侶。
為了使二人全身心投入到電影中，王家衛還將他們的護照扣了下來。
梁朝偉拍曖昧戲放不開，王家衛就在片場放音樂，讓張國榮慢慢帶他入戲，有時一場戲一拍就是一天。
原定兩三個月的拍攝檔期，拖到了半年。
張國榮眼看自己的復出演唱會時間就要到了，十幾萬張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在距離開唱前幾天終於忍不住自掏腰包買了機票回香港。
從喧鬧異國言語的聲音，到獨自面對錄音機無法言說的哽咽，王家衛用盡聲色在顛肺流離的境遇裡，讓人感受到情慾與隔膜的溫度。
裡面最經典的臺詞，莫過於那句：當我站在瀑布前，覺得非常的難過，我總覺得，應該是兩個人站在這裡。
後來，《春光乍洩》讓王家衛首次獲得戛納最佳導演獎；而梁朝偉則是繼《重慶森林》之後，再次獲封金像影帝。
王家衛的一部電影能拍多久？
《阿飛正傳》拍了3年；《2046》拍了5年；《一代宗師》從立項到拍攝完成用了十年，因此引來了“一代失蹤”的戲稱。
拖到最後，《一代宗師》的預算嚴重超支，王家衛不得不抵押了房子。
他說：“我不是拖延，我是仔細，我只是想把中國人的人性美展現給世界看。”
王家衛仔細到每一幀每一秒都做到極致，最終呈現一個最美的民國江湖。
趙本山曾參演《一代宗師》，他在接受採訪時說：“王家衛有一種精神，這種精神在我們外人看來好似‘精神病’，但其實是他對電影的追求，也是任何人不能替代的。”
跟王家衛合作過的編劇都有被他支配的恐懼，因為不管是表演、對白、服裝、音效甚至節奏，都要符合他的要求才行，而且通常是劇情說改就改。
正是對這種電影理念的執著追尋，讓與王家衛合作的諸多大牌紛紛“怨聲載道”，也令其他導演“刮目相看”。
李安曾說：
“我很想像王家衛那樣酷，但我做不到。比如電影拍了幾個月，幾年，然後扔掉膠片，從頭來過；比如演員撂挑子不幹了，那就再找一個演員，拍另外一個結局，然後贏下各種獎項。”
劉德華拍完一場3分鐘的戲份，全場掌聲雷動，該片攝影指導杜可風更是連連驚呼完美，可王家衛只說了一句：重來！
事後他解釋：世界上本就沒有完美的事物，我需要在演員的表演中發現缺陷。
一部電影的長度，他竟可以用掉三部電影的膠片。
一個簡單的鏡頭，王家衛會令張國榮重拍四十七次，連張國榮都不知道這四十七次究竟有什麼不同。
張曼玉曾抱怨過不知在現場該何去何從，心直口快的劉嘉玲也曾當面質問導演：你到底想要什麼？
他所尋找的一個感覺上的點與完美無關，甚至與劇情和表演無關，他僅僅在尋找一種轉瞬即逝的情緒。
王家衛想表達一種感覺，這種感覺也許只有他自己知曉。
在《阿飛正傳》裡，劉嘉玲擦地27次，走近時能明顯感覺她髮絲間那一縷熱氣蒸騰，這就是王家衛想要的效果。
同樣的，梁朝偉一句對白也要演27次，為此張曼玉不得不陪他對戲27次。
王家衛對他說，你看看張曼玉，再看看你自己。
梁朝偉第一次受了打擊，回家哭了好幾天。
劉嘉玲急了，跑去問王家衛：“為什麼要這樣欺負我男朋友？”
也正因為《阿飛正傳》，王家衛把梁朝偉帶入了表演的大門，尤其是片尾的那三分鐘，第一次讓他意識到身體表演的重要性，使他在後來的戲中更加收放自如。
拍《花樣年華》時，王家衛又要不斷“折磨”梁朝偉。
他對他說，這部戲你演的是中年男人周慕雲，不能再走以前的青春路線了，你過了年齡這關就能成為馬龍白蘭度那樣偉大的演員。
梁朝偉最終憑藉這個角色，拿下戛納影帝，是華人演員裡的第一人。
去年6月，梁朝偉和王家衛的公司合作期滿，雙方解約，20載合作落下帷幕，王家衛在微博中這樣寫道：
“多年前，有一位朋友把梁朝偉託付給我們，多年之後我們把樑先生完美得交還給她。一段光榮的歷史，我們不負所托，非常圓滿。”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2019年7月17日，是他的61歲生日，曾經的花樣年華，轉眼間年逾花甲。
文 | 北方女王
十一年前，李安參加紐約移動影像博物館舉辦的《與王家衛的一夜》，回憶起第一次看王家衛電影的情景：
“我當時還在倒時差，看的時候，有一半的時間睡著了。我聽著那些配樂，看著那些鏡頭，我都不知道我是在做夢，是睡著了，還是在看電影。
我只覺得，那是我看過的、最致幻的電影，像一場精彩的旅行。”
他向來善用詩意而風格濃郁的口吻，隱喻表達獨有的氛圍、孤獨與味道，同時，每一個鏡頭都敘述著更為深刻的藝術意義。
王家衛的光影世界純粹而迷人，他是在用電影寫詩，而不是講故事。
到頭來也不過是一個個飲食男女，任憑自己心底的慾望與情愫瘋長，卻也難以逃脫情慾的泥淖。
他引用法國導演戈達爾的話，來表達自己對電影的理解：
電影是你的第一個夢，也是你的最後一個夢。
李安口中這部“最致幻”的電影正是《阿飛正傳》，王家衛拿下了金像獎及金馬獎最佳導演。彼時的他時年33歲，正享受著這部影片所帶來的榮光。
這時，王家衛的“騷氣人生”才剛剛開始，並有無數個可能。
關於王家衛，許多人關注他的臺詞，關注他那總也摘不下的墨鏡，關注他的拍片速度，卻鮮有人想要了解，這個男人黑色墨鏡背後的真實故事。
1997年，王家衛去戛納領最佳導演獎。
身高1米9的他依舊戴著墨鏡，傲慢地走上領獎臺。你永遠窺不見他墨鏡背後的眼睛，到底在閃爍著怎樣的思想。
屏幕前的畫家陳丹青一看，說：“這不就是個流氓嘛！”
十年後，陳丹青和王家衛一起參加上海電影節，他又補充了一句：“王家衛是流氓加才子，帶著一股江湖氣，既坦然又大氣。”
陳丹青所說的流氓氣和江湖氣，從王家衛看見世界的那一刻，就開始了。
上海，是王家衛的精神故鄉之一，他小時候在那裡長大，以至於後來讓張曼玉換了整整23套旗袍。
他對這座出生之城的情懷逐漸融合在日後的電影作品中。
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反覆地看到旗袍、上海話、半導體收音機、交響樂、老洋房的樓梯扶手、樹影斑駁的馬路……
1963年，5歲的王家衛離開位於淮海路的上海的家，跟隨父母來到香港，他非常清楚包括他父母在內的“上海人”的心態：
“這一群上海人還是帶著上海的習慣、感覺，他們的世界就是懷舊的世界。”
王家衛孩童時期，便離開故鄉上海來到香港，在他的記憶深處，失去了某些東西，以至於後來在創作的電影中，他一度嘗試尋回那所謂的上海根。
他戲稱自己是上海製造，香港加工出來的。
成人後，他在香港理工學院讀美術設計時，一度瘋狂地迷戀上了攝影。
1980年，王家衛參加了香港無線電視臺的製作培訓班。剛出道當編劇時，他先是在黃百鳴的公司寫劇本，但黃百鳴發現這傢伙從不來上班，也沒交出過作品，就把他給炒了。
失落的王家衛來到陳勳奇的電影公司，不久後又被炒了，原因還是拖稿。
後來加入影之傑，繼續拖稿成性，老闆鄧光榮找他談話，他卻說自己當編劇大材小用：“我能不能當導演？”
這句話換來的不是又一次的炒魷魚，而是他的導演處女作《旺角卡門》。
八十年代末興起的香港電影“新浪潮”運動，湧現了一批深受歐洲影響的導演，其中之一便是王家衛。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對錯位和疏離感的偏愛，源於對香港這座城市的探索和尋根。
彼時大量令人血脈噴張的港片橫空出世，吳宇森的黑幫電影、王晶的賭片、杜琪峰反應人性黑暗的影片，都不乏精彩的打鬥、激烈的槍戰場面。
而此時的王家衛卻反其道而行，用充滿詩意的鏡頭，刻畫一個個百無聊賴的孤獨角色。在這部處女作中，便流露出濃烈的文藝風格。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作為導演，只是試圖在電影中加入一些東西”。
1988年6月，《旺角卡門》在香港上映，口碑票房齊飛，王家衛一夜成名，同時獲選參加1989年戛納電影節“影評人一週”，鄧光榮也跟著狠賺了一把。
這部反英雄情結的黑幫電影，在今天看來也許是最不像王家衛的作品，而他的才華已足夠引人注目。
無可否認，他鮮明的個性，正在遠離香港主流電影。
直到1990年，王家衛才拍出人生的第二部電影《阿飛正傳》，在港片湧動的年代，三年才拍出一部電影，實屬任性。
張國榮、張曼玉、劉嘉玲、劉德華、張學友、梁朝偉......近乎是巨星如雲，王家衛與鄧光榮對此充滿期待。
可結果不遂人意。
當王家衛的《阿飛正傳》與周星馳的《賭俠》迎面相逢，其結果是《賭俠》大賣，《阿飛正傳》慘敗，上映不到兩週便宣告休映，票房只收回了900萬，還不到投資的三分之一。
梁朝偉在片尾的那幾分鐘，本是下一部“阿飛”的彩蛋，但因沒收回本錢，胎死腹中。
可誰知，後來在第十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上，這部電影讓王家衛拿獎拿到手軟，5座金像獎、6座金馬獎，也算是給了鄧光榮些許名聲安慰。
他的戲不是“拍”出來，而是一點點情緒磨出來的。
王家衛60年代傳奇的開端，始於《阿飛正傳》，關鍵時刻在1960年4月16日下午3點前的一分鐘。
晃動的鏡頭、氤氳的環境、瑣碎的敘事方式、喃喃的獨白......王家衛創造了獨具一格的個人風格，記錄了潮溼城市中人們的孤獨與掙扎。
他眼中的城市似乎總是不如它外表看上去那般光鮮亮麗。
當24小時便利店已然成為新時代的愛情規則，1994年王家衛用《重慶森林》來反駁，兩段穿插交錯的愛情故事，凸現了都市生活的偶然性與交錯性。
在王家衛的鏡頭裡，物慾橫流的香港，展露出一種流浪悲涼的氣質，像是時間的無涯荒野。
他讓原本只會唱歌的王菲成就了熒幕上最經典的角色，也讓梁朝偉成為金馬、金像的雙料影帝。
這個藏在墨鏡後面的導演，始終有他的多種面相。
大約沒有哪一部導演的作品，能同王家衛一樣，嵌入記憶的同時，也嵌入了人們的意識與品格。
三年後，他在一個遙遠的，與香港迥異的地方，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開始講述一段兩個男人之間的“春光乍洩”，最終選定張國榮和梁朝偉做故事的主角。
直男梁朝偉誓死不拍同性戀題材的電影，王家衛使出渾身解數，搞了一個假劇本，給他設定了一個喜歡的角色，就這樣將兩人騙到了異國他鄉。
單純的梁朝偉來到阿根廷，才知道一切都是一個“圈套”，角色是和張國榮扮演情侶。
為了使二人全身心投入到電影中，王家衛還將他們的護照扣了下來。
梁朝偉拍曖昧戲放不開，王家衛就在片場放音樂，讓張國榮慢慢帶他入戲，有時一場戲一拍就是一天。
原定兩三個月的拍攝檔期，拖到了半年。
張國榮眼看自己的復出演唱會時間就要到了，十幾萬張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在距離開唱前幾天終於忍不住自掏腰包買了機票回香港。
從喧鬧異國言語的聲音，到獨自面對錄音機無法言說的哽咽，王家衛用盡聲色在顛肺流離的境遇裡，讓人感受到情慾與隔膜的溫度。
裡面最經典的臺詞，莫過於那句：當我站在瀑布前，覺得非常的難過，我總覺得，應該是兩個人站在這裡。
後來，《春光乍洩》讓王家衛首次獲得戛納最佳導演獎；而梁朝偉則是繼《重慶森林》之後，再次獲封金像影帝。
王家衛的一部電影能拍多久？
《阿飛正傳》拍了3年；《2046》拍了5年；《一代宗師》從立項到拍攝完成用了十年，因此引來了“一代失蹤”的戲稱。
拖到最後，《一代宗師》的預算嚴重超支，王家衛不得不抵押了房子。
他說：“我不是拖延，我是仔細，我只是想把中國人的人性美展現給世界看。”
王家衛仔細到每一幀每一秒都做到極致，最終呈現一個最美的民國江湖。
趙本山曾參演《一代宗師》，他在接受採訪時說：“王家衛有一種精神，這種精神在我們外人看來好似‘精神病’，但其實是他對電影的追求，也是任何人不能替代的。”
跟王家衛合作過的編劇都有被他支配的恐懼，因為不管是表演、對白、服裝、音效甚至節奏，都要符合他的要求才行，而且通常是劇情說改就改。
正是對這種電影理念的執著追尋，讓與王家衛合作的諸多大牌紛紛“怨聲載道”，也令其他導演“刮目相看”。
李安曾說：
“我很想像王家衛那樣酷，但我做不到。比如電影拍了幾個月，幾年，然後扔掉膠片，從頭來過；比如演員撂挑子不幹了，那就再找一個演員，拍另外一個結局，然後贏下各種獎項。”
劉德華拍完一場3分鐘的戲份，全場掌聲雷動，該片攝影指導杜可風更是連連驚呼完美，可王家衛只說了一句：重來！
事後他解釋：世界上本就沒有完美的事物，我需要在演員的表演中發現缺陷。
一部電影的長度，他竟可以用掉三部電影的膠片。
一個簡單的鏡頭，王家衛會令張國榮重拍四十七次，連張國榮都不知道這四十七次究竟有什麼不同。
張曼玉曾抱怨過不知在現場該何去何從，心直口快的劉嘉玲也曾當面質問導演：你到底想要什麼？
他所尋找的一個感覺上的點與完美無關，甚至與劇情和表演無關，他僅僅在尋找一種轉瞬即逝的情緒。
王家衛想表達一種感覺，這種感覺也許只有他自己知曉。
在《阿飛正傳》裡，劉嘉玲擦地27次，走近時能明顯感覺她髮絲間那一縷熱氣蒸騰，這就是王家衛想要的效果。
同樣的，梁朝偉一句對白也要演27次，為此張曼玉不得不陪他對戲27次。
王家衛對他說，你看看張曼玉，再看看你自己。
梁朝偉第一次受了打擊，回家哭了好幾天。
劉嘉玲急了，跑去問王家衛：“為什麼要這樣欺負我男朋友？”
也正因為《阿飛正傳》，王家衛把梁朝偉帶入了表演的大門，尤其是片尾的那三分鐘，第一次讓他意識到身體表演的重要性，使他在後來的戲中更加收放自如。
拍《花樣年華》時，王家衛又要不斷“折磨”梁朝偉。
他對他說，這部戲你演的是中年男人周慕雲，不能再走以前的青春路線了，你過了年齡這關就能成為馬龍白蘭度那樣偉大的演員。
梁朝偉最終憑藉這個角色，拿下戛納影帝，是華人演員裡的第一人。
去年6月，梁朝偉和王家衛的公司合作期滿，雙方解約，20載合作落下帷幕，王家衛在微博中這樣寫道：
“多年前，有一位朋友把梁朝偉託付給我們，多年之後我們把樑先生完美得交還給她。一段光榮的歷史，我們不負所托，非常圓滿。”
王家衛仍記得1988年，拍攝電影《旺角卡門》時，他第一次當導演，內心有些慌張。
他給好友張叔平打電話問自己該怎麼導戲，張叔平笑著說：“反正大家也不知道你什麼風格，現場又是你說的算，怎樣舒服怎樣來嘍。”
現在回頭看，這句話，王家衛受用至今。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2019年7月17日，是他的61歲生日，曾經的花樣年華，轉眼間年逾花甲。
文 | 北方女王
十一年前，李安參加紐約移動影像博物館舉辦的《與王家衛的一夜》，回憶起第一次看王家衛電影的情景：
“我當時還在倒時差，看的時候，有一半的時間睡著了。我聽著那些配樂，看著那些鏡頭，我都不知道我是在做夢，是睡著了，還是在看電影。
我只覺得，那是我看過的、最致幻的電影，像一場精彩的旅行。”
他向來善用詩意而風格濃郁的口吻，隱喻表達獨有的氛圍、孤獨與味道，同時，每一個鏡頭都敘述著更為深刻的藝術意義。
王家衛的光影世界純粹而迷人，他是在用電影寫詩，而不是講故事。
到頭來也不過是一個個飲食男女，任憑自己心底的慾望與情愫瘋長，卻也難以逃脫情慾的泥淖。
他引用法國導演戈達爾的話，來表達自己對電影的理解：
電影是你的第一個夢，也是你的最後一個夢。
李安口中這部“最致幻”的電影正是《阿飛正傳》，王家衛拿下了金像獎及金馬獎最佳導演。彼時的他時年33歲，正享受著這部影片所帶來的榮光。
這時，王家衛的“騷氣人生”才剛剛開始，並有無數個可能。
關於王家衛，許多人關注他的臺詞，關注他那總也摘不下的墨鏡，關注他的拍片速度，卻鮮有人想要了解，這個男人黑色墨鏡背後的真實故事。
1997年，王家衛去戛納領最佳導演獎。
身高1米9的他依舊戴著墨鏡，傲慢地走上領獎臺。你永遠窺不見他墨鏡背後的眼睛，到底在閃爍著怎樣的思想。
屏幕前的畫家陳丹青一看，說：“這不就是個流氓嘛！”
十年後，陳丹青和王家衛一起參加上海電影節，他又補充了一句：“王家衛是流氓加才子，帶著一股江湖氣，既坦然又大氣。”
陳丹青所說的流氓氣和江湖氣，從王家衛看見世界的那一刻，就開始了。
上海，是王家衛的精神故鄉之一，他小時候在那裡長大，以至於後來讓張曼玉換了整整23套旗袍。
他對這座出生之城的情懷逐漸融合在日後的電影作品中。
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反覆地看到旗袍、上海話、半導體收音機、交響樂、老洋房的樓梯扶手、樹影斑駁的馬路……
1963年，5歲的王家衛離開位於淮海路的上海的家，跟隨父母來到香港，他非常清楚包括他父母在內的“上海人”的心態：
“這一群上海人還是帶著上海的習慣、感覺，他們的世界就是懷舊的世界。”
王家衛孩童時期，便離開故鄉上海來到香港，在他的記憶深處，失去了某些東西，以至於後來在創作的電影中，他一度嘗試尋回那所謂的上海根。
他戲稱自己是上海製造，香港加工出來的。
成人後，他在香港理工學院讀美術設計時，一度瘋狂地迷戀上了攝影。
1980年，王家衛參加了香港無線電視臺的製作培訓班。剛出道當編劇時，他先是在黃百鳴的公司寫劇本，但黃百鳴發現這傢伙從不來上班，也沒交出過作品，就把他給炒了。
失落的王家衛來到陳勳奇的電影公司，不久後又被炒了，原因還是拖稿。
後來加入影之傑，繼續拖稿成性，老闆鄧光榮找他談話，他卻說自己當編劇大材小用：“我能不能當導演？”
這句話換來的不是又一次的炒魷魚，而是他的導演處女作《旺角卡門》。
八十年代末興起的香港電影“新浪潮”運動，湧現了一批深受歐洲影響的導演，其中之一便是王家衛。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對錯位和疏離感的偏愛，源於對香港這座城市的探索和尋根。
彼時大量令人血脈噴張的港片橫空出世，吳宇森的黑幫電影、王晶的賭片、杜琪峰反應人性黑暗的影片，都不乏精彩的打鬥、激烈的槍戰場面。
而此時的王家衛卻反其道而行，用充滿詩意的鏡頭，刻畫一個個百無聊賴的孤獨角色。在這部處女作中，便流露出濃烈的文藝風格。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作為導演，只是試圖在電影中加入一些東西”。
1988年6月，《旺角卡門》在香港上映，口碑票房齊飛，王家衛一夜成名，同時獲選參加1989年戛納電影節“影評人一週”，鄧光榮也跟著狠賺了一把。
這部反英雄情結的黑幫電影，在今天看來也許是最不像王家衛的作品，而他的才華已足夠引人注目。
無可否認，他鮮明的個性，正在遠離香港主流電影。
直到1990年，王家衛才拍出人生的第二部電影《阿飛正傳》，在港片湧動的年代，三年才拍出一部電影，實屬任性。
張國榮、張曼玉、劉嘉玲、劉德華、張學友、梁朝偉......近乎是巨星如雲，王家衛與鄧光榮對此充滿期待。
可結果不遂人意。
當王家衛的《阿飛正傳》與周星馳的《賭俠》迎面相逢，其結果是《賭俠》大賣，《阿飛正傳》慘敗，上映不到兩週便宣告休映，票房只收回了900萬，還不到投資的三分之一。
梁朝偉在片尾的那幾分鐘，本是下一部“阿飛”的彩蛋，但因沒收回本錢，胎死腹中。
可誰知，後來在第十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上，這部電影讓王家衛拿獎拿到手軟，5座金像獎、6座金馬獎，也算是給了鄧光榮些許名聲安慰。
他的戲不是“拍”出來，而是一點點情緒磨出來的。
王家衛60年代傳奇的開端，始於《阿飛正傳》，關鍵時刻在1960年4月16日下午3點前的一分鐘。
晃動的鏡頭、氤氳的環境、瑣碎的敘事方式、喃喃的獨白......王家衛創造了獨具一格的個人風格，記錄了潮溼城市中人們的孤獨與掙扎。
他眼中的城市似乎總是不如它外表看上去那般光鮮亮麗。
當24小時便利店已然成為新時代的愛情規則，1994年王家衛用《重慶森林》來反駁，兩段穿插交錯的愛情故事，凸現了都市生活的偶然性與交錯性。
在王家衛的鏡頭裡，物慾橫流的香港，展露出一種流浪悲涼的氣質，像是時間的無涯荒野。
他讓原本只會唱歌的王菲成就了熒幕上最經典的角色，也讓梁朝偉成為金馬、金像的雙料影帝。
這個藏在墨鏡後面的導演，始終有他的多種面相。
大約沒有哪一部導演的作品，能同王家衛一樣，嵌入記憶的同時，也嵌入了人們的意識與品格。
三年後，他在一個遙遠的，與香港迥異的地方，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開始講述一段兩個男人之間的“春光乍洩”，最終選定張國榮和梁朝偉做故事的主角。
直男梁朝偉誓死不拍同性戀題材的電影，王家衛使出渾身解數，搞了一個假劇本，給他設定了一個喜歡的角色，就這樣將兩人騙到了異國他鄉。
單純的梁朝偉來到阿根廷，才知道一切都是一個“圈套”，角色是和張國榮扮演情侶。
為了使二人全身心投入到電影中，王家衛還將他們的護照扣了下來。
梁朝偉拍曖昧戲放不開，王家衛就在片場放音樂，讓張國榮慢慢帶他入戲，有時一場戲一拍就是一天。
原定兩三個月的拍攝檔期，拖到了半年。
張國榮眼看自己的復出演唱會時間就要到了，十幾萬張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在距離開唱前幾天終於忍不住自掏腰包買了機票回香港。
從喧鬧異國言語的聲音，到獨自面對錄音機無法言說的哽咽，王家衛用盡聲色在顛肺流離的境遇裡，讓人感受到情慾與隔膜的溫度。
裡面最經典的臺詞，莫過於那句：當我站在瀑布前，覺得非常的難過，我總覺得，應該是兩個人站在這裡。
後來，《春光乍洩》讓王家衛首次獲得戛納最佳導演獎；而梁朝偉則是繼《重慶森林》之後，再次獲封金像影帝。
王家衛的一部電影能拍多久？
《阿飛正傳》拍了3年；《2046》拍了5年；《一代宗師》從立項到拍攝完成用了十年，因此引來了“一代失蹤”的戲稱。
拖到最後，《一代宗師》的預算嚴重超支，王家衛不得不抵押了房子。
他說：“我不是拖延，我是仔細，我只是想把中國人的人性美展現給世界看。”
王家衛仔細到每一幀每一秒都做到極致，最終呈現一個最美的民國江湖。
趙本山曾參演《一代宗師》，他在接受採訪時說：“王家衛有一種精神，這種精神在我們外人看來好似‘精神病’，但其實是他對電影的追求，也是任何人不能替代的。”
跟王家衛合作過的編劇都有被他支配的恐懼，因為不管是表演、對白、服裝、音效甚至節奏，都要符合他的要求才行，而且通常是劇情說改就改。
正是對這種電影理念的執著追尋，讓與王家衛合作的諸多大牌紛紛“怨聲載道”，也令其他導演“刮目相看”。
李安曾說：
“我很想像王家衛那樣酷，但我做不到。比如電影拍了幾個月，幾年，然後扔掉膠片，從頭來過；比如演員撂挑子不幹了，那就再找一個演員，拍另外一個結局，然後贏下各種獎項。”
劉德華拍完一場3分鐘的戲份，全場掌聲雷動，該片攝影指導杜可風更是連連驚呼完美，可王家衛只說了一句：重來！
事後他解釋：世界上本就沒有完美的事物，我需要在演員的表演中發現缺陷。
一部電影的長度，他竟可以用掉三部電影的膠片。
一個簡單的鏡頭，王家衛會令張國榮重拍四十七次，連張國榮都不知道這四十七次究竟有什麼不同。
張曼玉曾抱怨過不知在現場該何去何從，心直口快的劉嘉玲也曾當面質問導演：你到底想要什麼？
他所尋找的一個感覺上的點與完美無關，甚至與劇情和表演無關，他僅僅在尋找一種轉瞬即逝的情緒。
王家衛想表達一種感覺，這種感覺也許只有他自己知曉。
在《阿飛正傳》裡，劉嘉玲擦地27次，走近時能明顯感覺她髮絲間那一縷熱氣蒸騰，這就是王家衛想要的效果。
同樣的，梁朝偉一句對白也要演27次，為此張曼玉不得不陪他對戲27次。
王家衛對他說，你看看張曼玉，再看看你自己。
梁朝偉第一次受了打擊，回家哭了好幾天。
劉嘉玲急了，跑去問王家衛：“為什麼要這樣欺負我男朋友？”
也正因為《阿飛正傳》，王家衛把梁朝偉帶入了表演的大門，尤其是片尾的那三分鐘，第一次讓他意識到身體表演的重要性，使他在後來的戲中更加收放自如。
拍《花樣年華》時，王家衛又要不斷“折磨”梁朝偉。
他對他說，這部戲你演的是中年男人周慕雲，不能再走以前的青春路線了，你過了年齡這關就能成為馬龍白蘭度那樣偉大的演員。
梁朝偉最終憑藉這個角色，拿下戛納影帝，是華人演員裡的第一人。
去年6月，梁朝偉和王家衛的公司合作期滿，雙方解約，20載合作落下帷幕，王家衛在微博中這樣寫道：
“多年前，有一位朋友把梁朝偉託付給我們，多年之後我們把樑先生完美得交還給她。一段光榮的歷史，我們不負所托，非常圓滿。”
王家衛仍記得1988年，拍攝電影《旺角卡門》時，他第一次當導演，內心有些慌張。
他給好友張叔平打電話問自己該怎麼導戲，張叔平笑著說：“反正大家也不知道你什麼風格，現場又是你說的算，怎樣舒服怎樣來嘍。”
現在回頭看，這句話，王家衛受用至今。
許多人認為王家衛喜歡戴墨鏡是想要“耍酷”，其實他是因為怕羞，現在已經習慣了很多。他是個感性的人，又怕講錯話，所以寧願不見媒體。
一次做客對談節目中，主持人公開要求王家衛摘下墨鏡，以真面目示人。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2019年7月17日，是他的61歲生日，曾經的花樣年華，轉眼間年逾花甲。
文 | 北方女王
十一年前，李安參加紐約移動影像博物館舉辦的《與王家衛的一夜》，回憶起第一次看王家衛電影的情景：
“我當時還在倒時差，看的時候，有一半的時間睡著了。我聽著那些配樂，看著那些鏡頭，我都不知道我是在做夢，是睡著了，還是在看電影。
我只覺得，那是我看過的、最致幻的電影，像一場精彩的旅行。”
他向來善用詩意而風格濃郁的口吻，隱喻表達獨有的氛圍、孤獨與味道，同時，每一個鏡頭都敘述著更為深刻的藝術意義。
王家衛的光影世界純粹而迷人，他是在用電影寫詩，而不是講故事。
到頭來也不過是一個個飲食男女，任憑自己心底的慾望與情愫瘋長，卻也難以逃脫情慾的泥淖。
他引用法國導演戈達爾的話，來表達自己對電影的理解：
電影是你的第一個夢，也是你的最後一個夢。
李安口中這部“最致幻”的電影正是《阿飛正傳》，王家衛拿下了金像獎及金馬獎最佳導演。彼時的他時年33歲，正享受著這部影片所帶來的榮光。
這時，王家衛的“騷氣人生”才剛剛開始，並有無數個可能。
關於王家衛，許多人關注他的臺詞，關注他那總也摘不下的墨鏡，關注他的拍片速度，卻鮮有人想要了解，這個男人黑色墨鏡背後的真實故事。
1997年，王家衛去戛納領最佳導演獎。
身高1米9的他依舊戴著墨鏡，傲慢地走上領獎臺。你永遠窺不見他墨鏡背後的眼睛，到底在閃爍著怎樣的思想。
屏幕前的畫家陳丹青一看，說：“這不就是個流氓嘛！”
十年後，陳丹青和王家衛一起參加上海電影節，他又補充了一句：“王家衛是流氓加才子，帶著一股江湖氣，既坦然又大氣。”
陳丹青所說的流氓氣和江湖氣，從王家衛看見世界的那一刻，就開始了。
上海，是王家衛的精神故鄉之一，他小時候在那裡長大，以至於後來讓張曼玉換了整整23套旗袍。
他對這座出生之城的情懷逐漸融合在日後的電影作品中。
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反覆地看到旗袍、上海話、半導體收音機、交響樂、老洋房的樓梯扶手、樹影斑駁的馬路……
1963年，5歲的王家衛離開位於淮海路的上海的家，跟隨父母來到香港，他非常清楚包括他父母在內的“上海人”的心態：
“這一群上海人還是帶著上海的習慣、感覺，他們的世界就是懷舊的世界。”
王家衛孩童時期，便離開故鄉上海來到香港，在他的記憶深處，失去了某些東西，以至於後來在創作的電影中，他一度嘗試尋回那所謂的上海根。
他戲稱自己是上海製造，香港加工出來的。
成人後，他在香港理工學院讀美術設計時，一度瘋狂地迷戀上了攝影。
1980年，王家衛參加了香港無線電視臺的製作培訓班。剛出道當編劇時，他先是在黃百鳴的公司寫劇本，但黃百鳴發現這傢伙從不來上班，也沒交出過作品，就把他給炒了。
失落的王家衛來到陳勳奇的電影公司，不久後又被炒了，原因還是拖稿。
後來加入影之傑，繼續拖稿成性，老闆鄧光榮找他談話，他卻說自己當編劇大材小用：“我能不能當導演？”
這句話換來的不是又一次的炒魷魚，而是他的導演處女作《旺角卡門》。
八十年代末興起的香港電影“新浪潮”運動，湧現了一批深受歐洲影響的導演，其中之一便是王家衛。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對錯位和疏離感的偏愛，源於對香港這座城市的探索和尋根。
彼時大量令人血脈噴張的港片橫空出世，吳宇森的黑幫電影、王晶的賭片、杜琪峰反應人性黑暗的影片，都不乏精彩的打鬥、激烈的槍戰場面。
而此時的王家衛卻反其道而行，用充滿詩意的鏡頭，刻畫一個個百無聊賴的孤獨角色。在這部處女作中，便流露出濃烈的文藝風格。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作為導演，只是試圖在電影中加入一些東西”。
1988年6月，《旺角卡門》在香港上映，口碑票房齊飛，王家衛一夜成名，同時獲選參加1989年戛納電影節“影評人一週”，鄧光榮也跟著狠賺了一把。
這部反英雄情結的黑幫電影，在今天看來也許是最不像王家衛的作品，而他的才華已足夠引人注目。
無可否認，他鮮明的個性，正在遠離香港主流電影。
直到1990年，王家衛才拍出人生的第二部電影《阿飛正傳》，在港片湧動的年代，三年才拍出一部電影，實屬任性。
張國榮、張曼玉、劉嘉玲、劉德華、張學友、梁朝偉......近乎是巨星如雲，王家衛與鄧光榮對此充滿期待。
可結果不遂人意。
當王家衛的《阿飛正傳》與周星馳的《賭俠》迎面相逢，其結果是《賭俠》大賣，《阿飛正傳》慘敗，上映不到兩週便宣告休映，票房只收回了900萬，還不到投資的三分之一。
梁朝偉在片尾的那幾分鐘，本是下一部“阿飛”的彩蛋，但因沒收回本錢，胎死腹中。
可誰知，後來在第十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上，這部電影讓王家衛拿獎拿到手軟，5座金像獎、6座金馬獎，也算是給了鄧光榮些許名聲安慰。
他的戲不是“拍”出來，而是一點點情緒磨出來的。
王家衛60年代傳奇的開端，始於《阿飛正傳》，關鍵時刻在1960年4月16日下午3點前的一分鐘。
晃動的鏡頭、氤氳的環境、瑣碎的敘事方式、喃喃的獨白......王家衛創造了獨具一格的個人風格，記錄了潮溼城市中人們的孤獨與掙扎。
他眼中的城市似乎總是不如它外表看上去那般光鮮亮麗。
當24小時便利店已然成為新時代的愛情規則，1994年王家衛用《重慶森林》來反駁，兩段穿插交錯的愛情故事，凸現了都市生活的偶然性與交錯性。
在王家衛的鏡頭裡，物慾橫流的香港，展露出一種流浪悲涼的氣質，像是時間的無涯荒野。
他讓原本只會唱歌的王菲成就了熒幕上最經典的角色，也讓梁朝偉成為金馬、金像的雙料影帝。
這個藏在墨鏡後面的導演，始終有他的多種面相。
大約沒有哪一部導演的作品，能同王家衛一樣，嵌入記憶的同時，也嵌入了人們的意識與品格。
三年後，他在一個遙遠的，與香港迥異的地方，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開始講述一段兩個男人之間的“春光乍洩”，最終選定張國榮和梁朝偉做故事的主角。
直男梁朝偉誓死不拍同性戀題材的電影，王家衛使出渾身解數，搞了一個假劇本，給他設定了一個喜歡的角色，就這樣將兩人騙到了異國他鄉。
單純的梁朝偉來到阿根廷，才知道一切都是一個“圈套”，角色是和張國榮扮演情侶。
為了使二人全身心投入到電影中，王家衛還將他們的護照扣了下來。
梁朝偉拍曖昧戲放不開，王家衛就在片場放音樂，讓張國榮慢慢帶他入戲，有時一場戲一拍就是一天。
原定兩三個月的拍攝檔期，拖到了半年。
張國榮眼看自己的復出演唱會時間就要到了，十幾萬張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在距離開唱前幾天終於忍不住自掏腰包買了機票回香港。
從喧鬧異國言語的聲音，到獨自面對錄音機無法言說的哽咽，王家衛用盡聲色在顛肺流離的境遇裡，讓人感受到情慾與隔膜的溫度。
裡面最經典的臺詞，莫過於那句：當我站在瀑布前，覺得非常的難過，我總覺得，應該是兩個人站在這裡。
後來，《春光乍洩》讓王家衛首次獲得戛納最佳導演獎；而梁朝偉則是繼《重慶森林》之後，再次獲封金像影帝。
王家衛的一部電影能拍多久？
《阿飛正傳》拍了3年；《2046》拍了5年；《一代宗師》從立項到拍攝完成用了十年，因此引來了“一代失蹤”的戲稱。
拖到最後，《一代宗師》的預算嚴重超支，王家衛不得不抵押了房子。
他說：“我不是拖延，我是仔細，我只是想把中國人的人性美展現給世界看。”
王家衛仔細到每一幀每一秒都做到極致，最終呈現一個最美的民國江湖。
趙本山曾參演《一代宗師》，他在接受採訪時說：“王家衛有一種精神，這種精神在我們外人看來好似‘精神病’，但其實是他對電影的追求，也是任何人不能替代的。”
跟王家衛合作過的編劇都有被他支配的恐懼，因為不管是表演、對白、服裝、音效甚至節奏，都要符合他的要求才行，而且通常是劇情說改就改。
正是對這種電影理念的執著追尋，讓與王家衛合作的諸多大牌紛紛“怨聲載道”，也令其他導演“刮目相看”。
李安曾說：
“我很想像王家衛那樣酷，但我做不到。比如電影拍了幾個月，幾年，然後扔掉膠片，從頭來過；比如演員撂挑子不幹了，那就再找一個演員，拍另外一個結局，然後贏下各種獎項。”
劉德華拍完一場3分鐘的戲份，全場掌聲雷動，該片攝影指導杜可風更是連連驚呼完美，可王家衛只說了一句：重來！
事後他解釋：世界上本就沒有完美的事物，我需要在演員的表演中發現缺陷。
一部電影的長度，他竟可以用掉三部電影的膠片。
一個簡單的鏡頭，王家衛會令張國榮重拍四十七次，連張國榮都不知道這四十七次究竟有什麼不同。
張曼玉曾抱怨過不知在現場該何去何從，心直口快的劉嘉玲也曾當面質問導演：你到底想要什麼？
他所尋找的一個感覺上的點與完美無關，甚至與劇情和表演無關，他僅僅在尋找一種轉瞬即逝的情緒。
王家衛想表達一種感覺，這種感覺也許只有他自己知曉。
在《阿飛正傳》裡，劉嘉玲擦地27次，走近時能明顯感覺她髮絲間那一縷熱氣蒸騰，這就是王家衛想要的效果。
同樣的，梁朝偉一句對白也要演27次，為此張曼玉不得不陪他對戲27次。
王家衛對他說，你看看張曼玉，再看看你自己。
梁朝偉第一次受了打擊，回家哭了好幾天。
劉嘉玲急了，跑去問王家衛：“為什麼要這樣欺負我男朋友？”
也正因為《阿飛正傳》，王家衛把梁朝偉帶入了表演的大門，尤其是片尾的那三分鐘，第一次讓他意識到身體表演的重要性，使他在後來的戲中更加收放自如。
拍《花樣年華》時，王家衛又要不斷“折磨”梁朝偉。
他對他說，這部戲你演的是中年男人周慕雲，不能再走以前的青春路線了，你過了年齡這關就能成為馬龍白蘭度那樣偉大的演員。
梁朝偉最終憑藉這個角色，拿下戛納影帝，是華人演員裡的第一人。
去年6月，梁朝偉和王家衛的公司合作期滿，雙方解約，20載合作落下帷幕，王家衛在微博中這樣寫道：
“多年前，有一位朋友把梁朝偉託付給我們，多年之後我們把樑先生完美得交還給她。一段光榮的歷史，我們不負所托，非常圓滿。”
王家衛仍記得1988年，拍攝電影《旺角卡門》時，他第一次當導演，內心有些慌張。
他給好友張叔平打電話問自己該怎麼導戲，張叔平笑著說：“反正大家也不知道你什麼風格，現場又是你說的算，怎樣舒服怎樣來嘍。”
現在回頭看，這句話，王家衛受用至今。
許多人認為王家衛喜歡戴墨鏡是想要“耍酷”，其實他是因為怕羞，現在已經習慣了很多。他是個感性的人，又怕講錯話，所以寧願不見媒體。
一次做客對談節目中，主持人公開要求王家衛摘下墨鏡，以真面目示人。
在現場觀眾的吶喊下，他沒有輕易就範，以退為進輕輕化解：
“墨鏡可以說是我這麼多年拍電影的一個代價。我一般白天寫劇本，晚上拍戲，眼睛已經習慣了黑暗，如果摘下墨鏡，你們不會看到我的眼睛，只會看到我的眼淚。”
正是因為他的這種個性，導致一份與生俱來的神祕感，令人更想要走近這個男人的電影世界。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
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2019年7月17日，是他的61歲生日，曾經的花樣年華，轉眼間年逾花甲。
文 | 北方女王
十一年前，李安參加紐約移動影像博物館舉辦的《與王家衛的一夜》，回憶起第一次看王家衛電影的情景：
“我當時還在倒時差，看的時候，有一半的時間睡著了。我聽著那些配樂，看著那些鏡頭，我都不知道我是在做夢，是睡著了，還是在看電影。
我只覺得，那是我看過的、最致幻的電影，像一場精彩的旅行。”
他向來善用詩意而風格濃郁的口吻，隱喻表達獨有的氛圍、孤獨與味道，同時，每一個鏡頭都敘述著更為深刻的藝術意義。
王家衛的光影世界純粹而迷人，他是在用電影寫詩，而不是講故事。
到頭來也不過是一個個飲食男女，任憑自己心底的慾望與情愫瘋長，卻也難以逃脫情慾的泥淖。
他引用法國導演戈達爾的話，來表達自己對電影的理解：
電影是你的第一個夢，也是你的最後一個夢。
李安口中這部“最致幻”的電影正是《阿飛正傳》，王家衛拿下了金像獎及金馬獎最佳導演。彼時的他時年33歲，正享受著這部影片所帶來的榮光。
這時，王家衛的“騷氣人生”才剛剛開始，並有無數個可能。
關於王家衛，許多人關注他的臺詞，關注他那總也摘不下的墨鏡，關注他的拍片速度，卻鮮有人想要了解，這個男人黑色墨鏡背後的真實故事。
1997年，王家衛去戛納領最佳導演獎。
身高1米9的他依舊戴著墨鏡，傲慢地走上領獎臺。你永遠窺不見他墨鏡背後的眼睛，到底在閃爍著怎樣的思想。
屏幕前的畫家陳丹青一看，說：“這不就是個流氓嘛！”
十年後，陳丹青和王家衛一起參加上海電影節，他又補充了一句：“王家衛是流氓加才子，帶著一股江湖氣，既坦然又大氣。”
陳丹青所說的流氓氣和江湖氣，從王家衛看見世界的那一刻，就開始了。
上海，是王家衛的精神故鄉之一，他小時候在那裡長大，以至於後來讓張曼玉換了整整23套旗袍。
他對這座出生之城的情懷逐漸融合在日後的電影作品中。
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反覆地看到旗袍、上海話、半導體收音機、交響樂、老洋房的樓梯扶手、樹影斑駁的馬路……
1963年，5歲的王家衛離開位於淮海路的上海的家，跟隨父母來到香港，他非常清楚包括他父母在內的“上海人”的心態：
“這一群上海人還是帶著上海的習慣、感覺，他們的世界就是懷舊的世界。”
王家衛孩童時期，便離開故鄉上海來到香港，在他的記憶深處，失去了某些東西，以至於後來在創作的電影中，他一度嘗試尋回那所謂的上海根。
他戲稱自己是上海製造，香港加工出來的。
成人後，他在香港理工學院讀美術設計時，一度瘋狂地迷戀上了攝影。
1980年，王家衛參加了香港無線電視臺的製作培訓班。剛出道當編劇時，他先是在黃百鳴的公司寫劇本，但黃百鳴發現這傢伙從不來上班，也沒交出過作品，就把他給炒了。
失落的王家衛來到陳勳奇的電影公司，不久後又被炒了，原因還是拖稿。
後來加入影之傑，繼續拖稿成性，老闆鄧光榮找他談話，他卻說自己當編劇大材小用：“我能不能當導演？”
這句話換來的不是又一次的炒魷魚，而是他的導演處女作《旺角卡門》。
八十年代末興起的香港電影“新浪潮”運動，湧現了一批深受歐洲影響的導演，其中之一便是王家衛。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對錯位和疏離感的偏愛，源於對香港這座城市的探索和尋根。
彼時大量令人血脈噴張的港片橫空出世，吳宇森的黑幫電影、王晶的賭片、杜琪峰反應人性黑暗的影片，都不乏精彩的打鬥、激烈的槍戰場面。
而此時的王家衛卻反其道而行，用充滿詩意的鏡頭，刻畫一個個百無聊賴的孤獨角色。在這部處女作中，便流露出濃烈的文藝風格。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作為導演，只是試圖在電影中加入一些東西”。
1988年6月，《旺角卡門》在香港上映，口碑票房齊飛，王家衛一夜成名，同時獲選參加1989年戛納電影節“影評人一週”，鄧光榮也跟著狠賺了一把。
這部反英雄情結的黑幫電影，在今天看來也許是最不像王家衛的作品，而他的才華已足夠引人注目。
無可否認，他鮮明的個性，正在遠離香港主流電影。
直到1990年，王家衛才拍出人生的第二部電影《阿飛正傳》，在港片湧動的年代，三年才拍出一部電影，實屬任性。
張國榮、張曼玉、劉嘉玲、劉德華、張學友、梁朝偉......近乎是巨星如雲，王家衛與鄧光榮對此充滿期待。
可結果不遂人意。
當王家衛的《阿飛正傳》與周星馳的《賭俠》迎面相逢，其結果是《賭俠》大賣，《阿飛正傳》慘敗，上映不到兩週便宣告休映，票房只收回了900萬，還不到投資的三分之一。
梁朝偉在片尾的那幾分鐘，本是下一部“阿飛”的彩蛋，但因沒收回本錢，胎死腹中。
可誰知，後來在第十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上，這部電影讓王家衛拿獎拿到手軟，5座金像獎、6座金馬獎，也算是給了鄧光榮些許名聲安慰。
他的戲不是“拍”出來，而是一點點情緒磨出來的。
王家衛60年代傳奇的開端，始於《阿飛正傳》，關鍵時刻在1960年4月16日下午3點前的一分鐘。
晃動的鏡頭、氤氳的環境、瑣碎的敘事方式、喃喃的獨白......王家衛創造了獨具一格的個人風格，記錄了潮溼城市中人們的孤獨與掙扎。
他眼中的城市似乎總是不如它外表看上去那般光鮮亮麗。
當24小時便利店已然成為新時代的愛情規則，1994年王家衛用《重慶森林》來反駁，兩段穿插交錯的愛情故事，凸現了都市生活的偶然性與交錯性。
在王家衛的鏡頭裡，物慾橫流的香港，展露出一種流浪悲涼的氣質，像是時間的無涯荒野。
他讓原本只會唱歌的王菲成就了熒幕上最經典的角色，也讓梁朝偉成為金馬、金像的雙料影帝。
這個藏在墨鏡後面的導演，始終有他的多種面相。
大約沒有哪一部導演的作品，能同王家衛一樣，嵌入記憶的同時，也嵌入了人們的意識與品格。
三年後，他在一個遙遠的，與香港迥異的地方，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開始講述一段兩個男人之間的“春光乍洩”，最終選定張國榮和梁朝偉做故事的主角。
直男梁朝偉誓死不拍同性戀題材的電影，王家衛使出渾身解數，搞了一個假劇本，給他設定了一個喜歡的角色，就這樣將兩人騙到了異國他鄉。
單純的梁朝偉來到阿根廷，才知道一切都是一個“圈套”，角色是和張國榮扮演情侶。
為了使二人全身心投入到電影中，王家衛還將他們的護照扣了下來。
梁朝偉拍曖昧戲放不開，王家衛就在片場放音樂，讓張國榮慢慢帶他入戲，有時一場戲一拍就是一天。
原定兩三個月的拍攝檔期，拖到了半年。
張國榮眼看自己的復出演唱會時間就要到了，十幾萬張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在距離開唱前幾天終於忍不住自掏腰包買了機票回香港。
從喧鬧異國言語的聲音，到獨自面對錄音機無法言說的哽咽，王家衛用盡聲色在顛肺流離的境遇裡，讓人感受到情慾與隔膜的溫度。
裡面最經典的臺詞，莫過於那句：當我站在瀑布前，覺得非常的難過，我總覺得，應該是兩個人站在這裡。
後來，《春光乍洩》讓王家衛首次獲得戛納最佳導演獎；而梁朝偉則是繼《重慶森林》之後，再次獲封金像影帝。
王家衛的一部電影能拍多久？
《阿飛正傳》拍了3年；《2046》拍了5年；《一代宗師》從立項到拍攝完成用了十年，因此引來了“一代失蹤”的戲稱。
拖到最後，《一代宗師》的預算嚴重超支，王家衛不得不抵押了房子。
他說：“我不是拖延，我是仔細，我只是想把中國人的人性美展現給世界看。”
王家衛仔細到每一幀每一秒都做到極致，最終呈現一個最美的民國江湖。
趙本山曾參演《一代宗師》，他在接受採訪時說：“王家衛有一種精神，這種精神在我們外人看來好似‘精神病’，但其實是他對電影的追求，也是任何人不能替代的。”
跟王家衛合作過的編劇都有被他支配的恐懼，因為不管是表演、對白、服裝、音效甚至節奏，都要符合他的要求才行，而且通常是劇情說改就改。
正是對這種電影理念的執著追尋，讓與王家衛合作的諸多大牌紛紛“怨聲載道”，也令其他導演“刮目相看”。
李安曾說：
“我很想像王家衛那樣酷，但我做不到。比如電影拍了幾個月，幾年，然後扔掉膠片，從頭來過；比如演員撂挑子不幹了，那就再找一個演員，拍另外一個結局，然後贏下各種獎項。”
劉德華拍完一場3分鐘的戲份，全場掌聲雷動，該片攝影指導杜可風更是連連驚呼完美，可王家衛只說了一句：重來！
事後他解釋：世界上本就沒有完美的事物，我需要在演員的表演中發現缺陷。
一部電影的長度，他竟可以用掉三部電影的膠片。
一個簡單的鏡頭，王家衛會令張國榮重拍四十七次，連張國榮都不知道這四十七次究竟有什麼不同。
張曼玉曾抱怨過不知在現場該何去何從，心直口快的劉嘉玲也曾當面質問導演：你到底想要什麼？
他所尋找的一個感覺上的點與完美無關，甚至與劇情和表演無關，他僅僅在尋找一種轉瞬即逝的情緒。
王家衛想表達一種感覺，這種感覺也許只有他自己知曉。
在《阿飛正傳》裡，劉嘉玲擦地27次，走近時能明顯感覺她髮絲間那一縷熱氣蒸騰，這就是王家衛想要的效果。
同樣的，梁朝偉一句對白也要演27次，為此張曼玉不得不陪他對戲27次。
王家衛對他說，你看看張曼玉，再看看你自己。
梁朝偉第一次受了打擊，回家哭了好幾天。
劉嘉玲急了，跑去問王家衛：“為什麼要這樣欺負我男朋友？”
也正因為《阿飛正傳》，王家衛把梁朝偉帶入了表演的大門，尤其是片尾的那三分鐘，第一次讓他意識到身體表演的重要性，使他在後來的戲中更加收放自如。
拍《花樣年華》時，王家衛又要不斷“折磨”梁朝偉。
他對他說，這部戲你演的是中年男人周慕雲，不能再走以前的青春路線了，你過了年齡這關就能成為馬龍白蘭度那樣偉大的演員。
梁朝偉最終憑藉這個角色，拿下戛納影帝，是華人演員裡的第一人。
去年6月，梁朝偉和王家衛的公司合作期滿，雙方解約，20載合作落下帷幕，王家衛在微博中這樣寫道：
“多年前，有一位朋友把梁朝偉託付給我們，多年之後我們把樑先生完美得交還給她。一段光榮的歷史，我們不負所托，非常圓滿。”
王家衛仍記得1988年，拍攝電影《旺角卡門》時，他第一次當導演，內心有些慌張。
他給好友張叔平打電話問自己該怎麼導戲，張叔平笑著說：“反正大家也不知道你什麼風格，現場又是你說的算，怎樣舒服怎樣來嘍。”
現在回頭看，這句話，王家衛受用至今。
許多人認為王家衛喜歡戴墨鏡是想要“耍酷”，其實他是因為怕羞，現在已經習慣了很多。他是個感性的人，又怕講錯話，所以寧願不見媒體。
一次做客對談節目中，主持人公開要求王家衛摘下墨鏡，以真面目示人。
在現場觀眾的吶喊下，他沒有輕易就範，以退為進輕輕化解：
“墨鏡可以說是我這麼多年拍電影的一個代價。我一般白天寫劇本，晚上拍戲，眼睛已經習慣了黑暗，如果摘下墨鏡，你們不會看到我的眼睛，只會看到我的眼淚。”
正是因為他的這種個性，導致一份與生俱來的神祕感，令人更想要走近這個男人的電影世界。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
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
《阿飛正傳》的故事始於1962年，終於1962年；《花樣年華》的故事始於1962年，終於1966年。對王家衛而言，六十年代作為一個美好年代的代表，也踏上了消退之途。
正如《花樣年華》臨近結束的字幕上寫的：
那個時代已過去，屬於那個時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九十年代，正是MV普及的風潮時期，後現代成為香港時髦術語的世道。總是戴著墨鏡，一幅酷樣子的王家衛棲身其中，彷彿最適合不過。
時間的針腳走到2004年，王家衛用了五年的時間，在虛構的《2046》世界中，再一次陷入記憶的深淵中。
裡面的主人公延續著旖旎的旗袍，無一不透露著舊上海的風情萬種。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2019年7月17日，是他的61歲生日，曾經的花樣年華，轉眼間年逾花甲。
文 | 北方女王
十一年前，李安參加紐約移動影像博物館舉辦的《與王家衛的一夜》，回憶起第一次看王家衛電影的情景：
“我當時還在倒時差，看的時候，有一半的時間睡著了。我聽著那些配樂，看著那些鏡頭，我都不知道我是在做夢，是睡著了，還是在看電影。
我只覺得，那是我看過的、最致幻的電影，像一場精彩的旅行。”
他向來善用詩意而風格濃郁的口吻，隱喻表達獨有的氛圍、孤獨與味道，同時，每一個鏡頭都敘述著更為深刻的藝術意義。
王家衛的光影世界純粹而迷人，他是在用電影寫詩，而不是講故事。
到頭來也不過是一個個飲食男女，任憑自己心底的慾望與情愫瘋長，卻也難以逃脫情慾的泥淖。
他引用法國導演戈達爾的話，來表達自己對電影的理解：
電影是你的第一個夢，也是你的最後一個夢。
李安口中這部“最致幻”的電影正是《阿飛正傳》，王家衛拿下了金像獎及金馬獎最佳導演。彼時的他時年33歲，正享受著這部影片所帶來的榮光。
這時，王家衛的“騷氣人生”才剛剛開始，並有無數個可能。
關於王家衛，許多人關注他的臺詞，關注他那總也摘不下的墨鏡，關注他的拍片速度，卻鮮有人想要了解，這個男人黑色墨鏡背後的真實故事。
1997年，王家衛去戛納領最佳導演獎。
身高1米9的他依舊戴著墨鏡，傲慢地走上領獎臺。你永遠窺不見他墨鏡背後的眼睛，到底在閃爍著怎樣的思想。
屏幕前的畫家陳丹青一看，說：“這不就是個流氓嘛！”
十年後，陳丹青和王家衛一起參加上海電影節，他又補充了一句：“王家衛是流氓加才子，帶著一股江湖氣，既坦然又大氣。”
陳丹青所說的流氓氣和江湖氣，從王家衛看見世界的那一刻，就開始了。
上海，是王家衛的精神故鄉之一，他小時候在那裡長大，以至於後來讓張曼玉換了整整23套旗袍。
他對這座出生之城的情懷逐漸融合在日後的電影作品中。
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反覆地看到旗袍、上海話、半導體收音機、交響樂、老洋房的樓梯扶手、樹影斑駁的馬路……
1963年，5歲的王家衛離開位於淮海路的上海的家，跟隨父母來到香港，他非常清楚包括他父母在內的“上海人”的心態：
“這一群上海人還是帶著上海的習慣、感覺，他們的世界就是懷舊的世界。”
王家衛孩童時期，便離開故鄉上海來到香港，在他的記憶深處，失去了某些東西，以至於後來在創作的電影中，他一度嘗試尋回那所謂的上海根。
他戲稱自己是上海製造，香港加工出來的。
成人後，他在香港理工學院讀美術設計時，一度瘋狂地迷戀上了攝影。
1980年，王家衛參加了香港無線電視臺的製作培訓班。剛出道當編劇時，他先是在黃百鳴的公司寫劇本，但黃百鳴發現這傢伙從不來上班，也沒交出過作品，就把他給炒了。
失落的王家衛來到陳勳奇的電影公司，不久後又被炒了，原因還是拖稿。
後來加入影之傑，繼續拖稿成性，老闆鄧光榮找他談話，他卻說自己當編劇大材小用：“我能不能當導演？”
這句話換來的不是又一次的炒魷魚，而是他的導演處女作《旺角卡門》。
八十年代末興起的香港電影“新浪潮”運動，湧現了一批深受歐洲影響的導演，其中之一便是王家衛。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對錯位和疏離感的偏愛，源於對香港這座城市的探索和尋根。
彼時大量令人血脈噴張的港片橫空出世，吳宇森的黑幫電影、王晶的賭片、杜琪峰反應人性黑暗的影片，都不乏精彩的打鬥、激烈的槍戰場面。
而此時的王家衛卻反其道而行，用充滿詩意的鏡頭，刻畫一個個百無聊賴的孤獨角色。在這部處女作中，便流露出濃烈的文藝風格。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作為導演，只是試圖在電影中加入一些東西”。
1988年6月，《旺角卡門》在香港上映，口碑票房齊飛，王家衛一夜成名，同時獲選參加1989年戛納電影節“影評人一週”，鄧光榮也跟著狠賺了一把。
這部反英雄情結的黑幫電影，在今天看來也許是最不像王家衛的作品，而他的才華已足夠引人注目。
無可否認，他鮮明的個性，正在遠離香港主流電影。
直到1990年，王家衛才拍出人生的第二部電影《阿飛正傳》，在港片湧動的年代，三年才拍出一部電影，實屬任性。
張國榮、張曼玉、劉嘉玲、劉德華、張學友、梁朝偉......近乎是巨星如雲，王家衛與鄧光榮對此充滿期待。
可結果不遂人意。
當王家衛的《阿飛正傳》與周星馳的《賭俠》迎面相逢，其結果是《賭俠》大賣，《阿飛正傳》慘敗，上映不到兩週便宣告休映，票房只收回了900萬，還不到投資的三分之一。
梁朝偉在片尾的那幾分鐘，本是下一部“阿飛”的彩蛋，但因沒收回本錢，胎死腹中。
可誰知，後來在第十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上，這部電影讓王家衛拿獎拿到手軟，5座金像獎、6座金馬獎，也算是給了鄧光榮些許名聲安慰。
他的戲不是“拍”出來，而是一點點情緒磨出來的。
王家衛60年代傳奇的開端，始於《阿飛正傳》，關鍵時刻在1960年4月16日下午3點前的一分鐘。
晃動的鏡頭、氤氳的環境、瑣碎的敘事方式、喃喃的獨白......王家衛創造了獨具一格的個人風格，記錄了潮溼城市中人們的孤獨與掙扎。
他眼中的城市似乎總是不如它外表看上去那般光鮮亮麗。
當24小時便利店已然成為新時代的愛情規則，1994年王家衛用《重慶森林》來反駁，兩段穿插交錯的愛情故事，凸現了都市生活的偶然性與交錯性。
在王家衛的鏡頭裡，物慾橫流的香港，展露出一種流浪悲涼的氣質，像是時間的無涯荒野。
他讓原本只會唱歌的王菲成就了熒幕上最經典的角色，也讓梁朝偉成為金馬、金像的雙料影帝。
這個藏在墨鏡後面的導演，始終有他的多種面相。
大約沒有哪一部導演的作品，能同王家衛一樣，嵌入記憶的同時，也嵌入了人們的意識與品格。
三年後，他在一個遙遠的，與香港迥異的地方，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開始講述一段兩個男人之間的“春光乍洩”，最終選定張國榮和梁朝偉做故事的主角。
直男梁朝偉誓死不拍同性戀題材的電影，王家衛使出渾身解數，搞了一個假劇本，給他設定了一個喜歡的角色，就這樣將兩人騙到了異國他鄉。
單純的梁朝偉來到阿根廷，才知道一切都是一個“圈套”，角色是和張國榮扮演情侶。
為了使二人全身心投入到電影中，王家衛還將他們的護照扣了下來。
梁朝偉拍曖昧戲放不開，王家衛就在片場放音樂，讓張國榮慢慢帶他入戲，有時一場戲一拍就是一天。
原定兩三個月的拍攝檔期，拖到了半年。
張國榮眼看自己的復出演唱會時間就要到了，十幾萬張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在距離開唱前幾天終於忍不住自掏腰包買了機票回香港。
從喧鬧異國言語的聲音，到獨自面對錄音機無法言說的哽咽，王家衛用盡聲色在顛肺流離的境遇裡，讓人感受到情慾與隔膜的溫度。
裡面最經典的臺詞，莫過於那句：當我站在瀑布前，覺得非常的難過，我總覺得，應該是兩個人站在這裡。
後來，《春光乍洩》讓王家衛首次獲得戛納最佳導演獎；而梁朝偉則是繼《重慶森林》之後，再次獲封金像影帝。
王家衛的一部電影能拍多久？
《阿飛正傳》拍了3年；《2046》拍了5年；《一代宗師》從立項到拍攝完成用了十年，因此引來了“一代失蹤”的戲稱。
拖到最後，《一代宗師》的預算嚴重超支，王家衛不得不抵押了房子。
他說：“我不是拖延，我是仔細，我只是想把中國人的人性美展現給世界看。”
王家衛仔細到每一幀每一秒都做到極致，最終呈現一個最美的民國江湖。
趙本山曾參演《一代宗師》，他在接受採訪時說：“王家衛有一種精神，這種精神在我們外人看來好似‘精神病’，但其實是他對電影的追求，也是任何人不能替代的。”
跟王家衛合作過的編劇都有被他支配的恐懼，因為不管是表演、對白、服裝、音效甚至節奏，都要符合他的要求才行，而且通常是劇情說改就改。
正是對這種電影理念的執著追尋，讓與王家衛合作的諸多大牌紛紛“怨聲載道”，也令其他導演“刮目相看”。
李安曾說：
“我很想像王家衛那樣酷，但我做不到。比如電影拍了幾個月，幾年，然後扔掉膠片，從頭來過；比如演員撂挑子不幹了，那就再找一個演員，拍另外一個結局，然後贏下各種獎項。”
劉德華拍完一場3分鐘的戲份，全場掌聲雷動，該片攝影指導杜可風更是連連驚呼完美，可王家衛只說了一句：重來！
事後他解釋：世界上本就沒有完美的事物，我需要在演員的表演中發現缺陷。
一部電影的長度，他竟可以用掉三部電影的膠片。
一個簡單的鏡頭，王家衛會令張國榮重拍四十七次，連張國榮都不知道這四十七次究竟有什麼不同。
張曼玉曾抱怨過不知在現場該何去何從，心直口快的劉嘉玲也曾當面質問導演：你到底想要什麼？
他所尋找的一個感覺上的點與完美無關，甚至與劇情和表演無關，他僅僅在尋找一種轉瞬即逝的情緒。
王家衛想表達一種感覺，這種感覺也許只有他自己知曉。
在《阿飛正傳》裡，劉嘉玲擦地27次，走近時能明顯感覺她髮絲間那一縷熱氣蒸騰，這就是王家衛想要的效果。
同樣的，梁朝偉一句對白也要演27次，為此張曼玉不得不陪他對戲27次。
王家衛對他說，你看看張曼玉，再看看你自己。
梁朝偉第一次受了打擊，回家哭了好幾天。
劉嘉玲急了，跑去問王家衛：“為什麼要這樣欺負我男朋友？”
也正因為《阿飛正傳》，王家衛把梁朝偉帶入了表演的大門，尤其是片尾的那三分鐘，第一次讓他意識到身體表演的重要性，使他在後來的戲中更加收放自如。
拍《花樣年華》時，王家衛又要不斷“折磨”梁朝偉。
他對他說，這部戲你演的是中年男人周慕雲，不能再走以前的青春路線了，你過了年齡這關就能成為馬龍白蘭度那樣偉大的演員。
梁朝偉最終憑藉這個角色，拿下戛納影帝，是華人演員裡的第一人。
去年6月，梁朝偉和王家衛的公司合作期滿，雙方解約，20載合作落下帷幕，王家衛在微博中這樣寫道：
“多年前，有一位朋友把梁朝偉託付給我們，多年之後我們把樑先生完美得交還給她。一段光榮的歷史，我們不負所托，非常圓滿。”
王家衛仍記得1988年，拍攝電影《旺角卡門》時，他第一次當導演，內心有些慌張。
他給好友張叔平打電話問自己該怎麼導戲，張叔平笑著說：“反正大家也不知道你什麼風格，現場又是你說的算，怎樣舒服怎樣來嘍。”
現在回頭看，這句話，王家衛受用至今。
許多人認為王家衛喜歡戴墨鏡是想要“耍酷”，其實他是因為怕羞，現在已經習慣了很多。他是個感性的人，又怕講錯話，所以寧願不見媒體。
一次做客對談節目中，主持人公開要求王家衛摘下墨鏡，以真面目示人。
在現場觀眾的吶喊下，他沒有輕易就範，以退為進輕輕化解：
“墨鏡可以說是我這麼多年拍電影的一個代價。我一般白天寫劇本，晚上拍戲，眼睛已經習慣了黑暗，如果摘下墨鏡，你們不會看到我的眼睛，只會看到我的眼淚。”
正是因為他的這種個性，導致一份與生俱來的神祕感，令人更想要走近這個男人的電影世界。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
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
《阿飛正傳》的故事始於1962年，終於1962年；《花樣年華》的故事始於1962年，終於1966年。對王家衛而言，六十年代作為一個美好年代的代表，也踏上了消退之途。
正如《花樣年華》臨近結束的字幕上寫的：
那個時代已過去，屬於那個時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九十年代，正是MV普及的風潮時期，後現代成為香港時髦術語的世道。總是戴著墨鏡，一幅酷樣子的王家衛棲身其中，彷彿最適合不過。
時間的針腳走到2004年，王家衛用了五年的時間，在虛構的《2046》世界中，再一次陷入記憶的深淵中。
裡面的主人公延續著旖旎的旗袍，無一不透露著舊上海的風情萬種。
王家衛不過是一個捏著回憶不放手的大男孩。他稱這是對上海人在香港故事的一個終結，以後不會再拍這樣的題材了。
但，他還是食言了。
一個感性藝術家的精神乳母，怎麼說拋開就拋開。
王家衛去年，開始拍攝由滬語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繁花》，並稱影片全程滬語對白。
在香港電影圈裡，王家衛被譽為“時間的詩人”，他的作品往往像詩一樣，零散的片段，獨特的敘事卻故意戳中你的軟肋。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2019年7月17日，是他的61歲生日，曾經的花樣年華，轉眼間年逾花甲。
文 | 北方女王
十一年前，李安參加紐約移動影像博物館舉辦的《與王家衛的一夜》，回憶起第一次看王家衛電影的情景：
“我當時還在倒時差，看的時候，有一半的時間睡著了。我聽著那些配樂，看著那些鏡頭，我都不知道我是在做夢，是睡著了，還是在看電影。
我只覺得，那是我看過的、最致幻的電影，像一場精彩的旅行。”
他向來善用詩意而風格濃郁的口吻，隱喻表達獨有的氛圍、孤獨與味道，同時，每一個鏡頭都敘述著更為深刻的藝術意義。
王家衛的光影世界純粹而迷人，他是在用電影寫詩，而不是講故事。
到頭來也不過是一個個飲食男女，任憑自己心底的慾望與情愫瘋長，卻也難以逃脫情慾的泥淖。
他引用法國導演戈達爾的話，來表達自己對電影的理解：
電影是你的第一個夢，也是你的最後一個夢。
李安口中這部“最致幻”的電影正是《阿飛正傳》，王家衛拿下了金像獎及金馬獎最佳導演。彼時的他時年33歲，正享受著這部影片所帶來的榮光。
這時，王家衛的“騷氣人生”才剛剛開始，並有無數個可能。
關於王家衛，許多人關注他的臺詞，關注他那總也摘不下的墨鏡，關注他的拍片速度，卻鮮有人想要了解，這個男人黑色墨鏡背後的真實故事。
1997年，王家衛去戛納領最佳導演獎。
身高1米9的他依舊戴著墨鏡，傲慢地走上領獎臺。你永遠窺不見他墨鏡背後的眼睛，到底在閃爍著怎樣的思想。
屏幕前的畫家陳丹青一看，說：“這不就是個流氓嘛！”
十年後，陳丹青和王家衛一起參加上海電影節，他又補充了一句：“王家衛是流氓加才子，帶著一股江湖氣，既坦然又大氣。”
陳丹青所說的流氓氣和江湖氣，從王家衛看見世界的那一刻，就開始了。
上海，是王家衛的精神故鄉之一，他小時候在那裡長大，以至於後來讓張曼玉換了整整23套旗袍。
他對這座出生之城的情懷逐漸融合在日後的電影作品中。
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反覆地看到旗袍、上海話、半導體收音機、交響樂、老洋房的樓梯扶手、樹影斑駁的馬路……
1963年，5歲的王家衛離開位於淮海路的上海的家，跟隨父母來到香港，他非常清楚包括他父母在內的“上海人”的心態：
“這一群上海人還是帶著上海的習慣、感覺，他們的世界就是懷舊的世界。”
王家衛孩童時期，便離開故鄉上海來到香港，在他的記憶深處，失去了某些東西，以至於後來在創作的電影中，他一度嘗試尋回那所謂的上海根。
他戲稱自己是上海製造，香港加工出來的。
成人後，他在香港理工學院讀美術設計時，一度瘋狂地迷戀上了攝影。
1980年，王家衛參加了香港無線電視臺的製作培訓班。剛出道當編劇時，他先是在黃百鳴的公司寫劇本，但黃百鳴發現這傢伙從不來上班，也沒交出過作品，就把他給炒了。
失落的王家衛來到陳勳奇的電影公司，不久後又被炒了，原因還是拖稿。
後來加入影之傑，繼續拖稿成性，老闆鄧光榮找他談話，他卻說自己當編劇大材小用：“我能不能當導演？”
這句話換來的不是又一次的炒魷魚，而是他的導演處女作《旺角卡門》。
八十年代末興起的香港電影“新浪潮”運動，湧現了一批深受歐洲影響的導演，其中之一便是王家衛。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對錯位和疏離感的偏愛，源於對香港這座城市的探索和尋根。
彼時大量令人血脈噴張的港片橫空出世，吳宇森的黑幫電影、王晶的賭片、杜琪峰反應人性黑暗的影片，都不乏精彩的打鬥、激烈的槍戰場面。
而此時的王家衛卻反其道而行，用充滿詩意的鏡頭，刻畫一個個百無聊賴的孤獨角色。在這部處女作中，便流露出濃烈的文藝風格。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作為導演，只是試圖在電影中加入一些東西”。
1988年6月，《旺角卡門》在香港上映，口碑票房齊飛，王家衛一夜成名，同時獲選參加1989年戛納電影節“影評人一週”，鄧光榮也跟著狠賺了一把。
這部反英雄情結的黑幫電影，在今天看來也許是最不像王家衛的作品，而他的才華已足夠引人注目。
無可否認，他鮮明的個性，正在遠離香港主流電影。
直到1990年，王家衛才拍出人生的第二部電影《阿飛正傳》，在港片湧動的年代，三年才拍出一部電影，實屬任性。
張國榮、張曼玉、劉嘉玲、劉德華、張學友、梁朝偉......近乎是巨星如雲，王家衛與鄧光榮對此充滿期待。
可結果不遂人意。
當王家衛的《阿飛正傳》與周星馳的《賭俠》迎面相逢，其結果是《賭俠》大賣，《阿飛正傳》慘敗，上映不到兩週便宣告休映，票房只收回了900萬，還不到投資的三分之一。
梁朝偉在片尾的那幾分鐘，本是下一部“阿飛”的彩蛋，但因沒收回本錢，胎死腹中。
可誰知，後來在第十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上，這部電影讓王家衛拿獎拿到手軟，5座金像獎、6座金馬獎，也算是給了鄧光榮些許名聲安慰。
他的戲不是“拍”出來，而是一點點情緒磨出來的。
王家衛60年代傳奇的開端，始於《阿飛正傳》，關鍵時刻在1960年4月16日下午3點前的一分鐘。
晃動的鏡頭、氤氳的環境、瑣碎的敘事方式、喃喃的獨白......王家衛創造了獨具一格的個人風格，記錄了潮溼城市中人們的孤獨與掙扎。
他眼中的城市似乎總是不如它外表看上去那般光鮮亮麗。
當24小時便利店已然成為新時代的愛情規則，1994年王家衛用《重慶森林》來反駁，兩段穿插交錯的愛情故事，凸現了都市生活的偶然性與交錯性。
在王家衛的鏡頭裡，物慾橫流的香港，展露出一種流浪悲涼的氣質，像是時間的無涯荒野。
他讓原本只會唱歌的王菲成就了熒幕上最經典的角色，也讓梁朝偉成為金馬、金像的雙料影帝。
這個藏在墨鏡後面的導演，始終有他的多種面相。
大約沒有哪一部導演的作品，能同王家衛一樣，嵌入記憶的同時，也嵌入了人們的意識與品格。
三年後，他在一個遙遠的，與香港迥異的地方，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開始講述一段兩個男人之間的“春光乍洩”，最終選定張國榮和梁朝偉做故事的主角。
直男梁朝偉誓死不拍同性戀題材的電影，王家衛使出渾身解數，搞了一個假劇本，給他設定了一個喜歡的角色，就這樣將兩人騙到了異國他鄉。
單純的梁朝偉來到阿根廷，才知道一切都是一個“圈套”，角色是和張國榮扮演情侶。
為了使二人全身心投入到電影中，王家衛還將他們的護照扣了下來。
梁朝偉拍曖昧戲放不開，王家衛就在片場放音樂，讓張國榮慢慢帶他入戲，有時一場戲一拍就是一天。
原定兩三個月的拍攝檔期，拖到了半年。
張國榮眼看自己的復出演唱會時間就要到了，十幾萬張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在距離開唱前幾天終於忍不住自掏腰包買了機票回香港。
從喧鬧異國言語的聲音，到獨自面對錄音機無法言說的哽咽，王家衛用盡聲色在顛肺流離的境遇裡，讓人感受到情慾與隔膜的溫度。
裡面最經典的臺詞，莫過於那句：當我站在瀑布前，覺得非常的難過，我總覺得，應該是兩個人站在這裡。
後來，《春光乍洩》讓王家衛首次獲得戛納最佳導演獎；而梁朝偉則是繼《重慶森林》之後，再次獲封金像影帝。
王家衛的一部電影能拍多久？
《阿飛正傳》拍了3年；《2046》拍了5年；《一代宗師》從立項到拍攝完成用了十年，因此引來了“一代失蹤”的戲稱。
拖到最後，《一代宗師》的預算嚴重超支，王家衛不得不抵押了房子。
他說：“我不是拖延，我是仔細，我只是想把中國人的人性美展現給世界看。”
王家衛仔細到每一幀每一秒都做到極致，最終呈現一個最美的民國江湖。
趙本山曾參演《一代宗師》，他在接受採訪時說：“王家衛有一種精神，這種精神在我們外人看來好似‘精神病’，但其實是他對電影的追求，也是任何人不能替代的。”
跟王家衛合作過的編劇都有被他支配的恐懼，因為不管是表演、對白、服裝、音效甚至節奏，都要符合他的要求才行，而且通常是劇情說改就改。
正是對這種電影理念的執著追尋，讓與王家衛合作的諸多大牌紛紛“怨聲載道”，也令其他導演“刮目相看”。
李安曾說：
“我很想像王家衛那樣酷，但我做不到。比如電影拍了幾個月，幾年，然後扔掉膠片，從頭來過；比如演員撂挑子不幹了，那就再找一個演員，拍另外一個結局，然後贏下各種獎項。”
劉德華拍完一場3分鐘的戲份，全場掌聲雷動，該片攝影指導杜可風更是連連驚呼完美，可王家衛只說了一句：重來！
事後他解釋：世界上本就沒有完美的事物，我需要在演員的表演中發現缺陷。
一部電影的長度，他竟可以用掉三部電影的膠片。
一個簡單的鏡頭，王家衛會令張國榮重拍四十七次，連張國榮都不知道這四十七次究竟有什麼不同。
張曼玉曾抱怨過不知在現場該何去何從，心直口快的劉嘉玲也曾當面質問導演：你到底想要什麼？
他所尋找的一個感覺上的點與完美無關，甚至與劇情和表演無關，他僅僅在尋找一種轉瞬即逝的情緒。
王家衛想表達一種感覺，這種感覺也許只有他自己知曉。
在《阿飛正傳》裡，劉嘉玲擦地27次，走近時能明顯感覺她髮絲間那一縷熱氣蒸騰，這就是王家衛想要的效果。
同樣的，梁朝偉一句對白也要演27次，為此張曼玉不得不陪他對戲27次。
王家衛對他說，你看看張曼玉，再看看你自己。
梁朝偉第一次受了打擊，回家哭了好幾天。
劉嘉玲急了，跑去問王家衛：“為什麼要這樣欺負我男朋友？”
也正因為《阿飛正傳》，王家衛把梁朝偉帶入了表演的大門，尤其是片尾的那三分鐘，第一次讓他意識到身體表演的重要性，使他在後來的戲中更加收放自如。
拍《花樣年華》時，王家衛又要不斷“折磨”梁朝偉。
他對他說，這部戲你演的是中年男人周慕雲，不能再走以前的青春路線了，你過了年齡這關就能成為馬龍白蘭度那樣偉大的演員。
梁朝偉最終憑藉這個角色，拿下戛納影帝，是華人演員裡的第一人。
去年6月，梁朝偉和王家衛的公司合作期滿，雙方解約，20載合作落下帷幕，王家衛在微博中這樣寫道：
“多年前，有一位朋友把梁朝偉託付給我們，多年之後我們把樑先生完美得交還給她。一段光榮的歷史，我們不負所托，非常圓滿。”
王家衛仍記得1988年，拍攝電影《旺角卡門》時，他第一次當導演，內心有些慌張。
他給好友張叔平打電話問自己該怎麼導戲，張叔平笑著說：“反正大家也不知道你什麼風格，現場又是你說的算，怎樣舒服怎樣來嘍。”
現在回頭看，這句話，王家衛受用至今。
許多人認為王家衛喜歡戴墨鏡是想要“耍酷”，其實他是因為怕羞，現在已經習慣了很多。他是個感性的人，又怕講錯話，所以寧願不見媒體。
一次做客對談節目中，主持人公開要求王家衛摘下墨鏡，以真面目示人。
在現場觀眾的吶喊下，他沒有輕易就範，以退為進輕輕化解：
“墨鏡可以說是我這麼多年拍電影的一個代價。我一般白天寫劇本，晚上拍戲，眼睛已經習慣了黑暗，如果摘下墨鏡，你們不會看到我的眼睛，只會看到我的眼淚。”
正是因為他的這種個性，導致一份與生俱來的神祕感，令人更想要走近這個男人的電影世界。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
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
《阿飛正傳》的故事始於1962年，終於1962年；《花樣年華》的故事始於1962年，終於1966年。對王家衛而言，六十年代作為一個美好年代的代表，也踏上了消退之途。
正如《花樣年華》臨近結束的字幕上寫的：
那個時代已過去，屬於那個時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九十年代，正是MV普及的風潮時期，後現代成為香港時髦術語的世道。總是戴著墨鏡，一幅酷樣子的王家衛棲身其中，彷彿最適合不過。
時間的針腳走到2004年，王家衛用了五年的時間，在虛構的《2046》世界中，再一次陷入記憶的深淵中。
裡面的主人公延續著旖旎的旗袍，無一不透露著舊上海的風情萬種。
王家衛不過是一個捏著回憶不放手的大男孩。他稱這是對上海人在香港故事的一個終結，以後不會再拍這樣的題材了。
但，他還是食言了。
一個感性藝術家的精神乳母，怎麼說拋開就拋開。
王家衛去年，開始拍攝由滬語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繁花》，並稱影片全程滬語對白。
在香港電影圈裡，王家衛被譽為“時間的詩人”，他的作品往往像詩一樣，零散的片段，獨特的敘事卻故意戳中你的軟肋。
張曼玉曾將王家衛的風格形容為“一個蒼涼的手勢。”
王家衛的時間感覺，令所有歷史感都被抽離，他的人物和故事，彷彿是動都市中的一座孤島，在一個沒有時代實感的時空出現和發生，最後留下一地碎片。
美國影評人理查德·考利斯說王家衛是“世界上最浪漫的電影人。”
是啊，每一個浪漫主義者，骨子裡都是記憶的囚徒。
也許，《花樣年華》片末的字幕已說明了一切：
那些消逝了的歲月，彷彿個這一塊積著灰塵的玻璃，看得到，抓不著。他一直在懷念著過去的一切，如果它能夠衝破那塊積著灰塵的玻璃，他會走回早已消逝的歲月。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2019年7月17日，是他的61歲生日，曾經的花樣年華，轉眼間年逾花甲。
文 | 北方女王
十一年前，李安參加紐約移動影像博物館舉辦的《與王家衛的一夜》，回憶起第一次看王家衛電影的情景：
“我當時還在倒時差，看的時候，有一半的時間睡著了。我聽著那些配樂，看著那些鏡頭，我都不知道我是在做夢，是睡著了，還是在看電影。
我只覺得，那是我看過的、最致幻的電影，像一場精彩的旅行。”
他向來善用詩意而風格濃郁的口吻，隱喻表達獨有的氛圍、孤獨與味道，同時，每一個鏡頭都敘述著更為深刻的藝術意義。
王家衛的光影世界純粹而迷人，他是在用電影寫詩，而不是講故事。
到頭來也不過是一個個飲食男女，任憑自己心底的慾望與情愫瘋長，卻也難以逃脫情慾的泥淖。
他引用法國導演戈達爾的話，來表達自己對電影的理解：
電影是你的第一個夢，也是你的最後一個夢。
李安口中這部“最致幻”的電影正是《阿飛正傳》，王家衛拿下了金像獎及金馬獎最佳導演。彼時的他時年33歲，正享受著這部影片所帶來的榮光。
這時，王家衛的“騷氣人生”才剛剛開始，並有無數個可能。
關於王家衛，許多人關注他的臺詞，關注他那總也摘不下的墨鏡，關注他的拍片速度，卻鮮有人想要了解，這個男人黑色墨鏡背後的真實故事。
1997年，王家衛去戛納領最佳導演獎。
身高1米9的他依舊戴著墨鏡，傲慢地走上領獎臺。你永遠窺不見他墨鏡背後的眼睛，到底在閃爍著怎樣的思想。
屏幕前的畫家陳丹青一看，說：“這不就是個流氓嘛！”
十年後，陳丹青和王家衛一起參加上海電影節，他又補充了一句：“王家衛是流氓加才子，帶著一股江湖氣，既坦然又大氣。”
陳丹青所說的流氓氣和江湖氣，從王家衛看見世界的那一刻，就開始了。
上海，是王家衛的精神故鄉之一，他小時候在那裡長大，以至於後來讓張曼玉換了整整23套旗袍。
他對這座出生之城的情懷逐漸融合在日後的電影作品中。
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反覆地看到旗袍、上海話、半導體收音機、交響樂、老洋房的樓梯扶手、樹影斑駁的馬路……
1963年，5歲的王家衛離開位於淮海路的上海的家，跟隨父母來到香港，他非常清楚包括他父母在內的“上海人”的心態：
“這一群上海人還是帶著上海的習慣、感覺，他們的世界就是懷舊的世界。”
王家衛孩童時期，便離開故鄉上海來到香港，在他的記憶深處，失去了某些東西，以至於後來在創作的電影中，他一度嘗試尋回那所謂的上海根。
他戲稱自己是上海製造，香港加工出來的。
成人後，他在香港理工學院讀美術設計時，一度瘋狂地迷戀上了攝影。
1980年，王家衛參加了香港無線電視臺的製作培訓班。剛出道當編劇時，他先是在黃百鳴的公司寫劇本，但黃百鳴發現這傢伙從不來上班，也沒交出過作品，就把他給炒了。
失落的王家衛來到陳勳奇的電影公司，不久後又被炒了，原因還是拖稿。
後來加入影之傑，繼續拖稿成性，老闆鄧光榮找他談話，他卻說自己當編劇大材小用：“我能不能當導演？”
這句話換來的不是又一次的炒魷魚，而是他的導演處女作《旺角卡門》。
八十年代末興起的香港電影“新浪潮”運動，湧現了一批深受歐洲影響的導演，其中之一便是王家衛。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對錯位和疏離感的偏愛，源於對香港這座城市的探索和尋根。
彼時大量令人血脈噴張的港片橫空出世，吳宇森的黑幫電影、王晶的賭片、杜琪峰反應人性黑暗的影片，都不乏精彩的打鬥、激烈的槍戰場面。
而此時的王家衛卻反其道而行，用充滿詩意的鏡頭，刻畫一個個百無聊賴的孤獨角色。在這部處女作中，便流露出濃烈的文藝風格。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作為導演，只是試圖在電影中加入一些東西”。
1988年6月，《旺角卡門》在香港上映，口碑票房齊飛，王家衛一夜成名，同時獲選參加1989年戛納電影節“影評人一週”，鄧光榮也跟著狠賺了一把。
這部反英雄情結的黑幫電影，在今天看來也許是最不像王家衛的作品，而他的才華已足夠引人注目。
無可否認，他鮮明的個性，正在遠離香港主流電影。
直到1990年，王家衛才拍出人生的第二部電影《阿飛正傳》，在港片湧動的年代，三年才拍出一部電影，實屬任性。
張國榮、張曼玉、劉嘉玲、劉德華、張學友、梁朝偉......近乎是巨星如雲，王家衛與鄧光榮對此充滿期待。
可結果不遂人意。
當王家衛的《阿飛正傳》與周星馳的《賭俠》迎面相逢，其結果是《賭俠》大賣，《阿飛正傳》慘敗，上映不到兩週便宣告休映，票房只收回了900萬，還不到投資的三分之一。
梁朝偉在片尾的那幾分鐘，本是下一部“阿飛”的彩蛋，但因沒收回本錢，胎死腹中。
可誰知，後來在第十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上，這部電影讓王家衛拿獎拿到手軟，5座金像獎、6座金馬獎，也算是給了鄧光榮些許名聲安慰。
他的戲不是“拍”出來，而是一點點情緒磨出來的。
王家衛60年代傳奇的開端，始於《阿飛正傳》，關鍵時刻在1960年4月16日下午3點前的一分鐘。
晃動的鏡頭、氤氳的環境、瑣碎的敘事方式、喃喃的獨白......王家衛創造了獨具一格的個人風格，記錄了潮溼城市中人們的孤獨與掙扎。
他眼中的城市似乎總是不如它外表看上去那般光鮮亮麗。
當24小時便利店已然成為新時代的愛情規則，1994年王家衛用《重慶森林》來反駁，兩段穿插交錯的愛情故事，凸現了都市生活的偶然性與交錯性。
在王家衛的鏡頭裡，物慾橫流的香港，展露出一種流浪悲涼的氣質，像是時間的無涯荒野。
他讓原本只會唱歌的王菲成就了熒幕上最經典的角色，也讓梁朝偉成為金馬、金像的雙料影帝。
這個藏在墨鏡後面的導演，始終有他的多種面相。
大約沒有哪一部導演的作品，能同王家衛一樣，嵌入記憶的同時，也嵌入了人們的意識與品格。
三年後，他在一個遙遠的，與香港迥異的地方，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開始講述一段兩個男人之間的“春光乍洩”，最終選定張國榮和梁朝偉做故事的主角。
直男梁朝偉誓死不拍同性戀題材的電影，王家衛使出渾身解數，搞了一個假劇本，給他設定了一個喜歡的角色，就這樣將兩人騙到了異國他鄉。
單純的梁朝偉來到阿根廷，才知道一切都是一個“圈套”，角色是和張國榮扮演情侶。
為了使二人全身心投入到電影中，王家衛還將他們的護照扣了下來。
梁朝偉拍曖昧戲放不開，王家衛就在片場放音樂，讓張國榮慢慢帶他入戲，有時一場戲一拍就是一天。
原定兩三個月的拍攝檔期，拖到了半年。
張國榮眼看自己的復出演唱會時間就要到了，十幾萬張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在距離開唱前幾天終於忍不住自掏腰包買了機票回香港。
從喧鬧異國言語的聲音，到獨自面對錄音機無法言說的哽咽，王家衛用盡聲色在顛肺流離的境遇裡，讓人感受到情慾與隔膜的溫度。
裡面最經典的臺詞，莫過於那句：當我站在瀑布前，覺得非常的難過，我總覺得，應該是兩個人站在這裡。
後來，《春光乍洩》讓王家衛首次獲得戛納最佳導演獎；而梁朝偉則是繼《重慶森林》之後，再次獲封金像影帝。
王家衛的一部電影能拍多久？
《阿飛正傳》拍了3年；《2046》拍了5年；《一代宗師》從立項到拍攝完成用了十年，因此引來了“一代失蹤”的戲稱。
拖到最後，《一代宗師》的預算嚴重超支，王家衛不得不抵押了房子。
他說：“我不是拖延，我是仔細，我只是想把中國人的人性美展現給世界看。”
王家衛仔細到每一幀每一秒都做到極致，最終呈現一個最美的民國江湖。
趙本山曾參演《一代宗師》，他在接受採訪時說：“王家衛有一種精神，這種精神在我們外人看來好似‘精神病’，但其實是他對電影的追求，也是任何人不能替代的。”
跟王家衛合作過的編劇都有被他支配的恐懼，因為不管是表演、對白、服裝、音效甚至節奏，都要符合他的要求才行，而且通常是劇情說改就改。
正是對這種電影理念的執著追尋，讓與王家衛合作的諸多大牌紛紛“怨聲載道”，也令其他導演“刮目相看”。
李安曾說：
“我很想像王家衛那樣酷，但我做不到。比如電影拍了幾個月，幾年，然後扔掉膠片，從頭來過；比如演員撂挑子不幹了，那就再找一個演員，拍另外一個結局，然後贏下各種獎項。”
劉德華拍完一場3分鐘的戲份，全場掌聲雷動，該片攝影指導杜可風更是連連驚呼完美，可王家衛只說了一句：重來！
事後他解釋：世界上本就沒有完美的事物，我需要在演員的表演中發現缺陷。
一部電影的長度，他竟可以用掉三部電影的膠片。
一個簡單的鏡頭，王家衛會令張國榮重拍四十七次，連張國榮都不知道這四十七次究竟有什麼不同。
張曼玉曾抱怨過不知在現場該何去何從，心直口快的劉嘉玲也曾當面質問導演：你到底想要什麼？
他所尋找的一個感覺上的點與完美無關，甚至與劇情和表演無關，他僅僅在尋找一種轉瞬即逝的情緒。
王家衛想表達一種感覺，這種感覺也許只有他自己知曉。
在《阿飛正傳》裡，劉嘉玲擦地27次，走近時能明顯感覺她髮絲間那一縷熱氣蒸騰，這就是王家衛想要的效果。
同樣的，梁朝偉一句對白也要演27次，為此張曼玉不得不陪他對戲27次。
王家衛對他說，你看看張曼玉，再看看你自己。
梁朝偉第一次受了打擊，回家哭了好幾天。
劉嘉玲急了，跑去問王家衛：“為什麼要這樣欺負我男朋友？”
也正因為《阿飛正傳》，王家衛把梁朝偉帶入了表演的大門，尤其是片尾的那三分鐘，第一次讓他意識到身體表演的重要性，使他在後來的戲中更加收放自如。
拍《花樣年華》時，王家衛又要不斷“折磨”梁朝偉。
他對他說，這部戲你演的是中年男人周慕雲，不能再走以前的青春路線了，你過了年齡這關就能成為馬龍白蘭度那樣偉大的演員。
梁朝偉最終憑藉這個角色，拿下戛納影帝，是華人演員裡的第一人。
去年6月，梁朝偉和王家衛的公司合作期滿，雙方解約，20載合作落下帷幕，王家衛在微博中這樣寫道：
“多年前，有一位朋友把梁朝偉託付給我們，多年之後我們把樑先生完美得交還給她。一段光榮的歷史，我們不負所托，非常圓滿。”
王家衛仍記得1988年，拍攝電影《旺角卡門》時，他第一次當導演，內心有些慌張。
他給好友張叔平打電話問自己該怎麼導戲，張叔平笑著說：“反正大家也不知道你什麼風格，現場又是你說的算，怎樣舒服怎樣來嘍。”
現在回頭看，這句話，王家衛受用至今。
許多人認為王家衛喜歡戴墨鏡是想要“耍酷”，其實他是因為怕羞，現在已經習慣了很多。他是個感性的人，又怕講錯話，所以寧願不見媒體。
一次做客對談節目中，主持人公開要求王家衛摘下墨鏡，以真面目示人。
在現場觀眾的吶喊下，他沒有輕易就範，以退為進輕輕化解：
“墨鏡可以說是我這麼多年拍電影的一個代價。我一般白天寫劇本，晚上拍戲，眼睛已經習慣了黑暗，如果摘下墨鏡，你們不會看到我的眼睛，只會看到我的眼淚。”
正是因為他的這種個性，導致一份與生俱來的神祕感，令人更想要走近這個男人的電影世界。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
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
《阿飛正傳》的故事始於1962年，終於1962年；《花樣年華》的故事始於1962年，終於1966年。對王家衛而言，六十年代作為一個美好年代的代表，也踏上了消退之途。
正如《花樣年華》臨近結束的字幕上寫的：
那個時代已過去，屬於那個時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九十年代，正是MV普及的風潮時期，後現代成為香港時髦術語的世道。總是戴著墨鏡，一幅酷樣子的王家衛棲身其中，彷彿最適合不過。
時間的針腳走到2004年，王家衛用了五年的時間，在虛構的《2046》世界中，再一次陷入記憶的深淵中。
裡面的主人公延續著旖旎的旗袍，無一不透露著舊上海的風情萬種。
王家衛不過是一個捏著回憶不放手的大男孩。他稱這是對上海人在香港故事的一個終結，以後不會再拍這樣的題材了。
但，他還是食言了。
一個感性藝術家的精神乳母，怎麼說拋開就拋開。
王家衛去年，開始拍攝由滬語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繁花》，並稱影片全程滬語對白。
在香港電影圈裡，王家衛被譽為“時間的詩人”，他的作品往往像詩一樣，零散的片段，獨特的敘事卻故意戳中你的軟肋。
張曼玉曾將王家衛的風格形容為“一個蒼涼的手勢。”
王家衛的時間感覺，令所有歷史感都被抽離，他的人物和故事，彷彿是動都市中的一座孤島，在一個沒有時代實感的時空出現和發生，最後留下一地碎片。
美國影評人理查德·考利斯說王家衛是“世界上最浪漫的電影人。”
是啊，每一個浪漫主義者，骨子裡都是記憶的囚徒。
也許，《花樣年華》片末的字幕已說明了一切：
那些消逝了的歲月，彷彿個這一塊積著灰塵的玻璃，看得到，抓不著。他一直在懷念著過去的一切，如果它能夠衝破那塊積著灰塵的玻璃，他會走回早已消逝的歲月。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2019年7月17日，是他的61歲生日，曾經的花樣年華，轉眼間年逾花甲。
文 | 北方女王
十一年前，李安參加紐約移動影像博物館舉辦的《與王家衛的一夜》，回憶起第一次看王家衛電影的情景：
“我當時還在倒時差，看的時候，有一半的時間睡著了。我聽著那些配樂，看著那些鏡頭，我都不知道我是在做夢，是睡著了，還是在看電影。
我只覺得，那是我看過的、最致幻的電影，像一場精彩的旅行。”
他向來善用詩意而風格濃郁的口吻，隱喻表達獨有的氛圍、孤獨與味道，同時，每一個鏡頭都敘述著更為深刻的藝術意義。
王家衛的光影世界純粹而迷人，他是在用電影寫詩，而不是講故事。
到頭來也不過是一個個飲食男女，任憑自己心底的慾望與情愫瘋長，卻也難以逃脫情慾的泥淖。
他引用法國導演戈達爾的話，來表達自己對電影的理解：
電影是你的第一個夢，也是你的最後一個夢。
李安口中這部“最致幻”的電影正是《阿飛正傳》，王家衛拿下了金像獎及金馬獎最佳導演。彼時的他時年33歲，正享受著這部影片所帶來的榮光。
這時，王家衛的“騷氣人生”才剛剛開始，並有無數個可能。
關於王家衛，許多人關注他的臺詞，關注他那總也摘不下的墨鏡，關注他的拍片速度，卻鮮有人想要了解，這個男人黑色墨鏡背後的真實故事。
1997年，王家衛去戛納領最佳導演獎。
身高1米9的他依舊戴著墨鏡，傲慢地走上領獎臺。你永遠窺不見他墨鏡背後的眼睛，到底在閃爍著怎樣的思想。
屏幕前的畫家陳丹青一看，說：“這不就是個流氓嘛！”
十年後，陳丹青和王家衛一起參加上海電影節，他又補充了一句：“王家衛是流氓加才子，帶著一股江湖氣，既坦然又大氣。”
陳丹青所說的流氓氣和江湖氣，從王家衛看見世界的那一刻，就開始了。
上海，是王家衛的精神故鄉之一，他小時候在那裡長大，以至於後來讓張曼玉換了整整23套旗袍。
他對這座出生之城的情懷逐漸融合在日後的電影作品中。
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反覆地看到旗袍、上海話、半導體收音機、交響樂、老洋房的樓梯扶手、樹影斑駁的馬路……
1963年，5歲的王家衛離開位於淮海路的上海的家，跟隨父母來到香港，他非常清楚包括他父母在內的“上海人”的心態：
“這一群上海人還是帶著上海的習慣、感覺，他們的世界就是懷舊的世界。”
王家衛孩童時期，便離開故鄉上海來到香港，在他的記憶深處，失去了某些東西，以至於後來在創作的電影中，他一度嘗試尋回那所謂的上海根。
他戲稱自己是上海製造，香港加工出來的。
成人後，他在香港理工學院讀美術設計時，一度瘋狂地迷戀上了攝影。
1980年，王家衛參加了香港無線電視臺的製作培訓班。剛出道當編劇時，他先是在黃百鳴的公司寫劇本，但黃百鳴發現這傢伙從不來上班，也沒交出過作品，就把他給炒了。
失落的王家衛來到陳勳奇的電影公司，不久後又被炒了，原因還是拖稿。
後來加入影之傑，繼續拖稿成性，老闆鄧光榮找他談話，他卻說自己當編劇大材小用：“我能不能當導演？”
這句話換來的不是又一次的炒魷魚，而是他的導演處女作《旺角卡門》。
八十年代末興起的香港電影“新浪潮”運動，湧現了一批深受歐洲影響的導演，其中之一便是王家衛。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對錯位和疏離感的偏愛，源於對香港這座城市的探索和尋根。
彼時大量令人血脈噴張的港片橫空出世，吳宇森的黑幫電影、王晶的賭片、杜琪峰反應人性黑暗的影片，都不乏精彩的打鬥、激烈的槍戰場面。
而此時的王家衛卻反其道而行，用充滿詩意的鏡頭，刻畫一個個百無聊賴的孤獨角色。在這部處女作中，便流露出濃烈的文藝風格。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作為導演，只是試圖在電影中加入一些東西”。
1988年6月，《旺角卡門》在香港上映，口碑票房齊飛，王家衛一夜成名，同時獲選參加1989年戛納電影節“影評人一週”，鄧光榮也跟著狠賺了一把。
這部反英雄情結的黑幫電影，在今天看來也許是最不像王家衛的作品，而他的才華已足夠引人注目。
無可否認，他鮮明的個性，正在遠離香港主流電影。
直到1990年，王家衛才拍出人生的第二部電影《阿飛正傳》，在港片湧動的年代，三年才拍出一部電影，實屬任性。
張國榮、張曼玉、劉嘉玲、劉德華、張學友、梁朝偉......近乎是巨星如雲，王家衛與鄧光榮對此充滿期待。
可結果不遂人意。
當王家衛的《阿飛正傳》與周星馳的《賭俠》迎面相逢，其結果是《賭俠》大賣，《阿飛正傳》慘敗，上映不到兩週便宣告休映，票房只收回了900萬，還不到投資的三分之一。
梁朝偉在片尾的那幾分鐘，本是下一部“阿飛”的彩蛋，但因沒收回本錢，胎死腹中。
可誰知，後來在第十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上，這部電影讓王家衛拿獎拿到手軟，5座金像獎、6座金馬獎，也算是給了鄧光榮些許名聲安慰。
他的戲不是“拍”出來，而是一點點情緒磨出來的。
王家衛60年代傳奇的開端，始於《阿飛正傳》，關鍵時刻在1960年4月16日下午3點前的一分鐘。
晃動的鏡頭、氤氳的環境、瑣碎的敘事方式、喃喃的獨白......王家衛創造了獨具一格的個人風格，記錄了潮溼城市中人們的孤獨與掙扎。
他眼中的城市似乎總是不如它外表看上去那般光鮮亮麗。
當24小時便利店已然成為新時代的愛情規則，1994年王家衛用《重慶森林》來反駁，兩段穿插交錯的愛情故事，凸現了都市生活的偶然性與交錯性。
在王家衛的鏡頭裡，物慾橫流的香港，展露出一種流浪悲涼的氣質，像是時間的無涯荒野。
他讓原本只會唱歌的王菲成就了熒幕上最經典的角色，也讓梁朝偉成為金馬、金像的雙料影帝。
這個藏在墨鏡後面的導演，始終有他的多種面相。
大約沒有哪一部導演的作品，能同王家衛一樣，嵌入記憶的同時，也嵌入了人們的意識與品格。
三年後，他在一個遙遠的，與香港迥異的地方，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開始講述一段兩個男人之間的“春光乍洩”，最終選定張國榮和梁朝偉做故事的主角。
直男梁朝偉誓死不拍同性戀題材的電影，王家衛使出渾身解數，搞了一個假劇本，給他設定了一個喜歡的角色，就這樣將兩人騙到了異國他鄉。
單純的梁朝偉來到阿根廷，才知道一切都是一個“圈套”，角色是和張國榮扮演情侶。
為了使二人全身心投入到電影中，王家衛還將他們的護照扣了下來。
梁朝偉拍曖昧戲放不開，王家衛就在片場放音樂，讓張國榮慢慢帶他入戲，有時一場戲一拍就是一天。
原定兩三個月的拍攝檔期，拖到了半年。
張國榮眼看自己的復出演唱會時間就要到了，十幾萬張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在距離開唱前幾天終於忍不住自掏腰包買了機票回香港。
從喧鬧異國言語的聲音，到獨自面對錄音機無法言說的哽咽，王家衛用盡聲色在顛肺流離的境遇裡，讓人感受到情慾與隔膜的溫度。
裡面最經典的臺詞，莫過於那句：當我站在瀑布前，覺得非常的難過，我總覺得，應該是兩個人站在這裡。
後來，《春光乍洩》讓王家衛首次獲得戛納最佳導演獎；而梁朝偉則是繼《重慶森林》之後，再次獲封金像影帝。
王家衛的一部電影能拍多久？
《阿飛正傳》拍了3年；《2046》拍了5年；《一代宗師》從立項到拍攝完成用了十年，因此引來了“一代失蹤”的戲稱。
拖到最後，《一代宗師》的預算嚴重超支，王家衛不得不抵押了房子。
他說：“我不是拖延，我是仔細，我只是想把中國人的人性美展現給世界看。”
王家衛仔細到每一幀每一秒都做到極致，最終呈現一個最美的民國江湖。
趙本山曾參演《一代宗師》，他在接受採訪時說：“王家衛有一種精神，這種精神在我們外人看來好似‘精神病’，但其實是他對電影的追求，也是任何人不能替代的。”
跟王家衛合作過的編劇都有被他支配的恐懼，因為不管是表演、對白、服裝、音效甚至節奏，都要符合他的要求才行，而且通常是劇情說改就改。
正是對這種電影理念的執著追尋，讓與王家衛合作的諸多大牌紛紛“怨聲載道”，也令其他導演“刮目相看”。
李安曾說：
“我很想像王家衛那樣酷，但我做不到。比如電影拍了幾個月，幾年，然後扔掉膠片，從頭來過；比如演員撂挑子不幹了，那就再找一個演員，拍另外一個結局，然後贏下各種獎項。”
劉德華拍完一場3分鐘的戲份，全場掌聲雷動，該片攝影指導杜可風更是連連驚呼完美，可王家衛只說了一句：重來！
事後他解釋：世界上本就沒有完美的事物，我需要在演員的表演中發現缺陷。
一部電影的長度，他竟可以用掉三部電影的膠片。
一個簡單的鏡頭，王家衛會令張國榮重拍四十七次，連張國榮都不知道這四十七次究竟有什麼不同。
張曼玉曾抱怨過不知在現場該何去何從，心直口快的劉嘉玲也曾當面質問導演：你到底想要什麼？
他所尋找的一個感覺上的點與完美無關，甚至與劇情和表演無關，他僅僅在尋找一種轉瞬即逝的情緒。
王家衛想表達一種感覺，這種感覺也許只有他自己知曉。
在《阿飛正傳》裡，劉嘉玲擦地27次，走近時能明顯感覺她髮絲間那一縷熱氣蒸騰，這就是王家衛想要的效果。
同樣的，梁朝偉一句對白也要演27次，為此張曼玉不得不陪他對戲27次。
王家衛對他說，你看看張曼玉，再看看你自己。
梁朝偉第一次受了打擊，回家哭了好幾天。
劉嘉玲急了，跑去問王家衛：“為什麼要這樣欺負我男朋友？”
也正因為《阿飛正傳》，王家衛把梁朝偉帶入了表演的大門，尤其是片尾的那三分鐘，第一次讓他意識到身體表演的重要性，使他在後來的戲中更加收放自如。
拍《花樣年華》時，王家衛又要不斷“折磨”梁朝偉。
他對他說，這部戲你演的是中年男人周慕雲，不能再走以前的青春路線了，你過了年齡這關就能成為馬龍白蘭度那樣偉大的演員。
梁朝偉最終憑藉這個角色，拿下戛納影帝，是華人演員裡的第一人。
去年6月，梁朝偉和王家衛的公司合作期滿，雙方解約，20載合作落下帷幕，王家衛在微博中這樣寫道：
“多年前，有一位朋友把梁朝偉託付給我們，多年之後我們把樑先生完美得交還給她。一段光榮的歷史，我們不負所托，非常圓滿。”
王家衛仍記得1988年，拍攝電影《旺角卡門》時，他第一次當導演，內心有些慌張。
他給好友張叔平打電話問自己該怎麼導戲，張叔平笑著說：“反正大家也不知道你什麼風格，現場又是你說的算，怎樣舒服怎樣來嘍。”
現在回頭看，這句話，王家衛受用至今。
許多人認為王家衛喜歡戴墨鏡是想要“耍酷”，其實他是因為怕羞，現在已經習慣了很多。他是個感性的人，又怕講錯話，所以寧願不見媒體。
一次做客對談節目中，主持人公開要求王家衛摘下墨鏡，以真面目示人。
在現場觀眾的吶喊下，他沒有輕易就範，以退為進輕輕化解：
“墨鏡可以說是我這麼多年拍電影的一個代價。我一般白天寫劇本，晚上拍戲，眼睛已經習慣了黑暗，如果摘下墨鏡，你們不會看到我的眼睛，只會看到我的眼淚。”
正是因為他的這種個性，導致一份與生俱來的神祕感，令人更想要走近這個男人的電影世界。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
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
《阿飛正傳》的故事始於1962年，終於1962年；《花樣年華》的故事始於1962年，終於1966年。對王家衛而言，六十年代作為一個美好年代的代表，也踏上了消退之途。
正如《花樣年華》臨近結束的字幕上寫的：
那個時代已過去，屬於那個時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九十年代，正是MV普及的風潮時期，後現代成為香港時髦術語的世道。總是戴著墨鏡，一幅酷樣子的王家衛棲身其中，彷彿最適合不過。
時間的針腳走到2004年，王家衛用了五年的時間，在虛構的《2046》世界中，再一次陷入記憶的深淵中。
裡面的主人公延續著旖旎的旗袍，無一不透露著舊上海的風情萬種。
王家衛不過是一個捏著回憶不放手的大男孩。他稱這是對上海人在香港故事的一個終結，以後不會再拍這樣的題材了。
但，他還是食言了。
一個感性藝術家的精神乳母，怎麼說拋開就拋開。
王家衛去年，開始拍攝由滬語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繁花》，並稱影片全程滬語對白。
在香港電影圈裡，王家衛被譽為“時間的詩人”，他的作品往往像詩一樣，零散的片段，獨特的敘事卻故意戳中你的軟肋。
張曼玉曾將王家衛的風格形容為“一個蒼涼的手勢。”
王家衛的時間感覺，令所有歷史感都被抽離，他的人物和故事，彷彿是動都市中的一座孤島，在一個沒有時代實感的時空出現和發生，最後留下一地碎片。
美國影評人理查德·考利斯說王家衛是“世界上最浪漫的電影人。”
是啊，每一個浪漫主義者，骨子裡都是記憶的囚徒。
也許，《花樣年華》片末的字幕已說明了一切：
那些消逝了的歲月，彷彿個這一塊積著灰塵的玻璃，看得到，抓不著。他一直在懷念著過去的一切，如果它能夠衝破那塊積著灰塵的玻璃，他會走回早已消逝的歲月。
王家衛沉浸於懷舊與前衛之中，他似乎就是那個被命運的車輪推著向前行走，又是隔著玻璃窗不停回望的那個人。
他的電影故事其實並不像外界所傳的如此“難懂”，一切都只不過是對一個時代的懷念，一個時間點的探索。
事實上，他自己曾說過：“我拍電影就是想把我做孩子時的喜悅、傷心、失落帶給觀眾。”
2019年7月17日，王家衛這個“騷氣”的男人，61歲了。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2019年7月17日，是他的61歲生日，曾經的花樣年華，轉眼間年逾花甲。
文 | 北方女王
十一年前，李安參加紐約移動影像博物館舉辦的《與王家衛的一夜》，回憶起第一次看王家衛電影的情景：
“我當時還在倒時差，看的時候，有一半的時間睡著了。我聽著那些配樂，看著那些鏡頭，我都不知道我是在做夢，是睡著了，還是在看電影。
我只覺得，那是我看過的、最致幻的電影，像一場精彩的旅行。”
他向來善用詩意而風格濃郁的口吻，隱喻表達獨有的氛圍、孤獨與味道，同時，每一個鏡頭都敘述著更為深刻的藝術意義。
王家衛的光影世界純粹而迷人，他是在用電影寫詩，而不是講故事。
到頭來也不過是一個個飲食男女，任憑自己心底的慾望與情愫瘋長，卻也難以逃脫情慾的泥淖。
他引用法國導演戈達爾的話，來表達自己對電影的理解：
電影是你的第一個夢，也是你的最後一個夢。
李安口中這部“最致幻”的電影正是《阿飛正傳》，王家衛拿下了金像獎及金馬獎最佳導演。彼時的他時年33歲，正享受著這部影片所帶來的榮光。
這時，王家衛的“騷氣人生”才剛剛開始，並有無數個可能。
關於王家衛，許多人關注他的臺詞，關注他那總也摘不下的墨鏡，關注他的拍片速度，卻鮮有人想要了解，這個男人黑色墨鏡背後的真實故事。
1997年，王家衛去戛納領最佳導演獎。
身高1米9的他依舊戴著墨鏡，傲慢地走上領獎臺。你永遠窺不見他墨鏡背後的眼睛，到底在閃爍著怎樣的思想。
屏幕前的畫家陳丹青一看，說：“這不就是個流氓嘛！”
十年後，陳丹青和王家衛一起參加上海電影節，他又補充了一句：“王家衛是流氓加才子，帶著一股江湖氣，既坦然又大氣。”
陳丹青所說的流氓氣和江湖氣，從王家衛看見世界的那一刻，就開始了。
上海，是王家衛的精神故鄉之一，他小時候在那裡長大，以至於後來讓張曼玉換了整整23套旗袍。
他對這座出生之城的情懷逐漸融合在日後的電影作品中。
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反覆地看到旗袍、上海話、半導體收音機、交響樂、老洋房的樓梯扶手、樹影斑駁的馬路……
1963年，5歲的王家衛離開位於淮海路的上海的家，跟隨父母來到香港，他非常清楚包括他父母在內的“上海人”的心態：
“這一群上海人還是帶著上海的習慣、感覺，他們的世界就是懷舊的世界。”
王家衛孩童時期，便離開故鄉上海來到香港，在他的記憶深處，失去了某些東西，以至於後來在創作的電影中，他一度嘗試尋回那所謂的上海根。
他戲稱自己是上海製造，香港加工出來的。
成人後，他在香港理工學院讀美術設計時，一度瘋狂地迷戀上了攝影。
1980年，王家衛參加了香港無線電視臺的製作培訓班。剛出道當編劇時，他先是在黃百鳴的公司寫劇本，但黃百鳴發現這傢伙從不來上班，也沒交出過作品，就把他給炒了。
失落的王家衛來到陳勳奇的電影公司，不久後又被炒了，原因還是拖稿。
後來加入影之傑，繼續拖稿成性，老闆鄧光榮找他談話，他卻說自己當編劇大材小用：“我能不能當導演？”
這句話換來的不是又一次的炒魷魚，而是他的導演處女作《旺角卡門》。
八十年代末興起的香港電影“新浪潮”運動，湧現了一批深受歐洲影響的導演，其中之一便是王家衛。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對錯位和疏離感的偏愛，源於對香港這座城市的探索和尋根。
彼時大量令人血脈噴張的港片橫空出世，吳宇森的黑幫電影、王晶的賭片、杜琪峰反應人性黑暗的影片，都不乏精彩的打鬥、激烈的槍戰場面。
而此時的王家衛卻反其道而行，用充滿詩意的鏡頭，刻畫一個個百無聊賴的孤獨角色。在這部處女作中，便流露出濃烈的文藝風格。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作為導演，只是試圖在電影中加入一些東西”。
1988年6月，《旺角卡門》在香港上映，口碑票房齊飛，王家衛一夜成名，同時獲選參加1989年戛納電影節“影評人一週”，鄧光榮也跟著狠賺了一把。
這部反英雄情結的黑幫電影，在今天看來也許是最不像王家衛的作品，而他的才華已足夠引人注目。
無可否認，他鮮明的個性，正在遠離香港主流電影。
直到1990年，王家衛才拍出人生的第二部電影《阿飛正傳》，在港片湧動的年代，三年才拍出一部電影，實屬任性。
張國榮、張曼玉、劉嘉玲、劉德華、張學友、梁朝偉......近乎是巨星如雲，王家衛與鄧光榮對此充滿期待。
可結果不遂人意。
當王家衛的《阿飛正傳》與周星馳的《賭俠》迎面相逢，其結果是《賭俠》大賣，《阿飛正傳》慘敗，上映不到兩週便宣告休映，票房只收回了900萬，還不到投資的三分之一。
梁朝偉在片尾的那幾分鐘，本是下一部“阿飛”的彩蛋，但因沒收回本錢，胎死腹中。
可誰知，後來在第十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上，這部電影讓王家衛拿獎拿到手軟，5座金像獎、6座金馬獎，也算是給了鄧光榮些許名聲安慰。
他的戲不是“拍”出來，而是一點點情緒磨出來的。
王家衛60年代傳奇的開端，始於《阿飛正傳》，關鍵時刻在1960年4月16日下午3點前的一分鐘。
晃動的鏡頭、氤氳的環境、瑣碎的敘事方式、喃喃的獨白......王家衛創造了獨具一格的個人風格，記錄了潮溼城市中人們的孤獨與掙扎。
他眼中的城市似乎總是不如它外表看上去那般光鮮亮麗。
當24小時便利店已然成為新時代的愛情規則，1994年王家衛用《重慶森林》來反駁，兩段穿插交錯的愛情故事，凸現了都市生活的偶然性與交錯性。
在王家衛的鏡頭裡，物慾橫流的香港，展露出一種流浪悲涼的氣質，像是時間的無涯荒野。
他讓原本只會唱歌的王菲成就了熒幕上最經典的角色，也讓梁朝偉成為金馬、金像的雙料影帝。
這個藏在墨鏡後面的導演，始終有他的多種面相。
大約沒有哪一部導演的作品，能同王家衛一樣，嵌入記憶的同時，也嵌入了人們的意識與品格。
三年後，他在一個遙遠的，與香港迥異的地方，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開始講述一段兩個男人之間的“春光乍洩”，最終選定張國榮和梁朝偉做故事的主角。
直男梁朝偉誓死不拍同性戀題材的電影，王家衛使出渾身解數，搞了一個假劇本，給他設定了一個喜歡的角色，就這樣將兩人騙到了異國他鄉。
單純的梁朝偉來到阿根廷，才知道一切都是一個“圈套”，角色是和張國榮扮演情侶。
為了使二人全身心投入到電影中，王家衛還將他們的護照扣了下來。
梁朝偉拍曖昧戲放不開，王家衛就在片場放音樂，讓張國榮慢慢帶他入戲，有時一場戲一拍就是一天。
原定兩三個月的拍攝檔期，拖到了半年。
張國榮眼看自己的復出演唱會時間就要到了，十幾萬張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在距離開唱前幾天終於忍不住自掏腰包買了機票回香港。
從喧鬧異國言語的聲音，到獨自面對錄音機無法言說的哽咽，王家衛用盡聲色在顛肺流離的境遇裡，讓人感受到情慾與隔膜的溫度。
裡面最經典的臺詞，莫過於那句：當我站在瀑布前，覺得非常的難過，我總覺得，應該是兩個人站在這裡。
後來，《春光乍洩》讓王家衛首次獲得戛納最佳導演獎；而梁朝偉則是繼《重慶森林》之後，再次獲封金像影帝。
王家衛的一部電影能拍多久？
《阿飛正傳》拍了3年；《2046》拍了5年；《一代宗師》從立項到拍攝完成用了十年，因此引來了“一代失蹤”的戲稱。
拖到最後，《一代宗師》的預算嚴重超支，王家衛不得不抵押了房子。
他說：“我不是拖延，我是仔細，我只是想把中國人的人性美展現給世界看。”
王家衛仔細到每一幀每一秒都做到極致，最終呈現一個最美的民國江湖。
趙本山曾參演《一代宗師》，他在接受採訪時說：“王家衛有一種精神，這種精神在我們外人看來好似‘精神病’，但其實是他對電影的追求，也是任何人不能替代的。”
跟王家衛合作過的編劇都有被他支配的恐懼，因為不管是表演、對白、服裝、音效甚至節奏，都要符合他的要求才行，而且通常是劇情說改就改。
正是對這種電影理念的執著追尋，讓與王家衛合作的諸多大牌紛紛“怨聲載道”，也令其他導演“刮目相看”。
李安曾說：
“我很想像王家衛那樣酷，但我做不到。比如電影拍了幾個月，幾年，然後扔掉膠片，從頭來過；比如演員撂挑子不幹了，那就再找一個演員，拍另外一個結局，然後贏下各種獎項。”
劉德華拍完一場3分鐘的戲份，全場掌聲雷動，該片攝影指導杜可風更是連連驚呼完美，可王家衛只說了一句：重來！
事後他解釋：世界上本就沒有完美的事物，我需要在演員的表演中發現缺陷。
一部電影的長度，他竟可以用掉三部電影的膠片。
一個簡單的鏡頭，王家衛會令張國榮重拍四十七次，連張國榮都不知道這四十七次究竟有什麼不同。
張曼玉曾抱怨過不知在現場該何去何從，心直口快的劉嘉玲也曾當面質問導演：你到底想要什麼？
他所尋找的一個感覺上的點與完美無關，甚至與劇情和表演無關，他僅僅在尋找一種轉瞬即逝的情緒。
王家衛想表達一種感覺，這種感覺也許只有他自己知曉。
在《阿飛正傳》裡，劉嘉玲擦地27次，走近時能明顯感覺她髮絲間那一縷熱氣蒸騰，這就是王家衛想要的效果。
同樣的，梁朝偉一句對白也要演27次，為此張曼玉不得不陪他對戲27次。
王家衛對他說，你看看張曼玉，再看看你自己。
梁朝偉第一次受了打擊，回家哭了好幾天。
劉嘉玲急了，跑去問王家衛：“為什麼要這樣欺負我男朋友？”
也正因為《阿飛正傳》，王家衛把梁朝偉帶入了表演的大門，尤其是片尾的那三分鐘，第一次讓他意識到身體表演的重要性，使他在後來的戲中更加收放自如。
拍《花樣年華》時，王家衛又要不斷“折磨”梁朝偉。
他對他說，這部戲你演的是中年男人周慕雲，不能再走以前的青春路線了，你過了年齡這關就能成為馬龍白蘭度那樣偉大的演員。
梁朝偉最終憑藉這個角色，拿下戛納影帝，是華人演員裡的第一人。
去年6月，梁朝偉和王家衛的公司合作期滿，雙方解約，20載合作落下帷幕，王家衛在微博中這樣寫道：
“多年前，有一位朋友把梁朝偉託付給我們，多年之後我們把樑先生完美得交還給她。一段光榮的歷史，我們不負所托，非常圓滿。”
王家衛仍記得1988年，拍攝電影《旺角卡門》時，他第一次當導演，內心有些慌張。
他給好友張叔平打電話問自己該怎麼導戲，張叔平笑著說：“反正大家也不知道你什麼風格，現場又是你說的算，怎樣舒服怎樣來嘍。”
現在回頭看，這句話，王家衛受用至今。
許多人認為王家衛喜歡戴墨鏡是想要“耍酷”，其實他是因為怕羞，現在已經習慣了很多。他是個感性的人，又怕講錯話，所以寧願不見媒體。
一次做客對談節目中，主持人公開要求王家衛摘下墨鏡，以真面目示人。
在現場觀眾的吶喊下，他沒有輕易就範，以退為進輕輕化解：
“墨鏡可以說是我這麼多年拍電影的一個代價。我一般白天寫劇本，晚上拍戲，眼睛已經習慣了黑暗，如果摘下墨鏡，你們不會看到我的眼睛，只會看到我的眼淚。”
正是因為他的這種個性，導致一份與生俱來的神祕感，令人更想要走近這個男人的電影世界。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
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
《阿飛正傳》的故事始於1962年，終於1962年；《花樣年華》的故事始於1962年，終於1966年。對王家衛而言，六十年代作為一個美好年代的代表，也踏上了消退之途。
正如《花樣年華》臨近結束的字幕上寫的：
那個時代已過去，屬於那個時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九十年代，正是MV普及的風潮時期，後現代成為香港時髦術語的世道。總是戴著墨鏡，一幅酷樣子的王家衛棲身其中，彷彿最適合不過。
時間的針腳走到2004年，王家衛用了五年的時間，在虛構的《2046》世界中，再一次陷入記憶的深淵中。
裡面的主人公延續著旖旎的旗袍，無一不透露著舊上海的風情萬種。
王家衛不過是一個捏著回憶不放手的大男孩。他稱這是對上海人在香港故事的一個終結，以後不會再拍這樣的題材了。
但，他還是食言了。
一個感性藝術家的精神乳母，怎麼說拋開就拋開。
王家衛去年，開始拍攝由滬語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繁花》，並稱影片全程滬語對白。
在香港電影圈裡，王家衛被譽為“時間的詩人”，他的作品往往像詩一樣，零散的片段，獨特的敘事卻故意戳中你的軟肋。
張曼玉曾將王家衛的風格形容為“一個蒼涼的手勢。”
王家衛的時間感覺，令所有歷史感都被抽離，他的人物和故事，彷彿是動都市中的一座孤島，在一個沒有時代實感的時空出現和發生，最後留下一地碎片。
美國影評人理查德·考利斯說王家衛是“世界上最浪漫的電影人。”
是啊，每一個浪漫主義者，骨子裡都是記憶的囚徒。
也許，《花樣年華》片末的字幕已說明了一切：
那些消逝了的歲月，彷彿個這一塊積著灰塵的玻璃，看得到，抓不著。他一直在懷念著過去的一切，如果它能夠衝破那塊積著灰塵的玻璃，他會走回早已消逝的歲月。
王家衛沉浸於懷舊與前衛之中，他似乎就是那個被命運的車輪推著向前行走，又是隔著玻璃窗不停回望的那個人。
他的電影故事其實並不像外界所傳的如此“難懂”，一切都只不過是對一個時代的懷念，一個時間點的探索。
事實上，他自己曾說過：“我拍電影就是想把我做孩子時的喜悅、傷心、失落帶給觀眾。”
2019年7月17日，王家衛這個“騷氣”的男人，61歲了。
經過這麼多年月的回憶與過去，既孩子又男人的他，眼角長出了溝壑般的魚尾紋，看上去多了幾分滄桑感。
在這個商業片氣息日漸凝重的今天，一切都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庸俗。
他卻一直堅守著屬於自己的那片光影藝術天地，執著於自己的文藝思想，他的電影捧紅了很多人，也創造了許多常人未曾想過的奇蹟。
1990年12月5日，王家衛執導的《阿飛正傳》在香港上映，鏡頭下是六十年代墨綠色的城市，所有記憶都是潮溼的。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2019年7月17日，是他的61歲生日，曾經的花樣年華，轉眼間年逾花甲。
文 | 北方女王
十一年前，李安參加紐約移動影像博物館舉辦的《與王家衛的一夜》，回憶起第一次看王家衛電影的情景：
“我當時還在倒時差，看的時候，有一半的時間睡著了。我聽著那些配樂，看著那些鏡頭，我都不知道我是在做夢，是睡著了，還是在看電影。
我只覺得，那是我看過的、最致幻的電影，像一場精彩的旅行。”
他向來善用詩意而風格濃郁的口吻，隱喻表達獨有的氛圍、孤獨與味道，同時，每一個鏡頭都敘述著更為深刻的藝術意義。
王家衛的光影世界純粹而迷人，他是在用電影寫詩，而不是講故事。
到頭來也不過是一個個飲食男女，任憑自己心底的慾望與情愫瘋長，卻也難以逃脫情慾的泥淖。
他引用法國導演戈達爾的話，來表達自己對電影的理解：
電影是你的第一個夢，也是你的最後一個夢。
李安口中這部“最致幻”的電影正是《阿飛正傳》，王家衛拿下了金像獎及金馬獎最佳導演。彼時的他時年33歲，正享受著這部影片所帶來的榮光。
這時，王家衛的“騷氣人生”才剛剛開始，並有無數個可能。
關於王家衛，許多人關注他的臺詞，關注他那總也摘不下的墨鏡，關注他的拍片速度，卻鮮有人想要了解，這個男人黑色墨鏡背後的真實故事。
1997年，王家衛去戛納領最佳導演獎。
身高1米9的他依舊戴著墨鏡，傲慢地走上領獎臺。你永遠窺不見他墨鏡背後的眼睛，到底在閃爍著怎樣的思想。
屏幕前的畫家陳丹青一看，說：“這不就是個流氓嘛！”
十年後，陳丹青和王家衛一起參加上海電影節，他又補充了一句：“王家衛是流氓加才子，帶著一股江湖氣，既坦然又大氣。”
陳丹青所說的流氓氣和江湖氣，從王家衛看見世界的那一刻，就開始了。
上海，是王家衛的精神故鄉之一，他小時候在那裡長大，以至於後來讓張曼玉換了整整23套旗袍。
他對這座出生之城的情懷逐漸融合在日後的電影作品中。
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反覆地看到旗袍、上海話、半導體收音機、交響樂、老洋房的樓梯扶手、樹影斑駁的馬路……
1963年，5歲的王家衛離開位於淮海路的上海的家，跟隨父母來到香港，他非常清楚包括他父母在內的“上海人”的心態：
“這一群上海人還是帶著上海的習慣、感覺，他們的世界就是懷舊的世界。”
王家衛孩童時期，便離開故鄉上海來到香港，在他的記憶深處，失去了某些東西，以至於後來在創作的電影中，他一度嘗試尋回那所謂的上海根。
他戲稱自己是上海製造，香港加工出來的。
成人後，他在香港理工學院讀美術設計時，一度瘋狂地迷戀上了攝影。
1980年，王家衛參加了香港無線電視臺的製作培訓班。剛出道當編劇時，他先是在黃百鳴的公司寫劇本，但黃百鳴發現這傢伙從不來上班，也沒交出過作品，就把他給炒了。
失落的王家衛來到陳勳奇的電影公司，不久後又被炒了，原因還是拖稿。
後來加入影之傑，繼續拖稿成性，老闆鄧光榮找他談話，他卻說自己當編劇大材小用：“我能不能當導演？”
這句話換來的不是又一次的炒魷魚，而是他的導演處女作《旺角卡門》。
八十年代末興起的香港電影“新浪潮”運動，湧現了一批深受歐洲影響的導演，其中之一便是王家衛。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對錯位和疏離感的偏愛，源於對香港這座城市的探索和尋根。
彼時大量令人血脈噴張的港片橫空出世，吳宇森的黑幫電影、王晶的賭片、杜琪峰反應人性黑暗的影片，都不乏精彩的打鬥、激烈的槍戰場面。
而此時的王家衛卻反其道而行，用充滿詩意的鏡頭，刻畫一個個百無聊賴的孤獨角色。在這部處女作中，便流露出濃烈的文藝風格。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作為導演，只是試圖在電影中加入一些東西”。
1988年6月，《旺角卡門》在香港上映，口碑票房齊飛，王家衛一夜成名，同時獲選參加1989年戛納電影節“影評人一週”，鄧光榮也跟著狠賺了一把。
這部反英雄情結的黑幫電影，在今天看來也許是最不像王家衛的作品，而他的才華已足夠引人注目。
無可否認，他鮮明的個性，正在遠離香港主流電影。
直到1990年，王家衛才拍出人生的第二部電影《阿飛正傳》，在港片湧動的年代，三年才拍出一部電影，實屬任性。
張國榮、張曼玉、劉嘉玲、劉德華、張學友、梁朝偉......近乎是巨星如雲，王家衛與鄧光榮對此充滿期待。
可結果不遂人意。
當王家衛的《阿飛正傳》與周星馳的《賭俠》迎面相逢，其結果是《賭俠》大賣，《阿飛正傳》慘敗，上映不到兩週便宣告休映，票房只收回了900萬，還不到投資的三分之一。
梁朝偉在片尾的那幾分鐘，本是下一部“阿飛”的彩蛋，但因沒收回本錢，胎死腹中。
可誰知，後來在第十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上，這部電影讓王家衛拿獎拿到手軟，5座金像獎、6座金馬獎，也算是給了鄧光榮些許名聲安慰。
他的戲不是“拍”出來，而是一點點情緒磨出來的。
王家衛60年代傳奇的開端，始於《阿飛正傳》，關鍵時刻在1960年4月16日下午3點前的一分鐘。
晃動的鏡頭、氤氳的環境、瑣碎的敘事方式、喃喃的獨白......王家衛創造了獨具一格的個人風格，記錄了潮溼城市中人們的孤獨與掙扎。
他眼中的城市似乎總是不如它外表看上去那般光鮮亮麗。
當24小時便利店已然成為新時代的愛情規則，1994年王家衛用《重慶森林》來反駁，兩段穿插交錯的愛情故事，凸現了都市生活的偶然性與交錯性。
在王家衛的鏡頭裡，物慾橫流的香港，展露出一種流浪悲涼的氣質，像是時間的無涯荒野。
他讓原本只會唱歌的王菲成就了熒幕上最經典的角色，也讓梁朝偉成為金馬、金像的雙料影帝。
這個藏在墨鏡後面的導演，始終有他的多種面相。
大約沒有哪一部導演的作品，能同王家衛一樣，嵌入記憶的同時，也嵌入了人們的意識與品格。
三年後，他在一個遙遠的，與香港迥異的地方，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開始講述一段兩個男人之間的“春光乍洩”，最終選定張國榮和梁朝偉做故事的主角。
直男梁朝偉誓死不拍同性戀題材的電影，王家衛使出渾身解數，搞了一個假劇本，給他設定了一個喜歡的角色，就這樣將兩人騙到了異國他鄉。
單純的梁朝偉來到阿根廷，才知道一切都是一個“圈套”，角色是和張國榮扮演情侶。
為了使二人全身心投入到電影中，王家衛還將他們的護照扣了下來。
梁朝偉拍曖昧戲放不開，王家衛就在片場放音樂，讓張國榮慢慢帶他入戲，有時一場戲一拍就是一天。
原定兩三個月的拍攝檔期，拖到了半年。
張國榮眼看自己的復出演唱會時間就要到了，十幾萬張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在距離開唱前幾天終於忍不住自掏腰包買了機票回香港。
從喧鬧異國言語的聲音，到獨自面對錄音機無法言說的哽咽，王家衛用盡聲色在顛肺流離的境遇裡，讓人感受到情慾與隔膜的溫度。
裡面最經典的臺詞，莫過於那句：當我站在瀑布前，覺得非常的難過，我總覺得，應該是兩個人站在這裡。
後來，《春光乍洩》讓王家衛首次獲得戛納最佳導演獎；而梁朝偉則是繼《重慶森林》之後，再次獲封金像影帝。
王家衛的一部電影能拍多久？
《阿飛正傳》拍了3年；《2046》拍了5年；《一代宗師》從立項到拍攝完成用了十年，因此引來了“一代失蹤”的戲稱。
拖到最後，《一代宗師》的預算嚴重超支，王家衛不得不抵押了房子。
他說：“我不是拖延，我是仔細，我只是想把中國人的人性美展現給世界看。”
王家衛仔細到每一幀每一秒都做到極致，最終呈現一個最美的民國江湖。
趙本山曾參演《一代宗師》，他在接受採訪時說：“王家衛有一種精神，這種精神在我們外人看來好似‘精神病’，但其實是他對電影的追求，也是任何人不能替代的。”
跟王家衛合作過的編劇都有被他支配的恐懼，因為不管是表演、對白、服裝、音效甚至節奏，都要符合他的要求才行，而且通常是劇情說改就改。
正是對這種電影理念的執著追尋，讓與王家衛合作的諸多大牌紛紛“怨聲載道”，也令其他導演“刮目相看”。
李安曾說：
“我很想像王家衛那樣酷，但我做不到。比如電影拍了幾個月，幾年，然後扔掉膠片，從頭來過；比如演員撂挑子不幹了，那就再找一個演員，拍另外一個結局，然後贏下各種獎項。”
劉德華拍完一場3分鐘的戲份，全場掌聲雷動，該片攝影指導杜可風更是連連驚呼完美，可王家衛只說了一句：重來！
事後他解釋：世界上本就沒有完美的事物，我需要在演員的表演中發現缺陷。
一部電影的長度，他竟可以用掉三部電影的膠片。
一個簡單的鏡頭，王家衛會令張國榮重拍四十七次，連張國榮都不知道這四十七次究竟有什麼不同。
張曼玉曾抱怨過不知在現場該何去何從，心直口快的劉嘉玲也曾當面質問導演：你到底想要什麼？
他所尋找的一個感覺上的點與完美無關，甚至與劇情和表演無關，他僅僅在尋找一種轉瞬即逝的情緒。
王家衛想表達一種感覺，這種感覺也許只有他自己知曉。
在《阿飛正傳》裡，劉嘉玲擦地27次，走近時能明顯感覺她髮絲間那一縷熱氣蒸騰，這就是王家衛想要的效果。
同樣的，梁朝偉一句對白也要演27次，為此張曼玉不得不陪他對戲27次。
王家衛對他說，你看看張曼玉，再看看你自己。
梁朝偉第一次受了打擊，回家哭了好幾天。
劉嘉玲急了，跑去問王家衛：“為什麼要這樣欺負我男朋友？”
也正因為《阿飛正傳》，王家衛把梁朝偉帶入了表演的大門，尤其是片尾的那三分鐘，第一次讓他意識到身體表演的重要性，使他在後來的戲中更加收放自如。
拍《花樣年華》時，王家衛又要不斷“折磨”梁朝偉。
他對他說，這部戲你演的是中年男人周慕雲，不能再走以前的青春路線了，你過了年齡這關就能成為馬龍白蘭度那樣偉大的演員。
梁朝偉最終憑藉這個角色，拿下戛納影帝，是華人演員裡的第一人。
去年6月，梁朝偉和王家衛的公司合作期滿，雙方解約，20載合作落下帷幕，王家衛在微博中這樣寫道：
“多年前，有一位朋友把梁朝偉託付給我們，多年之後我們把樑先生完美得交還給她。一段光榮的歷史，我們不負所托，非常圓滿。”
王家衛仍記得1988年，拍攝電影《旺角卡門》時，他第一次當導演，內心有些慌張。
他給好友張叔平打電話問自己該怎麼導戲，張叔平笑著說：“反正大家也不知道你什麼風格，現場又是你說的算，怎樣舒服怎樣來嘍。”
現在回頭看，這句話，王家衛受用至今。
許多人認為王家衛喜歡戴墨鏡是想要“耍酷”，其實他是因為怕羞，現在已經習慣了很多。他是個感性的人，又怕講錯話，所以寧願不見媒體。
一次做客對談節目中，主持人公開要求王家衛摘下墨鏡，以真面目示人。
在現場觀眾的吶喊下，他沒有輕易就範，以退為進輕輕化解：
“墨鏡可以說是我這麼多年拍電影的一個代價。我一般白天寫劇本，晚上拍戲，眼睛已經習慣了黑暗，如果摘下墨鏡，你們不會看到我的眼睛，只會看到我的眼淚。”
正是因為他的這種個性，導致一份與生俱來的神祕感，令人更想要走近這個男人的電影世界。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
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
《阿飛正傳》的故事始於1962年，終於1962年；《花樣年華》的故事始於1962年，終於1966年。對王家衛而言，六十年代作為一個美好年代的代表，也踏上了消退之途。
正如《花樣年華》臨近結束的字幕上寫的：
那個時代已過去，屬於那個時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九十年代，正是MV普及的風潮時期，後現代成為香港時髦術語的世道。總是戴著墨鏡，一幅酷樣子的王家衛棲身其中，彷彿最適合不過。
時間的針腳走到2004年，王家衛用了五年的時間，在虛構的《2046》世界中，再一次陷入記憶的深淵中。
裡面的主人公延續著旖旎的旗袍，無一不透露著舊上海的風情萬種。
王家衛不過是一個捏著回憶不放手的大男孩。他稱這是對上海人在香港故事的一個終結，以後不會再拍這樣的題材了。
但，他還是食言了。
一個感性藝術家的精神乳母，怎麼說拋開就拋開。
王家衛去年，開始拍攝由滬語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繁花》，並稱影片全程滬語對白。
在香港電影圈裡，王家衛被譽為“時間的詩人”，他的作品往往像詩一樣，零散的片段，獨特的敘事卻故意戳中你的軟肋。
張曼玉曾將王家衛的風格形容為“一個蒼涼的手勢。”
王家衛的時間感覺，令所有歷史感都被抽離，他的人物和故事，彷彿是動都市中的一座孤島，在一個沒有時代實感的時空出現和發生，最後留下一地碎片。
美國影評人理查德·考利斯說王家衛是“世界上最浪漫的電影人。”
是啊，每一個浪漫主義者，骨子裡都是記憶的囚徒。
也許，《花樣年華》片末的字幕已說明了一切：
那些消逝了的歲月，彷彿個這一塊積著灰塵的玻璃，看得到，抓不著。他一直在懷念著過去的一切，如果它能夠衝破那塊積著灰塵的玻璃，他會走回早已消逝的歲月。
王家衛沉浸於懷舊與前衛之中，他似乎就是那個被命運的車輪推著向前行走，又是隔著玻璃窗不停回望的那個人。
他的電影故事其實並不像外界所傳的如此“難懂”，一切都只不過是對一個時代的懷念，一個時間點的探索。
事實上，他自己曾說過：“我拍電影就是想把我做孩子時的喜悅、傷心、失落帶給觀眾。”
2019年7月17日，王家衛這個“騷氣”的男人，61歲了。
經過這麼多年月的回憶與過去，既孩子又男人的他，眼角長出了溝壑般的魚尾紋，看上去多了幾分滄桑感。
在這個商業片氣息日漸凝重的今天，一切都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庸俗。
他卻一直堅守著屬於自己的那片光影藝術天地，執著於自己的文藝思想，他的電影捧紅了很多人，也創造了許多常人未曾想過的奇蹟。
1990年12月5日，王家衛執導的《阿飛正傳》在香港上映，鏡頭下是六十年代墨綠色的城市，所有記憶都是潮溼的。
張國榮漫不經心地對張曼玉說：
“十六號，四月十六號。一九六零年四月十六號下午三點之前的一分鐘你和我在一起，因為你我會記住這一分鐘。從現在開始我們就是一分鐘的朋友，這是事實，你改變不了，因為已經過去了，我明天會再來。”
29年過去了，王家衛回憶那一分鐘，除了潮溼的記憶，更多的是滿心的感懷。在《藝術人生》中，他看著張國榮在《阿飛正傳》中獨舞的片段，在黑色墨鏡下流了一滴淚。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2019年7月17日，是他的61歲生日，曾經的花樣年華，轉眼間年逾花甲。
文 | 北方女王
十一年前，李安參加紐約移動影像博物館舉辦的《與王家衛的一夜》，回憶起第一次看王家衛電影的情景：
“我當時還在倒時差，看的時候，有一半的時間睡著了。我聽著那些配樂，看著那些鏡頭，我都不知道我是在做夢，是睡著了，還是在看電影。
我只覺得，那是我看過的、最致幻的電影，像一場精彩的旅行。”
他向來善用詩意而風格濃郁的口吻，隱喻表達獨有的氛圍、孤獨與味道，同時，每一個鏡頭都敘述著更為深刻的藝術意義。
王家衛的光影世界純粹而迷人，他是在用電影寫詩，而不是講故事。
到頭來也不過是一個個飲食男女，任憑自己心底的慾望與情愫瘋長，卻也難以逃脫情慾的泥淖。
他引用法國導演戈達爾的話，來表達自己對電影的理解：
電影是你的第一個夢，也是你的最後一個夢。
李安口中這部“最致幻”的電影正是《阿飛正傳》，王家衛拿下了金像獎及金馬獎最佳導演。彼時的他時年33歲，正享受著這部影片所帶來的榮光。
這時，王家衛的“騷氣人生”才剛剛開始，並有無數個可能。
關於王家衛，許多人關注他的臺詞，關注他那總也摘不下的墨鏡，關注他的拍片速度，卻鮮有人想要了解，這個男人黑色墨鏡背後的真實故事。
1997年，王家衛去戛納領最佳導演獎。
身高1米9的他依舊戴著墨鏡，傲慢地走上領獎臺。你永遠窺不見他墨鏡背後的眼睛，到底在閃爍著怎樣的思想。
屏幕前的畫家陳丹青一看，說：“這不就是個流氓嘛！”
十年後，陳丹青和王家衛一起參加上海電影節，他又補充了一句：“王家衛是流氓加才子，帶著一股江湖氣，既坦然又大氣。”
陳丹青所說的流氓氣和江湖氣，從王家衛看見世界的那一刻，就開始了。
上海，是王家衛的精神故鄉之一，他小時候在那裡長大，以至於後來讓張曼玉換了整整23套旗袍。
他對這座出生之城的情懷逐漸融合在日後的電影作品中。
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反覆地看到旗袍、上海話、半導體收音機、交響樂、老洋房的樓梯扶手、樹影斑駁的馬路……
1963年，5歲的王家衛離開位於淮海路的上海的家，跟隨父母來到香港，他非常清楚包括他父母在內的“上海人”的心態：
“這一群上海人還是帶著上海的習慣、感覺，他們的世界就是懷舊的世界。”
王家衛孩童時期，便離開故鄉上海來到香港，在他的記憶深處，失去了某些東西，以至於後來在創作的電影中，他一度嘗試尋回那所謂的上海根。
他戲稱自己是上海製造，香港加工出來的。
成人後，他在香港理工學院讀美術設計時，一度瘋狂地迷戀上了攝影。
1980年，王家衛參加了香港無線電視臺的製作培訓班。剛出道當編劇時，他先是在黃百鳴的公司寫劇本，但黃百鳴發現這傢伙從不來上班，也沒交出過作品，就把他給炒了。
失落的王家衛來到陳勳奇的電影公司，不久後又被炒了，原因還是拖稿。
後來加入影之傑，繼續拖稿成性，老闆鄧光榮找他談話，他卻說自己當編劇大材小用：“我能不能當導演？”
這句話換來的不是又一次的炒魷魚，而是他的導演處女作《旺角卡門》。
八十年代末興起的香港電影“新浪潮”運動，湧現了一批深受歐洲影響的導演，其中之一便是王家衛。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對錯位和疏離感的偏愛，源於對香港這座城市的探索和尋根。
彼時大量令人血脈噴張的港片橫空出世，吳宇森的黑幫電影、王晶的賭片、杜琪峰反應人性黑暗的影片，都不乏精彩的打鬥、激烈的槍戰場面。
而此時的王家衛卻反其道而行，用充滿詩意的鏡頭，刻畫一個個百無聊賴的孤獨角色。在這部處女作中，便流露出濃烈的文藝風格。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作為導演，只是試圖在電影中加入一些東西”。
1988年6月，《旺角卡門》在香港上映，口碑票房齊飛，王家衛一夜成名，同時獲選參加1989年戛納電影節“影評人一週”，鄧光榮也跟著狠賺了一把。
這部反英雄情結的黑幫電影，在今天看來也許是最不像王家衛的作品，而他的才華已足夠引人注目。
無可否認，他鮮明的個性，正在遠離香港主流電影。
直到1990年，王家衛才拍出人生的第二部電影《阿飛正傳》，在港片湧動的年代，三年才拍出一部電影，實屬任性。
張國榮、張曼玉、劉嘉玲、劉德華、張學友、梁朝偉......近乎是巨星如雲，王家衛與鄧光榮對此充滿期待。
可結果不遂人意。
當王家衛的《阿飛正傳》與周星馳的《賭俠》迎面相逢，其結果是《賭俠》大賣，《阿飛正傳》慘敗，上映不到兩週便宣告休映，票房只收回了900萬，還不到投資的三分之一。
梁朝偉在片尾的那幾分鐘，本是下一部“阿飛”的彩蛋，但因沒收回本錢，胎死腹中。
可誰知，後來在第十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上，這部電影讓王家衛拿獎拿到手軟，5座金像獎、6座金馬獎，也算是給了鄧光榮些許名聲安慰。
他的戲不是“拍”出來，而是一點點情緒磨出來的。
王家衛60年代傳奇的開端，始於《阿飛正傳》，關鍵時刻在1960年4月16日下午3點前的一分鐘。
晃動的鏡頭、氤氳的環境、瑣碎的敘事方式、喃喃的獨白......王家衛創造了獨具一格的個人風格，記錄了潮溼城市中人們的孤獨與掙扎。
他眼中的城市似乎總是不如它外表看上去那般光鮮亮麗。
當24小時便利店已然成為新時代的愛情規則，1994年王家衛用《重慶森林》來反駁，兩段穿插交錯的愛情故事，凸現了都市生活的偶然性與交錯性。
在王家衛的鏡頭裡，物慾橫流的香港，展露出一種流浪悲涼的氣質，像是時間的無涯荒野。
他讓原本只會唱歌的王菲成就了熒幕上最經典的角色，也讓梁朝偉成為金馬、金像的雙料影帝。
這個藏在墨鏡後面的導演，始終有他的多種面相。
大約沒有哪一部導演的作品，能同王家衛一樣，嵌入記憶的同時，也嵌入了人們的意識與品格。
三年後，他在一個遙遠的，與香港迥異的地方，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開始講述一段兩個男人之間的“春光乍洩”，最終選定張國榮和梁朝偉做故事的主角。
直男梁朝偉誓死不拍同性戀題材的電影，王家衛使出渾身解數，搞了一個假劇本，給他設定了一個喜歡的角色，就這樣將兩人騙到了異國他鄉。
單純的梁朝偉來到阿根廷，才知道一切都是一個“圈套”，角色是和張國榮扮演情侶。
為了使二人全身心投入到電影中，王家衛還將他們的護照扣了下來。
梁朝偉拍曖昧戲放不開，王家衛就在片場放音樂，讓張國榮慢慢帶他入戲，有時一場戲一拍就是一天。
原定兩三個月的拍攝檔期，拖到了半年。
張國榮眼看自己的復出演唱會時間就要到了，十幾萬張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在距離開唱前幾天終於忍不住自掏腰包買了機票回香港。
從喧鬧異國言語的聲音，到獨自面對錄音機無法言說的哽咽，王家衛用盡聲色在顛肺流離的境遇裡，讓人感受到情慾與隔膜的溫度。
裡面最經典的臺詞，莫過於那句：當我站在瀑布前，覺得非常的難過，我總覺得，應該是兩個人站在這裡。
後來，《春光乍洩》讓王家衛首次獲得戛納最佳導演獎；而梁朝偉則是繼《重慶森林》之後，再次獲封金像影帝。
王家衛的一部電影能拍多久？
《阿飛正傳》拍了3年；《2046》拍了5年；《一代宗師》從立項到拍攝完成用了十年，因此引來了“一代失蹤”的戲稱。
拖到最後，《一代宗師》的預算嚴重超支，王家衛不得不抵押了房子。
他說：“我不是拖延，我是仔細，我只是想把中國人的人性美展現給世界看。”
王家衛仔細到每一幀每一秒都做到極致，最終呈現一個最美的民國江湖。
趙本山曾參演《一代宗師》，他在接受採訪時說：“王家衛有一種精神，這種精神在我們外人看來好似‘精神病’，但其實是他對電影的追求，也是任何人不能替代的。”
跟王家衛合作過的編劇都有被他支配的恐懼，因為不管是表演、對白、服裝、音效甚至節奏，都要符合他的要求才行，而且通常是劇情說改就改。
正是對這種電影理念的執著追尋，讓與王家衛合作的諸多大牌紛紛“怨聲載道”，也令其他導演“刮目相看”。
李安曾說：
“我很想像王家衛那樣酷，但我做不到。比如電影拍了幾個月，幾年，然後扔掉膠片，從頭來過；比如演員撂挑子不幹了，那就再找一個演員，拍另外一個結局，然後贏下各種獎項。”
劉德華拍完一場3分鐘的戲份，全場掌聲雷動，該片攝影指導杜可風更是連連驚呼完美，可王家衛只說了一句：重來！
事後他解釋：世界上本就沒有完美的事物，我需要在演員的表演中發現缺陷。
一部電影的長度，他竟可以用掉三部電影的膠片。
一個簡單的鏡頭，王家衛會令張國榮重拍四十七次，連張國榮都不知道這四十七次究竟有什麼不同。
張曼玉曾抱怨過不知在現場該何去何從，心直口快的劉嘉玲也曾當面質問導演：你到底想要什麼？
他所尋找的一個感覺上的點與完美無關，甚至與劇情和表演無關，他僅僅在尋找一種轉瞬即逝的情緒。
王家衛想表達一種感覺，這種感覺也許只有他自己知曉。
在《阿飛正傳》裡，劉嘉玲擦地27次，走近時能明顯感覺她髮絲間那一縷熱氣蒸騰，這就是王家衛想要的效果。
同樣的，梁朝偉一句對白也要演27次，為此張曼玉不得不陪他對戲27次。
王家衛對他說，你看看張曼玉，再看看你自己。
梁朝偉第一次受了打擊，回家哭了好幾天。
劉嘉玲急了，跑去問王家衛：“為什麼要這樣欺負我男朋友？”
也正因為《阿飛正傳》，王家衛把梁朝偉帶入了表演的大門，尤其是片尾的那三分鐘，第一次讓他意識到身體表演的重要性，使他在後來的戲中更加收放自如。
拍《花樣年華》時，王家衛又要不斷“折磨”梁朝偉。
他對他說，這部戲你演的是中年男人周慕雲，不能再走以前的青春路線了，你過了年齡這關就能成為馬龍白蘭度那樣偉大的演員。
梁朝偉最終憑藉這個角色，拿下戛納影帝，是華人演員裡的第一人。
去年6月，梁朝偉和王家衛的公司合作期滿，雙方解約，20載合作落下帷幕，王家衛在微博中這樣寫道：
“多年前，有一位朋友把梁朝偉託付給我們，多年之後我們把樑先生完美得交還給她。一段光榮的歷史，我們不負所托，非常圓滿。”
王家衛仍記得1988年，拍攝電影《旺角卡門》時，他第一次當導演，內心有些慌張。
他給好友張叔平打電話問自己該怎麼導戲，張叔平笑著說：“反正大家也不知道你什麼風格，現場又是你說的算，怎樣舒服怎樣來嘍。”
現在回頭看，這句話，王家衛受用至今。
許多人認為王家衛喜歡戴墨鏡是想要“耍酷”，其實他是因為怕羞，現在已經習慣了很多。他是個感性的人，又怕講錯話，所以寧願不見媒體。
一次做客對談節目中，主持人公開要求王家衛摘下墨鏡，以真面目示人。
在現場觀眾的吶喊下，他沒有輕易就範，以退為進輕輕化解：
“墨鏡可以說是我這麼多年拍電影的一個代價。我一般白天寫劇本，晚上拍戲，眼睛已經習慣了黑暗，如果摘下墨鏡，你們不會看到我的眼睛，只會看到我的眼淚。”
正是因為他的這種個性，導致一份與生俱來的神祕感，令人更想要走近這個男人的電影世界。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
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
《阿飛正傳》的故事始於1962年，終於1962年；《花樣年華》的故事始於1962年，終於1966年。對王家衛而言，六十年代作為一個美好年代的代表，也踏上了消退之途。
正如《花樣年華》臨近結束的字幕上寫的：
那個時代已過去，屬於那個時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九十年代，正是MV普及的風潮時期，後現代成為香港時髦術語的世道。總是戴著墨鏡，一幅酷樣子的王家衛棲身其中，彷彿最適合不過。
時間的針腳走到2004年，王家衛用了五年的時間，在虛構的《2046》世界中，再一次陷入記憶的深淵中。
裡面的主人公延續著旖旎的旗袍，無一不透露著舊上海的風情萬種。
王家衛不過是一個捏著回憶不放手的大男孩。他稱這是對上海人在香港故事的一個終結，以後不會再拍這樣的題材了。
但，他還是食言了。
一個感性藝術家的精神乳母，怎麼說拋開就拋開。
王家衛去年，開始拍攝由滬語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繁花》，並稱影片全程滬語對白。
在香港電影圈裡，王家衛被譽為“時間的詩人”，他的作品往往像詩一樣，零散的片段，獨特的敘事卻故意戳中你的軟肋。
張曼玉曾將王家衛的風格形容為“一個蒼涼的手勢。”
王家衛的時間感覺，令所有歷史感都被抽離，他的人物和故事，彷彿是動都市中的一座孤島，在一個沒有時代實感的時空出現和發生，最後留下一地碎片。
美國影評人理查德·考利斯說王家衛是“世界上最浪漫的電影人。”
是啊，每一個浪漫主義者，骨子裡都是記憶的囚徒。
也許，《花樣年華》片末的字幕已說明了一切：
那些消逝了的歲月，彷彿個這一塊積著灰塵的玻璃，看得到，抓不著。他一直在懷念著過去的一切，如果它能夠衝破那塊積著灰塵的玻璃，他會走回早已消逝的歲月。
王家衛沉浸於懷舊與前衛之中，他似乎就是那個被命運的車輪推著向前行走，又是隔著玻璃窗不停回望的那個人。
他的電影故事其實並不像外界所傳的如此“難懂”，一切都只不過是對一個時代的懷念，一個時間點的探索。
事實上，他自己曾說過：“我拍電影就是想把我做孩子時的喜悅、傷心、失落帶給觀眾。”
2019年7月17日，王家衛這個“騷氣”的男人，61歲了。
經過這麼多年月的回憶與過去，既孩子又男人的他，眼角長出了溝壑般的魚尾紋，看上去多了幾分滄桑感。
在這個商業片氣息日漸凝重的今天，一切都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庸俗。
他卻一直堅守著屬於自己的那片光影藝術天地，執著於自己的文藝思想，他的電影捧紅了很多人，也創造了許多常人未曾想過的奇蹟。
1990年12月5日，王家衛執導的《阿飛正傳》在香港上映，鏡頭下是六十年代墨綠色的城市，所有記憶都是潮溼的。
張國榮漫不經心地對張曼玉說：
“十六號，四月十六號。一九六零年四月十六號下午三點之前的一分鐘你和我在一起，因為你我會記住這一分鐘。從現在開始我們就是一分鐘的朋友，這是事實，你改變不了，因為已經過去了，我明天會再來。”
29年過去了，王家衛回憶那一分鐘，除了潮溼的記憶，更多的是滿心的感懷。在《藝術人生》中，他看著張國榮在《阿飛正傳》中獨舞的片段，在黑色墨鏡下流了一滴淚。
不知他是在追憶那個孤獨的旭仔，還是感嘆逝去的繁盛時代。
那一刻，窗外歲月茫茫，時光彷彿回到了上海的弄堂裡。曾經的花樣年華，轉眼間年逾花甲，王家衛61 歲之後的故事，或許會更加浪漫。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2019年7月17日，是他的61歲生日，曾經的花樣年華，轉眼間年逾花甲。
文 | 北方女王
十一年前，李安參加紐約移動影像博物館舉辦的《與王家衛的一夜》，回憶起第一次看王家衛電影的情景：
“我當時還在倒時差，看的時候，有一半的時間睡著了。我聽著那些配樂，看著那些鏡頭，我都不知道我是在做夢，是睡著了，還是在看電影。
我只覺得，那是我看過的、最致幻的電影，像一場精彩的旅行。”
他向來善用詩意而風格濃郁的口吻，隱喻表達獨有的氛圍、孤獨與味道，同時，每一個鏡頭都敘述著更為深刻的藝術意義。
王家衛的光影世界純粹而迷人，他是在用電影寫詩，而不是講故事。
到頭來也不過是一個個飲食男女，任憑自己心底的慾望與情愫瘋長，卻也難以逃脫情慾的泥淖。
他引用法國導演戈達爾的話，來表達自己對電影的理解：
電影是你的第一個夢，也是你的最後一個夢。
李安口中這部“最致幻”的電影正是《阿飛正傳》，王家衛拿下了金像獎及金馬獎最佳導演。彼時的他時年33歲，正享受著這部影片所帶來的榮光。
這時，王家衛的“騷氣人生”才剛剛開始，並有無數個可能。
關於王家衛，許多人關注他的臺詞，關注他那總也摘不下的墨鏡，關注他的拍片速度，卻鮮有人想要了解，這個男人黑色墨鏡背後的真實故事。
1997年，王家衛去戛納領最佳導演獎。
身高1米9的他依舊戴著墨鏡，傲慢地走上領獎臺。你永遠窺不見他墨鏡背後的眼睛，到底在閃爍著怎樣的思想。
屏幕前的畫家陳丹青一看，說：“這不就是個流氓嘛！”
十年後，陳丹青和王家衛一起參加上海電影節，他又補充了一句：“王家衛是流氓加才子，帶著一股江湖氣，既坦然又大氣。”
陳丹青所說的流氓氣和江湖氣，從王家衛看見世界的那一刻，就開始了。
上海，是王家衛的精神故鄉之一，他小時候在那裡長大，以至於後來讓張曼玉換了整整23套旗袍。
他對這座出生之城的情懷逐漸融合在日後的電影作品中。
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反覆地看到旗袍、上海話、半導體收音機、交響樂、老洋房的樓梯扶手、樹影斑駁的馬路……
1963年，5歲的王家衛離開位於淮海路的上海的家，跟隨父母來到香港，他非常清楚包括他父母在內的“上海人”的心態：
“這一群上海人還是帶著上海的習慣、感覺，他們的世界就是懷舊的世界。”
王家衛孩童時期，便離開故鄉上海來到香港，在他的記憶深處，失去了某些東西，以至於後來在創作的電影中，他一度嘗試尋回那所謂的上海根。
他戲稱自己是上海製造，香港加工出來的。
成人後，他在香港理工學院讀美術設計時，一度瘋狂地迷戀上了攝影。
1980年，王家衛參加了香港無線電視臺的製作培訓班。剛出道當編劇時，他先是在黃百鳴的公司寫劇本，但黃百鳴發現這傢伙從不來上班，也沒交出過作品，就把他給炒了。
失落的王家衛來到陳勳奇的電影公司，不久後又被炒了，原因還是拖稿。
後來加入影之傑，繼續拖稿成性，老闆鄧光榮找他談話，他卻說自己當編劇大材小用：“我能不能當導演？”
這句話換來的不是又一次的炒魷魚，而是他的導演處女作《旺角卡門》。
八十年代末興起的香港電影“新浪潮”運動，湧現了一批深受歐洲影響的導演，其中之一便是王家衛。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對錯位和疏離感的偏愛，源於對香港這座城市的探索和尋根。
彼時大量令人血脈噴張的港片橫空出世，吳宇森的黑幫電影、王晶的賭片、杜琪峰反應人性黑暗的影片，都不乏精彩的打鬥、激烈的槍戰場面。
而此時的王家衛卻反其道而行，用充滿詩意的鏡頭，刻畫一個個百無聊賴的孤獨角色。在這部處女作中，便流露出濃烈的文藝風格。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作為導演，只是試圖在電影中加入一些東西”。
1988年6月，《旺角卡門》在香港上映，口碑票房齊飛，王家衛一夜成名，同時獲選參加1989年戛納電影節“影評人一週”，鄧光榮也跟著狠賺了一把。
這部反英雄情結的黑幫電影，在今天看來也許是最不像王家衛的作品，而他的才華已足夠引人注目。
無可否認，他鮮明的個性，正在遠離香港主流電影。
直到1990年，王家衛才拍出人生的第二部電影《阿飛正傳》，在港片湧動的年代，三年才拍出一部電影，實屬任性。
張國榮、張曼玉、劉嘉玲、劉德華、張學友、梁朝偉......近乎是巨星如雲，王家衛與鄧光榮對此充滿期待。
可結果不遂人意。
當王家衛的《阿飛正傳》與周星馳的《賭俠》迎面相逢，其結果是《賭俠》大賣，《阿飛正傳》慘敗，上映不到兩週便宣告休映，票房只收回了900萬，還不到投資的三分之一。
梁朝偉在片尾的那幾分鐘，本是下一部“阿飛”的彩蛋，但因沒收回本錢，胎死腹中。
可誰知，後來在第十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上，這部電影讓王家衛拿獎拿到手軟，5座金像獎、6座金馬獎，也算是給了鄧光榮些許名聲安慰。
他的戲不是“拍”出來，而是一點點情緒磨出來的。
王家衛60年代傳奇的開端，始於《阿飛正傳》，關鍵時刻在1960年4月16日下午3點前的一分鐘。
晃動的鏡頭、氤氳的環境、瑣碎的敘事方式、喃喃的獨白......王家衛創造了獨具一格的個人風格，記錄了潮溼城市中人們的孤獨與掙扎。
他眼中的城市似乎總是不如它外表看上去那般光鮮亮麗。
當24小時便利店已然成為新時代的愛情規則，1994年王家衛用《重慶森林》來反駁，兩段穿插交錯的愛情故事，凸現了都市生活的偶然性與交錯性。
在王家衛的鏡頭裡，物慾橫流的香港，展露出一種流浪悲涼的氣質，像是時間的無涯荒野。
他讓原本只會唱歌的王菲成就了熒幕上最經典的角色，也讓梁朝偉成為金馬、金像的雙料影帝。
這個藏在墨鏡後面的導演，始終有他的多種面相。
大約沒有哪一部導演的作品，能同王家衛一樣，嵌入記憶的同時，也嵌入了人們的意識與品格。
三年後，他在一個遙遠的，與香港迥異的地方，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開始講述一段兩個男人之間的“春光乍洩”，最終選定張國榮和梁朝偉做故事的主角。
直男梁朝偉誓死不拍同性戀題材的電影，王家衛使出渾身解數，搞了一個假劇本，給他設定了一個喜歡的角色，就這樣將兩人騙到了異國他鄉。
單純的梁朝偉來到阿根廷，才知道一切都是一個“圈套”，角色是和張國榮扮演情侶。
為了使二人全身心投入到電影中，王家衛還將他們的護照扣了下來。
梁朝偉拍曖昧戲放不開，王家衛就在片場放音樂，讓張國榮慢慢帶他入戲，有時一場戲一拍就是一天。
原定兩三個月的拍攝檔期，拖到了半年。
張國榮眼看自己的復出演唱會時間就要到了，十幾萬張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在距離開唱前幾天終於忍不住自掏腰包買了機票回香港。
從喧鬧異國言語的聲音，到獨自面對錄音機無法言說的哽咽，王家衛用盡聲色在顛肺流離的境遇裡，讓人感受到情慾與隔膜的溫度。
裡面最經典的臺詞，莫過於那句：當我站在瀑布前，覺得非常的難過，我總覺得，應該是兩個人站在這裡。
後來，《春光乍洩》讓王家衛首次獲得戛納最佳導演獎；而梁朝偉則是繼《重慶森林》之後，再次獲封金像影帝。
王家衛的一部電影能拍多久？
《阿飛正傳》拍了3年；《2046》拍了5年；《一代宗師》從立項到拍攝完成用了十年，因此引來了“一代失蹤”的戲稱。
拖到最後，《一代宗師》的預算嚴重超支，王家衛不得不抵押了房子。
他說：“我不是拖延，我是仔細，我只是想把中國人的人性美展現給世界看。”
王家衛仔細到每一幀每一秒都做到極致，最終呈現一個最美的民國江湖。
趙本山曾參演《一代宗師》，他在接受採訪時說：“王家衛有一種精神，這種精神在我們外人看來好似‘精神病’，但其實是他對電影的追求，也是任何人不能替代的。”
跟王家衛合作過的編劇都有被他支配的恐懼，因為不管是表演、對白、服裝、音效甚至節奏，都要符合他的要求才行，而且通常是劇情說改就改。
正是對這種電影理念的執著追尋，讓與王家衛合作的諸多大牌紛紛“怨聲載道”，也令其他導演“刮目相看”。
李安曾說：
“我很想像王家衛那樣酷，但我做不到。比如電影拍了幾個月，幾年，然後扔掉膠片，從頭來過；比如演員撂挑子不幹了，那就再找一個演員，拍另外一個結局，然後贏下各種獎項。”
劉德華拍完一場3分鐘的戲份，全場掌聲雷動，該片攝影指導杜可風更是連連驚呼完美，可王家衛只說了一句：重來！
事後他解釋：世界上本就沒有完美的事物，我需要在演員的表演中發現缺陷。
一部電影的長度，他竟可以用掉三部電影的膠片。
一個簡單的鏡頭，王家衛會令張國榮重拍四十七次，連張國榮都不知道這四十七次究竟有什麼不同。
張曼玉曾抱怨過不知在現場該何去何從，心直口快的劉嘉玲也曾當面質問導演：你到底想要什麼？
他所尋找的一個感覺上的點與完美無關，甚至與劇情和表演無關，他僅僅在尋找一種轉瞬即逝的情緒。
王家衛想表達一種感覺，這種感覺也許只有他自己知曉。
在《阿飛正傳》裡，劉嘉玲擦地27次，走近時能明顯感覺她髮絲間那一縷熱氣蒸騰，這就是王家衛想要的效果。
同樣的，梁朝偉一句對白也要演27次，為此張曼玉不得不陪他對戲27次。
王家衛對他說，你看看張曼玉，再看看你自己。
梁朝偉第一次受了打擊，回家哭了好幾天。
劉嘉玲急了，跑去問王家衛：“為什麼要這樣欺負我男朋友？”
也正因為《阿飛正傳》，王家衛把梁朝偉帶入了表演的大門，尤其是片尾的那三分鐘，第一次讓他意識到身體表演的重要性，使他在後來的戲中更加收放自如。
拍《花樣年華》時，王家衛又要不斷“折磨”梁朝偉。
他對他說，這部戲你演的是中年男人周慕雲，不能再走以前的青春路線了，你過了年齡這關就能成為馬龍白蘭度那樣偉大的演員。
梁朝偉最終憑藉這個角色，拿下戛納影帝，是華人演員裡的第一人。
去年6月，梁朝偉和王家衛的公司合作期滿，雙方解約，20載合作落下帷幕，王家衛在微博中這樣寫道：
“多年前，有一位朋友把梁朝偉託付給我們，多年之後我們把樑先生完美得交還給她。一段光榮的歷史，我們不負所托，非常圓滿。”
王家衛仍記得1988年，拍攝電影《旺角卡門》時，他第一次當導演，內心有些慌張。
他給好友張叔平打電話問自己該怎麼導戲，張叔平笑著說：“反正大家也不知道你什麼風格，現場又是你說的算，怎樣舒服怎樣來嘍。”
現在回頭看，這句話，王家衛受用至今。
許多人認為王家衛喜歡戴墨鏡是想要“耍酷”，其實他是因為怕羞，現在已經習慣了很多。他是個感性的人，又怕講錯話，所以寧願不見媒體。
一次做客對談節目中，主持人公開要求王家衛摘下墨鏡，以真面目示人。
在現場觀眾的吶喊下，他沒有輕易就範，以退為進輕輕化解：
“墨鏡可以說是我這麼多年拍電影的一個代價。我一般白天寫劇本，晚上拍戲，眼睛已經習慣了黑暗，如果摘下墨鏡，你們不會看到我的眼睛，只會看到我的眼淚。”
正是因為他的這種個性，導致一份與生俱來的神祕感，令人更想要走近這個男人的電影世界。
法國詩人瓦萊裡說過：“每個人都屬於兩個時代。”
王家衛屬於60年代，也屬於90年代。
《阿飛正傳》的故事始於1962年，終於1962年；《花樣年華》的故事始於1962年，終於1966年。對王家衛而言，六十年代作為一個美好年代的代表，也踏上了消退之途。
正如《花樣年華》臨近結束的字幕上寫的：
那個時代已過去，屬於那個時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九十年代，正是MV普及的風潮時期，後現代成為香港時髦術語的世道。總是戴著墨鏡，一幅酷樣子的王家衛棲身其中，彷彿最適合不過。
時間的針腳走到2004年，王家衛用了五年的時間，在虛構的《2046》世界中，再一次陷入記憶的深淵中。
裡面的主人公延續著旖旎的旗袍，無一不透露著舊上海的風情萬種。
王家衛不過是一個捏著回憶不放手的大男孩。他稱這是對上海人在香港故事的一個終結，以後不會再拍這樣的題材了。
但，他還是食言了。
一個感性藝術家的精神乳母，怎麼說拋開就拋開。
王家衛去年，開始拍攝由滬語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繁花》，並稱影片全程滬語對白。
在香港電影圈裡，王家衛被譽為“時間的詩人”，他的作品往往像詩一樣，零散的片段，獨特的敘事卻故意戳中你的軟肋。
張曼玉曾將王家衛的風格形容為“一個蒼涼的手勢。”
王家衛的時間感覺，令所有歷史感都被抽離，他的人物和故事，彷彿是動都市中的一座孤島，在一個沒有時代實感的時空出現和發生，最後留下一地碎片。
美國影評人理查德·考利斯說王家衛是“世界上最浪漫的電影人。”
是啊，每一個浪漫主義者，骨子裡都是記憶的囚徒。
也許，《花樣年華》片末的字幕已說明了一切：
那些消逝了的歲月，彷彿個這一塊積著灰塵的玻璃，看得到，抓不著。他一直在懷念著過去的一切，如果它能夠衝破那塊積著灰塵的玻璃，他會走回早已消逝的歲月。
王家衛沉浸於懷舊與前衛之中，他似乎就是那個被命運的車輪推著向前行走，又是隔著玻璃窗不停回望的那個人。
他的電影故事其實並不像外界所傳的如此“難懂”，一切都只不過是對一個時代的懷念，一個時間點的探索。
事實上，他自己曾說過：“我拍電影就是想把我做孩子時的喜悅、傷心、失落帶給觀眾。”
2019年7月17日，王家衛這個“騷氣”的男人，61歲了。
經過這麼多年月的回憶與過去，既孩子又男人的他，眼角長出了溝壑般的魚尾紋，看上去多了幾分滄桑感。
在這個商業片氣息日漸凝重的今天，一切都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庸俗。
他卻一直堅守著屬於自己的那片光影藝術天地，執著於自己的文藝思想，他的電影捧紅了很多人，也創造了許多常人未曾想過的奇蹟。
1990年12月5日，王家衛執導的《阿飛正傳》在香港上映，鏡頭下是六十年代墨綠色的城市，所有記憶都是潮溼的。
張國榮漫不經心地對張曼玉說：
“十六號，四月十六號。一九六零年四月十六號下午三點之前的一分鐘你和我在一起，因為你我會記住這一分鐘。從現在開始我們就是一分鐘的朋友，這是事實，你改變不了，因為已經過去了，我明天會再來。”
29年過去了，王家衛回憶那一分鐘，除了潮溼的記憶，更多的是滿心的感懷。在《藝術人生》中，他看著張國榮在《阿飛正傳》中獨舞的片段，在黑色墨鏡下流了一滴淚。
不知他是在追憶那個孤獨的旭仔，還是感嘆逝去的繁盛時代。
那一刻，窗外歲月茫茫，時光彷彿回到了上海的弄堂裡。曾經的花樣年華，轉眼間年逾花甲，王家衛61 歲之後的故事，或許會更加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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