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微瞭解一點三國的人，都會聽說過這樣一句歇後語：“劉備借荊州，有借不還。”
事實上，劉備是否借過荊州，頗值商榷。
要弄清楚這個問題，必須先了解荊州的所在位置、管轄區劃，以及原先的土地歸屬權。
從法理上來說，荊州的土地歸屬權歸東漢劉氏皇帝。
但已經到了末年亂世，是強權社會，屬軍閥割據時代，土地歸屬權歸土地的實際控制者。
比如陶謙曾三讓徐州，從法理上說，徐州是東漢劉氏皇帝的私人財產，您陶謙有什麼權利轉讓給別人？
但陶謙當時是徐州牧，是徐州一方土地的實際控制者，所以，他有權利轉讓。他這一轉讓，也獲得了義名。
回到荊州的話題。
東漢共有司隸、幽州、幷州、冀州、青州、兗州、徐州、豫州、荊州、揚州、益州、涼州、交州十三州，面積最大為益州，第二就是荊州。
在東漢末年，山陽郡高平（今山東微山）人劉表任鎮南將軍、荊州牧、假節。
與陶謙作為徐州地主的情況相同，荊州的主人即是劉表。
在東漢歷史上，荊州在較長時間段內轄七郡：南陽郡、南郡、江夏郡、零陵郡、桂陽郡、武陵郡、長沙郡。
但到了東漢末年，荊州屬郡發生了一連串變動。
劉表治荊州期間，從南陽郡多析置出了一個襄陽郡，故稱“荊州八郡”。
值得說明的是，元明時期雜劇、小說等文學作品中有經常提到“荊襄九郡”。其實，“荊襄九郡”的概念是不存在的。
劉表死後，發生了赤壁大戰，孫劉曹三家分荊州，其中孫權析置出了個漢昌郡，劉備析置出了宜都郡，曹操析置出了南鄉郡，“荊州八郡”就成了十一郡；後來又加東三郡，成十四郡；再後來，魏析置出了義陽郡，吳析置出了衡陽、湘東、建平、臨賀、始興、始安、昭陵，一下子又就了二十二郡。
由於“劉備借荊州”事發生在“荊州八郡”時代，故以八郡論。
荊州八郡地處長江中游，資源豐富，人口眾多，經濟和文化都比較發達，而且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就說：“湖廣之形勝，在武昌呼？在襄陽呼？抑荊州呼？曰：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
坐據荊州，向西可以進取益州，向東可以進擊江東，向北可以進逼中原。
可惜的是，劉表為人性多疑忌，好於坐談，立意自守，雖據有八郡，卻無四方之志，沒有什麼作為。
江表英雄孫堅對荊州虎視眈眈，曾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四月大舉征討荊州，不過，被劉表的部將黃祖射殺。建安四年（199年），孫堅之子孫策起戰艦千艘直逼夏口（今湖北武昌），討伐時為江夏太守的黃祖。孫策死後，弟弟孫權從建安八年至建安十三年（203年—208年）連續三次討伐黃祖，最終將其擊殺，吞併江夏郡長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區。
劉表感慨於亂世守土艱難，想把荊州交給劉備，但未能實行。
劉表死，荊州歸劉表的兒子劉琮支配。
曹操南下，先佔據荊州北方四郡；劉琮震懾，舉荊州南部四郡投降曹操。
即在這一短暫時間內，荊州八郡基本上都歸曹操。
之所以說“基本上”而不是“全部”，是因為劉琦（和劉備在一起）還佔據著荊州八郡中的江夏的夏口一地，而孫吳集團佔據著江夏郡江南大部。
為了對抗曹操，孫劉聯結，發起了著名的赤壁之戰。
曹操雖然在赤壁之戰中吃了敗仗，但仍然保有北面的南陽郡、襄陽郡、南郡及部分江夏郡土地。
孫權認為，只要從曹操手裡搶到這三郡，就可以切斷南方長沙、桂陽、武陵、零陵四郡與曹魏的聯繫，進而傳檄而定該南方四郡。彼時，將是全據荊州之地，盡得長江之險，不但可拱衛下游整個東吳地區的安全，還可以奪取整個江漢地區，威懾中原；當然也可以向西佔據巴蜀、漢中，與曹操形成南北對峙局面；
為此，周瑜逆江西進，佔領沿江各重要城市（包括入川的門戶夷陵），傾全力攻取南郡治所江陵，與曹仁展開激烈的爭奪戰。
劉備於是趁著周瑜無暇南顧，率部南下搶佔四郡地盤。
曹操北撤，並不甘心南四郡就此丟失，專門派了劉巴去遊說各郡太守抵抗。
但周瑜、孫權軍已經封鎖了江夏郡到華容縣一帶地區，曹操對南四郡有心無力。
由此，劉備輕鬆奪取了四郡（史料記載中，止有金旋與之交戰，其餘太守都是主動投降）。
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12月，曹仁棄城北撤，周瑜終於佔領了戰略要地江陵。
至此，荊州八郡，曹操佔有南陽、襄陽二郡；劉備據有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加江夏郡部分地區（含江夏治所夏口）；孫權止得南郡一郡加江夏大部分地區。
赤壁之戰前，劉備兵敗士卒離散，與孫權聯合才得以保全，且在赤壁之戰中出力無多，一下子擁有了荊州大部分地區，孫權無比眼熱。
之前，魯肅又對孫權說過，“夫荊楚與國鄰接•••••，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
所以，孫權將荊州視為自己的禁臠之地，任命周瑜為代理南郡太守、程普為代理江夏太守（江夏的治所夏口在劉備手裡，孫權遂在沙羨別設治所），進而謀劃取南四郡。
但是，該年劉琦死，劉備為荊州牧，成了荊州名義上的主人。孫權不方便動武強奪，“進妹固好”，把自己的妹妹給了劉備，想通過“美人計”巧取。
諸葛亮在《隆中對》中也向劉備指出：“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
素有雄心壯志的劉備因此對荊州也是志在必得。
當時，劉備雖已得荊州南四郡，但武陵、零陵、桂陽的經濟開發情況遠遠不能與江淮地區相比的。
而且，從戰略上說，南四郡實際上不如一個南郡的意義重要。
南郡的治所是江陵，蒯越曾說過：“兵集眾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即在
南宋宰相呂祉在《東南防守便利》中也說：不守江陵則無以復襄陽，不守江陵則無以圖巴蜀，不守江陵則無以保武昌，不守江陵則無以固長沙。
江陵堵在北上和西進的出口上，不弄到手，就無法達到諸葛亮《隆中對》的目的。
事實上，張飛為宜都太守，就在江陵西邊；關羽為襄陽太守，駐長江以北；而夏口又在劉備手中，劉備本人也屯兵於公安，已對江陵形成了四面合圍之勢。
但孫權不方便對劉備動武搶奪南四郡，劉備也不能違背道義直接向盟友開戰。
孫權向劉備實施美人計，劉備也充分利用締結成的聯姻著手頻頻動用外交手段，以劉表舊官吏太多，自己所得地界太少，難於安置為由，向孫權索要南郡。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12月，劉備甚至冒著生命危險去見孫權，要求管理南郡。
周瑜已制訂好了攻蜀方案，建議孫權趁此機會扣留劉備，以絕後患。
曹魏集團很多人都認為孫權會殺劉備，曹操五大謀士之一的程昱卻斷言說：“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敵也，權必資之以御我。”
事實證明，程昱的預測很準。
這年年底，周瑜病死，繼任者魯肅是一個極具戰略眼光的人，他的目標不是要東吳偏安一隅，而是要“鼎足江東，以觀天下”。為了實現戰略目標，魯肅主張孫吳和劉備聯合。
面對劉備的請求，《三國志魯肅傳》記載：“勸權借之，共拒曹公。”
《資治通鑑卷五十四卷》也記載：魯肅對孫權說：“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實重。（孫權）初臨荊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劉）備使撫安之。”
注意，這裡的“借”字應該是“借重”的意思，即勸孫權借重劉備抗曹。
曹操原在長江中下游千里戰線上與孫權全面對峙，赤壁之戰後，分別在西線的江漢平原和東線的淮南留下了兩個戰略兵團。
坐鎮淮南的是曹營五子良將之一的張遼。
孫權屢戰張遼不利，東西難於兼顧，迫切要縮短戰線。
既然劉備有從孫權這裡得到南郡的訴求，不如聽從魯肅的建議，順水推舟，賣劉備一個人情，轉讓南郡，讓他在西線對付曹操。
這樣，程普從江陵退至江夏，魯肅也退至陸口，將自公安以西的荊州長江沿岸的全部重要地區（包括江陵至夷陵一線）移交給了劉備。
至此，荊州八郡，劉備已有其六。
劉備進入了江陵，就把行政中心設置其內。
劉備佔據了江陵，孫權佔據夏口，曹操南下取勝的機會渺茫。
所以，《魯肅傳》記：“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
由此可見，孫劉雙方達到了一個雙贏的局面：孫權得以收縮兵力，拱衛江浙的核心區域；劉備也得償所願地得到了南郡大部。
不久，曹操改變了南下策略，轉兵西北。
孫權即在這場交易中獲取到的利益迅速達到最大化。
不過，之前周瑜制訂的攻蜀方案卻沒法實施了。
原本，孫瑜的大軍已經從丹陽（原駐防地）開進到了長江中游一帶，卻因為劉備的阻擾，孫瑜軍無法通過。
孫權被迫改變獨家攻蜀的方案，寫信給劉備，建議兩家共同出兵攻蜀。
但劉備的目標就是要“跨拒荊益二州”，斷然拒絕了孫權。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劉備乾脆利落地消滅了劉璋，從荊州牧轉任益州牧。
孫權無法容忍劉備兼有二州，派出官吏前去接管長沙、零陵、桂陽三郡。
毫無意外，這些官吏遭到了關羽的驅逐。
孫權撕破臉皮，派呂蒙、魯肅揮兵搶奪三郡。
劉備不甘示弱，親提大軍五萬要與孫權決戰。
不過，曹操大徵漢中，劉備擔心益州有失，只好嚥下一腔怒氣，與孫權講和，重新劃定疆界，將江夏、桂陽、長沙劃給孫權，自己據有南郡、零陵、武陵，雙方重歸於好。
原先，孫權止有南郡一郡，經過這次衝突，已有三郡。
但孫權並不滿足。
因為，劉備據有南郡，就始終象一把利刀懸在自己的頭上，所以，孫權還要尋找著奪回南郡的機會。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操重兵屯集漢中，劉備在漢中的軍事壓力很大。
為了調動曹操主力東來，減輕劉備在漢中一線的壓力，駐守荊州的關羽親率主力進攻魏軍佔據的樊城和襄陽，大敗曹魏大將曹仁，圍困襄陽、樊城。
曹操再三權衡，最終放棄漢中，扼守秦嶺，主力回師東進，迎戰關羽。
於是劉備得到了漢中，勢力發展到極盛。
關羽利用漢水暴漲的時機，水淹曹操發來的七軍，擒于禁、斬龐德，威震華夏。
震惶之下，曹操動了遷都以避關羽鋒芒之念。
司馬懿建議曹操聯合孫權，讓孫權乘機偷襲關羽的大後方荊州。
於是，在孫權的授意下，魯肅後的繼任者呂蒙襲取了關羽的荊州後方。
這一年年底，關羽敗走麥城，父子在撤退途中被孫權擒殺，劉備的勢力被完全從荊州驅逐出去。
諸葛亮從荊州和益州兩路北伐的戰略設想宣告破滅，孫劉聯盟也走到了盡頭。
已經稱帝的劉備頃全蜀之兵東來複仇。
老實說，孫吳集團面臨的形勢真是險過剃頭。
須知，一旦孫吳兵力開到鄂西川東和劉備作戰，曹魏也有樣學樣，學呂蒙偷襲荊州，乘虛攻打大後方，則孫吳集團非亡不可。
孫權為解除後顧之憂，卑詞奉章，貢獻珍寶向曹丕稱臣。
曹魏大臣劉曄力勸曹丕不要接受孫權投降，說：“（吳蜀）相自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伐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
遺憾的是，曹丕缺乏曹操的雄才和魄力，沒有接受劉曄的建議，東吳因此渡過了險關。
孫權既向曹丕稱臣，曹丕於是派使者前往東吳冊封。
該使者名叫邢貞，是個小角色，派頭卻極大，高據車上，看孫權出迎，神色洋洋自得，絲毫沒有下車還禮的意思。
東吳文武大臣引以為恥，有人甚至痛哭流涕。
可以說，孫權偷襲荊州，背叛同盟，已站在道義的反面，又招來了幾致滅亡大禍，人心動搖。
為了挽回人心，就只有把罪狀反扣到劉備頭上了。
所以說，所謂借荊州，很可能是孫權為了不授人予撕毀同盟、偷襲荊州的惡名而杜撰出來的。
亂世紛爭，講究的是弱肉強食叢林法則，只存在巧取、或豪奪，是不存在有租或借的。
《三國志》只在吳傳中記載有借南郡一說，在蜀傳中就隻字沒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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