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末漢初的歷史中，陳豨是一個死得明白卻生得迷糊的人。為什麼這樣說呢？
試想，一個跟了劉邦很多年、後來還被封侯的將領，在秦末大起義和楚漢大比拼中，他的行跡和戰績竟然是一片空白，史冊沒留下隻言片語，司馬遷一句“不知始所以得從”就一筆帶過了，著實讓人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按說，陳豨記錄少，戰績斷不會比其他列侯如韓信、曹參、周勃、樊噲等將多，功勞也不會比蕭何、張良、陳平等人大，但他照樣封了侯。這說明什麼？說明劉邦對他高看一眼，厚愛一層。
陳豨是宛朐(今山東菏澤西南)人，隨劉邦反秦入關，後封為陽夏侯，代國相國，總掌趙、代二地兵馬。趙、代之地是抵擋匈奴的前沿陣地，自是兵強馬壯，正如韓信曾對陳豨所言：“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劉邦將天下精兵交陳豨掌管，既見劉邦對他的倚重，當然也見他平時對劉邦的忠誠，這是相互的。
既然君對臣倚重，臣對君忠誠，後來陳豨怎麼會操切到舉兵謀反呢？我想，原因應該是劉邦思慮太重，過度懷疑，讓陳豨手足無措，最後逼反了他。
先試看劉邦懷疑陳豨謀反的唯一理由：蓄養門客。這是趙相周昌向劉邦告發陳豨最關鍵的一條“罪狀”。《史記·韓信盧綰列傳》記載說：“（陳）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豨還之代，周昌乃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
在那個時代，一個封疆大吏或軍隊首長告假回鄉，多帶幾個隨從亦是司空見慣。劉邦本人的《大風歌》不也說“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嗎？那排場，當更是鋪天蓋地、浩浩蕩蕩。陳豨上行下效，多帶幾個隨從，頂多是個作風問題，算不上謀反罪行。而且，周昌告狀，所謂一千多輛車子相隨，邯鄲官舍全部住滿，恐怕也是誇大其詞。欲加之罪，往往顛倒黑白，添油加醋。甚至，陳豨待人謙恭、禮賢下士都成了周昌眼裡的罪狀。說到底，是同為相國的周昌看不慣陳豨鋪張的習慣和張揚的作派，同行相妒使然。
其實，對於這一點，明眼人一看便知。但作為皇帝的劉邦，卻神經過敏，“疑罪從有”，於是，“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劉邦立刻命人審查陳豨的門客，一些違法亂紀的事，不少牽連到陳豨。凡捕獵，一般會從外圍入手，慢慢形成包圍圈，將獵物變成困獸，再甕中捉鱉，手到擒來。獵動物這樣，而“獵人”又何嘗不是如此？要辦主人的罪，先把奴僕給關了，想方設法，讓奴僕捕風捉影地揭發，然後“證據確鑿”，或捕或殺，天下百姓還拍手稱快。
這就是典型的“構陷”。陳豨伴君這麼多年，劉邦的手段既有耳聞又曾親見，這次親歷，自然驚恐萬狀，惶惶不可終日。漢十年（前197），太上皇去世，劉邦安排人召他入朝，陳豨稱病，不敢應召，隨後就自立為代王，舉兵反叛了。
雖然陳豨最後兵敗被斬，但他的反叛卻令人深思。俗話說：“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劉邦既然將鎮國守邊的千鈞重擔交付予陳豨，則不能因一些生活細節輕起疑心，就連司馬遷都對陳豨結交門客的行為不以為然，說他：“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外面的招搖並非謀反的準備，其動機與周昌的揭發有著本質的區別。
但是，作為一代君主的劉邦，卻對國之重臣輕下論斷，草率從事。於是，劉邦疑心一起，註定了陳豨的滅亡，反也是死，不反亦是死，這叫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最後，終於逼反了陳豨。而劉邦也未因此得到任何好處，反而暴發內亂，自己被逼親征，勞民傷財，損兵折將，也是自取其咎。可以說，劉邦一個可笑的理由，就逼反了開國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