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高祖劉邦才是“封建皇帝裡邊最厲害的一個”；石趙帝國的開創者石勒百戰餘生，威震海內，對司馬懿、曹操不屑一顧，自命可與劉秀並驅中原，卻把劉邦視為“只能北面事之”的超然強者。

“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太過。朕若逢高皇（劉邦），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韓信、彭越）競鞭而爭先耳。若遇光武（劉秀），當並驅於中原，未知鹿死誰手！” ——石勒與謀臣張賓談史

在大眾眼裡，劉邦不過是一個因人成事的齷蹉之徒，畢竟，無論是他的出身、相貌、才能、還是性格，都很難引起大眾的敬畏。相形之下，他的對手項羽和屬下韓信，則以無雙的勇氣和罕見的才能，贏得了千百年來社會輿論的無數讚譽。

“千奸萬黠藏凶戾,曹操朱溫皆稱帝。何似英雄駿馬與美人，烏江過者皆流涕”！——鄭板橋，霸王項羽的失敗引發了千百年來無數文人騷客的同情

“高帝眼中只兩雄，淮陰國士與重瞳。項王已死將軍在，能否無嫌到考終。”——袁保恆讚揚軍神韓信

然而，若以政治決策的視野來看，劉邦則無疑是中國歷史上已知的政客中，最傑出的一個。

這種評價並非源於劉邦本身的才能，而是因為他永遠實事求是的態度——即，這個人永遠基於現實需要採取政策，其思維絕不被虛榮、情感和觀念所劫持。

完美的自知之明

實際上，劉邦最傑出的品質就在於能夠時刻保持自知之明。考慮到劉邦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平民帝王的身份，他能夠輕易做到這點，顯然是無法想象的。

當書生陸賈以“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勸誡劉邦時，劉邦已經是一個崛起於平民，淘汰了無數強人，征服整個中國的開國帝王。達到這種成就的人，周邊幾乎都是阿諛之詞（《史記》陸賈傳記曰，左右皆呼萬歲），聽到的批評就像沙漠裡的清水一樣稀少。假如三個人的謠言既然能夠使你相信老虎的存在，那麼一百個人的奉承，又何嘗不會消滅一個天才的自知之明，並把他變成一個自以為是的傻瓜？

這種情況相當常見，而且幾乎不可避免。項羽曾經何等勇決，為何後來荒唐得熱衷於“錦衣夜行”？拿破崙曾經何等明斷，為何會慢慢退化成一個魯莽的蠢材（法國外長塔列朗語）？希特勒曾經何等狡詐，為何漸漸變得猶如一個精神病患者？實際上，這些超凡之人不再精明的原因，非常很簡單。

因為這些無雙雄傑在一片讚美之聲中，逐漸失去了對現實、對敵人甚至對自己的正確認知。事實上，無論一個人多麼天才，如果他連自己的優劣都不瞭解，那他的判斷力和一個真正的蠢材又會有什麼區別？

只有理解這點，你才能理解劉邦的非凡和可怕。當書生陸賈以“文武並用，長久之術”勸說劉邦之時，他很快意識到對面的書生（因出身綠林，劉邦向來鄙視書生），在這個問題上要比自己高明得多，理應有所請教，故“高帝不懌而有慚色，乃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

這是何等了得的胸襟氣度，只有完全摒棄虛榮心的豪傑，才有可能具有如此完美無瑕的自知之明——即，劉邦這個人，追求的從來不是“我比你強，我比你聰明，我比你能幹”之類的虛名，而是“怎樣做對我更有好處”。事實上，能夠始終保持這種本能行事的人，古今中外，屈指可數。

無愛也無恨

劉邦另一個令人震驚的素質，就在於他對愛恨情仇等人類情感的極度淡漠，這使得他的決策永遠理性。這一點，在他對待家人和仇敵之時，體現得極為明顯。

在漢高的老家沛縣，有一位劉邦極為憎恨的叛徒老鄉雍齒。當年在鄉間之時，劉邦就素來被雍齒輕辱，劉反秦後，雍齒跟隨，但就在劉邦最困難的時候，雍齒獻出了劉邦老巢豐邑投靠魏國周市，還囚禁了劉邦的父親和妻兒，使他們遭受毆打、羞辱，更把劉邦本人逼到了絕地。劉邦走投無路，被迫投靠項梁。然而，隨著局勢的發展，雍齒後來投靠劉邦，劉邦不但不予追究，反而在建國之時，因功封其為”什邡侯“，以安定人心。

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 ——司馬遷·《史記·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故）朱鮪喋血於友于，漢主不以為疑，張繡剚刃於愛子，魏君待之若舊。” ——遲丘在《與陳伯之書》中，闡述了帝王的仁慈和寬大，這種邏輯的背後是劉秀對兄長劉寅的薄情，曹操對愛子曹昂的淡漠

妻子被辱、老父受困、自己幾陷死地、這些刻骨之仇在平常人眼裡，每一項都是足以成為“不共戴天”的大恨，劉邦身為帝王，卻輕輕放過，一件都未與雍齒計較。

為何？

因為寬容雍齒這個仇敵，可以為劉邦起到安撫人心的作用——即，”群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對於劉邦來說，如果讓那個羞辱自己妻子、囚禁自己父親、試圖剝奪自己生命的仇敵獲得自己的封賞，能夠有利於自己的政治利益，那麼這個仇敵就應該獲得封賞。這是一種何等荒謬、理性、殘酷的邏輯啊，然而，劉邦就是一個以如此規則行事的“人“，一頭永遠清楚自己目標的政治野獸。

無牽無掛的果斷

一個能夠明確目標的人，註定會是一個果斷的人。

這是因為，果斷品質的根源，恰恰在於決策者對於自己目標的清晰度。決策者的牽掛越少，他的目標就會越清楚，他的行事就會越果斷。反之，決策者的情感越豐富，他的牽掛就會越多，他的目標就會模糊，優柔寡斷和瞻前顧後也將成為他的通病，而他的失敗也很難避免——畢竟，十全十美往往意味著一事無成。而劉邦，很可能即是人類歷史上最果斷的人。

當劉邦的乘車被項羽部隊追擊，敵兵迫近，生死存亡之時，劉邦的車上除了自己、只有護衛車伕夏侯嬰和兩個嫡生兒女魯元公主和漢惠帝。劉邦只用了一秒鐘就想通了絕大部分人一輩子都想不明白的道理——“車太重了，必須減負，夏侯嬰能給自己擋刀駕車，絕對不能丟，只有眼前一對親生兒女必須被扔棄”——他瞬息之間就做出了最殘酷或許也最”正確“的抉擇，飛快地將魯元公主和漢惠帝踹下去，以減輕車子的負擔，增大逃跑的概率。在這一事件中，劉邦展現出極端可怕的決斷力。

與劉邦相反，軍神韓信自負無雙才智，為何卻在政治上一敗塗地，最終死無葬身之所？

原因就在於八個字，“牽掛太多，優柔寡斷”：面對部下的警告，韓信既恐懼漢王的猜忌，又顧念漢王的恩情，同時還貪戀裂土封王的富貴和“言聽計用”的虛榮，這位軍神連自己到底想要什麼都搞不清，又怎能做到政治上果斷？就像蒯通（韓信謀臣）所言，“猶豫的猛虎，不如小小的毒蜂，狐疑的勇士，比不上果斷的兒童”，韓信後來以軍神之能死於婦人之手的事實，完美驗證了這一不祥真言。

“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虎之猶與，不如蜂蠆之致；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 ——蒯通勸韓信自立，痛陳猶豫的害處

超脫觀念的“觀念”

但凡有所成功之人，幾乎無不被過去成功所束縛。過去賴以成功的手段，過去賴以制勝的思想，都足以成為成功者的牢籠，使其在新的環境中一敗塗地，政治上尤為如此。

當黃巢、李自成把過去打天下的劫掠之策，用到國家統治之上時，也就意味著為自己的脖頸套上了絞索；當拿破崙統治歐洲之後，依然肆無忌憚、不顧規則地動用武力侵吞盟友時，也就表明他的霸權時日無多。

“在我看來，這個暴君（拿破崙）已然時日無多。奧斯特里茨戰役，讓世人知道與拿破崙為敵是危險的；耶拿戰役，讓世人知道對拿破崙中立意味著災難；西班牙的毀滅，則讓世人知道與拿破崙友好是致命的。他的每一場勝利都在製造著更多的恐懼和敵人，因為事實將迫使列強明白，除非徹底消滅拿破崙，否則任何人都將無法倖存。因為，他不可能建立穩定的秩序，他不可能百戰百勝。” ——梅特涅致信奧皇弗蘭茨，就拿破崙入侵西班牙發表看法

這是為何？因為征服世界需要以刀劍，但統治世界的力量，則必須以構建在觀念之上的規則為基礎。陸賈所謂”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乃長久之術也“，即是如此，但這種轉變，需要對過去觀念的超脫，而”超脫“恰恰是相當困難，因為這需要對過去自己的否決，需要破除人性自我認可的本能。

劉邦卻很輕易地做到了這一點。打開《漢高本紀》就會發現，在劉邦的一生中，這個人從未被任何觀念所束縛，對他來說，觀念只是一種身外工具，他能夠很清楚地理解自己在不同的時期需要不同的觀念，並且做出了靈活的調整。

“盛世創業重統之英雄，以襟懷豁達為第一義。末世扶危救難之英雄，以心力勞苦為第一義。” ——曾國藩

打天下的漢王劉邦，需要塑造自己慷慨仁義的形象，以吸引豪傑的歸附，故哪怕是自己的仇敵雍齒，只要投靠就可以獲得劉邦的封賞；而統治天下的漢帝劉邦，則需要時刻向臣子們灌輸“忠君”的觀念，以求得長治久安，故救命恩人丁公（項羽部將，放走了潰逃的劉邦）就必須被殺掉，與之相反的是，曾經數次威逼自己的季布（項羽部將，數度陷劉邦於困境）就需要被重賞甚至提拔。

事實上，只有真正的政治家，才知道武力只能用來奪天下，而在民眾之中培養統治所需的觀念，遠比單純增強刀劍福利更加重要，劉邦恰恰就是這樣的佼佼者。

季布母弟丁公，為楚將。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史記·卷一百·季布欒佈列傳第四十》

所以，對於楚漢英豪的結局，後人不必心懷怨憤。霸王應該屬於勇猛的項羽，軍神必然歸於無雙的韓信，而最終的帝王只可能屬於劉邦。因為，這位開國帝王從不因好惡愛恨行事，作為絕對實事求是的純粹政客，他實際上為後來者塑造了一個無情的典範。

即，在以後的鬥爭中，誰會是最後的勝利者，僅僅取決於誰更像劉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