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光緒年間，天津河東有一個地藏庵，庵前有一戶人家。這是一座四進四出的進士宅邸，它的主人是一位官商，名字叫李世珍。曾是同治年間的進士，官任吏部主事，也因此使李家在當地的聲名更加顯赫了。但是，他為官不久，便辭官返鄉了，開始經商。在晚年的時候，他虔誠拜佛，為人寬厚，樂善好施，被人稱為“李善人”。而這就是我的父親。
我是光緒六年，在這個平和良善的家庭中出生的。生我時，我的母親只有二十歲，而我父親已近六十八歲了。這是因為我是父親的小妾生的，也正是如此，雖然父親很疼愛我，但是在那時的官宦人家，妾的地位很卑微，我作為庶子，身份也就無法與我的同父異母的哥哥相比。從小就感受到這種不公平待遇所給我帶來的壓抑感，然而只能是忍受著，也許這就為我今後出家埋下了伏筆。
在我五歲那年，父親因病去世了。沒有了父親的庇護和依靠，我與母親的處境很是困難，看著母親一天到晚低眉順眼、謹小慎微地度日，我的內心感到很難受，也使我產生了自卑的傾向。我養成了沉默寡言的內向性格，終日裡與書作伴，與畫為伍。只有在書畫的世界裡，我才能找到快樂和自由！
聽我母親後來跟我講：在我降生的時候，有一隻喜鵲叼著一根松枝放在了產房的窗上，所有人都認為這是佛賜祥瑞。而我後來也一直將這根松枝帶在身邊，並時常對著它祈禱。由於我的父親對佛教的誠信，使我在很小的時候，就有機會接觸到佛教經典，受到佛法的薰陶。我小時候剛開始識字，就是跟著我的大娘，也就是我父親的妻子，學習唸誦《大悲咒》和《往生咒》。而我的嫂子也經常教我背誦《心經》和《金剛經》等。雖然那時我根本就不明白這些佛經的含義，也無從知曉它們的教理，但是我很喜歡唸經時那種空靈的感受。也只有在這時我能感受到平等和安詳！而我想這也許成為我今後出家的引路標。
我小時候，大約是六七歲的樣子，就跟著我的哥哥文熙開始讀書識字，並學習各種待人接物的禮儀，那時我哥哥已經二十歲了。由於我們家是書香門第，又是當地數一數二的官商世家，所以一直就沿襲著嚴格的教育理念。因此，我哥哥對我方方面面的功課，都督教得異常嚴格，稍有錯誤必加以嚴懲。我自小就在這樣嚴厲的環境中長大，這使我從小就沒有了小孩子應有的天真活潑，也疑我的天性遭到了壓抑而導致有些扭曲。但是有一點不得不承認，那就是這種嚴格施教，對於我後來所養成的嚴謹認真的學習習慣和生活作風是起了決定作用的，而我後來的一切成就幾乎都是得益於此，也由此我真心地感激我的哥哥。
當我長到八九歲時，就拜在常雲政先生門下，成為他的入室弟子，開始攻讀各種經史子集，並開始學習書法、金石等技藝。在我十三歲那年，天津的名士趙幼梅先生和唐靜巖先生開始教我填詞和書法，使我在詩詞書畫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功力也較以前深厚了。為了考取功名，我對八股文下了很大的功夫，也因此得以在天津縣學加以訓練。在我十六歲的時候，我有了自己的思想，因過去所受的壓抑而造成的“反叛”傾向也開始抬頭了。我開始對過去刻苦學習是為了報國濟世的思想不那麼熱衷了，卻對文藝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尤其是戲曲，也因此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票友。在此期間，我結識過一個叫楊翠喜的人，我經常去聽她唱戲，並送她回家，只可惜後來她被官家包養，後來又嫁給一個商人作了妾。
由此後我也有些惆悵，而那時我哥哥已經是天津一位有名的中醫大師了，但是有一點我很不喜歡，就是他為人比較勢利，攀權附貴，嫌貧愛富。我曾經把我的看法向他說起，他不接受，並指責我有辱祖訓，不務正業。無法，我只有與其背道而馳了，從行動上表示我的不滿，對貧賤低微的人我禮敬有加，對富貴高傲的人我不理不睬；對小動物我關懷備至，對人我卻不冷不熱。在別人眼裡我成為了一個怪人，不可理喻，不過對此我倒是無所謂的。
在清朝光緒年間，天津河東有一個地藏庵，庵前有一戶人家。這是一座四進四出的進士宅邸，它的主人是一位官商，名字叫李世珍。曾是同治年間的進士，官任吏部主事，也因此使李家在當地的聲名更加顯赫了。但是，他為官不久，便辭官返鄉了，開始經商。在晚年的時候，他虔誠拜佛，為人寬厚，樂善好施，被人稱為“李善人”。而這就是我的父親。
我是光緒六年，在這個平和良善的家庭中出生的。生我時，我的母親只有二十歲，而我父親已近六十八歲了。這是因為我是父親的小妾生的，也正是如此，雖然父親很疼愛我，但是在那時的官宦人家，妾的地位很卑微，我作為庶子，身份也就無法與我的同父異母的哥哥相比。從小就感受到這種不公平待遇所給我帶來的壓抑感，然而只能是忍受著，也許這就為我今後出家埋下了伏筆。
在我五歲那年，父親因病去世了。沒有了父親的庇護和依靠，我與母親的處境很是困難，看著母親一天到晚低眉順眼、謹小慎微地度日，我的內心感到很難受，也使我產生了自卑的傾向。我養成了沉默寡言的內向性格，終日裡與書作伴，與畫為伍。只有在書畫的世界裡，我才能找到快樂和自由！
聽我母親後來跟我講：在我降生的時候，有一隻喜鵲叼著一根松枝放在了產房的窗上，所有人都認為這是佛賜祥瑞。而我後來也一直將這根松枝帶在身邊，並時常對著它祈禱。由於我的父親對佛教的誠信，使我在很小的時候，就有機會接觸到佛教經典，受到佛法的薰陶。我小時候剛開始識字，就是跟著我的大娘，也就是我父親的妻子，學習唸誦《大悲咒》和《往生咒》。而我的嫂子也經常教我背誦《心經》和《金剛經》等。雖然那時我根本就不明白這些佛經的含義，也無從知曉它們的教理，但是我很喜歡唸經時那種空靈的感受。也只有在這時我能感受到平等和安詳！而我想這也許成為我今後出家的引路標。
我小時候，大約是六七歲的樣子，就跟著我的哥哥文熙開始讀書識字，並學習各種待人接物的禮儀，那時我哥哥已經二十歲了。由於我們家是書香門第，又是當地數一數二的官商世家，所以一直就沿襲著嚴格的教育理念。因此，我哥哥對我方方面面的功課，都督教得異常嚴格，稍有錯誤必加以嚴懲。我自小就在這樣嚴厲的環境中長大，這使我從小就沒有了小孩子應有的天真活潑，也疑我的天性遭到了壓抑而導致有些扭曲。但是有一點不得不承認，那就是這種嚴格施教，對於我後來所養成的嚴謹認真的學習習慣和生活作風是起了決定作用的，而我後來的一切成就幾乎都是得益於此，也由此我真心地感激我的哥哥。
當我長到八九歲時，就拜在常雲政先生門下，成為他的入室弟子，開始攻讀各種經史子集，並開始學習書法、金石等技藝。在我十三歲那年，天津的名士趙幼梅先生和唐靜巖先生開始教我填詞和書法，使我在詩詞書畫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功力也較以前深厚了。為了考取功名，我對八股文下了很大的功夫，也因此得以在天津縣學加以訓練。在我十六歲的時候，我有了自己的思想，因過去所受的壓抑而造成的“反叛”傾向也開始抬頭了。我開始對過去刻苦學習是為了報國濟世的思想不那麼熱衷了，卻對文藝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尤其是戲曲，也因此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票友。在此期間，我結識過一個叫楊翠喜的人，我經常去聽她唱戲，並送她回家，只可惜後來她被官家包養，後來又嫁給一個商人作了妾。
由此後我也有些惆悵，而那時我哥哥已經是天津一位有名的中醫大師了，但是有一點我很不喜歡，就是他為人比較勢利，攀權附貴，嫌貧愛富。我曾經把我的看法向他說起，他不接受，並指責我有辱祖訓，不務正業。無法，我只有與其背道而馳了，從行動上表示我的不滿，對貧賤低微的人我禮敬有加，對富貴高傲的人我不理不睬；對小動物我關懷備至，對人我卻不冷不熱。在別人眼裡我成為了一個怪人，不可理喻，不過對此我倒是無所謂的。
1905年李叔同（左）赴日留學前與家兄李桐罔下圍棋，攝於天津
有人說我在出家前是書法家、畫家、音樂家、詩人、戲劇家等，出家後這些造詣更深。其實不是這樣的，所有這一切都是我的人生興趣而已。我認為一個人在他有生之年應多學一些東西，不見得樣樣精通，如果能做到博學多聞就很好了，也不枉屈自己這一生一世。而我在出家後，拜印光大師為師，所有的精力都致力於佛法的探究上，全身心地去了解“禪”的含義，在這些興趣上反倒不如以前痴迷了，也就荒疏了不少。然而，每當回憶起那段藝海生涯，總是有說不盡的樂趣！
記得在我十八歲那年，我與茶商之女俞氏結為夫妻。當時哥哥給了我三十萬元作賀禮，於是我就買了一架鋼琴，開始學習音樂方面的知識，並嘗試著作曲。後來我與母親和妻子搬到了上海法租界，由於上海有我家的產業，我可以以少東家的身份支取相當高的生活費用，也因此得以與上海的名流們交往。當時，上海城南有一個組織叫“城南文社”，每月都有文學比試，我投了三次稿，有幸的是每次都獲得第一名，從而與文社的主事許幻園先生成為朋友。他為我們全家在城南草堂打掃了房屋，並讓我們移居了過去，在那裡，我和他及另外三位文友結為金蘭之好，還號稱是“天涯五友”。後來我們共同成立了“上海書畫公會”，每個星期都出版書畫報紙，與那些志同道合的同仁們一起探討研究書畫及詩詞歌賦。但是這個公社成立不久就解散了。
在清朝光緒年間，天津河東有一個地藏庵，庵前有一戶人家。這是一座四進四出的進士宅邸，它的主人是一位官商，名字叫李世珍。曾是同治年間的進士，官任吏部主事，也因此使李家在當地的聲名更加顯赫了。但是，他為官不久，便辭官返鄉了，開始經商。在晚年的時候，他虔誠拜佛，為人寬厚，樂善好施，被人稱為“李善人”。而這就是我的父親。
我是光緒六年，在這個平和良善的家庭中出生的。生我時，我的母親只有二十歲，而我父親已近六十八歲了。這是因為我是父親的小妾生的，也正是如此，雖然父親很疼愛我，但是在那時的官宦人家，妾的地位很卑微，我作為庶子，身份也就無法與我的同父異母的哥哥相比。從小就感受到這種不公平待遇所給我帶來的壓抑感，然而只能是忍受著，也許這就為我今後出家埋下了伏筆。
在我五歲那年，父親因病去世了。沒有了父親的庇護和依靠，我與母親的處境很是困難，看著母親一天到晚低眉順眼、謹小慎微地度日，我的內心感到很難受，也使我產生了自卑的傾向。我養成了沉默寡言的內向性格，終日裡與書作伴，與畫為伍。只有在書畫的世界裡，我才能找到快樂和自由！
聽我母親後來跟我講：在我降生的時候，有一隻喜鵲叼著一根松枝放在了產房的窗上，所有人都認為這是佛賜祥瑞。而我後來也一直將這根松枝帶在身邊，並時常對著它祈禱。由於我的父親對佛教的誠信，使我在很小的時候，就有機會接觸到佛教經典，受到佛法的薰陶。我小時候剛開始識字，就是跟著我的大娘，也就是我父親的妻子，學習唸誦《大悲咒》和《往生咒》。而我的嫂子也經常教我背誦《心經》和《金剛經》等。雖然那時我根本就不明白這些佛經的含義，也無從知曉它們的教理，但是我很喜歡唸經時那種空靈的感受。也只有在這時我能感受到平等和安詳！而我想這也許成為我今後出家的引路標。
我小時候，大約是六七歲的樣子，就跟著我的哥哥文熙開始讀書識字，並學習各種待人接物的禮儀，那時我哥哥已經二十歲了。由於我們家是書香門第，又是當地數一數二的官商世家，所以一直就沿襲著嚴格的教育理念。因此，我哥哥對我方方面面的功課，都督教得異常嚴格，稍有錯誤必加以嚴懲。我自小就在這樣嚴厲的環境中長大，這使我從小就沒有了小孩子應有的天真活潑，也疑我的天性遭到了壓抑而導致有些扭曲。但是有一點不得不承認，那就是這種嚴格施教，對於我後來所養成的嚴謹認真的學習習慣和生活作風是起了決定作用的，而我後來的一切成就幾乎都是得益於此，也由此我真心地感激我的哥哥。
當我長到八九歲時，就拜在常雲政先生門下，成為他的入室弟子，開始攻讀各種經史子集，並開始學習書法、金石等技藝。在我十三歲那年，天津的名士趙幼梅先生和唐靜巖先生開始教我填詞和書法，使我在詩詞書畫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功力也較以前深厚了。為了考取功名，我對八股文下了很大的功夫，也因此得以在天津縣學加以訓練。在我十六歲的時候，我有了自己的思想，因過去所受的壓抑而造成的“反叛”傾向也開始抬頭了。我開始對過去刻苦學習是為了報國濟世的思想不那麼熱衷了，卻對文藝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尤其是戲曲，也因此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票友。在此期間，我結識過一個叫楊翠喜的人，我經常去聽她唱戲，並送她回家，只可惜後來她被官家包養，後來又嫁給一個商人作了妾。
由此後我也有些惆悵，而那時我哥哥已經是天津一位有名的中醫大師了，但是有一點我很不喜歡，就是他為人比較勢利，攀權附貴，嫌貧愛富。我曾經把我的看法向他說起，他不接受，並指責我有辱祖訓，不務正業。無法，我只有與其背道而馳了，從行動上表示我的不滿，對貧賤低微的人我禮敬有加，對富貴高傲的人我不理不睬；對小動物我關懷備至，對人我卻不冷不熱。在別人眼裡我成為了一個怪人，不可理喻，不過對此我倒是無所謂的。
1905年李叔同（左）赴日留學前與家兄李桐罔下圍棋，攝於天津
有人說我在出家前是書法家、畫家、音樂家、詩人、戲劇家等，出家後這些造詣更深。其實不是這樣的，所有這一切都是我的人生興趣而已。我認為一個人在他有生之年應多學一些東西，不見得樣樣精通，如果能做到博學多聞就很好了，也不枉屈自己這一生一世。而我在出家後，拜印光大師為師，所有的精力都致力於佛法的探究上，全身心地去了解“禪”的含義，在這些興趣上反倒不如以前痴迷了，也就荒疏了不少。然而，每當回憶起那段藝海生涯，總是有說不盡的樂趣！
記得在我十八歲那年，我與茶商之女俞氏結為夫妻。當時哥哥給了我三十萬元作賀禮，於是我就買了一架鋼琴，開始學習音樂方面的知識，並嘗試著作曲。後來我與母親和妻子搬到了上海法租界，由於上海有我家的產業，我可以以少東家的身份支取相當高的生活費用，也因此得以與上海的名流們交往。當時，上海城南有一個組織叫“城南文社”，每月都有文學比試，我投了三次稿，有幸的是每次都獲得第一名，從而與文社的主事許幻園先生成為朋友。他為我們全家在城南草堂打掃了房屋，並讓我們移居了過去，在那裡，我和他及另外三位文友結為金蘭之好，還號稱是“天涯五友”。後來我們共同成立了“上海書畫公會”，每個星期都出版書畫報紙，與那些志同道合的同仁們一起探討研究書畫及詩詞歌賦。但是這個公社成立不久就解散了。
青年李叔同，1896年攝於天津
由於公社解散，而我的長子在出生後不久就夭折了，不久後我的母親又過世了，多重不幸給我帶來了不小的打擊，於是我將母親的遺體運回天津安葬，並把妻子和孩子一起帶回天津，我獨自一人前往日本求學。在日本，我就讀於日本當時美術界的最高學府——上野美術學校，而我當時的老師亦是日本最有名的畫家之一——黑田清輝。當時我除了學習繪畫外，還努力學習音樂和作曲。那時我確實是沉浸在藝術的海洋中，那是一種真正的快樂享受。
我從日本回來後，政府的腐敗統治導致國衰民困，金融市場更是慘淡，很多錢莊、票號都相繼倒閉，我家的大部分財產也因此化為烏有了。我的生活也就不再像以前那樣無憂無慮了，為此我到上海城東女校當老師去了，並且同時任《太平洋報》文藝版的主編。但是沒多久報社被查封，我也為此丟掉了工作。大概幾個月後我應聘到浙江師範學校擔任繪畫和音樂教員，那段時間是我在藝術領域裡馳騁最瀟灑自如的日子，也是我一生最忙碌、最充實的日子。
在清朝光緒年間，天津河東有一個地藏庵，庵前有一戶人家。這是一座四進四出的進士宅邸，它的主人是一位官商，名字叫李世珍。曾是同治年間的進士，官任吏部主事，也因此使李家在當地的聲名更加顯赫了。但是，他為官不久，便辭官返鄉了，開始經商。在晚年的時候，他虔誠拜佛，為人寬厚，樂善好施，被人稱為“李善人”。而這就是我的父親。
我是光緒六年，在這個平和良善的家庭中出生的。生我時，我的母親只有二十歲，而我父親已近六十八歲了。這是因為我是父親的小妾生的，也正是如此，雖然父親很疼愛我，但是在那時的官宦人家，妾的地位很卑微，我作為庶子，身份也就無法與我的同父異母的哥哥相比。從小就感受到這種不公平待遇所給我帶來的壓抑感，然而只能是忍受著，也許這就為我今後出家埋下了伏筆。
在我五歲那年，父親因病去世了。沒有了父親的庇護和依靠，我與母親的處境很是困難，看著母親一天到晚低眉順眼、謹小慎微地度日，我的內心感到很難受，也使我產生了自卑的傾向。我養成了沉默寡言的內向性格，終日裡與書作伴，與畫為伍。只有在書畫的世界裡，我才能找到快樂和自由！
聽我母親後來跟我講：在我降生的時候，有一隻喜鵲叼著一根松枝放在了產房的窗上，所有人都認為這是佛賜祥瑞。而我後來也一直將這根松枝帶在身邊，並時常對著它祈禱。由於我的父親對佛教的誠信，使我在很小的時候，就有機會接觸到佛教經典，受到佛法的薰陶。我小時候剛開始識字，就是跟著我的大娘，也就是我父親的妻子，學習唸誦《大悲咒》和《往生咒》。而我的嫂子也經常教我背誦《心經》和《金剛經》等。雖然那時我根本就不明白這些佛經的含義，也無從知曉它們的教理，但是我很喜歡唸經時那種空靈的感受。也只有在這時我能感受到平等和安詳！而我想這也許成為我今後出家的引路標。
我小時候，大約是六七歲的樣子，就跟著我的哥哥文熙開始讀書識字，並學習各種待人接物的禮儀，那時我哥哥已經二十歲了。由於我們家是書香門第，又是當地數一數二的官商世家，所以一直就沿襲著嚴格的教育理念。因此，我哥哥對我方方面面的功課，都督教得異常嚴格，稍有錯誤必加以嚴懲。我自小就在這樣嚴厲的環境中長大，這使我從小就沒有了小孩子應有的天真活潑，也疑我的天性遭到了壓抑而導致有些扭曲。但是有一點不得不承認，那就是這種嚴格施教，對於我後來所養成的嚴謹認真的學習習慣和生活作風是起了決定作用的，而我後來的一切成就幾乎都是得益於此，也由此我真心地感激我的哥哥。
當我長到八九歲時，就拜在常雲政先生門下，成為他的入室弟子，開始攻讀各種經史子集，並開始學習書法、金石等技藝。在我十三歲那年，天津的名士趙幼梅先生和唐靜巖先生開始教我填詞和書法，使我在詩詞書畫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功力也較以前深厚了。為了考取功名，我對八股文下了很大的功夫，也因此得以在天津縣學加以訓練。在我十六歲的時候，我有了自己的思想，因過去所受的壓抑而造成的“反叛”傾向也開始抬頭了。我開始對過去刻苦學習是為了報國濟世的思想不那麼熱衷了，卻對文藝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尤其是戲曲，也因此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票友。在此期間，我結識過一個叫楊翠喜的人，我經常去聽她唱戲，並送她回家，只可惜後來她被官家包養，後來又嫁給一個商人作了妾。
由此後我也有些惆悵，而那時我哥哥已經是天津一位有名的中醫大師了，但是有一點我很不喜歡，就是他為人比較勢利，攀權附貴，嫌貧愛富。我曾經把我的看法向他說起，他不接受，並指責我有辱祖訓，不務正業。無法，我只有與其背道而馳了，從行動上表示我的不滿，對貧賤低微的人我禮敬有加，對富貴高傲的人我不理不睬；對小動物我關懷備至，對人我卻不冷不熱。在別人眼裡我成為了一個怪人，不可理喻，不過對此我倒是無所謂的。
1905年李叔同（左）赴日留學前與家兄李桐罔下圍棋，攝於天津
有人說我在出家前是書法家、畫家、音樂家、詩人、戲劇家等，出家後這些造詣更深。其實不是這樣的，所有這一切都是我的人生興趣而已。我認為一個人在他有生之年應多學一些東西，不見得樣樣精通，如果能做到博學多聞就很好了，也不枉屈自己這一生一世。而我在出家後，拜印光大師為師，所有的精力都致力於佛法的探究上，全身心地去了解“禪”的含義，在這些興趣上反倒不如以前痴迷了，也就荒疏了不少。然而，每當回憶起那段藝海生涯，總是有說不盡的樂趣！
記得在我十八歲那年，我與茶商之女俞氏結為夫妻。當時哥哥給了我三十萬元作賀禮，於是我就買了一架鋼琴，開始學習音樂方面的知識，並嘗試著作曲。後來我與母親和妻子搬到了上海法租界，由於上海有我家的產業，我可以以少東家的身份支取相當高的生活費用，也因此得以與上海的名流們交往。當時，上海城南有一個組織叫“城南文社”，每月都有文學比試，我投了三次稿，有幸的是每次都獲得第一名，從而與文社的主事許幻園先生成為朋友。他為我們全家在城南草堂打掃了房屋，並讓我們移居了過去，在那裡，我和他及另外三位文友結為金蘭之好，還號稱是“天涯五友”。後來我們共同成立了“上海書畫公會”，每個星期都出版書畫報紙，與那些志同道合的同仁們一起探討研究書畫及詩詞歌賦。但是這個公社成立不久就解散了。
青年李叔同，1896年攝於天津
由於公社解散，而我的長子在出生後不久就夭折了，不久後我的母親又過世了，多重不幸給我帶來了不小的打擊，於是我將母親的遺體運回天津安葬，並把妻子和孩子一起帶回天津，我獨自一人前往日本求學。在日本，我就讀於日本當時美術界的最高學府——上野美術學校，而我當時的老師亦是日本最有名的畫家之一——黑田清輝。當時我除了學習繪畫外，還努力學習音樂和作曲。那時我確實是沉浸在藝術的海洋中，那是一種真正的快樂享受。
我從日本回來後，政府的腐敗統治導致國衰民困，金融市場更是慘淡，很多錢莊、票號都相繼倒閉，我家的大部分財產也因此化為烏有了。我的生活也就不再像以前那樣無憂無慮了，為此我到上海城東女校當老師去了，並且同時任《太平洋報》文藝版的主編。但是沒多久報社被查封，我也為此丟掉了工作。大概幾個月後我應聘到浙江師範學校擔任繪畫和音樂教員，那段時間是我在藝術領域裡馳騁最瀟灑自如的日子，也是我一生最忙碌、最充實的日子。
1900年，李叔同攝於上海。
李叔同1918年出家前將此照贈予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同事堵申甫先生
選自《我歡喜生命本來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