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五千年的歷史,文化一脈相承,朝代興替,文化巨匠群星璀璨,各類文章典籍不計其數。

曾經有一部書,體量之大,內容之富,堪稱空前,這便是《永樂大典》

公元1402年6月,歷時四年之久的“靖難之役”宣告結束,戰爭的結局是建文帝下落不明,燕王朱棣勝利入主南京,成為明朝第三位皇帝,年號永樂,廟號明成祖

它是一部文化鉅著,擁有著數百年的滄桑歷史

(明成祖朱棣)


藩王出身的朱棣,一向志向高遠,文武雙全,《明史.成祖本紀》評價:

“文皇知人善任,表裡洞達,雄武之略,同於高祖”,“成功駿烈,卓乎盛矣”。

我們都知道,明成祖朱棣的戰績卓著,五次親征蒙古,皆取得大捷,而他的諡號是:“啟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

一個“文”字,表明朱棣並非只知武力解決一切、只懂武力統治萬民的莽漢。

一個“文“字,表明他在經營四方,武力對敵的同時,還特別重視文化教育與人文統治。

一個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朱棣下令編修了曠世鉅著《永樂大典》。

它是一部文化鉅著,擁有著數百年的滄桑歷史

(永樂大典)

承皇命撰鉅著,成絕代盛事

公元1403年(永樂元年),明成祖任命內閣首輔解縉與太子少師姚廣孝,編纂一部圖書大著,但這個解縉啊,辦事不是太認真,接到聖旨,僅僅用了一年時間,動用人員147人,就編成了一部他理想中的圖書,名為《文獻大成》。

明朝文人,學識都不淺,卻缺乏一種敬業精神,當初明太祖朱元璋命大學士宋濂編修《元史》,前後兩次修撰,總共用時還不到一年,也有敷衍了事之嫌。

也許這和明朝官員薪俸較低有關吧,畢竟拿得銀子少,幹得事情多,誰都不願意,“想讓馬兒跑,還不給馬兒吃料”,事情就不太好辦了。

這部《文獻大成》呈獻上去,朱棣閱後非常不滿意,“帝覽所進書,尚多未備”,《文獻大成》太偏重於儒家學說內容,這與朱棣當初的設想相差十萬八千里,於是有了第二遍奉旨編修。

解縉這次頂著雷,承受著皇帝的巨大壓力,再也不敢有半點懈怠,馬上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

他擴充了編修的隊伍,規模擴充十餘倍,據《春明夢餘錄》中所載,本次編修隊伍設置為:總裁官三人,副總裁官二十五人,纂修官三百四十七人,催纂官五人,編寫員三百三十二人,看樣員五十七人,謄寫員387人,續經教授10人,辦事官吏20人,共計2180人,均是當時的飽學名士。

“天下文藝之英,濟濟乎鹹集於京師”。

經過調整後的編修力量確實強大,用了五年時間,至公元1407年(永樂五年)終於修成此書,全書共計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三億七千萬字。

想想看,即使我們一天讀一冊,也要花費三十多年的時間。

它是一部文化鉅著,擁有著數百年的滄桑歷史

(永樂大典)

這部書緝錄上至先秦時代,下至明初的各種書籍,涵蓋經、史、子、集、戲劇、小說、平話、農業、醫學、占卜、手工藝等,收錄歷朝歷代的各類圖書八千餘種,從“陽春白雪”到“下里巴人”,內容無所不包,既高雅又接地氣。它緝錄了眾多元明以前古本、孤本,而這些書目前全都遺失。

在緝錄這些古籍時,編輯團隊堅持“一字不易,悉照原著”的原則,將原著整部、整段地分別編入,這同三百年後滿清統治者編撰《四庫全書》時刪、改、毀原著的做法大相徑庭,展現出兩個王朝的統治者的大不相同的胸襟,事實證明,開放包容則國家盛,民族興;封閉狹隘,則國家敗,民族衰,最終王朝也只能走進死衚衕,哪怕它的所謂經濟體量再大,統治者再怎麼“十全”,依然只是夕陽西下。

歎為觀止的《永樂大典》,備受明成祖的喜愛,常閱覽之。如同四百多年前的宋太宗趙光義喜愛《太平御覽》一般,兩位皇帝雖同是開創基業之人,卻同樣愛好讀書。

公元1420年,北京城修建完畢,明朝遷都,臨行之時,明成祖朱棣都不忘記帶走《永樂大典》,將其藏於紫禁城(故宮)文樓(文昭閣)中。此時距《永樂大典》修成已有十三年。

王朝的興替,帶來多舛的命運

這部皇皇鉅著有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它成書一百餘年間,始終都只有一部,真正是孤本。今天,我們始終也弄不明白,以明成祖朱棣之英明,對這部書之喜愛,以永樂年間,明朝之興盛,《永樂大典》為何不進行刊印,或是再多備副本,以防不測?

公元1520年,明世宗嘉靖皇帝即位,這位皇帝同他的六世祖朱棣一樣,酷愛《永樂大典》,公元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紫禁城失火,燒燬三大殿。嘉靖皇帝放著其他物品不搶救,卻命人第一時間搶出了《永樂大典》。

它是一部文化鉅著,擁有著數百年的滄桑歷史

(嘉靖皇帝)

事後,他認為,必須要給《永樂大典》謄寫一部副本才行。

公元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嘉靖皇帝命內閣首輔徐階組織人員將《永樂大典》謄抄一部,該項工作持續五年多,隆慶元年(公元1567年)方才完成,而此時,嘉靖皇帝已經駕崩。

《永樂大典》的副本,成書後便存放在皇史宬(明清兩代皇家檔案館,又稱表章庫,位於北京天安門東邊的南池子大街南口。出於保管檔案的目的,整座檔案館全用石料建築,連窗戶也用仿木石料製作)。

它是一部文化鉅著,擁有著數百年的滄桑歷史

(皇史宬)

此後,正本《永樂大典》再也未見實物,亦不見於記載。它的下落眾說紛紜:有陪葬說,有明末戰火焚燬說,有失竊說,凡此種種,莫衷一是,都有合理之處,也都有破綻,也許它永遠都是一個無法破解的謎。

《永樂大典》的副本成書後不到一百年,李自成農民起義軍攻破北京城,未假時日,敗退出京,清朝八旗兵又攻入北京城。

王朝的興替,戰火頻仍,《永樂大典》遭受劫難,毀損很多,但這只是它的悲劇的開始。

清雍正年間,將《永樂大典》挪到翰林院。清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2年),當紀曉嵐主持編修《四庫全書》時,想依《永樂大典》為參考,卻發現,其已佚失兩千多卷,一千多冊。

此時,該書還尚有二萬多卷,一萬餘冊在清翰林院內。

“康乾盛世”之後,清王朝走下坡路,中國封建社會也漸漸走向末路,不斷遭受著來自西方列強的侵略,1860年英法聯軍與1900年八國聯軍分別侵入北京城,《永樂大典》與眾多珍貴文物一樣,皆不能倖免,加之兵丁、宮人的監守自盜,至清朝滅亡,《永樂大典》在翰林院內中僅存64冊。

目前,存世的《永樂大典》只有400餘冊,分散在世界七個國家和地區的三十多個大學、博物館、研究機構中。


一部書,就是一部文明史;一部書的存續,就是一個國家與民族的滄桑史。

《永樂大典》遭遇了太過坎坷,如同我們的民族一樣,飽受苦難,然則,兩者又有不同:我們的民族苦盡甘來,遭受大災大難後,始終不亡,衰而復興,直至今日!《永樂大典》作為一部典籍,卻沒有這麼好的命運。

王朝可以代興,生民可以繁衍,金銀可以重新鍛造,書籍毀了,卻再無重生的可能,因為編寫書籍的靈魂已經消亡了,消失在那個歷史的天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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