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鍾敬文先生（右）與季羨林先生合影。
《鍾敬文全集》有很高的歷史地位，不僅在中國學術界，在世界上也一定會產生重大影響。為什麼這樣說？這要從鍾敬文先生創立的中國民俗學派與中國歷史的關係去看。我們是中華民族，很多優秀傳統我們要繼承下來；同時，也還要有理性，要考慮哪些是合理的，哪些在今天看來是不合理的。這要甄別，需要情感與理性的統一。在這方面，鍾先生的學說留給後人很多啟示。
鍾敬文在多學科領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這需要有多大的創造精神，有多深的理論修養，才能留下這樣豐厚的精神財富？鍾敬文先生的創造精神和理論建樹，來自他對中國歷史的深刻理解。他強調既要懂得中國，也要懂得外國，但首先要懂得中國，懂得中國歷史。記得他非常嚴肅地講：“如果對於中國的歷史典籍還沒有讀，那就不是中國學者。”現在要創造具有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鍾先生的這個思想是尤其要發揚的。在今天的世界環境中怎樣治學？鍾先生的這個觀點具有現實指導意義。
鍾先生講理論又能深入淺出，這是很了不起的。在《鍾敬文全集》中，鍾先生很清楚、很智慧地告訴我們，在中國歷史典籍裡面，哪些是事實，哪些地方融入了民俗資料。這不僅使我們能夠發掘到中國各種史書裡面所包含的民俗現象和民俗資料，而且能使歷史學研究者更加全面地認識中國的史學遺產，尤其是那些史學鉅著，要全面地去考量它、分析它，然後再去解釋什麼是中國歷史。我想，鍾先生有很高的理論修養，才能把這樣複雜的中國傳統歷史遺產問題講得十分明白，讓人能夠接受。他講到對於民俗史和民俗志的繼承，也是從這個角度講的。
中國歷史的內涵極為豐富，但怎樣進行學科建設，這也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我讀他的書，經常感到很震撼。比如說，對“學”和“史”的關係，他就講得非常概括。他講，“學”是邏輯，是理論；“史”是事實，是現象，兩者有密切的關係。“史”和“志”的關係，不也是同樣的道理嗎？“史”是前人寫的，“志”是現代人寫的，這樣講就很好理解了。他是民俗學大家，對民俗學史和民俗史之間的關係作出了這樣的界定，進行了大量的研究，還留下了很多著作。我從事中國史學史的研究，也遇到過什麼是“史”、什麼是“志”的問題，鍾先生深入淺出的講解，讓我們這個學科也很受啟發。
作為一個史學工作者，我對鍾先生對中國歷史的理解，深感敬佩。他說，歷史是什麼？歷史不僅僅是知識，還是一種教養，一種義務，一種道德。我認為，這是對於歷史的最精闢的理解和闡述。這裡麵包含著理性的因素，也有情感的因素，這是鍾先生作為一個學者、一個教育家、一個思想家，在其重大理論成就和長期社會實踐中，所提煉出來的思想精品，這種精闢的歷史觀滲透在《鍾敬文全集》中。我希望鍾先生這樣的經典語言能夠在社會上廣為流傳，讓我們的子子孫孫都懂得什麼是歷史。
（作者：瞿林東，系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資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