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間五千年：來自四鄰八坊、涵蓋上下五千年的奇談史趣，文化及旅遊話題
世人每談及“魏晉風骨”，就多會是一種崇仰之態，彷彿自己嚮往的、正是那樣一個崇尚個性的時代；而談及“清談”的時候，又會表露出“清談誤國”的鄙夷表情。
表面看來，這似乎是“很有文化”的表現，其實正是這樣的“偽文化”使許多人淪為了人云亦云、譁眾取寵的角色，還談什麼“崇尚個性”？
“清談”本是“魏晉風骨“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厚薄其一均為曲解
我國的傳統文化之所以能延綿數千年，皆因其傳承過程無論如何坎坷多掣、都只如樂曲的激揚跌宕一般。自春秋時開闢了“樂府詩風”以來，近千年間又經歷了焚書坑儒、獨尊儒術等文化浩劫，到了魏晉時代，文化上終於又“重現風骨”。
“風骨”是古代文人雅士特有的一種個性，偽文人是裝不出來的，也無法具備那樣的氣度。風清骨駿，那是由內而外的一種氣質，有了這樣的氣質，士人們才具有了“清談”的資格；否則，你市井裡一個賣肉的跟一個賣菜的，相互間能“清談”得起來麼？
“風骨”是一種超凡的氣度
清談，顧名思義就是談論“清雅”的話題，沒有一定的文人風骨又愛附庸風雅，其結果就是一種譁眾取寵。“清談”本就是“魏晉風骨“裡的一部分，由於魏晉時期士族勢力佔據了主流，其中就不乏“賣肉的和賣菜的”故弄玄虛、附庸入朝的事例，當這些人也“清談”起來，文風裡就被摻雜了異味，“清雅之談”也就成了“空口白話、光說不練”。
有些人根據這些表象對“魏晉風骨“與“清談”有了厚此薄彼之意，這本身就是一種無知曲解了。
當清談蔚為風氣，自然也混入了不務實的譁眾取寵者
魏晉時代的清談多表現在言語之間，其中又分對談、群辯、一主多客或一客多主的辯論。有些人文思敏銳但口才欠佳、有些人內裡淺薄但徒有口舌之能，當各色人等匯聚一起時，這清談之風就變得熱鬧了起來。
清談者中同樣不乏譁眾取寵者
與其中的”熱鬧“相對比，有時候”少談“甚至”不談“反會鑄成了自己的鮮明個性，更容易在清談中脫穎而出。“竹林七賢”之一的阮瞻就曾與當朝太尉王戎清談，太尉問：“你覺得老子和莊子有什麼異同呢？”，今天可能有人會開玩笑說“老裝(莊)孫子”，實際上當時阮瞻的回答更為簡短，僅“將無同“三字而已。
太尉聽慣了熱鬧紛揚的辯論，竟對模稜兩可的這三個字大加讚賞，隨之給阮瞻封了官。
一邊是沸沸揚揚的熱鬧辯駁，一邊是惜字如金的“玄語”，相比之下，顯然是阮瞻們更顯個性、更為為引人注目。
於是不少人就相繼效仿、紛紛故作玄虛之語，有時候當權的提問者並非太尉王戎這樣的角色、但又不願顯得自己淺薄，於是不少譁眾取寵者竟得以藉此混入了朝堂，成了清談之風裡的“攪屎棍”。
先秦可以百家爭鳴，魏晉自然也可以清談論世
寄情山水的魏晉清談
與先秦的“百家爭鳴”相比，魏晉清談完全不涉及家國政治，為純粹寄情山水的世情與文風思辨。士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學識領域各抒己見，直到將對方“辯倒”(或吐血三幾兩)為止----周星馳電影裡的“罵戰”恐怕也不外乎如是了吧。
實際上，這樣的清談是有其必然歷史背景的，並非我們所認為的那樣、是一個“放縱怪誕、誇誇其談”時代的產物。東漢末年，由於門閥士族的壯大發展，這些士大夫們具有了自己獨立的經濟來源(莊園經濟)、也開始有了自己獨特的思想，不再受著兩漢以來的儒禮束縛。
這樣的思想分歧最終引致了士族官僚集團與皇權禮教思想之間的激烈衝突，“黨錮之禍、董卓之亂”正是這文化衝突下演變出的政治動盪。
魏晉以來，人們開始反思：禮法到底是用於規範社會、調整人際關係的體系還是一種鎮壓異己的工具？這樣的反思顯然並非都是“誇誇其談”，唐宋以來奔放的文風及更為不羈的思想誕生，正是魏晉清談後的一種結果。
從唐宋時期鼎盛的文化思想上看，魏晉時期的“清談”其實是堪比歐洲“文藝復興”的，當然，我們也可以用“文化革命”來理解，但不能因期間劇烈的思想碰撞和大量的誇誇其談就否定其歷史意義。
清談無關政治，誤國實為派系攻擊的歷史之殤
經過“黨錮之禍、董卓之亂”後，魏晉時期的名流士族相遇都不會談國事、什麼“強兵裕民”等在當時均成了俗不可耐之談，老莊、周易等思想才是絕對的主流。
老莊、周易的“無為”為當時遊學思想的主流
由於其無關政治的純文化特性，魏晉後期政治孱弱的帽子自然就扣到了這些文人頭上了，許多人竟忽略了“不存在完全脫離政治的文化”這個道理，任何類型的文化，歸根結底還是為政治服務的。
說這樣的曲解為一種“歷史之殤”，正是因為後世將一種比肩“百家爭鳴、文藝復興”的文化盛事給抹殺了，可有人會去追究當中的“攪屎棍”之責？
世人皆知，“三國歸晉”後，那時期的我國本應也是一個大一統的歷史時代，也許是兩晉政治上的孱弱加上“五胡亂華”的不堪回首，人們在隋唐的盛況面前，心理上就自然找到了“清談誤國”這樣的大帽子。
無關國事的清談實際上針對的就是國計民生
清談雖不談國事，但它本是為了解決國計民生問題而開展的學術討論，屬於有的放矢的範疇，那麼它的“誤國”之說是從何而來呢？
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可謂道出了其中真相：“史稱何晏依勢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何晏是魏晉玄學的代表人物，由於他忠於曹魏、曾幫曹爽打壓過司馬氏、在“高平陵事變”中拒不配合司馬懿，最後招致了滅門之禍。很顯然，“依勢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完全就是司馬氏的一家之言了，純粹派系紛爭的惡果而已。
司馬氏為了掩飾自己政治上的孱弱、利用清談隊伍中譁眾取寵的“攪屎棍”們大唱反調，而且他們才是控制史官的一方，“清談誤國”最後就成了司馬氏掩飾自己政治無能的擋箭牌了！
魏晉名士璀璨，誤國之鍋他們該不該背？
魏晉名士中，除了“竹林七賢”外，還有阮籍、王導和謝安等人，他們都是著名的愛國賢人志士、也是當時崇尚清談的名士。
後人瞭解到“清談誤國”多是基於《三國志》這樣的史料，《三國志》是啥來頭？那是典型的官方國史，當然代表的當然就是司馬氏的態度。
《三國志》成書於西晉建立後，裡面對何晏這樣的名士自然不敢存有褒獎態度，對“清談”也是頗具微詞，但到了唐代的《晉書》(房玄齡等人修撰)，“誤國”之言就被刻意遮蔽了。
唐代文化一直以承自“魏晉風骨”為榮，房玄齡等人自然也不會拿著放大鏡去“放大”清談之弊，倒是給了它應有的歷史評價；可惜由於《三國志》影響太大，“清談誤國”最終還是成了大多數人的認識，真實的歷史就由此終被曲解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