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福建、廣東一代的居民掀起了一場浩浩蕩蕩的“下南洋”運動，數以百萬的中國移民湧向東南亞諸國。他們帶去了大量華夏文明，時至今日，這種影響依舊依稀可見。那麼，一向安土重遷的華人，為什麼敢於背井離鄉遠赴南洋去闖蕩？諸如闖關東、走西口這樣帶有強烈移民色彩的社會現象到底是怎麼來的？
文 | 溫駿軒 本文為瞭望智庫書摘。摘編自《誰在世界中心》，中國國家地理·圖書出版
近代的南洋群島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苦難辛酸之地，“下南洋”現象在為當地輸入大量華人勞動力的同時，也帶去了華夏文化，形成了影響深遠的華人社會。
大多數中國人對於南洋群島上這些國家既熟悉又陌生。說“陌生”是因為中國和這些島嶼中間畢竟隔著一個南海，地緣上的阻隔使得身在東亞大陸的中國無法瞭解這些熱帶島嶼居民的生活方式。正如我們在前面所分析的那樣，古典時期華夏文明在南洋群島上的生存力並不強。而說“熟悉”是因為在東方古典文明行將結束的時候，生活在中國南部的中國人曾經有組織地向這一地區大量移民，以至於我們今天仍不時地要為那裡的華人牽腸掛肚。這個移民過程，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下南洋”。
南洋群島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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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殖民者的如意算盤
西方殖民者的到來對於南洋群島的地緣意義，並不僅限於獲得的商業物流利益。從南美洲引進的橡膠樹、可可樹、金雞納樹等經濟作物，更是從根本上改變了當地的經濟結構。另外，大量在東方古典時期未得到開發的礦藏也陸續被發現。而無論是種植新的經濟作物還是開礦，都需要大量的勞動力。
對於西方殖民者來說，從遙遠的歐洲大陸徵集勞動力是不現實的，況且作為征服者的他們更習慣於以管理者的身份出現。而對於當地的馬來族來說，熱帶海洋氣候使他們很容易就能從自然界獲得充足的生存資源，“播種就能收，撒網就有魚”。生活在如此安逸的環境中，殖民者對這些原住居民的勞動能力也沒有過高的期望，儘管他們有著足夠多的數量。
像美洲那樣從非洲獲取勞動力，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這些同屬於熱帶地區的黑人在非洲大草原上過著遊獵生活，體質明顯要好於亞洲南部的居民。再加上世界上最為殘酷的管理方式，他們完全可以作為好的勞動力被使用。不過相比從非洲引進勞動力，南洋群島上的殖民者們顯然有更好的選擇—從中國的南部沿海運輸勞動力到南洋諸島，僅僅需要穿越南海，比之從非洲橫穿整個印度洋顯然要經濟得多。
中國農民擁有極強的集體意識，且任勞任怨，在管理上的難度顯然要遠低於未開化的非洲黑人。而且這些來自東亞文明區的勞動力，他們的智力可以彌補與非洲黑人在體力上的差距。而比起當地的馬來人，中國人即使在體力上也佔有優勢，這也是基於緯度差所造就的客觀事實。
總之，對於殖民者來說，華人是開發南洋的最佳勞動力。然而，作為被引進方的中國，如果沒有足夠的動力（或壓力），這種大規模的移民行動並不可能持續進行。雖然我們經常從影視劇中看到“販豬仔”之類的悲慘故事，但對於處於文明區的華人來說，僅用對付非洲黑人的辦法顯然是行不通的。
中國人下南洋路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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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南洋的華人為何願意背井離鄉？
華人之所以願意在這一時期突破舊有的觀念，背井離鄉，遠赴海外謀生，外部的因素只是一方面。因為在暫時沒有西方殖民者介入的其他地區，同時期的東亞大陸也開始了大規模的移民行動。所以就移民行動本身來說，更多的是源於中國自身的地緣因素，西方人只是適時地提供了一個機會罷了。這其中的關鍵性內因有如下幾條：
1. 19 世紀中葉，來自歐洲的殖民者用武力打開了中國的國門，中國人的視野從那個時候起便開始逐步從東亞擴散到全世界。隨之而來的是東西方文明全方位接觸，這使得擁有世界視野的人不再侷限於精英階層。換而言之，中國的普通民眾也已然發現，在腳下的這片土地以外，亦可以尋找到新的生存方式。
2. 中國人長期處於中央集權狀態下的農耕文明中，使得他們有著足夠的忍耐力來適應新的環境，並且向地球的任何一個角落移民。
3. 由於南美洲高產作物的引進，以及農業技術的日趨成熟，中國的人口開始呈現爆炸式增長，在19 世紀末已經達到4 億人口。而在整個古典時期，中國的人口數量一直無法突破1 億這個關口（全球也都存在類似情況）。人口的壓力使得處於中國核心區（主要為北方）的農民，開始向帝國範圍內的邊緣地區大批移民，如東北平原、蒙古高原。這也造就了諸如闖關東、走西口這樣帶有強烈移民色彩的社會現象。而對於帝國南部那些多山的省份來說，人口壓力也並不低於北方。不過這些地區與帝國的那些邊緣地區在地理上過於遙遠，因此向海外擴散成為最佳的選擇。
4. 華夏文明經過幾千年的同化和擴張，已經成功跨越了北迴歸線，將核心地區滲透至熱帶的邊緣地區。這使得無論是雲貴高原的華人向中南半島遷移，還是閩南、粵東的華人下南洋，都可以相對容易地適應當地的氣候。假如當西方殖民者到來的時候，華夏文明仍侷限於黃河、長江流域，那麼這些習慣於暖溫帶及亞熱帶氣候的居民對於移民熱帶地區，就很難有足夠的興趣。
東南亞華人比例示意圖
當然，對於東南沿海的那些下南洋的華人來說，由於地理位置的原因，對於土地的依附性要低於大陸腹地的農民。他們當中的很多人早已習慣於“以海為田”的漁業生活，因此對於海洋的恐懼在整個華夏民族中是最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