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曆史上數次由南向北的“文化逆襲”與世界文化的融合進程
坊間五千年：來自四鄰八坊、涵蓋上下五千年的奇談史趣，文化及旅遊話題
在人們的印象中，唐宋時期的我國正是當時的世界頭號強國，那時候的歐洲尚處於封建城堡的固步自封狀態、美洲地區更是蠻荒一片。
可是宋元之後，世界形勢就開始發生了一發不可收拾的逆轉，世界向左、我國的情況卻每況愈下，直至鴉片戰爭後，我國最終掉進了“世界的谷底”。
南方歷來是我國保持對外開放的薪火之地
所幸的是，自唐代起，我國就開始呈現出“南風北漸”的態勢，得益於南方一貫來的思想開放之風，由我國中原遠播世界的科技文化，最後又從我國的南方反哺回中原內地；這才使我國得以甩掉“天朝上國”的破帽子、在經濟與文化上真正與世界融為一體。
唐中葉：嶺南經濟的崛起帶來了首次由南向北的“文化逆襲”
唐朝是我國曆史上經濟與文化最為鼎盛的時期，原本相對落後的嶺南地區，也在這時期起出現了繁盛的港口貿易。
唐開元年間大庾嶺路貫通之後，嶺南與中原地區之間即開啟了大規模的融合，嶺南終於不再是偏遠的“天南一隅”，而成了趙匡胤眼中自五代以來可鼎足天下的三大富饒地域之一(“先取巴蜀，次及廣南、江南，即國用富饒矣”)。
經濟的發展，率先帶來的就是思想文化上的激盪。唐代的嶺南，曾是不少名臣的貶謫之地，也是佛教傳入我國之後的首善之地。
佛教的傳入，帶來了我國最早期的中外文化融合
自達摩登岸廣州以來，我國的禪宗歷經五祖尚存“北宗南宗”之分，以“漸悟”和“頓悟”為主要爭議對象。主張頓悟的惠能在南北辯論大會中一舉確立了“漕溪南宗”的地位，最終接過了五祖弘忍的衣缽、完成了佛教在我國的本土化進程，被尊為我國禪宗的六祖。
柳宗元說“凡言禪，皆本曹溪”，從此，漕溪禪就成了我國禪宗的主流，這也是我國曆史上首次由南向北實現的“文化逆襲”。
在惠能之前，發源於嶺南的各思想文化體系都未能獲得中原內地的廣泛認可，唯獨這一次，惠能讓佛家思想顯得與老莊思想出奇地一致，形成了我國佛教特有的“禪悟”；如此一來，無論是崇尚老莊的李唐皇帝還是崇尚“自然”的北派禪宗，都能在惠能的禪學思想裡找到了共同點，因此這樣的“逆襲”過程就顯得極其自然、在不同禪宗派系中也不存在任何爭議！
南禪宗首次實現了南派文化的北上逆襲
南宗與北宗之所以能歷經五祖並存，這背後自然離不開嶺南地區經濟崛起的支持！試想在一個教化不存、民間尚食不果腹的落後地區，人們何來心情和雅興去追求精神上的慰藉？
況且，嶺南名山中廣佈的佛寺香火也全賴信眾香客的支持，一個地區只有具備了一定的經濟文化實力，其佛寺廟宇才有可能出現香火鼎盛的狀況。
宋元時期：厚積千年的中國科技文化開始遠播西方
宋元時期，由於元朝的大力對外擴張，宋以來厚積而成的我國四大發明先後以各種形式傳向了西方。正如鳥糞會給荒島帶去生命的種子一樣，儘管這傳播過程並非刻意，但這四大發明卻在不經意間為野蠻封閉的歐洲帶去了燃起文化薪火的可貴火種。
蒙古西征的另一面就是開啟了東西方的文化融合
四大發明是我國自先秦以來歷經千年的科技文化積累，然而一旦它們在異鄉迸出火花，歐洲的巨大變革就在短短時間裡蓬然四起了！造紙術讓歐洲人首次有了經濟適用的文化傳播載體；印刷術通過與紙張的結合，使學術文化獲得了突飛猛進的傳播效率提升；而指南針的應用，讓歐洲航海家們得以邁入了大航海時代，火藥武器的傳入，幫助歐洲革命者們砸碎了封建領主的城堡，加速將歐洲推向了文藝復興時代。
宋元時期是我國曆史的巨大分水嶺：我國的經濟與科技文化發展在這時期步入了封建時代的巔峰，而帶來固封落後的閉關鎖國狀態也在這之後接踵而來。
在西方步入大航海時代的同時，我國卻從海洋上退出了
在明宣宗宣佈終結下西洋的時候，歐洲的航船卻正磨刀霍霍駛向大洋深處的各殖民地；隨著1418年恩裡克率領的葡萄牙船隊遠航，曾佔據大片海洋的鄭和時代卻正步入落寞。
在我國的科技文化開始遠播西方時，明清皇帝們卻一直沉浸在“天朝上國”的自我陶醉中，“牆內開花牆外香”，正是該時期我國社會文化狀況的形象寫照：看上去很美，實際上卻嗅不到什麼有價值的東西。
中世紀後的歐洲首開全球近代化進程，我國南方地區首當其衝受到了同化影響
經過中世紀以來的一系列宗教革命，歐洲終於迎來了以意大利為首的文藝復興。在歐洲人正在談城市談生活時，我國的明朝卻正忙於黨爭、連宋明以來積累的大量寶貴造船技術圖紙也在這期間被“付之一炬”了，從此，我國徹底失去了在海洋上與歐洲人爭鋒的資本。
文藝復興衍生出西方文化與科技的興起
歐洲的文藝復興伴隨著人們對新生活的樂觀與嚮往，為了創造這樣的生活，隨之而來的就是藝術文化和科學技術的全面開花結果，一切都為了“讓生活顯得更美”！而這一切的源頭火種其實都來自中國。
到了15世紀末期，從西方通往東方的商路(或殖民之路)實際上有三條：一條是傳統的“絲綢之路”，即經君士坦丁堡再翻越帕米爾高原到中國的“古道”，另兩條就是海路；分別是經地中海、波斯灣和經紅海、亞丁灣的兩條路線，海路在這時期佔據了絕對主流，與之對接的正是我國南部的廣州、泉州等海港。
海上貿易又為我國帶來了巨大的“反哺式”融合
頻繁的海上對外貿易，源源不斷地為我國的南部海港地區帶去了歐洲的文化思想與生產技術，這一切其實都在潛移默化中進行著，文化的相互融合歷來都是以這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方式，很難具體區分到底是誰在影響了誰。
在這個全球化進程中，歐洲國家伸向世界各地的殖民觸角不斷延伸，我國受到的外來文化影響其實已不僅僅侷限於歐洲，南部沿海地區獨特的“華僑文化”由此誕生：這也是我國最早形成的一種中西合璧的區域性文化，它們與世界各地的殖民文化幾乎同出一脈。
華僑文化，本質上也是殖民地文化的一種融合
中國人從此不再全是“之乎者也”的狀況，其中有小部分南方人，他們跟中原內地之間已開始產生了巨大的思想文化隔閡。
中世紀後也有一些進入我國朝廷中樞的西方人，比如利瑪竇等傳教士就與徐光啟共同翻譯了《幾何原本》。但這類學術範疇的東西對我國影響很小，遠不如南方民間在思想上的被同化進程。
明清時期起，“南風北漸”的各式逆襲漸成我國主流
明朝中晚期時候，當時的“中原文化”程朱理學已呈暮氣沉沉之象，而陸九淵的學說則一直深藏民間乏人問津。當時的我國南方地區，已在思想上首開了“民智近代化”的先河，尤以“知行合一”的心學思想最具代表性。
影響了我國整個近代化進程的明代心學
在這之前，唯心思想是我國長期、絕對的主流，以嶺南人陳獻章、湛若水等為首的明代心學率先打破了這樣的格局，首次在我國的思想文化體系中引入了“既唯心、又唯物”的概念，其中的唯物思想正是來自西方外來文化的融合影響。
由於湛若水與王陽明均位居明朝的核心統治位置，經他們二人的共同推廣之後，明代心學很快就為當時的中原思想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帶去了蔚然一新的文化新貌，這也是我國曆史上影響至深、最為廣泛的一次“南風北漸”。
從此，我國曆史上首次呈現出以“逆襲文化”為主流的局面，這狀況自明代晚期一直延續到晚清，各式“南風北漸”就再無停歇過，直到今天。
明朝幾百年後，不少近代中國的風雲人物提及明代心學，均對它提出了正面的評價。
近代風雲人物與“知行合一”
比如梁啟超，他極力傳播心學裡的“知行合一”之說，並稱贊該學術思想“高尚純美、猶入聖域”；孫中山則在他的民主理論上闡述“心為萬事之本源”，用以揭示人的精神對民主革命建設的影響；蔣介石也曾大力推廣“力行哲學”，以達到“振奮國民黨的精神，整肅通知集體的力量，統一全體國民人心”的目的。
青年毛澤東在師從楊昌濟學習時，楊昌濟也以陳獻章為榜樣，主張博學、深思，又強調躬行實踐，堅決反對學用脫節、讀書脫離實際......這樣的心學思想顯然也被毛澤東奉為了行知上的楷模。
晚清時的“南風北漸”終於累積出開啟近代民主革命的巨大力量
從明代心學的影響伊始，晚清時梁啟超、孫中山等人一直都是本著“知行合一”的原則在國民當中大力普及新文化思想。
在新舊思想的劇烈碰撞過程中，融合了世界先進文化的“南方思維”終以摧枯拉朽之勢推翻了陳舊的清政府，這當中的巨大革命力量正來自經年不斷的“南風北漸”累積。
北伐戰爭代表著“南風北漸”的最大成功
以更為先進的思想文化體系為基礎，加上南方早已成熟的經濟體系支撐，民主革命過程中真正付諸於武力的“北伐戰爭”也由此成功推進。
我國曆史上由南向北成功的“文化逆襲”並不多，成功的“武力討伐”就更少了！晚清時期的新民主革命得以成功，思想文化及經濟基礎帶來的武力支持均必不可少，這其實也是嶺南地區數百年經濟積累與文化融合的厚積薄發。
持續的“南風北漸”也帶來了改革開放的成果
由於這樣的先天之風，八十年代後我國的改革開放試點，廣東就成了當之無愧的首選地域，今日早已證實，這樣的“南風北漸”是具有巨大成效的！嶺南地區也終因歷來的開放風氣，成了我國第一個躍升為世界級經濟區域的地區。
“南風北漸”的背後是更為開放的思想文化，通過這上千年的世界文化融合進程可看出，只有不斷打破舊有思維，我們才會不斷呈現類似新民主革命、改革開放這樣的新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