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是晚唐時期的著名詩人，他的一生充滿了曲折、失意和悲劇性。一樣是處於王朝沒落的末世時代，李商隱和杜牧有著迥異的政治遭遇，這種不同，有著諸多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莫過於這兩位詩人性格上、個性心理上的差異。因此，對李商隱的性格進行分析，對於把握他整個人生起著極重要的作用。他性格上的悲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政治道路、愛情道路，而這三者則互相交融，共同構成了他悲劇性的人生。
打開史書，先讀一下五代史學家劉昫等人編修的《舊唐書》對李商隱的評價：“俱無持操，恃才詭激，為當塗者所薄。名宦不進，坎壈終身。”大意是說，李商隱不能堅守節操，依仗才能做一些怪異偏激之事，所以被當權者鄙薄。因而也得不到權貴的推薦，終身仕途坎坷。再看一下《新唐書》與《唐才子傳》的說法：“士流嗤謫商隱，以為詭薄無行，共排擯之”、“忘家恩，放利偷合。”大概意思也是說李商隱虛偽淺薄，背恩負義，沒有品行，受到人們的嗤笑、譴責與排擠。
可見，無論是《舊唐書》、《新唐書》還是《唐才子傳》，除了詩歌取得的成就無法抹殺外，對李商隱個人操守的評價，總體來說，就是四個字：人品低劣。
在古代，人們非常注重個人的節操品行。李商隱，我們心目中的晚唐詩壇的一顆明星，我們至今無限崇拜的大詩人，你究竟做了什麼事，竟然受到了當時士大夫的集體攻擊，而且還完整無缺的記載到了史書之中？現在，讓我們夢迴晚唐，在李商隱的人生軌跡中去探尋歷史的真相。
李商隱這位具有一流詩才的詩人是否能歸入到一流詩人群體當中關鍵也就取決於他的人品了，那他的人品怎麼樣呢？不盡如人意！《新唐書》《舊唐書》對他的評價都是“無行”，也就是說人品低劣，原因都是“背恩”，那到底這其間發生了什麼呢？
中國古代詩人往往不會因為人品不好而掩蓋住他們耀人的光彩，像潘岳、劉希夷、宋之問等。當然這些人也只能成為二流詩人，要想成為一等的一的詩人，人品還是很重要的一條標準，像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蘇東坡等，而李商隱這位具有一流詩才的詩人是否能歸入到一流詩人群體當中關鍵也就取決於他的人品了，那他的人品怎麼樣呢？不盡如人意！《新唐書》《舊唐書》對他的評價都是“無行”，也就是說人品低劣，原因都是“背恩”，那到底這其間發生了什麼呢？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身無綵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這些耳熟能詳的詩句，征服了古今無數讀者，也讓晚唐才子李商隱成為了對後世最有影響力的詩人之一。但歷史卻給這位天才詩人留下了不光彩的評價，讓他在不經意間揹負了千年罵名。
李商隱命運多舛，十歲那年父親撒手人寰，他是家中長子，養家的重擔就落在了他的肩頭，李商隱靠著“傭書販舂”來養活全家，給人一邊當勞力一邊抄書。
不知道他當勞力當的怎樣，給人抄書可是非常給力的，他的字跡，文采在當時都是非常好，白居易推薦他去拜訪令狐楚。令狐楚大人官位高，是當時赫赫有名的駢文大家。
令狐楚見到李商隱之後非常開心。不過李商隱從小隨叔叔學習，和叔叔一樣有些看不起駢文，令狐楚知道後，就勸他說，古文雖然不錯可不是文學主流，如果你想在科舉中脫穎而出，還是需要駢文的，如果你想學的話，我是可以教你，這樣在我家裡你又有工作又能學習，你覺得怎麼樣啊？李商隱覺得不虧，於是就欣然接受了。
李商隱很聰明，駢文學的很快，很快水平就和令狐楚比肩了。令狐楚對他很驕傲，於是去哪裡都帶著李商隱，遇到人就說李商隱是天才。令狐楚對待李商隱就像對自己的孩子一樣。
令狐楚臨終前特意囑咐過，一定要讓李商隱給皇帝寫謝恩表，墓誌銘也要他來寫。由此可見，在令狐楚眼裡，只有李商隱一人。
當時李商隱四次科舉都以失敗告終，在第五次考試時還是多虧了令狐淘的幫忙。噩耗是隨著好消息一同來的，令狐楚病危，他只想最後見李商隱一眼，當李商隱匆忙趕到他床前，令狐楚這才安心的閉上了眼睛。
令狐楚死後不久，王茂元覺得李商隱才華不錯，於是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了他，就這樣李商隱便在王茂元的府中做了女婿，這應該是件好事，可是他還不知道有什麼事在發生。令狐淘（令狐楚的兒子）與王茂元是水火不容，因此作為王茂元女婿的李商隱被令狐淘視為背信棄義。唐朝這個你哪怕逛窯子也不會說你這個人品有問題的朝代，你背信棄義，就是不行的，大家就是認定你人品不好。
李商隱的性格悲劇不僅體現在樂觀與悲觀的矛盾上，還體現在他在昏暗混亂的晚唐時代的政治環境中他面臨的選擇。開成三年，李商隱落選博學宏詞科後赴涇原節度使王茂元幕。王茂元賞其才，以女嫁之。由於黨派之爭，李商隱因此招致舊友令狐綯等的忌恨，謂其“背恩”。儘管他主觀上並不承認，但基於當時的政治環境，客觀上卻已被目為“背恩”了。李商隱的性格里雖不乏孤高耿介的部分，但是在那樣複雜的政治鬥爭之中，他情感意志上的搖擺不定和無從選擇，註定了他只能論為犧牲品。“……他又寫了《籌筆驛》、《無題》（萬里風波）等一系列詩，隱曲地表達了對李德裕真實的看法和由衷的敬意。但與此同時，商隱又連續呈給西川節度使杜悰四首精心結撰的詩文，稱頌杜的功德，希求杜的汲引。杜悰屬牛黨，會昌四年七月至五年五月間任宰相，其在相位及此後歷任雄藩大鎮期間均無善政。商隱在投獻的詩文中卻對其大加讚揚，儘管這是投獻權貴詩文常見的通病，但商隱這些頌揚卻與杜悰實際行事對照，也實在太過離譜。不惟如此，為了討好杜悰，他還將與杜政見不同的李德裕說成是當路‘惡草’。這種違心的攻訐確實反映出商隱人品方面的某些缺陷。從國家利益出發，他內心對李德裕的功績持肯定讚賞態度，但為了求得杜悰的汲引，卻不惜違心弄舌。
事實上，李商隱是沒有意識到這是場戰爭，他可能無意中參與了朋黨之爭，可不管怎麼說，這件事他已經做了，是對是非，是好是壞，大家都認定他是個背信棄義的人。幸好，現在沒有人再責備他，會從更人性、更客觀的方面給了他最公正的評價，得以讓李商隱能歸為一流的大詩人行列。我們揭出李商隱這不光彩的一頁不是有意苛責，而是從這種人格的分裂中，愈見出嚴酷的現實環境對人的高潔品行的摧殘，而這種分裂也正反映了詩人性格的悲劇性，讓人感到可悲亦復可憫。”《李商隱詩選評》中的這段話正是通過李商隱的真實經歷來揭出李商隱性格的悲劇性所在。
人原本應當有節操，應當有所為有所不為，然而由於李商隱性格上的搖擺不定以及敏感使他在濁世之中始終無所適從，即便是做出違心的投機取巧之舉亦無法讓他在仕途上多點順利，終究還是處處碰壁，在激烈的黨爭中，無論怎麼選擇都難兩全，由此詩人內心也就更加鬱悶不堪，他的敏感和悲觀色彩則更不斷加重，最終籠罩了他整個人生。站在現代心理學的理論上來看，李商隱所遭遇的這種種政治挫折與他在情商上的低能有關。情商（Emotional Quotient），簡稱EQ，主要是指人在情緒、情感、意志、耐受挫折等方面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