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風眠作品《荷塘過雁》
我們這個民族總是在特定的年代
把我們的文化精英當做犧牲
在“文革”中
人都變成了刺蝟，互相背離
人一旦恢復為人以後
才可能像星星一樣互相照耀
這是【一次冒昧的拜訪】
文| 白樺
作家、詩人
在美術界，我的朋友比文學界多。但是，有一位畫家和我只有一面之識，而且我也沒有向他通報過自己的姓名。在我的藏畫中，至今都沒有他的作品，他當然也不會記得我。
他就是林風眠先生。
我從上世紀四十年代末就開始讀他的畫，在畫報上，在美術館裡，在朋友的家中。嚴格地說，作為繪畫外行的我，只是覺得他的畫很醒目，有獨特的個性：淡雅彩墨、簡練構圖；清新、飄逸……數十年風風雨雨，世事多艱，林先生始終如一，不改其清俊畫風。身在人海中浮沉顛簸，心在煙雨裡靜思浮想。
吳冠中先生曾經說過：“林風眠是向西方現代繪畫最早的取經者之一，他不僅是取經者，同時是譯經者。”吳冠中先生說的“經”就是繪畫技法的精髓。
林風眠先生是一位把中西技法融匯貫通得十分完美的大師，我們在靜靜地讀林風眠的時候，不僅會想到中國曆代繪畫大師，也會想到：雷諾阿、德加、安格爾，甚至畢加索。他以純熟的線、墨暈和濡染等獨特的中國技法，創造了人類共識的繪畫語言。既空靈而又準確，既隨意而又嚴謹。林風眠先生曾經在給學生（編者注：木心）的信裡說：
我像斯芬克司，坐在沙漠裡，偉大的時代一個一個地過去了，我依然不動。
林風眠先生一生坎坷，比“坐在沙漠裡”要艱難得多。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問過一個廉價收購林先生作品的外貿工作人員，他用很權威的聲調對我說：“林風眠的作品，顯然是不能為社會主義上層建築服務的，我們所以收購他的作品，是給他一個間接為社會主義經濟服務的機會，掙點外匯······西方人很喜歡他的這種怪畫。”這就是當時某些人對於中國為數不多的卓越知識分子、對於他們的創造性勞動的態度，既讓人心痛，又讓人心寒。
林風眠在上海南昌路的寓所
“文革”臨近尾聲，一位記者朋友告訴我：林風眠先生出獄了。我表示要去看看他，這位朋友就把林先生在南昌路的門牌號碼給了我。
一個晴朗的下午，我獨自扣響了林先生的房門，應門的正是林先生自己，因為我當時還是軍人，可能是身上的軍裝使他有些驚詫。
我結結巴巴地向他做了一個不像樣的自我介紹：
我很冒昧！來······來看看林先生。只是······來看看您······
林先生指著一張椅子對我說：
請坐！你······看，我自己······一個人，實在沒法招待你······
我道了謝，坐下來以後，環顧了他的寓所，才真正知道 “家徒四壁”的真正含義是什麼。除了我坐的椅子以外，再沒有第二張椅子了，他自己坐在床沿上。在他清癯的臉上充滿了倦意和隱隱的創痛，我小心地避免觸及他心靈上的傷痕，問他：
您還畫嗎？
其實，對於畫家，這一問幾乎涉及到他身心的全部，包括健康，以及藝術家對主客觀世界的擁抱還有沒有強烈的感應和激情。他立即回答說：
不！不！我的眼睛看不見，再也畫不成了。
我注意到他的小書桌上有一臺硯池，池心是乾涸的。筆筒裡只有兩隻毛筆，一大，一小，筆鋒彎曲而堅硬，它們已經有很多年頭沒有接近過水了。我打心眼兒裡為他、也為中國惋惜。
這時，我再一次仔仔細細地環顧他的四壁，應該說，中國文化人室內的牆壁最能反映時代的特徵、以及主人個人的愛好和情趣。林先生的室內牆壁上沒有任何可以考察的痕跡，沒有當時很行時的標語口號，也沒有中西繪畫或其它裝飾。當我的目光掃描到靠近林先生床頭的壁上，忽然發現兩幅火柴盒那麼大的畫，我定睛看去，它們本來就是從兩張火柴盒上撕下來的彩色印刷品······那種通常被稱為“火花”的小畫。
我把身子向前探過去才能看清，原來是兩張民間剪紙畫，一幅是一個小男孩抱著一隻和他差不多大的大鯉魚，另一幅是一個小女孩抱著一隻和她差不多一樣大的大公雞。畫雖小，色彩豔麗，情緒生動。由於是剪紙作品，有一種特別的拙趣。
林先生注意到我的目光所向，輕聲緩緩地對我說：
我的藏畫原本是很多的······現在，都沒有了，什麼都沒有了。
說到這兒，曾經臨摹、欣賞過幾乎全部東西方繪畫傳世精品的林先生竟會燦然一笑，使我感到非常意外，也非常感動。
“文革”中，林風眠在恐懼與憂鬱中，把幾十年心血凝聚成的成千幅畫作，從這個抽水馬桶沖走。這個馬桶，在上世紀50年代林風眠的上海南昌路寓所二樓
他說：
沒想到，回來以後，在一個抽屜的角落裡還躲著一男一女兩個娃娃！火柴盒裡的火柴頭都脫落了，盒上的畫揭下來還是鮮活的。我把它們貼在牆上靠近我的床頭，可以常常模模糊糊地看著他們······怪······怪討人歡喜的。
我聽了他的這番話，就比較心寬了些，於是起身告辭了。
在門口，林先生問我：
你貴姓？
我答非所問，我說：
林先生！在“文革”中，人都變成了刺蝟，互相背離。人一旦恢復為人以後，才可能像星星一樣互相照耀。無端地打攪您了，我只是一個希望走進您圖畫裡的人，您應該知道，這樣的人很多。
我沒有通名道姓就離去了，他黯然地佇立在門口。
林風眠 (1900~1991)，出生於廣東梅縣，國立藝術學院（後來的中國美術學院）首任院長。1977年客居香港，深居簡出，憑記憶重畫在“文革”中毀掉的作品，幾乎一直畫到生命的終點。
今天，我們相聚在一起，常常會很自然地想起林風眠先生，想起那些已經離開我們的藝術大師們，高度評價他的藝術和人生。可這些事我們為什麼不能在他們生前而只能在他們身後做呢？特別是在他們困厄的時候。
如果監獄裡的林風眠先生，在夢中因為找不到畫筆而痛苦呻吟的時候，我們能悄悄地給他遞一句話，說：林風眠先生，畫筆還在，成千上萬您的畫作愛好者，都擎著畫筆在陽光下等著您哩！
如果在傅雷先生夫婦走向死亡臥榻的時候，我們能在窗外叫一聲：傅雷先生和夫人！您們應該知道啊！宇宙間哪裡會有永恆的黑夜呀！
如果在老舍走向太平湖的時候，我們能輕輕在他背後對他說：老舍先生，轉過身來，家在您的背後！家，家在您的背後啊！
如果當石揮站在民主三號輪上走向甲板邊緣的時候，我們能提醒他一句：您還有演戲的機會！還有！即使人家不讓您演戲，您不是還可以作為觀眾觀賞人家的表演麼！
我們最可珍貴的表演藝術家們，如馮喆、周信芳、上官雲珠、言慧珠……等等，他們在臨終的時候，無一例外，特別在意的並非自己的血肉之軀，而是藝術生命。
設想一下，當初······那會是什麼結果？毋庸諱言，昨天的事是沒有如果的，永遠沒有如果。多麼可怕！我們這個民族總是在特定的年代，把我們的文化精英當做犧牲。
所以，當我們為昨天感到非常遺憾和懊惱的時候，應該想到，我們還有今天······還有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