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60的歲月裡,一開始作為考古學之父,隨後有作為中國考古學掌門人,他的學術思想一直在中國這門學問的發展中佔據支配地位。”

他把中國歷史向前推移數百年,死後卻被李敖罵作最後一個“學閥”

1896年,李濟生於湖北鍾祥的一個讀書世家,父親李權“易子而教”,在他四歲時便入書房,跟著表叔開始念“盤古首出,天地初分”之類的古書。

1907年,李濟隨時為清朝內務府小京官的父親進入北京著名的中學——南城的五城中學(北師大附中前身)讀書。

他把中國歷史向前推移數百年,死後卻被李敖罵作最後一個“學閥”

1918年,他22歲,踏上了渡輪前往美國留學。這個年輕的學生,赴美前,在自撰簡歷的最後寫道:要是有機會,還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墳掘墓、斷碑尋古,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來尋繹中國人的原始出來。

後來他真去了刨墳掘墓尋古蹟了,只不過並沒有去新疆、青海亦或印度、波斯灣,而是在中原的河南、山西和山東。

然而,後來成為中國現代考古學之父的李濟,此時最喜愛的學科卻不是考古學,而是人類學。

2年後,李濟在克拉克大學拿下社會學碩士學位,隨即轉入哈佛大學攻讀人類學專業,這令他成為哈佛人類學研究院唯一的外國留學生。

1923年 ,凝聚了李濟三年心血的《中國民族的形成》論文獲得哈佛大學哲學(人類學)博士學位,此為第一位中國人獲此殊榮。

這一年,李濟27歲。

獲得博士學位的李濟旋即收拾行囊,告別風景秀麗的查爾斯河畔和浸潤著自己三年青春汗水的哈佛校園,踏上了歸國之路。

一隻意氣風發的“海龜”懷揣滿腔熱血,穿過波湧浪滾的浩瀚大洋,攜西學文化的新風與銳氣,豪氣沖天地回到了黃土凝成的中國大陸。

若干年後,李濟所說:那時的留學生,沒有一個人想在美國長久地呆下去,也根本沒有人想做這樣的夢……

回國後的李濟受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之聘,擔任人類學、社會學兼及礦科教授。期間,李濟結識了在他人生旅途中具有重要轉折意義的國際級地質學大師丁文江先生。

值時,丁文江得知了河南新鄭的古墓出土一批青銅器的消息,便鼓動李濟去那裡做發掘工作。但這次發掘工作不盡人意,也正因為有這次“失敗”,使年輕的李濟從具體實踐中積累了可貴的田野考古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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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李濟終於邁出了由人類學向考古學家轉變的第一步。這一步在中國考古學上的意義,正如許多年後美國宇航員阿姆斯特朗在走下飛船旋梯時,對全人類說的那句名言:這是我的一小步,卻是人類的一大步。

因了李濟在新鄭發掘的第一步,具有科學性質的考古學大幕在中國遼闊的大地上轟然開啟,神祕的東方古代文明之門再度洞開。

這一年,依然是1923年。

他把中國歷史向前推移數百年,死後卻被李敖罵作最後一個“學閥”

前排左一為李濟

1925年,清華大學創辦國學研究院,費盡心力聘請了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四人,這便是日後著名的清華“四大導師”,李濟雖然也成為國學院的講師,卻不能躋身其中“四大”之中,此間李濟心思如何,已無從知曉,但從他後來加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後對朋友的一番話語,可窺一二。

“我感覺陳寅恪和趙元任先生都已答應他(傅斯年)參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分別主持歷史組和語言組,現在要我來主持考古組,地位和他們平等,而我的年紀比較輕,這使我感覺到很大的榮幸。”

1928年10月底,李濟以清華研究院導師的身份赴美講學歸國,路經香港,就在停留的短暫空隙,與一位在中國未來政壇與學界掀起滔天巨浪的重量級人物——中央歷史語言研究所創辦人傅斯年相遇了。

倆人相遇之後,傅斯年多次勸說李濟離開清華大學,加入歷史語言研究所,出任考古組主任,主持田野考古工作。

正是這次相遇,決定了李濟未來50年的考古學術歷程。至此,李濟便是一朝入田野,即是龍入大海,他以一己之力開創中國現代田野考古發掘的先河。

這一年,李濟3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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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陰村出土的陶片

1926年,李濟主持山西夏縣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發掘,他成為第一位挖掘考古遺址的中國學者。

1930年,他主持濟南龍山鎮城子崖遺址發掘,他讓龍山文化呈現於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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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已成為中國遠古歷史的標誌性術語,許多對考古學一竅不通的人竟也耳熟能詳,只不過,大多數人對李濟這個名字卻是聞所未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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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至1937年,9年間他主持了14次震驚世界的河南安陽殷墟發掘工作,使殷商文化由傳說變為信史,並由此將中國的歷史向前推移了數百年。直至今日,它仍被視為人類文明史上最重大的發掘之一。

他把中國歷史向前推移數百年,死後卻被李敖罵作最後一個“學閥”

我們對商代的知識很大程度上是由李濟界定的。他領導的安陽發掘,對20世紀整個下半世紀的中國考古學發展起了決定性的影響,特別是中國考古學人才的培養上,更是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

後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所長夏鼐、臺灣中研院史語所所長高去尋在內的中國考古學界領袖人物,都是在安陽接受的考古學訓練。

然而,就在完成殷墟第15次發掘後的第18天,盧溝橋事變爆發。在炮火聲中,先生隨這批文物一路輾轉西南,並在流徙途中繼續研究發掘物。

他把中國歷史向前推移數百年,死後卻被李敖罵作最後一個“學閥”

八年抗戰結束,隨之內戰又起,直至1948年底,殷墟文物才被運至南京。旋即,還未來得及開箱,李濟就受命押運殷墟文物到了臺灣。

此後,他再無緣踏足大陸半步,他的名字也從這片土地上消失。考古學家和他發掘的遺址只能隔海相望,路途迢迢,永不能在見。

1979年李濟走完了他輝煌83年的學術歷程,中國考古學最大的一顆將星從此暗淡。

李濟一直就是相當固執的人,特別在做學問上,是一個被上級、同僚、晚輩、學生害怕的人,這也恰好佐證了他這一代學人,做學問都是有捨我其誰的狂傲氣概的,在他們眼裡,學術就是自己的生命,學術之外無其他。

但正因為“害怕”,在很多人眼中,此人簡直就是可惡了。

更有狂士李敖,就曾寫文章稱:“李濟三十一歲起就做學閥,八十四歲才在武俠小說中死去。他壟斷學術,自己不研究也不給別人機會,‘安陽發掘報告’有始無終,‘中國上古史’計劃拖延不做……”,但即便刻薄如他,也從不否認李濟的學術“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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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濟在臺灣"中研院"史語所做破損銅器粘合試驗

安陽殷墟鑄就了李濟最輝煌的一生,在他的人生晚景裡,手不能提筆,不能親手寫就最後一本著作——《安陽》,心中又是何樣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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