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中國水兵上岸休假。在長崎一家妓院尋歡作樂時與當地人引發衝突，扭打中當地一名警察被中國水兵刺傷。8月15日，又有數百中國水兵上岸觀光，與日本警察發生衝突，日本民眾圍攻中國水兵，北洋驕兵五個人死在異國他鄉。回到船上後，氣憤難平的中國水兵將炮口對準日本，揚言半天之內將掃平長崎港。
日本因為當時實力有限只好忍氣吞聲賠償道歉，這無形中助長了北洋水師“天下無敵”的麻痺心理。但從此一定要打勝“定遠”“鎮遠”成為了日本海軍的終極目標。甚至連日本學童在遊戲中也分為兩組，一組扮成中國艦隊，另一組扮作日本艦隊，進行捕捉“定遠”“鎮遠”的戰鬥。
“長崎事件”反映了日本民族是一個可怕的民族，同時也表明了北洋艦隊的軍紀鬆懈士兵驕橫。但這一切，李鴻章去相當不以為然，“武人好色乃天性也，但能貪慕功名，自然就我繩尺”。在創立淮軍之初，他僅僅注重的是用糧餉驅使士兵的積極性，而不像曾國藩那樣倡導“忠義血性”的培養。這種思路最終決定了，這個西方新式裝備包裹著的仍然是一支傳統的封建部隊。嚴復說，中國再這樣歌舞昇平下去不出二十年，就會像老牛一樣被外國人牽著鼻子走。
李鴻章一度很想把嚴復收歸門下，示意幕僚轉告讓他執弟子禮，但嚴復婉言謝絕了。他對北洋海軍內部任人唯親，結黨營私，貪汙賄賂盛行的種種弊端看得十分透徹，由此也對李鴻章從希望逐漸轉向失望。早在英國時，嚴復就說，中國人有三大陋習，一是迷信，二是人情，三是趨炎附勢。由於生性孤傲，眼光犀利，他常常說出一些驚世駭俗的話得罪了很多權貴。
1890年，他當上了學堂的總辦後，便再無出頭之日。李鴻章也對他有所顧忌，讓他“只是奉職，不預機要”。
大清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認為，中國今日離真正的改革還很遠。這個碩大無朋的巨人有時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們以為他醒了，準備看他做一番偉大的事業。但過了一陣，卻看他又坐下來喝上一口茶燃起菸袋，打個呵欠又朦朧地睡著了……
這就是中國人在西方人眼中邋遢猥瑣的形象。
1882年7月，李鴻章因母親去世會老家合肥奔喪，偏在這時他突然接到朝鮮發生兵變的消息。7月23日，朝鮮漢城駐軍因俸米事件發生兵變。亂兵充入王宮殺死大臣，搗毀住宅，進而並襲擊了日本公使館殺死了八名日本人。日本以此藉口發兵朝鮮，以平亂之命迅速佔領朝鮮王宮。
李鴻章回鄉後，淮軍老部下張樹聲便代理了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此時正值中法戰爭雙方交涉的緊要關頭，日本人又在朝鮮生事。張樹聲趕忙給朝廷上奏，建議調李鴻章回任，“以李鴻章之宿望，不獨朝鮮倚以為重，即日本亦久懾其名，事情紛雜，非李鴻章不能處理”。
李鴻章馬不停蹄趕回天津不久，便從朝鮮傳來了好消息。淮軍首領吳長慶已率兵將朝鮮兵變幕後的主持者，朝鮮國王的父親大院君捉拿，不日將押解回國。因中國出兵及時，又很快平息了此次事變，沒有授予日本口實。所以，並沒有在中日之間引起太大的風波。
1884年12月，日本趁中法戰爭之際，又策動朝鮮親日勢力開化黨發動“甲申政變”。大清駐朝統帥袁世凱率兵兩千攻入王宮，解救了朝鮮國王，政變不到一週就宣告失敗。
次年2月，李鴻章在天津迎來了日本特命全權大使伊藤博文，他是來交涉朝鮮問題的，這也是中日兩名高官第一次正面交鋒。這一年李鴻章六十三歲，頗有些倚老賣老的姿態，並不把四十五歲的伊藤博文放在眼裡，言語中多輕蔑命令的口氣。
雙方各持己見，會談三次仍無結果。伊藤博文以罷談相要挾。李鴻章厲聲呵斥道，朝鮮事中國並沒辦錯，其錯全在你們。若因此決裂，我只有預備打仗了。
此時，中法之戰已經言和。李鴻章再也沒有什麼後顧之憂，他認為完全有能力對付臥榻之側酣睡的小日本了。
在李鴻章的授意下，清軍牢牢控制著朝鮮整個局勢，日本短期內難以扭轉這種被動局面。伊藤博文見中斷談判並無好處，只好又回到談判桌上。會談中李鴻章的傲慢讓伊藤博文很受刺激，此人可以說是日本明治維新之後富國強兵的精神領袖，來到中國後竟受李鴻章如此呵斥，日後他屢屢提及受此羞辱深以為恨。
但聰明瞭一生的李鴻章因酒後失言，對伊藤博文說了一句令他悔恨終生的話。他說，我們兩國同文同種更應該攜手互保共同對抗西方列強……
而狡猾的伊藤博文立即追問，那依李中堂的言外之意，也就是說日後不管哪裡發生戰事，只要中國出兵，那我們日本也應義不容辭責無旁貸啦。
李鴻章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伊藤博文立即轉身示意他的隨行翻譯記下了李鴻章的這句話。
就是這句酒後失言，竟成了日後日本提出共同治理朝鮮的依據和拿捏李鴻章的把柄。這在李鴻章外交生涯中罕見的紕漏，為後來的中日戰爭埋下了禍根。
1885年春天，中日兩國在天津簽訂了《天津條約》，利用李鴻章的失言伊藤博文為日本爭取到了“朝鮮有事即可出兵”的權力。
中國近代思想啟蒙者梁啟超，日後他在評價李鴻章和伊藤博文時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伊藤博文曾遊學歐洲，知道政治之本在於法制，所以他能夠制定憲法做為日本長治久安之計。而李鴻章只有拆東補西，東施效顰 “而終無成就也”。他說，日本之學伊藤者其同輩中不下百數；中國之才如李鴻章者，其同輩中不得一人。
1875年日本森有禮訪華時，李鴻章在總督飯店用狗肉火鍋招待他。兩人邊吃邊聊，聊的是關於“服飾”的話題，但這場對話我們今天聽起來顯得意味深長。它說明的不僅僅是兩個人觀點的不同，而是從不同角度詮釋了兩個民族之間在吸收西方文明方面，所採取的迥然不同的認識和態度。
李鴻章問：日本學西方學的有七分嗎？
森有禮答：還不夠五分。
李鴻章說：日本的衣冠都變了，怎說沒有五分？對於貴國近來所舉我很讚賞，但單單對你們改變舊有服裝一事感到不解。這是一個民族文化積澱下來幾千年的精髓，丟了不是很可惜的嗎？
森有禮解釋說：原因很簡單，我國舊有服裝寬闊敞快，適合無事安逸的生活，但對於多事勤勞的新生活則不合適。
李鴻章說：話雖如此，閣下對貴國舍舊服仿歐俗拋棄獨立精神而受歐洲支配，難道一點也不感到羞恥嗎？
森有禮說：毫無羞恥可言。我們還以這些新變革感到驕傲！這些變革絕不是受外力干擾和強迫，完全是我國自己決定的。正如我國自古以來對亞洲、美國和其他任何國家，只要發現其長處就要取之用之於我國一樣，這並沒有什麼好奇怪的。
李鴻章很不以為然地說，我國決不會進行這樣的改革！
1888年，日本提出第七次海軍擴張案。此案指出了日本必須迅速發展海軍加強海防，要求以中國艦隊和在未來戰爭中可能支持中國的英國遠東海軍為假想敵。這一年，大清國的北洋海軍成立，二十五艘軍艦，包括從國外訂購的十四艘當時最先進的艦艇，讓所有的海上強國都不敢小視。日本人覺得尤其可怕，政治家們在議院中紛紛議論而莫衷一是。
這時，日本著名的漢學家副島種臣慢慢直立起駝背的身軀，用嘶啞的聲音說道：“都說中國海軍可怕，我看不然。中國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絕無行法之人；有絕妙之言，而絕無踐言之事。中法海戰一敗塗地，他們就感到很沒面子，又設海軍衙門又學西方辦法，等有了一點樣子，他們就會覺得大功告成而不再努力了。中國人貪慕虛名，何曾注重過實效？！”
遺憾的是，大清國這幅萎靡不振的實態被副島種臣不幸而言中了。
海軍衙門正式建立後，北洋海軍只在1890年裝備了一艘國產巡洋艦“平遠”號，此後，便停滯不前。
同年6月，李鴻章曾奏請在膠州、煙臺添築炮臺，卻接到了朝廷轉發戶部的文件。該文件稱，南北洋暫停購買外洋槍炮、船隻、機器兩年，省下的錢供政府其他財政支出用。
接旨後，李鴻章抱怨道“軍國大事豈能如此各行其是而不相謀”。他說的這句話是直指當時戶部尚書又經常攪局的翁同龢。
翁同龢是同治、光緒兩朝皇帝的帝師，清流派的新領袖。他不如前任的有原則，在皇家提出非分的財政要求時，他總是無法拒絕。
此時，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壽日益臨近。
8月13日，中國水兵上岸休假。在長崎一家妓院尋歡作樂時與當地人引發衝突，扭打中當地一名警察被中國水兵刺傷。8月15日，又有數百中國水兵上岸觀光，與日本警察發生衝突，日本民眾圍攻中國水兵，北洋驕兵五個人死在異國他鄉。回到船上後，氣憤難平的中國水兵將炮口對準日本，揚言半天之內將掃平長崎港。
日本因為當時實力有限只好忍氣吞聲賠償道歉，這無形中助長了北洋水師“天下無敵”的麻痺心理。但從此一定要打勝“定遠”“鎮遠”成為了日本海軍的終極目標。甚至連日本學童在遊戲中也分為兩組，一組扮成中國艦隊，另一組扮作日本艦隊，進行捕捉“定遠”“鎮遠”的戰鬥。
“長崎事件”反映了日本民族是一個可怕的民族，同時也表明了北洋艦隊的軍紀鬆懈士兵驕橫。但這一切，李鴻章去相當不以為然，“武人好色乃天性也，但能貪慕功名，自然就我繩尺”。在創立淮軍之初，他僅僅注重的是用糧餉驅使士兵的積極性，而不像曾國藩那樣倡導“忠義血性”的培養。這種思路最終決定了，這個西方新式裝備包裹著的仍然是一支傳統的封建部隊。嚴復說，中國再這樣歌舞昇平下去不出二十年，就會像老牛一樣被外國人牽著鼻子走。
李鴻章一度很想把嚴復收歸門下，示意幕僚轉告讓他執弟子禮，但嚴復婉言謝絕了。他對北洋海軍內部任人唯親，結黨營私，貪汙賄賂盛行的種種弊端看得十分透徹，由此也對李鴻章從希望逐漸轉向失望。早在英國時，嚴復就說，中國人有三大陋習，一是迷信，二是人情，三是趨炎附勢。由於生性孤傲，眼光犀利，他常常說出一些驚世駭俗的話得罪了很多權貴。
1890年，他當上了學堂的總辦後，便再無出頭之日。李鴻章也對他有所顧忌，讓他“只是奉職，不預機要”。
大清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認為，中國今日離真正的改革還很遠。這個碩大無朋的巨人有時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們以為他醒了，準備看他做一番偉大的事業。但過了一陣，卻看他又坐下來喝上一口茶燃起菸袋，打個呵欠又朦朧地睡著了……
這就是中國人在西方人眼中邋遢猥瑣的形象。
1882年7月，李鴻章因母親去世會老家合肥奔喪，偏在這時他突然接到朝鮮發生兵變的消息。7月23日，朝鮮漢城駐軍因俸米事件發生兵變。亂兵充入王宮殺死大臣，搗毀住宅，進而並襲擊了日本公使館殺死了八名日本人。日本以此藉口發兵朝鮮，以平亂之命迅速佔領朝鮮王宮。
李鴻章回鄉後，淮軍老部下張樹聲便代理了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此時正值中法戰爭雙方交涉的緊要關頭，日本人又在朝鮮生事。張樹聲趕忙給朝廷上奏，建議調李鴻章回任，“以李鴻章之宿望，不獨朝鮮倚以為重，即日本亦久懾其名，事情紛雜，非李鴻章不能處理”。
李鴻章馬不停蹄趕回天津不久，便從朝鮮傳來了好消息。淮軍首領吳長慶已率兵將朝鮮兵變幕後的主持者，朝鮮國王的父親大院君捉拿，不日將押解回國。因中國出兵及時，又很快平息了此次事變，沒有授予日本口實。所以，並沒有在中日之間引起太大的風波。
1884年12月，日本趁中法戰爭之際，又策動朝鮮親日勢力開化黨發動“甲申政變”。大清駐朝統帥袁世凱率兵兩千攻入王宮，解救了朝鮮國王，政變不到一週就宣告失敗。
次年2月，李鴻章在天津迎來了日本特命全權大使伊藤博文，他是來交涉朝鮮問題的，這也是中日兩名高官第一次正面交鋒。這一年李鴻章六十三歲，頗有些倚老賣老的姿態，並不把四十五歲的伊藤博文放在眼裡，言語中多輕蔑命令的口氣。
雙方各持己見，會談三次仍無結果。伊藤博文以罷談相要挾。李鴻章厲聲呵斥道，朝鮮事中國並沒辦錯，其錯全在你們。若因此決裂，我只有預備打仗了。
此時，中法之戰已經言和。李鴻章再也沒有什麼後顧之憂，他認為完全有能力對付臥榻之側酣睡的小日本了。
在李鴻章的授意下，清軍牢牢控制著朝鮮整個局勢，日本短期內難以扭轉這種被動局面。伊藤博文見中斷談判並無好處，只好又回到談判桌上。會談中李鴻章的傲慢讓伊藤博文很受刺激，此人可以說是日本明治維新之後富國強兵的精神領袖，來到中國後竟受李鴻章如此呵斥，日後他屢屢提及受此羞辱深以為恨。
但聰明瞭一生的李鴻章因酒後失言，對伊藤博文說了一句令他悔恨終生的話。他說，我們兩國同文同種更應該攜手互保共同對抗西方列強……
而狡猾的伊藤博文立即追問，那依李中堂的言外之意，也就是說日後不管哪裡發生戰事，只要中國出兵，那我們日本也應義不容辭責無旁貸啦。
李鴻章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伊藤博文立即轉身示意他的隨行翻譯記下了李鴻章的這句話。
就是這句酒後失言，竟成了日後日本提出共同治理朝鮮的依據和拿捏李鴻章的把柄。這在李鴻章外交生涯中罕見的紕漏，為後來的中日戰爭埋下了禍根。
1885年春天，中日兩國在天津簽訂了《天津條約》，利用李鴻章的失言伊藤博文為日本爭取到了“朝鮮有事即可出兵”的權力。
中國近代思想啟蒙者梁啟超，日後他在評價李鴻章和伊藤博文時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伊藤博文曾遊學歐洲，知道政治之本在於法制，所以他能夠制定憲法做為日本長治久安之計。而李鴻章只有拆東補西，東施效顰 “而終無成就也”。他說，日本之學伊藤者其同輩中不下百數；中國之才如李鴻章者，其同輩中不得一人。
1875年日本森有禮訪華時，李鴻章在總督飯店用狗肉火鍋招待他。兩人邊吃邊聊，聊的是關於“服飾”的話題，但這場對話我們今天聽起來顯得意味深長。它說明的不僅僅是兩個人觀點的不同，而是從不同角度詮釋了兩個民族之間在吸收西方文明方面，所採取的迥然不同的認識和態度。
李鴻章問：日本學西方學的有七分嗎？
森有禮答：還不夠五分。
李鴻章說：日本的衣冠都變了，怎說沒有五分？對於貴國近來所舉我很讚賞，但單單對你們改變舊有服裝一事感到不解。這是一個民族文化積澱下來幾千年的精髓，丟了不是很可惜的嗎？
森有禮解釋說：原因很簡單，我國舊有服裝寬闊敞快，適合無事安逸的生活，但對於多事勤勞的新生活則不合適。
李鴻章說：話雖如此，閣下對貴國舍舊服仿歐俗拋棄獨立精神而受歐洲支配，難道一點也不感到羞恥嗎？
森有禮說：毫無羞恥可言。我們還以這些新變革感到驕傲！這些變革絕不是受外力干擾和強迫，完全是我國自己決定的。正如我國自古以來對亞洲、美國和其他任何國家，只要發現其長處就要取之用之於我國一樣，這並沒有什麼好奇怪的。
李鴻章很不以為然地說，我國決不會進行這樣的改革！
1888年，日本提出第七次海軍擴張案。此案指出了日本必須迅速發展海軍加強海防，要求以中國艦隊和在未來戰爭中可能支持中國的英國遠東海軍為假想敵。這一年，大清國的北洋海軍成立，二十五艘軍艦，包括從國外訂購的十四艘當時最先進的艦艇，讓所有的海上強國都不敢小視。日本人覺得尤其可怕，政治家們在議院中紛紛議論而莫衷一是。
這時，日本著名的漢學家副島種臣慢慢直立起駝背的身軀，用嘶啞的聲音說道：“都說中國海軍可怕，我看不然。中國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絕無行法之人；有絕妙之言，而絕無踐言之事。中法海戰一敗塗地，他們就感到很沒面子，又設海軍衙門又學西方辦法，等有了一點樣子，他們就會覺得大功告成而不再努力了。中國人貪慕虛名，何曾注重過實效？！”
遺憾的是，大清國這幅萎靡不振的實態被副島種臣不幸而言中了。
海軍衙門正式建立後，北洋海軍只在1890年裝備了一艘國產巡洋艦“平遠”號，此後，便停滯不前。
同年6月，李鴻章曾奏請在膠州、煙臺添築炮臺，卻接到了朝廷轉發戶部的文件。該文件稱，南北洋暫停購買外洋槍炮、船隻、機器兩年，省下的錢供政府其他財政支出用。
接旨後，李鴻章抱怨道“軍國大事豈能如此各行其是而不相謀”。他說的這句話是直指當時戶部尚書又經常攪局的翁同龢。
翁同龢是同治、光緒兩朝皇帝的帝師，清流派的新領袖。他不如前任的有原則，在皇家提出非分的財政要求時，他總是無法拒絕。
此時，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壽日益臨近。
8月13日，中國水兵上岸休假。在長崎一家妓院尋歡作樂時與當地人引發衝突，扭打中當地一名警察被中國水兵刺傷。8月15日，又有數百中國水兵上岸觀光，與日本警察發生衝突，日本民眾圍攻中國水兵，北洋驕兵五個人死在異國他鄉。回到船上後，氣憤難平的中國水兵將炮口對準日本，揚言半天之內將掃平長崎港。
日本因為當時實力有限只好忍氣吞聲賠償道歉，這無形中助長了北洋水師“天下無敵”的麻痺心理。但從此一定要打勝“定遠”“鎮遠”成為了日本海軍的終極目標。甚至連日本學童在遊戲中也分為兩組，一組扮成中國艦隊，另一組扮作日本艦隊，進行捕捉“定遠”“鎮遠”的戰鬥。
“長崎事件”反映了日本民族是一個可怕的民族，同時也表明了北洋艦隊的軍紀鬆懈士兵驕橫。但這一切，李鴻章去相當不以為然，“武人好色乃天性也，但能貪慕功名，自然就我繩尺”。在創立淮軍之初，他僅僅注重的是用糧餉驅使士兵的積極性，而不像曾國藩那樣倡導“忠義血性”的培養。這種思路最終決定了，這個西方新式裝備包裹著的仍然是一支傳統的封建部隊。嚴復說，中國再這樣歌舞昇平下去不出二十年，就會像老牛一樣被外國人牽著鼻子走。
李鴻章一度很想把嚴復收歸門下，示意幕僚轉告讓他執弟子禮，但嚴復婉言謝絕了。他對北洋海軍內部任人唯親，結黨營私，貪汙賄賂盛行的種種弊端看得十分透徹，由此也對李鴻章從希望逐漸轉向失望。早在英國時，嚴復就說，中國人有三大陋習，一是迷信，二是人情，三是趨炎附勢。由於生性孤傲，眼光犀利，他常常說出一些驚世駭俗的話得罪了很多權貴。
1890年，他當上了學堂的總辦後，便再無出頭之日。李鴻章也對他有所顧忌，讓他“只是奉職，不預機要”。
大清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認為，中國今日離真正的改革還很遠。這個碩大無朋的巨人有時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們以為他醒了，準備看他做一番偉大的事業。但過了一陣，卻看他又坐下來喝上一口茶燃起菸袋，打個呵欠又朦朧地睡著了……
這就是中國人在西方人眼中邋遢猥瑣的形象。
1882年7月，李鴻章因母親去世會老家合肥奔喪，偏在這時他突然接到朝鮮發生兵變的消息。7月23日，朝鮮漢城駐軍因俸米事件發生兵變。亂兵充入王宮殺死大臣，搗毀住宅，進而並襲擊了日本公使館殺死了八名日本人。日本以此藉口發兵朝鮮，以平亂之命迅速佔領朝鮮王宮。
李鴻章回鄉後，淮軍老部下張樹聲便代理了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此時正值中法戰爭雙方交涉的緊要關頭，日本人又在朝鮮生事。張樹聲趕忙給朝廷上奏，建議調李鴻章回任，“以李鴻章之宿望，不獨朝鮮倚以為重，即日本亦久懾其名，事情紛雜，非李鴻章不能處理”。
李鴻章馬不停蹄趕回天津不久，便從朝鮮傳來了好消息。淮軍首領吳長慶已率兵將朝鮮兵變幕後的主持者，朝鮮國王的父親大院君捉拿，不日將押解回國。因中國出兵及時，又很快平息了此次事變，沒有授予日本口實。所以，並沒有在中日之間引起太大的風波。
1884年12月，日本趁中法戰爭之際，又策動朝鮮親日勢力開化黨發動“甲申政變”。大清駐朝統帥袁世凱率兵兩千攻入王宮，解救了朝鮮國王，政變不到一週就宣告失敗。
次年2月，李鴻章在天津迎來了日本特命全權大使伊藤博文，他是來交涉朝鮮問題的，這也是中日兩名高官第一次正面交鋒。這一年李鴻章六十三歲，頗有些倚老賣老的姿態，並不把四十五歲的伊藤博文放在眼裡，言語中多輕蔑命令的口氣。
雙方各持己見，會談三次仍無結果。伊藤博文以罷談相要挾。李鴻章厲聲呵斥道，朝鮮事中國並沒辦錯，其錯全在你們。若因此決裂，我只有預備打仗了。
此時，中法之戰已經言和。李鴻章再也沒有什麼後顧之憂，他認為完全有能力對付臥榻之側酣睡的小日本了。
在李鴻章的授意下，清軍牢牢控制著朝鮮整個局勢，日本短期內難以扭轉這種被動局面。伊藤博文見中斷談判並無好處，只好又回到談判桌上。會談中李鴻章的傲慢讓伊藤博文很受刺激，此人可以說是日本明治維新之後富國強兵的精神領袖，來到中國後竟受李鴻章如此呵斥，日後他屢屢提及受此羞辱深以為恨。
但聰明瞭一生的李鴻章因酒後失言，對伊藤博文說了一句令他悔恨終生的話。他說，我們兩國同文同種更應該攜手互保共同對抗西方列強……
而狡猾的伊藤博文立即追問，那依李中堂的言外之意，也就是說日後不管哪裡發生戰事，只要中國出兵，那我們日本也應義不容辭責無旁貸啦。
李鴻章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伊藤博文立即轉身示意他的隨行翻譯記下了李鴻章的這句話。
就是這句酒後失言，竟成了日後日本提出共同治理朝鮮的依據和拿捏李鴻章的把柄。這在李鴻章外交生涯中罕見的紕漏，為後來的中日戰爭埋下了禍根。
1885年春天，中日兩國在天津簽訂了《天津條約》，利用李鴻章的失言伊藤博文為日本爭取到了“朝鮮有事即可出兵”的權力。
中國近代思想啟蒙者梁啟超，日後他在評價李鴻章和伊藤博文時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伊藤博文曾遊學歐洲，知道政治之本在於法制，所以他能夠制定憲法做為日本長治久安之計。而李鴻章只有拆東補西，東施效顰 “而終無成就也”。他說，日本之學伊藤者其同輩中不下百數；中國之才如李鴻章者，其同輩中不得一人。
1875年日本森有禮訪華時，李鴻章在總督飯店用狗肉火鍋招待他。兩人邊吃邊聊，聊的是關於“服飾”的話題，但這場對話我們今天聽起來顯得意味深長。它說明的不僅僅是兩個人觀點的不同，而是從不同角度詮釋了兩個民族之間在吸收西方文明方面，所採取的迥然不同的認識和態度。
李鴻章問：日本學西方學的有七分嗎？
森有禮答：還不夠五分。
李鴻章說：日本的衣冠都變了，怎說沒有五分？對於貴國近來所舉我很讚賞，但單單對你們改變舊有服裝一事感到不解。這是一個民族文化積澱下來幾千年的精髓，丟了不是很可惜的嗎？
森有禮解釋說：原因很簡單，我國舊有服裝寬闊敞快，適合無事安逸的生活，但對於多事勤勞的新生活則不合適。
李鴻章說：話雖如此，閣下對貴國舍舊服仿歐俗拋棄獨立精神而受歐洲支配，難道一點也不感到羞恥嗎？
森有禮說：毫無羞恥可言。我們還以這些新變革感到驕傲！這些變革絕不是受外力干擾和強迫，完全是我國自己決定的。正如我國自古以來對亞洲、美國和其他任何國家，只要發現其長處就要取之用之於我國一樣，這並沒有什麼好奇怪的。
李鴻章很不以為然地說，我國決不會進行這樣的改革！
1888年，日本提出第七次海軍擴張案。此案指出了日本必須迅速發展海軍加強海防，要求以中國艦隊和在未來戰爭中可能支持中國的英國遠東海軍為假想敵。這一年，大清國的北洋海軍成立，二十五艘軍艦，包括從國外訂購的十四艘當時最先進的艦艇，讓所有的海上強國都不敢小視。日本人覺得尤其可怕，政治家們在議院中紛紛議論而莫衷一是。
這時，日本著名的漢學家副島種臣慢慢直立起駝背的身軀，用嘶啞的聲音說道：“都說中國海軍可怕，我看不然。中國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絕無行法之人；有絕妙之言，而絕無踐言之事。中法海戰一敗塗地，他們就感到很沒面子，又設海軍衙門又學西方辦法，等有了一點樣子，他們就會覺得大功告成而不再努力了。中國人貪慕虛名，何曾注重過實效？！”
遺憾的是，大清國這幅萎靡不振的實態被副島種臣不幸而言中了。
海軍衙門正式建立後，北洋海軍只在1890年裝備了一艘國產巡洋艦“平遠”號，此後，便停滯不前。
同年6月，李鴻章曾奏請在膠州、煙臺添築炮臺，卻接到了朝廷轉發戶部的文件。該文件稱，南北洋暫停購買外洋槍炮、船隻、機器兩年，省下的錢供政府其他財政支出用。
接旨後，李鴻章抱怨道“軍國大事豈能如此各行其是而不相謀”。他說的這句話是直指當時戶部尚書又經常攪局的翁同龢。
翁同龢是同治、光緒兩朝皇帝的帝師，清流派的新領袖。他不如前任的有原則，在皇家提出非分的財政要求時，他總是無法拒絕。
此時，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壽日益臨近。
8月13日，中國水兵上岸休假。在長崎一家妓院尋歡作樂時與當地人引發衝突，扭打中當地一名警察被中國水兵刺傷。8月15日，又有數百中國水兵上岸觀光，與日本警察發生衝突，日本民眾圍攻中國水兵，北洋驕兵五個人死在異國他鄉。回到船上後，氣憤難平的中國水兵將炮口對準日本，揚言半天之內將掃平長崎港。
日本因為當時實力有限只好忍氣吞聲賠償道歉，這無形中助長了北洋水師“天下無敵”的麻痺心理。但從此一定要打勝“定遠”“鎮遠”成為了日本海軍的終極目標。甚至連日本學童在遊戲中也分為兩組，一組扮成中國艦隊，另一組扮作日本艦隊，進行捕捉“定遠”“鎮遠”的戰鬥。
“長崎事件”反映了日本民族是一個可怕的民族，同時也表明了北洋艦隊的軍紀鬆懈士兵驕橫。但這一切，李鴻章去相當不以為然，“武人好色乃天性也，但能貪慕功名，自然就我繩尺”。在創立淮軍之初，他僅僅注重的是用糧餉驅使士兵的積極性，而不像曾國藩那樣倡導“忠義血性”的培養。這種思路最終決定了，這個西方新式裝備包裹著的仍然是一支傳統的封建部隊。嚴復說，中國再這樣歌舞昇平下去不出二十年，就會像老牛一樣被外國人牽著鼻子走。
李鴻章一度很想把嚴復收歸門下，示意幕僚轉告讓他執弟子禮，但嚴復婉言謝絕了。他對北洋海軍內部任人唯親，結黨營私，貪汙賄賂盛行的種種弊端看得十分透徹，由此也對李鴻章從希望逐漸轉向失望。早在英國時，嚴復就說，中國人有三大陋習，一是迷信，二是人情，三是趨炎附勢。由於生性孤傲，眼光犀利，他常常說出一些驚世駭俗的話得罪了很多權貴。
1890年，他當上了學堂的總辦後，便再無出頭之日。李鴻章也對他有所顧忌，讓他“只是奉職，不預機要”。
大清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認為，中國今日離真正的改革還很遠。這個碩大無朋的巨人有時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們以為他醒了，準備看他做一番偉大的事業。但過了一陣，卻看他又坐下來喝上一口茶燃起菸袋，打個呵欠又朦朧地睡著了……
這就是中國人在西方人眼中邋遢猥瑣的形象。
1882年7月，李鴻章因母親去世會老家合肥奔喪，偏在這時他突然接到朝鮮發生兵變的消息。7月23日，朝鮮漢城駐軍因俸米事件發生兵變。亂兵充入王宮殺死大臣，搗毀住宅，進而並襲擊了日本公使館殺死了八名日本人。日本以此藉口發兵朝鮮，以平亂之命迅速佔領朝鮮王宮。
李鴻章回鄉後，淮軍老部下張樹聲便代理了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此時正值中法戰爭雙方交涉的緊要關頭，日本人又在朝鮮生事。張樹聲趕忙給朝廷上奏，建議調李鴻章回任，“以李鴻章之宿望，不獨朝鮮倚以為重，即日本亦久懾其名，事情紛雜，非李鴻章不能處理”。
李鴻章馬不停蹄趕回天津不久，便從朝鮮傳來了好消息。淮軍首領吳長慶已率兵將朝鮮兵變幕後的主持者，朝鮮國王的父親大院君捉拿，不日將押解回國。因中國出兵及時，又很快平息了此次事變，沒有授予日本口實。所以，並沒有在中日之間引起太大的風波。
1884年12月，日本趁中法戰爭之際，又策動朝鮮親日勢力開化黨發動“甲申政變”。大清駐朝統帥袁世凱率兵兩千攻入王宮，解救了朝鮮國王，政變不到一週就宣告失敗。
次年2月，李鴻章在天津迎來了日本特命全權大使伊藤博文，他是來交涉朝鮮問題的，這也是中日兩名高官第一次正面交鋒。這一年李鴻章六十三歲，頗有些倚老賣老的姿態，並不把四十五歲的伊藤博文放在眼裡，言語中多輕蔑命令的口氣。
雙方各持己見，會談三次仍無結果。伊藤博文以罷談相要挾。李鴻章厲聲呵斥道，朝鮮事中國並沒辦錯，其錯全在你們。若因此決裂，我只有預備打仗了。
此時，中法之戰已經言和。李鴻章再也沒有什麼後顧之憂，他認為完全有能力對付臥榻之側酣睡的小日本了。
在李鴻章的授意下，清軍牢牢控制著朝鮮整個局勢，日本短期內難以扭轉這種被動局面。伊藤博文見中斷談判並無好處，只好又回到談判桌上。會談中李鴻章的傲慢讓伊藤博文很受刺激，此人可以說是日本明治維新之後富國強兵的精神領袖，來到中國後竟受李鴻章如此呵斥，日後他屢屢提及受此羞辱深以為恨。
但聰明瞭一生的李鴻章因酒後失言，對伊藤博文說了一句令他悔恨終生的話。他說，我們兩國同文同種更應該攜手互保共同對抗西方列強……
而狡猾的伊藤博文立即追問，那依李中堂的言外之意，也就是說日後不管哪裡發生戰事，只要中國出兵，那我們日本也應義不容辭責無旁貸啦。
李鴻章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伊藤博文立即轉身示意他的隨行翻譯記下了李鴻章的這句話。
就是這句酒後失言，竟成了日後日本提出共同治理朝鮮的依據和拿捏李鴻章的把柄。這在李鴻章外交生涯中罕見的紕漏，為後來的中日戰爭埋下了禍根。
1885年春天，中日兩國在天津簽訂了《天津條約》，利用李鴻章的失言伊藤博文為日本爭取到了“朝鮮有事即可出兵”的權力。
中國近代思想啟蒙者梁啟超，日後他在評價李鴻章和伊藤博文時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伊藤博文曾遊學歐洲，知道政治之本在於法制，所以他能夠制定憲法做為日本長治久安之計。而李鴻章只有拆東補西，東施效顰 “而終無成就也”。他說，日本之學伊藤者其同輩中不下百數；中國之才如李鴻章者，其同輩中不得一人。
1875年日本森有禮訪華時，李鴻章在總督飯店用狗肉火鍋招待他。兩人邊吃邊聊，聊的是關於“服飾”的話題，但這場對話我們今天聽起來顯得意味深長。它說明的不僅僅是兩個人觀點的不同，而是從不同角度詮釋了兩個民族之間在吸收西方文明方面，所採取的迥然不同的認識和態度。
李鴻章問：日本學西方學的有七分嗎？
森有禮答：還不夠五分。
李鴻章說：日本的衣冠都變了，怎說沒有五分？對於貴國近來所舉我很讚賞，但單單對你們改變舊有服裝一事感到不解。這是一個民族文化積澱下來幾千年的精髓，丟了不是很可惜的嗎？
森有禮解釋說：原因很簡單，我國舊有服裝寬闊敞快，適合無事安逸的生活，但對於多事勤勞的新生活則不合適。
李鴻章說：話雖如此，閣下對貴國舍舊服仿歐俗拋棄獨立精神而受歐洲支配，難道一點也不感到羞恥嗎？
森有禮說：毫無羞恥可言。我們還以這些新變革感到驕傲！這些變革絕不是受外力干擾和強迫，完全是我國自己決定的。正如我國自古以來對亞洲、美國和其他任何國家，只要發現其長處就要取之用之於我國一樣，這並沒有什麼好奇怪的。
李鴻章很不以為然地說，我國決不會進行這樣的改革！
1888年，日本提出第七次海軍擴張案。此案指出了日本必須迅速發展海軍加強海防，要求以中國艦隊和在未來戰爭中可能支持中國的英國遠東海軍為假想敵。這一年，大清國的北洋海軍成立，二十五艘軍艦，包括從國外訂購的十四艘當時最先進的艦艇，讓所有的海上強國都不敢小視。日本人覺得尤其可怕，政治家們在議院中紛紛議論而莫衷一是。
這時，日本著名的漢學家副島種臣慢慢直立起駝背的身軀，用嘶啞的聲音說道：“都說中國海軍可怕，我看不然。中國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絕無行法之人；有絕妙之言，而絕無踐言之事。中法海戰一敗塗地，他們就感到很沒面子，又設海軍衙門又學西方辦法，等有了一點樣子，他們就會覺得大功告成而不再努力了。中國人貪慕虛名，何曾注重過實效？！”
遺憾的是，大清國這幅萎靡不振的實態被副島種臣不幸而言中了。
海軍衙門正式建立後，北洋海軍只在1890年裝備了一艘國產巡洋艦“平遠”號，此後，便停滯不前。
同年6月，李鴻章曾奏請在膠州、煙臺添築炮臺，卻接到了朝廷轉發戶部的文件。該文件稱，南北洋暫停購買外洋槍炮、船隻、機器兩年，省下的錢供政府其他財政支出用。
接旨後，李鴻章抱怨道“軍國大事豈能如此各行其是而不相謀”。他說的這句話是直指當時戶部尚書又經常攪局的翁同龢。
翁同龢是同治、光緒兩朝皇帝的帝師，清流派的新領袖。他不如前任的有原則，在皇家提出非分的財政要求時，他總是無法拒絕。
此時，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壽日益臨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