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前天的文章中講到，清朝立國之初，雖任用漢人，但對漢臣防範極嚴。有清人筆記記載，清朝入主中原時，曾在宮中立一石碑：
“大略謂本朝君臨漢土，漢人雖悉為臣僕，然究非同族。今雖用漢人為大臣，然不過用以羈縻之而已。我子孫須時時省記此意，不可輕授漢人以大權，但可使供奔走之役。”
上面這個故事雖為野史，但並非空穴來風。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清朝對漢臣的壓制非常嚴重。如清政府六部中各設滿漢兩尚書，一般都是是漢尚書做事，滿尚書領功。在清朝當官，漢人辛辛苦苦做事，但出頭的機會極少，滿人卻能坐享其成。而如果工作上出了差錯，也往往讓漢人來負主要責任，對滿人從輕發落。
清朝對漢臣的這種防範，是源於其對漢人的不信任，本質上是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心理。因此，在對漢臣的種種限制措施中，最為嚴格的為領兵之權。尤其是平定三藩之後，每當發生大的戰役，絕大多數皆由旗人統兵，即便是漢人領兵，亦必由旗人督師，實際上是起到監視的作用。
清人薛福成記載，清代對漢臣防範最嚴的時代，為乾隆和嘉慶兩朝。乾隆朝收復大小金川者為嶽鍾琪，嘉慶朝平定天理教者為楊遇春，但最後領頭功受賞者，都為旗人欽差，嶽鍾琪和楊遇春作為最大功臣只能居於其次。
清朝在軍事指揮權上對漢臣的嚴防，直到咸豐、同治年間才有所放鬆。這並不是因為此時的統治者更加信任漢臣，而是處於面臨內憂外患的通變之世，不得不倚靠漢人的力量來維持清朝的統治。
有人認為，晚清時期清廷真正放手讓其獨掌軍權的漢臣第一人，為創立湘軍平定太平天國的曾國藩。其實不然。這真正的第一人，實際上與曾國藩亦敵亦友的左宗棠。
曾國藩創辦湘軍之初，雖然對太平軍屢有勝績，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咸豐都不敢給予曾國藩地方督撫的實權，因此曾國藩雖為湘軍統帥，但經常在軍費糧餉等事項上被地方官員掣肘。後來因戰局岌岌可危，咸豐不得不任命曾國藩為兩江總督，賦予了他節制四省的權力，但背後仍有一潛在的督師，此人為湖廣總督官文。
從曾國藩和李鴻章這兩師徒前後兩次的報功奏摺，可以發現一些有趣的細節。如曾國藩攻克金陵，平定太平天國後，以六百里加急快馬向朝廷報捷。而在捷報的抬頭處，寫的是“官文、曾國藩奏”。
官文雖為一方封疆大吏，但沒什麼才能，在與太平天國的作戰過程中，前期依靠胡林翼，後期依靠曾國藩，自己基本沒做什麼實事。等到湘軍立下大功，官文卻被曾國藩推於自己之上。曾國藩之所以這樣做，一是遵循軍事行動中推旗人為首功的傳統，二是深知漢臣在朝廷不受信任，擔心自己功高震主而遭到猜忌的緣故。
在曾國藩之後，他的弟子李鴻章在漢臣崛起的道路上，又更進了一步。同治五年（1866年），李鴻章接替曾國藩與捻軍作戰的任務，並於同治七年（1868年）成功平定捻軍。在這一次報功的奏摺中，李鴻章抬頭只寫自己名字，沒有再在前面加上旗人督軍都興阿。
這也釋放出一個信號，代表著清朝持續200多年的滿漢藩籬被逐漸打破，漢臣在清廷的地位越來越高。後來左宗棠西征新疆，清廷不再派旗人督師，由左宗棠全權指揮軍隊。清末之滿漢興替，於此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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