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後到侯，夏之變革

休息了幾天沒有寫文，繼續咱們關於夏朝證據鏈的問題。給大家說一說杞國。

杞國，史料記載是夏禹的後裔建立的國家。周武王克商，求夏禹後裔得東樓公，封之於雍丘（今河南杞縣），史稱杞國。杞國的爵位在當時的的封國中為最高等級的公爵。到了東周列國時代春秋時期，杞都東遷於山東。“先春秋時徙魯東北”（《漢書·地理志》）。

關於杞國，我們最熟悉的莫過於杞人憂天的成語。“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說的是春秋時期，杞國有一個人，擔心天塌地陷，自己無處安身，因為寢食難安的故事。這個故事後世一般解讀為無謂的擔心，其實如果放在上古史的角度來看，杞人憂天還是有其特殊含義的。

古代滅其國不絕其祀，早在堯舜禹時期，就有帝舜以帝堯之子丹朱為賓，不以臣視之的記載。後來到了夏禹即位，也是這麼對待帝舜之子商均的。然而到了夏啟時代，卻打破了這個規矩。當時夏禹死後繼承人本為伯益，但夏禹死於外，就和秦始皇死於巡視途中一樣，本來被立為帝位繼承人的伯益，稀裡糊塗的丟掉了繼承權，被外放為費侯。

夏朝的建立，筆者認為，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情。

從史料記載來看，堯舜禹時期應該還是萬國時代，也就是各個部落各自為政，群后分治的時代。這時候的各個部落，有的發展得好一些，有的發展得差一點。但部落和部落之間主要還是和平相處，部落內部雖然有了明顯的等級觀念，但人民之間大致還是平等的，其最初的組織形式，應該和後來中國歷史上的各少數民族地區早期的以氏族為主的部落組織形式相似。

而夏后氏啟，在夏禹治水有功於天下，征伐三苗，殺防風氏於會稽之後，已經樹立起了在群后中的絕對權威。各個部落的首領，從後的稱號到侯的稱號，看似差不多，其實已經從完全獨立自主的小王（後）變成了需要聽命於大王（夏後，夏帝，夏王）的侯（公侯伯子男）。所以。夏朝起碼在名義上已經變成了一個統一號令的國家。

此時，是否出現了系統的文字，尚不得而知，但城池，宗廟，青銅器無疑都是出現了並且比較完備的。只是由於青銅器非常貴重，尚沒有達到數百年後商晚期那種國家大量儲備吉金（青銅）的發達程度，所以幾乎沒有青銅器被陪葬，故而出土文物較少。（齊家文化，陶寺遺址，二里頭遺址都出土了青銅器）

而此時的中國，從原始氏族部落或氏族部落聯盟的形式，轉換到了家長奴隸制國家的形式，各個部落對外武力攻伐，獲取土地，糧食，財物和人民，並把土地或財物賞給作戰勇猛者，把俘獲的敵對部落人民變成奴隸，進入了早期奴隸制國家的雛形。

部落內部由於財富的積累，貧者更貧，富者更富，失去財產和土地的貧民有的也被迫成為了奴隸，這或許才是早期夏商二朝國家組織形式的真實面貌。和後來歷朝歷代的少數民族建國的過程沒有什麼兩樣。

而到了西周代商而立，周天子自去帝號自稱為王，並且建立了以周禮為體系的一套立國理論之後，早就被夏遺忘的以古先後之後（先代之後，也就是先代之君的後裔）為國的制度再次建立起來。所以才有封舜帝之後於陳，封夏禹之後於杞，封商之後於宋，皆為公爵的做法。不管今天子孫們是否承認舜禹夏的存在，起碼在西周建國時代的周武王，是認可和肯定帝舜，帝禹和夏之存在的。就連敵國之後，武王依然未絕其祭祀，把商的後裔封於商丘，為宋國。

禹之後，封於杞

有關杞國的史料非常少。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漢代的司馬遷也有類似看法，他說：“杞小微，其事不足稱述。”我們可以知道的是自杞東樓公起，一共傳了二十位國君。公元前445年，杞國亡於楚。

杞國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是一個小國，歷史語焉不詳，但我們熟知的杞人憂天的故事，卻把杞國這個早就被遺忘的國家完好的刻在史冊上。

杞人本是夏後禹的後代，也就是本為王族。作為曾經是天下共主的夏后氏一族，祭天是他們的特權也是他們那個時代最重大的事情。國之大事，唯祀與戎，周代對於祭祀也有不同的等級規定，祭天地就是天子的特權，諸侯和更下等的貴族是不能祭祀天地的。

所以，哪怕是到了亡國近千年之後的春秋時代，杞國人依然還關心天是不是會塌下來，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杞國本為夏後之後的客觀事實。

據《大戴禮記·少間篇》記載，商湯滅夏之後，曾經將夏遺族遷到杞國(今河南杞縣)。但這個杞國在商代若存若亡，也就是時斷時續。在商王的眼裡，夏之後還是必須防範的絕對對象，沒有之一。在殷墟甲骨文中也有杞國的記載，據說商王武丁之妃中就有杞國之女。

帝辛(商紂王)時的甲骨文卜辭上則記載:"壬辰卜，在杞，貞:今日王步於商，亡災?"。這段話的意思是，壬辰日這一天占卜，當時在杞地，問到：今天商王帝辛要去商地，有無災禍？這裡的商，應該是商丘，也就是商族起家之故地。杞縣到商丘非常之近，也就是幾十公里的路途。可見，杞國在商代就是肯定存在的方國之一，絕非周武王杜撰出來的一個夏後後裔。

從堯舜禹時期的山西臨汾陶寺遺址來看，陶寺應該是一個比較文明的古國。他對外很少擴張，也就是說陶寺類型的文化並沒有傳播到各地繁衍生息，這對於陶寺這樣一個當時非常先進的文化來講是非常說不過去的事情。

從這裡我們或許能看出一點，就是《尚書 虞書》記載的堯舜禹時期，以德服人確實是曾經存在過的。而夏有亂政，而做禹刑，則從一個側面證明，到了夏時代，以德服人的部落聯盟或許真正變成了以力服人的早期家長奴隸制古國。最後，商湯滅夏也並不是什麼夏桀暴政，而是一個國家取代另一個國家的正常史實。

以上就是真知堂從西周杞國的存在得出的研究結論。首次發表於網絡平臺，請勿剽竊和抄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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