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白了，是我殺死了她”：列夫托爾斯泰與《克萊採奏鳴曲》

說起列夫托爾斯泰，相信大家對他都不是很陌生，托爾斯泰的名作《戰爭與和平》《復活》《安娜卡列尼娜》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文學名著，在世界文學史上極具影響力，而大文豪列夫托爾斯泰更是被列寧讚許為“天才藝術家”。

1889年，俄國最高統治者沙皇尼古拉二世，這位被稱作“血腥的尼古拉”的俄國最後一位皇帝，破天荒的答應了一位農婦的請求，在聖彼得堡召見了她，並且在這之後對她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那麼有著至高無上權力的沙皇，為什麼要召見一位農婦呢？她究竟有什麼過人之處？

原來這位農婦不是一般人，她就是當時俄國著名大文豪列夫托爾斯泰的妻子——索菲婭·別爾斯，別爾斯此行的目的，其實是為了丈夫的一本書來求情的，這本書就是《克萊採奏鳴曲》。

據說，當時沙皇尼古拉二世召見了索菲婭·別爾斯之後，隨即同意解禁此書，並且對索菲婭·別爾斯還讚賞有加。

而對於為什麼封禁此書，坊間猜測這是因為這本書觸及到了當時沙皇俄國封建勢力的利益，對於時政頗有諷刺和不滿，引起了當權者的警覺，故而封禁了這本書。但是我們仔細往下推敲，卻發現事情也許沒那麼簡單。

當時封禁這本書的，可不止沙皇俄國，遠在西邊的美國也禁止民眾郵購刊載這本小說的報紙，甚至後來成為美國總統的西奧多羅斯福看過了列夫托爾斯泰的這本書後，認為托爾斯泰是一位變態人士。

美國沒有沙皇，也沒有封建勢力，為什麼也要封禁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從這本書的內容入手。

這部小說主要以一列火車上眾人的閒談開始，你一言我一語，在眾人貌似漫無目的的閒扯中，“我”無意中聽說了一樁殺妻案，而講述的主人公——一位普通的地主——在被俄國法庭判決了11個月監禁後，剛剛出獄，向“我”講述了發生在他身上的故事。

男主人公波茲德內謝夫是個放蕩不羈的人，在他婚後不久，妻子就已經厭倦了他和無聊的夫妻生活。有一天，當他的妻子看到自己的丈夫僱來的小提琴家風度翩翩而且極富有音樂才華後，不禁為她傾倒，而小提琴家也迷戀上了少婦，兩個人通過合奏貝多芬的《克萊採奏鳴曲》互通心意。

一開始她的丈夫還頗為得意，看到自己的妻子終於有人陪伴而高興不已。但是他的丈夫慢慢覺察到了這背後不一樣的氛圍，在發現了他的妻子有不貞的行為後，一次醉酒的夜晚，他闖進客廳，把正在與小提琴手大吃大喝的妻子殺死。當地主衝進客廳時，小提琴手嚇得爬到了鋼琴下面，任憑地主把尖刀扎進少婦的腹中。然而當血淋淋的事實擺在他眼前時，他又似乎意識到促使他殺妻子的真正原因並不是自己病態的嫉妒心，也不是妻子不貞的行為，而是那個道德敗壞的上流社會。

他悔恨地對我說：

“我明白了是我，是我殺死了她，由於我鑄成的大錯，她這個生氣勃勃、行動自如、軀體溫暖的人，變成了一具僵硬、蠟黃、冰冷的屍體，而且不論什麼時候，不論到什麼地方，不論用什麼方法都無法補救了。那場悲劇擦亮了我的眼睛，我用完全不同的眼光來看待這個問題了。”

在瞭解了這本書大致的內容後，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整個小說情節非常簡單，而且也比較好理解，但是為什麼托爾斯泰要寫這樣一樁殺妻案呢？他想通過這部作品表現什麼呢？

就情節來說，托爾斯泰並沒有完全侷限於對於故事情節的鋪敘和展開，而是慢慢的描寫了殺妻案前後各位故事中的主人公以及書中各位聽眾的反應，把他們細膩的心理描寫活靈活現的展現了出來。

關於殺妻案，書中所描述的情節大致上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以主人公結婚為臨界點，前一部分主要講作為一個單身男子，他個人的大男子主義和對於愛慾不可遏制的衝動，而後半部分講述了在社會婚姻制度中的男女，被婚姻所綁定後的痛苦掙扎。

托爾斯泰沒有從一個女性的視角來寫這個事件，而是以男人的視角來構設整個情節，書中最具特色的是主人公心理活動的描寫，將男性在婚姻中的心理活動刻畫得活靈活現。比如在涉及到主人公捉姦一情節時候，托爾斯泰詳細描述了男主人公的感受，以一種後攝視角敏銳的捕捉到了當是場面的緊張：

“這是一種恐懼的表情．我要的就是這個。我永遠也忘不了他們猛一看見我時臉上顯露出來的絕望的恐懼的表情。他好像坐在桌子旁邊，但是他一看到我或者一聽到我的聲音以後，就倏地站起身來，背靠著碗櫃，木然不動。他臉上只有一個確鑿無疑的恐懼的表情。她臉上也是同樣的恐懼的表情，不過其中還羼雜著一點別的什麼。如果她的表情只有一種，也許就不會發生後來發生的那件事了；但是在她的面部表情中還有（起碼在最初的一瞬間我是那麼覺得的）一種惱恨和不滿，好像人家破壞了她的愛情纏綿，破壞了她跟他在一起的幸福似的。那會兒她似乎什麼也不需要，只要人家不來干涉她眼下的幸福就成。兩種表情只在他們的臉上停留了一剎那。”

這一段描寫，對於主人公以及書中人物動作、神態、心理的把握和表現非常細膩。而正是由於這種細膩的描寫，使得我們可以看到，在這本小說裡面，托爾斯泰的筆觸逐漸從一樁普普通通的殺妻案，逐漸地摸索到了在這背後更為深刻、更有禁忌性質地話題。

書中男主人公在婚後仍然遏制不住他衝動慾念，但是每次又會將這股衝動所帶來愧疚感全部拋給妻子，可以說表現出了十足的“渣男”特性，他的妻子也受夠了他，但是為了維持表面上的婚姻關係，兩個人仍然在僵持著。

在這樣一段接近扭曲的婚姻裡，愛情除了不斷會萌發出源源不斷地慾望和指責，並不會給人絲毫的快樂和勸慰。而托爾斯泰想要表現的，就是在極端的道德理念和無限慾望下被異化了的婚姻。

從這一點來說，不僅當時沙皇政府要封禁它，就連遠在西邊、倡導自由的美國也不得不開始謹慎對待，因為這一本書傳遞的思想，有解構社會倫理的危險。

而許多人在拜讀了托爾斯泰的這本書後，大失所望，對於托爾斯泰筆下所描寫的這位男主公的行為口誅筆伐，對托爾斯泰字裡行間洋溢著的“大男子主義”嗤之以鼻，就像我們前面美國總統羅斯福評價的一樣，托爾斯泰似乎在這裡顯示出了他十足的“變態性”。

但事實果真如此嗎？

人類社會傳統世俗的羈絆和道德上的要求，讓我們許多人因為羞恥心而不敢袒露自己真實的想法，一如盧梭在他的《懺悔錄》中對自己展開的全面批判一樣，基於道德和世俗的力量，我們很多想法、行為都會被刻意的隱瞞和壓抑，而如果真的可以不顧一切，袒露自己最為真實的想法和目的，進而探求這些目的、想法產生的原因和根源，則在相當大程度上可以被視之為勇敢的行為。

而托爾斯泰就是這樣的人，他在寫這部小說的時候，不完全是虛構了故事情節，其中很多東西都是他和他的妻子在現實生活中的投射。

托爾斯泰曾經不止一次的在日記中指責妻子“引誘”自己產生邪念，而妻子則在自己的日記中哭訴每次都是托爾斯泰最先提出要求，而自己往往是“順從”的一方。這樣切實的感受，也被托爾斯泰寫進了他的小說中，他不僅在《克萊採奏鳴曲》中這樣寫，而且《戰爭與和平》的皮埃爾，《復活》中聶赫留朵夫，《魔鬼》裡的葉甫根尼，他們都是典型的此類人物，在體現矛盾和糾結方面，托爾斯泰非常在行，但是為書中人物找到一個合適的結局，卻不是他擅長的事情。所以，最終，托爾斯泰給他們安排的結局，要麼是毀滅自己完成罪惡的懺悔、要麼殺死對方了斷慾念。

托爾斯泰筆下的主人公和他本人一樣，也是一個頗為矛盾的人，他痛惡農奴制度，但是又不得不依賴於此，他厭惡現狀，卻也不敢苟同革命者的信條，他篤信自由，卻也會為沙皇專制做辯護，終其一生，他都處在內心無限痛苦折磨的境地。

1876年，托爾斯泰在聽柴可夫斯基為他專門準備的鋼琴演奏時，把《D調絃樂四重奏》的第二個小樂章，也就是《如歌的行板》，這部柴可夫斯基一生最負盛名的經典之作和社會壓迫聯繫在一起。他本人深受感動，激動的流淚，並說“我已經接觸到忍受苦難的人民的靈魂深處”。可見他對時局現狀的態度。

但十九世紀的俄國，又跟他筆下要討伐的社會有著相反的情景：那是一個文藝極度繁榮的時代，那是一個文藝璀璨的時代，柴可夫斯基、托爾斯泰、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別林斯基、果戈裡、契科夫、蘇里科夫等人都是活躍在當時俄國文藝界的璀璨巨星，十九世紀，托爾斯泰筆下腐朽不堪的社會，卻成為文藝的黃金時代，孕育了最為璀璨的文藝之花。

當托爾斯泰的妻子索菲婭·別爾斯為他丈夫的小說請求解禁之時，托爾斯泰正拿著他的筆，號召人們推翻這個王朝。他雖然對解禁令感到滿意，卻不能原諒妻子低三下四的去懇求沙皇。

聯繫到當時的社會實際，我們就能很清楚的看到，當時俄國文藝繁榮的基礎，是建立於俄國國內環境改善的基礎上的，但是對於俄國民眾而言，這樣的改善已經遠遠不夠，相反，改善所帶來的進步暴露出的問題讓這些人難以忍受。

尼古拉二世竭力發展國內資本主義、發展經濟，但是經濟發展初期所帶來的貧富社會分化和階層對立又讓很多問題凸顯。

所以，在他創作的小說《克萊採奏鳴曲》中，主人公的妻子在這種物慾橫流的社會裡迷失了方向，在倫理和婚姻的約束中漸漸叛逃現實。

托爾斯泰作為一個覺醒者，俄國的現實讓他迫切想要逃離，但他又不能完全脫離，猶豫掙扎、排斥和接納、羞愧和墮落，這位偉大的文學家每一刻都在接受自我內在矛盾的審判和煎熬。

而《克萊採奏鳴曲》正是托爾斯泰內在困境和矛盾的集中體現。藉助於書中主人公對於妻子的愛恨糾纏，列夫托爾斯泰也將自己和妻子的糾纏、自己與整個社會現實的糾纏，展現並且書寫在小說中了。

書中地主的妻子，正對應別爾斯，而在現實的生活中，列夫托爾斯泰又把他的妻子當作俄國現實的象徵，他通過架構小說，在文學的世界裡了結了他所厭棄的俄國社會，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他卻沒有力量走出俄國的現實。

1905年，俄國一眾人等所期望的革命終於發生了，但是這次革命正如托克維爾在他的《舊制度和大革命》中所說的那樣，它在原有的封建制度崩潰之時，並未帶來革命預期的結果，致使執政者與民眾間的矛盾公開化，社會動盪愈演愈烈。俄國文藝繁榮的時代，也隨之結束了。

後人談到托爾斯泰的時候，對於他82歲高齡還離家出走的經歷往往是津津樂道的。但是在托爾斯泰的心中，我想他是充滿了對於當時社會的絕望的，這種出走的經歷，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更像是一種對於現狀出路的尋求和探索，也是對現實生活的逃避。在他的妻子索菲婭·別爾斯身上，托爾斯泰寄託了多種的身份標籤，同時也能看出他對周圍的複雜態度。

她是托爾斯泰賢內助、一個養育了13個孩子的母親，也是他一生糾纏不清罪人和愛人，托爾斯泰對於俄國現實的愛恨，在索菲婭·別爾斯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她是托爾斯泰未來新生的希望，又是令人厭惡的過去。

所以，在臨死前，托爾斯泰至死都不想再看到索菲婭·別爾斯一眼。一如他將要乘坐火車逃離那裡一樣。

1910年，他終於沒有機會再次“歸來”了，這一年，他死在了火車站。鄉村火車站上呼嘯的寒風，火車轟隆隆的鳴笛聲，似乎在彈奏著一首別樣的“奏鳴曲”，悼念一個文學大師的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