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諜】究竟是不是紅色特工？遊走於佐爾格小組和國共的史沫特萊

理查·佐爾格潘漢年蔣介石根據地廣州周恩來張宗昌新聞政治上海劉進德國跳槽那些事兒莫斯科半杯餿茶 2019-04-17

而方文（劉進中）也是史沫特萊介紹給佐爾格的，是他第一個得力的中國助手。

方文加入佐爾格情報組織有兩種說法。

其一，他不是受中共組織委派。1930年的時候，他是個在大革命失敗後失去組織關係的中共地下黨員，先是給史沫特萊當翻譯，後來幫助佐爾格進行翻譯、剪報，然後才在佐爾格的親自指點下，一步步成長為出色的國際特工。據方文後來回憶說：“一天，史沫特萊約我在晚八時後到她家去。我如約前往，在廣州曾經見過的那位德國博士約翰遜先生也在座。史沫特萊對我說：‘今後你的工作將由左爾格博士負責領導’。她的話使我莫名其妙，約翰遜怎麼忽然變左爾格了？左爾格對我說：‘我奉第三國際駐莫斯科總部的命令，到上海建立情報站，專門偵察蔣介石政府鎮壓中國共產黨紅軍的方針政策以及具體措施，以便第三國際總部幫助中國共產黨採取必要的反措施。”

方文回憶中還記錄到，他在佐爾格手下開展情報工作的那段時間裡，史沫特萊幾乎就是他與佐爾格的聯絡人。

其二，是直接受中共諜報系統創始人周恩來的直接委派，“從今天起，你們的關係就轉到共產國際，此後在佐爾格同志領導下工作。周恩來”。據說，有過這樣的命令。

事實上，佐爾格的情報小組大多數情報都與中共地下情報組織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在方文的回憶中，佐爾格交辦的第一個特工性質的任務，他就幾乎“辦砸了”。不過，這次任務卻透露了一個重要的史實，中共和佐爾格之間有著情報合作。

佐爾格告訴方文：“中共中央很需要有關國民黨進攻紅軍的材料。現在需要建立一個情報交換小組。”他委派方文作為情報交換小組的聯絡員。前來與方文接頭的是中共隱蔽戰線的傳奇人物潘漢年。

方文當時與黨組織失聯已久，見到潘漢年分外激動。這次接頭並不是傳遞情報，只是建立聯繫，約定下次接頭的地點、暗號等，但兩人一下子談了兩個多小時，幾乎都是方文在不停地說，把自己脫離黨組織之後的情況一股腦兒地彙報出來。結果沒過多久，佐爾格就通知方文，取消他與潘漢年以後的接頭，而且不讓他再當聯絡員，因為他“話說得太多”。情報交換小組聯絡員另派他人。具體是誰，方文不得而知。

佐爾格為中共提供了多少情報內容已經很難考證。目前比較明確的一例，是佐爾格從德國來華軍事顧問那裡瞭解到了他們創造的“掩體戰略”，即依託工事逐步推進。這種進攻方式準備在對鄂豫皖根據地的“圍剿”中進行試驗。這份情報立刻通過情報交換小組傳遞出去，使鄂豫皖根據地的紅四方面軍主力及時轉移。當時，挽救中共紅軍的兩份決定性情報，這便是其中之一。還有一份就是莫雄與項與年傳回的對中央蘇區清剿的全盤計劃（這個在近年來已經公開，我記得有兩部紅色電視劇裡，雖然鏡頭和臺詞不多，已經開始交代這個過程的關鍵詞）

當時，史沫特萊的住所已經成為佐爾格小組會商重大問題的地點，以及聯絡點。

方文亦曾這樣回憶，“史沫特萊家是我們會商工作地點之一。但只在討論重大問題時才到她家。因為她的家比較安靜，比在我的家好得多。左爾格自己的住處沒有向我公開，我一直不知道他的住處。當然不是因為他對我不信任，而是為著工作安全。我比他更容易被特務跟蹤，如不注意，就可能由我家聯繫到他的家。史沫特萊是一個外國新聞記者，她和中外各界人士有廣泛的接觸，她可以保存各種違禁文件，根據外國資產階級新聞法，這是她的權利。所以我們重要會議到她家開，重要文件存在她家。她是我和左爾格中間的聯繫人，因為我也不便直接給他打電話，只能由史沫特萊轉。”

史沫特萊在滬曾居住的居所，上海奉賢路西王小區70號

而史沫特萊對中國的瞭解與研究讓佐爾格在中國的工作事半功倍。史沫特萊隨身攜帶的卡片箱收錄了中國218名高級將領和地方軍閥的詳細資料，從身高、體重、相貌特徵到性格特點、身份背景及觀點言論等等。在有關直係軍閥張宗昌的資料中，甚至包括他有38個老婆和情人的內容。這些信息對佐爾格迅速瞭解中國的政治軍事情況幫助極大。

可見，史沫特萊在當時佐爾格情報小組中的重要性是不可或缺的，對此，方文也談到：“當然必須肯定，他如果沒有史沫特萊幫助他在中國知識分子中物色情報骨幹，他的情報時是不可能這樣迅速建立起來的。她是他的開路先鋒。她比他早到中國一年多。她具有廣交中國朋友的能力和機會。因為她是外國新聞記者，可以對各界人士進行採訪。。。。我和左爾格相識，如無史沫特萊的介紹是不可能的。由於同史沫特萊已建立了革命友誼，就較快和左爾格也有了同樣的感情。她為他選擇朋友，他對這些朋友進行不同程度的思想教育和考驗，然後派到他選擇的地方去工作。如董秋斯和蔡步虛夫婦就是由她介紹給他後，由他審查，認為可用握到香港建立華南的情報站。這因為蔡的家庭在香港和廣州一帶很有社會地位，對她開展社會活動很有利。”

除了幫佐爾格組建情報網之外，史沫特萊還在共產國際的指令下積極聯絡中國左翼勢力抨擊國民政府，宣傳共產主義。比如由其主編的英文雜誌《中國呼聲》和由其推薦的美國人伊羅生主編的英文週刊《中國論壇》，都是共產國際出資，專門發表接受共產國際和中共領導的左翼作家的作品。

1932年共產國際及佐爾格為組織營救共產國際駐上海負責人牛蘭夫婦，動用了幾乎上海所有的共產國際情報網，包括中共上海中央下屬的情報系統，國民黨特務機構高層頻繁進行祕密接觸，營救事件結束後，蘇聯情報部門因擔心遠東情報網全部暴露，將佐爾格等人全部召回國內。史沫特萊也在1933年5月回到莫斯科。

監獄中的牛蘭夫婦

然而1934年1月，由於《中國論壇》美國主編伊羅生與中共上海中央發生齟齬，共產國際中國主席埃韋特便向莫斯科請求將史沫特萊調回上海任主編。

報告中說：“我再重複一遍：

（1）我們需要新的編輯，只能是合法的美國人（來自美國）。任何別的人都會被驅除出境。如果您那裡沒有什麼其他人，那就馬上把艾格妮絲.史沫特萊派來。她在政治上不夠強，但可以幫助她，而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報紙掌握在可靠的人手裡。

（2）您應該打電報給美國黨，讓上海“樂維爾印刷公司”主人剝奪艾薩克斯的全權，並把這些權利賦予另一位可靠的美國公民，最好是史沫特萊。。。”

1934年4月，共產國際作出決定：“為出版《中國論壇》，派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同志去中國工作。”之後，史沫特萊轉輾前往美國，並於同年秋從美國回到上海。此後，史沫特萊的主要任務就是在華從事輿論宣傳工作。

中國論壇

但史沫特萊太過活躍的個性，以及不羈的行動主張，也導致了她幾乎在所有的陣營裡都頗有微詞，包括中共和共產國際遠東局（東方局）。

而史沫特萊的行蹤則一直在中國特務機構和英國警察的關注之中，上海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檔案中編號為U1-9-32-8的跟蹤監視情報記錄她的具體行蹤如下：“該女士於1933年5月離開上海赴莫斯科。之後於1934年4月左右抵達美國，在那裡出版新書《中國紅軍在前進-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已誕生》，這本書顧名思義，是一本同情共產主義者內容的出版物。她還與《美國文匯》、《亞洲雜誌》簽訂合約撰寫有關蘇維埃中國內容的數篇文章。她於1934年10月23日由舊金山乘輪船“柯立芝總統號”回到上海，現因病住在上海療養衛生院接受治療。”

對於史沫特萊被監視，中共和共產國際是有所察覺的，而且他們還將1935年初中共在上海的地下黨組織遭到連續破壞與此相聯繫，認為是史沫特萊太過活躍導致了中共地下黨暴露。

1935年5月4日，共產國際東方書記處副主任米夫和中共代表王明、康生聯名致信共產國際稱：“艾格妮絲.史沫特萊違揹我們的指示，開始會見在上海的一些做地下工作的外國人（他們與中國共產黨有聯繫），由於警察很瞭解她，並且在對她進行密切的監視，所以根據她的行蹤，一些外國同志和一些中國同志可能會暴露。”（《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十五卷）基於此種判斷，他們建議立即從上海召回艾格妮絲.史沫特萊。

5月9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貝克在作關於上海工作的報告時說：“1935年2月，史沫特萊在北京的時候，由於警察在搜查一所房子時發現了史沫特萊的工作計劃，導致了黃文傑（化名科爾薩科夫）等三四十位同志在2月20日至22日接連被捕。”

而與史沫特萊一起從事反蔣工作的宋慶齡（1932年前後祕密加入共產國際）也對其非常不滿，她在1937年1月26日致信王明說：“史沫特萊小姐把《工人通訊》的出版者、工會書記、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的工作人員和其他許多人帶到同情我們的外國人的一個住所，結果這個用於重要目的的特殊住所遭到破壞。雖然她無疑是出於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給我們的利益造成了損失。我轉達了您把她孤立起來的指示，但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的同志讓她在西安工作，給我們造成了麻煩和困難。或許他們認為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

右1黎沛華，右2史沫特萊，右3宋慶齡

1936年，史沫特萊在創辦反帝抗日刊物《中國呼聲》期間與共產國際派來的美共代表格蘭尼奇夫婦產生分歧。王明得知情況後，通過白勞德警告上海的中、外地下工作者，讓他們避免與史沫特萊接觸，並再次要求她返回。然而，史沫特萊始終拒絕離開中國。

史沫特萊在國民政府和美國評價更為惡劣，由於其“一邊倒”支持張楊和中共的態度，國民黨政府說史沫特萊的報道是煽動“本來十分知足的”陝西農民發起暴亂，稱這個外國女人是個陰謀分子、政治騙子，並要求美國領事館收繳史沫特萊的護照。原先幫助過史沫特萊救護傷員的美國教會也有所畏懼，不斷地向南京政府和美國領事館報告史沫特萊的行蹤。與此同時，美國報刊在頭版報道了史沫特萊在中國的活動，左翼報刊說她是英雄，右翼媒體卻說她是無賴。史沫特萊的朋友厄普頓.辛克萊在美國《自由》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美國女造反派在中國》，稱她為共產黨的“白膚女皇”。美共掌握的《工人日報》則發表文章攻擊史沫特萊，公開批評她說她不應該支持張、楊，不應該公開批評蔣介石。

1937年3月13日，季米特洛夫致電中共中央，要求中共中央書記處“必須公開聲明，史沫特萊同中共或共產國際沒有任何關係，使她沒有可能以共產黨的名義發表演講和同革命組織取得聯繫。”至此，作為輿論製造者和工具，史沫特萊徹底被共產國際拋棄。之後其無論去延安，到新四軍還是為中國抗戰服務，都已經事個人行為，應該視作與共產國際和蘇聯沒有牽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