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科舉考試中曾經有一個特色，就是在唐玄宗天寶年間之後，進士一科考試時還會考查“詩賦”。可是李白號稱“詩仙”，憑他的滿腹才華，總讓人覺得他謀得進士出身如探囊取物。那他為什麼終身未參加科舉呢？這成了在文學界眾說紛紜的一個問題。

國家博物館的李白像，根據故宮南薰殿藏品摹繪。

袁行霈說，李白“不屑於參加士大夫視為正途的進士考試，而欲憑藉自己的社會聲望直取卿相，功成身退，依舊還他自由的身份。”（袁行霈：《李白詩歌與盛唐文化》，《文學遺產》，1986年第1期）這種觀點有一定價值。如果我們想真正理解李白終生不參加科舉考試的原因，就先從當時的科舉制度出發來看看。

◆唐代科舉考什麼

唐代以“詩賦取士”，並不是說只考詩賦就可以了。詩賦以外的考試內容，對李白來說可能有一些小小的壓力。

按《新唐書·選舉志上》：“唐制，取士之科，……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這其中，開元禮舉是在開元之後設置的。童子科只授予幼童，明法、明書、明算、史科和道舉的專業性較強，仕途門路較為狹窄，因此當時的士人“多趨明經、進士”（《唐語林》）。

“明經”考察對儒家經典的熟悉程度，分為“通二經”、“通三經”、“通五經”三個層次（唐後期又分出三禮、三傳科），考試方式主要為“帖文”和“墨策”，“所謂帖文是從所試經書中錄出千言，而將其中一些文句空缺出來，考生以記憶所及，應一字不漏地將缺字補齊”（ 翁俊雄：《唐代科舉制度及其運作的演變》，《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1期），“墨策”（後改為口問大義）則需要對所試經書的內容大意非常瞭解。無論“帖文”還是“墨策”都需要寒窗苦熬，苦背經義，這對個性放縱自由的李白來說，恐怕是不堪忍受的。

科舉考試的場景復原，圖片來自網絡

◆唐代科舉特別難

即便如此，“明經”已經算是相對易考的。唐朝每年“其進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倍之，得第者十一二。”（《通典》卷15《選舉》），明經的錄取率和難度比進士還要低不少，進士更加難！所謂“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

根據徐鬆《登科記考》， 唐高祖李淵的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到唐高宗李治的顯慶六年（661年）間，一共三十七年，進士及第的只有290人。即使在唐代中後期進士及第人數有所增加，每年進士及第的也最多四十人。公元800年，白居易進士及第，他自豪地寫詩說“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可見當年不過錄取十七人罷了。

進士的考試內容，在唐朝初年為時務策五道。時務策往往從儒家經典、“三史”或根據社會中的現實問題命題，如《全唐文》載白居易所擬《進士策問五道》中，第一道：問考生“《禮記》曰：‘事君有犯無隱。’又曰：‘為人臣者不顯諫。’”這兩個似為矛盾的觀點，“豈精義有二耶？”第五道，如果錢貴物輕、穀賤傷農，“吾子若待問於王庭，其將何辭以對？”

白居易像

相對“明經”，進士科所需要涉獵的儒家書籍更多，難度更大。何況高宗調露年間，除了時務策以外，還要加試雜文兩道（這裡的雜文指“一詩，一賦”，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唐朝以詩賦取士）並帖小經。唐代的小經指《易》《尚書》《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開元年間，進士改帖《禮記》《春秋左氏傳》等大經加《論語》，更提高了進士科的難度。總之，在唐代的科舉考試中，對儒家經典必須爛熟於心才有通過的可能，這必須經過長年累月書齋苦讀——李白想必並不是這種悶頭苦讀書的人。

無論是“明經”還是“進士”，對並未專攻儒家經典的李白來說，難度都頗高。他“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上安州裴長史書》），“十五觀奇書”（《贈張相鎬》），“百家”、“奇書”應當不是形容儒書的，可見在他所受的教育中並沒有特別重視儒家經典。何況，以他跳脫的性格也不可能在成年之後仍然像他所嘲諷的腐儒一樣汲汲於功名富貴、花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死讀經籍。

被啟功判為真品的李白《上陽臺帖》，是李白唯一傳世的書法真跡，現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網絡圖片

◆唐代科舉存在“潛規則”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科舉制度方興，其監督職能還不夠完善，其制度本身還不夠公平。比如糊名彌封制度尚未大規模推行，考前考官已經確定，但“別頭試”和“鎖院”制度尚未實施，這些都是在宋代才獲得完善的。既然制度都不夠完善，那麼科舉考試受到人為干擾影響非常大，尚未做到“一切以程文為去留”。在這種氛圍下，科舉制度能否為自己打通仕途，可能李白本人也並沒有多少信心。

有一種很突出的情況是，在唐代，官僚子弟本可以通過父祖官位的門蔭被取為士，但是“以楊隋和李唐為首的關中門閥取得了全國政權，他們的門第觀念相對而言並不濃厚，更加重視治國人才，這就使得‘重冠冕’（官階爵祿）壓倒了‘重婚婭”（強調婚姻關係的漢魏北朝舊門閥）、‘重人物’（東晉南朝門閥以風格品評標榜相尚）、‘重貴戚’（入主中農元的原少數民族重血緣關係）等典型的傳統勢力和觀念。 ‘仕’與‘婚’同成為有唐一代士人的兩大重點課題。某種‘告身’實即官階爵祿在日益替代閥閱身份，成為唐代社會視為最高榮譽所在。”（李澤厚：《美的歷程》，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年，第206頁）

唐代士族在這種氣氛下，所擁有的僅僅是社會名望，政治特權已經不再。僅僅門蔭已經無法使權貴子弟滿足，他們要通過科舉考試獲得更多的名望和權力，延續門閥貴族的政治生命力。在缺少監督的情況下，既然權宦插手，唐代的科舉考試必然向官宦子弟傾斜，“有司選士，非賄即勢”（《新唐書》）唐德宗貞元四年（788年）劉太真知貢舉，“宰執姻族，方鎮子弟，先收擢之。”（《冊府元龜》），正是門閥和權貴毫無顧忌地插手科舉考試的明證。，若是沒有深厚關係、不善於與權貴交通的下層士人，基本無望及第。

唐代進士及第者，往往雁塔題名

因此，宋代學者對被人情權勢所操控的唐代科舉制度多有嘲諷，洪邁在《容齋隨筆》中說：“唐世科舉之柄，顓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之助，謂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於譏議，多公而審。亦有脅於權勢，或撓於親故，或累於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賢者臨之則不然，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於胸中矣。”章如愚《群書考索》》：“唐初貢舉，屬之考功，至開元移之禮部。所請主司，皆有常人，則既預知之矣；不惟預知也，亦可預謁之；不惟預謁也，亦可預託之。貴者以勢託，富者以財託，情故者以情託，此豈復有真貢舉哉？”雖然也許這些說法有誇大的成分，但都揭露出有唐一代權勢、地位、財產等因素對科舉制度的巨大影響，和宋代比起來，唐代科舉制度並不完善，更稱不上完全公平，以至於產生了“哪裡有真正的貢舉”這種懷疑。

◆缺少舉薦，缺少伯樂

除了以上那些隱藏在暗處的影響因素之外，還有一種影響因素是在明處。但即使它在明處，也不意味著公平。

唐代的科舉考試，非常重視參考其平日的作品和聲譽，因此考生到京師之後，先須“干謁”，將自己的詩文投之於名士公卿，即“投卷”，以求先達聞人，如果能得其延譽，受其賞識，在科舉中將大有裨益。如白居易的《賦得古原草送別》“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朱慶餘《近試上張籍水部》“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均為有名的行卷詩。前者投給了名士顧況，後者投給了時任水部郎中的張籍。白居易也向各路官員投書自薦，儘量求得提攜。如《與陳給事書》中說“居易鄙人也，上無朝廷附麗之援，次無鄉曲吹噓之譽”，側面反映出唐代科舉考試中社會關係的重要性。洪邁所稱“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考官在科舉之前已經列好了中舉者的名單，這種情況在唐代相當流行，可見唐朝的科舉的公正性難談制度上的保障。在科舉考試之前，考生及其親朋忙於打通關節。考官畏於權勢、親故、子弟，往往在各種外部影響因素下而不是憑科舉考試的程文質量取士。

對清高自傲的李白來說，他會四處拜見公卿，投卷以求疏通關係嗎？他對功名也有嚮往，但這種方式，應該並不合他的脾胃。

唐，韓休墓壁畫樂舞圖，照片拍攝於廣東省博物館

李白也曾經希望受人舉薦，但這並非為了科舉考試而投卷。曾經廣漢太守比較欣賞他，但李白“並不起”，不願意，有人猜測說是李白認為官太小，發揮不出他的才幹，“不求小官，以當世之務自負”（ 劉全白《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竭記》），這就是袁行霈所說的他想“直取卿相”了。他的《上安州裴長史書》即希望獲得裴長史的扶持，但裴長史並沒有對他特別關注。他也曾寫《與韓荊州書》求取舉薦，未果。直到天寶元年（742年），他應詔入長安為翰林供奉，意氣風發的李白寫下了著名的《南陵別兒童入京》，內中說道：“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但兩年之後就被“賜金放還”，鬱郁離開長安。

綜合以上種種，李白非權貴，非門閥，以他孤高的秉性，萬做不出四處投卷、仰其鼻息的違心之事，更不願苦熬每年只有十餘位、還多被官宦子弟佔據的及第名額。李白清醒地看到，進士這條路對他而言是走不通的，非不為也，實不能也，因此他才寄希望於另一條路，也是凸顯他身上道家色彩的被舉薦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