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良渚文化到良渚文明：探討中華文明史的另一種視角

良渚文化文化考古歷史山東歷史學埃及金字塔龍山甲骨文蘇秉琦文物夏朝設計博物館史海爛柯人 2019-07-13

我們常說，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但由於學科和文化間的差異，也有人對此提出了質疑。按照傳統史學的習慣，常常將夏王朝連同古史的傳說時代作為中國古代史的起點。但受近代以來西方學者和古史辨思潮的影響，以用傳統史學的定義來探討中華文明，似乎也遇到了“瓶頸”。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我們不妨用考古學的角度來重新審視中華文明史。

誠如蘇秉琦先生所說，中華文明的起源是猶如“滿天星斗”，也是“多元一體”。按照這一高屋建瓴的理論，我們完全可以再次用考古學的視角來重新解讀中華文明，並且可以找到許多具有代表性的文明之“源”。今天，我們就來聊一聊良渚文化與良渚文明。

良渚博物院藏龍首紋玉鐲

良渚文化與良渚文明僅一字之差，但卻有著本質差異。如果不做深究，將某一考古學文化上升為“文明”，大體上可將視為“國家”的同義詞（參見趙輝：《良渚的國家形態》）。如今的良渚文明的提法，也越來越多的獲得了考古學界的認可。從這一角度來講，我們可以將良渚文明作為探討中華文明的源頭之一。

我們何時踏入文明？

如果說歷史學是在敘述過往的一系列故事，那麼考古學就是在讀“物”，是在讀“地下的書”，這便需要我們去一層一層地研究歷史。

我們知道，地球上人類的歷史長達三百多萬年，然而在距今約一萬年時，人類方才開始定居和進行農業活動。大概在距今五千年左右時，人類開始進入到國家產生的時代，如古埃及。眾所周知，古埃及帶給我們的突出印象是金字塔、法老、獅身人面像，而談及中國的五千年文明，我們會有什麼印象呢？

這就引發了我們的一個觀念上的問題，我們從小到大所說的中華五千年，可能更接近於一個概念，並沒有像埃及金字塔或其他古老文明所留下的遺蹟作為實在的支撐。即便是家喻戶曉的大禹治水，在中國古代史書上記載也只是大概距今約四千一百年左右，與古埃及比較相差了一千年。

山東省禹王亭

那麼同樣作為一個文明古國，我們的歷史起源究竟能不能到達五千年，這需要進行考古發掘去發現的實證去證實，僅靠傳說是無法得到世界公認，當然也無法說服我們自己。

良渚點亮文明曙光

良渚文化的發現，其實源自1935年由西湖博物館主持的一個對古蕩遺址的發掘，當時的出土器物讓在參加此次發掘的施昕更先生感到十分熟悉，尤其是一件有孔石斧在他的家鄉良渚一帶很是常見，那麼兩地的石斧有無關係？還是一個巧合？這些問題引發了施昕更先生的聯想，於是經過回良渚的調查，果然發現了一些相似的遺蹟，從而申請在此發掘。

良渚博物館·再現良渚遺址發掘場景

1936年良渚遺址被發現時，曾被認為其是山東龍山文化向南傳播中的一支。直到1959年，在中國南方發現了大量古代遺址，這才發覺良渚遺址與山東的龍山文化相比是有自身特色存在的，所以便以良渚文化而命名，但對良渚文化更深入的認識，要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後。1986年，在良渚文化遺址首次發掘到了最高等級的，也是良渚文化早期出土文物紋飾最精美的反山墓地。以於1986年出土的反山墓地 “玉琮王”為例，其重要性不僅僅因為其體型的龐大，更重要的是它第一次解決了人們對良渚玉器功能的認識問題，其上的陰刻紋部分如硬幣大小，卻清晰地刻畫了一個“神”的形象——頭戴羽冠、環抱獸面、下有鳥爪。

良渚文化玉琮

這件玉琮顯示出了古人在創造神祗時將其刻畫為半人半獸狀態，因而說明玉琮並非裝飾品，而是作為一個神像的載體而存在的，這與以往對於良渚玉器的認識大相徑庭，為考古工作者提供了另外一種理解思路，並且在整個長三角地區及良渚文明範圍內的考古發現中均存在這種特徵，由此我們可以得出良渚文化是一個擁有高度統一且集中的文化的結論，所以在1986年後，便開始有人討論五千年前的中國應處在文明的起源階段，即已經進入國家門檻，這就是我們中學歷史教科書上所說的“文明的曙光”。

良渚文明展

按照文明的定義而言，國家產生擁有三個重要標誌——大型城市的出現（標誌著人之間等級的區分）、文字的出現、金屬的出現。我們的文字出現是在距今三千年左右的商時期已經是成熟文字的甲骨文，金屬的出現在距今四千年左右，而良渚古城的發掘證明了中華文明和社會組織的高度並不亞於古埃及。

良渚古城發掘現場

2006年，考古工作者在良渚瓶窯鎮遺址發現了一條南北向的良渚時期古河道，通過觀察研究河道的橫截面，發現在三米多高的黃土下，存在大量的經人工開採並進行鋪設的石頭，又經過對附近村民的採訪，發現村民打井時也出現過類似的石頭，從而推斷出這可能是一個浩大的工程。

通過不斷髮掘，北到扁擔山，南至風山一線均出現了類似堤壩或城牆的石塊堆積，研究人員通過對大堤和城牆的不同猜想，設計了發掘計劃，在北面扁擔山一線發現了類似的石頭，由此向東發掘到雉山後，石頭遺蹟消失，但僅此兩面的發掘，仍不足以回答這是大堤還是城牆，於是再次設計發掘計劃。

同年10月，在雉山南發現了類似遺址，這樣的三面遺址足以說明這是城牆無疑，不久，南城牆也被發現。迄今為止在中國發現的最為完整、保存最好、規模最大的古城址——良渚古城便是如此展現在世人眼前。

良渚古城平面示意圖

良渚古城址南北1900米，東西1700米，共三百萬平方米，其大小相當於四個故宮，僅中間宮殿區就有三十萬平方米，最大的房間約900平方米，主要宮殿區中央有沙土鋪墊的廣場作為當時的主要活動場地。

良渚古城的“城郊體系”

通過對多個時期的衛星遙感圖片可以大範圍觀察地貌，良渚水利工程遺址所在的浙江省太湖平原地勢低窪, 沼澤滿布, 水草豐盈, 適合人類居住、作物耕種, 但同時也容易受到洪水的影響。良渚古城的南北兩面均屬於天目山脈，天目山系作為浙江省的暴雨中心之一, 巨大的降水量使得當地夏季時有很高的發生山洪的概率, 這對地處下游的良渚平原地區構成直接威脅。

良渚先民通過對良渚水利系統中高、低兩級水壩的仔細設計和規劃, 用山谷和低地等自然條件進行蓄水, 旁邊的兩個自然山脈——鳳山和雉山用來成為城牆的西南角和東北角，以此來達到防洪作用，可見良渚先民的智慧。

良渚古城北城牆截面

此外, 良渚時期生產力水平低，還沒有方便的輪式交通工具，水運成為更為便利的選擇。良渚先民在流域的上中下游興建不同類型的水利設施, 有效利用附近一帶斷斷續續的山包和山崗, 節省了80%的築堤工程量, 這些都充分表明他們已經具備全流域的水資源規劃和改造能力。

從2013年至今，良渚遺址發現了共11條水壩和一處14平方公里的水庫，由此可以看出良渚人在設計良渚古城的同時，也設計修建了上游的水利工程，將其與古城址綜合起來看，這無疑是一項十分浩大的工程，就算與發掘古城時的現今城市規劃相比，良渚古城的整體規劃也相當龐大。

良渚古城與水利工程圖

良渚古城的土方量達一千多萬立方，我們不妨假設當時有一部分人進行挖土作業，一部分人從事運輸，另有一部分完成修築工程，再假設三到五人一天完成一方的土石方量，整個良渚古城便是三千多萬的工作量，如果同時使用一萬人進行工作，整個古城的修築時間也要長達十年。

由此我們可以想象當時社會組織能力的強大，這也證明我們的文明高度不亞於其他古代文明，良渚古城和上游水壩的發現證實了中國在五千年前就進入了國家階段。從這一點來講，上下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史，絕非僅僅是基於古史傳說，而是有著令人矚目的文明成就。

餘論：從良渚看考古學的前世今生

近代考古學傳入中國，到2021年便會擁有整整一百年的歷史。中國的考古學正式發端於20世紀興起的“古史辨”運動，其目的是服務於與傳統史學的論戰，有一種說法是考古學與歷史學研究的結合被稱為“證經補史”。歷史研究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同樣對於人類學、生物學、民俗學等學科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實際上，中國考古學通過與地質學和古生物學的聯繫建立了自身的體系，這便已不再是完全的“證經補史”，因為在四五千年以前並沒有對歷史的文字記載，對歷史記憶手段完全是創造性的，現代考古學對於科學技術的利用十分普遍，以至於我們可以瞭解當時人們的衣食住行。現代考古學與其他科學也相類似，一方面走向微觀，將某個案例具象化和生動化，另一方面走向宏觀，將考古學放在大的背景下，去理解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要素的發展。

在2013年，由六十多個國家參加的上海世界考古論壇中，良渚古城的發現被評為當時世界十大考古新發現，認可了中國在五千多年前，步入了早期國家的階段，中國考古人用一百年的時間建立起了一個綿長的中國歷史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