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
●夏曉虹
●鄭師渠
●賀耀敏
梁啟超終生熱衷於政治，卻又是開風氣之先的學問家，他深刻影響了幾代學人的思想和著述，被一些學者尊為近代知識分子的最高峰。在梁啟超去世後的90年裡，對他的研究、評判和解讀從未終止。他是中國近代史上繞不開的“關鍵先生”，無論研究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還是文學史、教育史、新聞史，離開梁啟超，都無從談起。
能在一個時代深刻打上自己烙印的人物，通常都充滿爭議性或者不確定性，而這種不確定性正是歷史的迷人之處。他於昔日所提出的諸種問題，並未被時間完全解決，他的一些理想仍然是國人未竟的事業。
（在梁啟超逝世90年後，藉助《梁啟超全集》出版的契機，海峽兩岸的數十位學者齊聚北京，以“啟蒙先驅 文化巨擘”為題展開座談。本文根據部分學者的現場發言整理。）
堅持立憲，引進現代國家概念
●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著有《被延誤的現代化》《歷史的進退》《歷史的裂縫》等
如果說中國近代有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那麼這個人一定是梁啟超。中國近代的很多思想觀念和學科知識，都是由他最先介紹進來，從而得到延伸和發展的。他不是某個部門的專家，而是百科全書式的啟蒙者。
梁啟超的一生，就政治而言，最核心的思想是堅持立憲，引進現代國家觀念，主張限制公權力。中國傳統的國家觀念認為皇帝是“天子”，是“慈父”，而國家相當於一個大家庭，所有的人都是“子民”，“子民”不能脫離國家，這是一種無法擺脫的倫理關係。而譚嗣同、梁啟超等人提出，國家權力不是來源於天，皇上也不是父親，我們可以和他脫離關係——“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於是共舉一民為君。夫曰共舉之,則非君擇民,而民擇君也。”如果選舉出來的人不能為我們服務，那我們就可以把他換掉，這實際上是霍布斯的理論，但在皇權神聖不容置疑的時代提出來，是具有震撼性的。
此外，梁啟超還大力宣揚納稅人的觀念，說我們不應當感謝皇帝，因為是我們養活了他，就像我們養活了一個保姆。我們把錢給保姆，如果她不為我們做事，那麼就可以把她辭掉。從戊戌以後，梁啟超就一直強調這個觀點。
趣味至上的 “啟蒙者”
●夏曉虹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閱讀梁啟超》《梁啟超：在政治與學術之間》，並編纂有《〈飲冰室合集〉集外文》及多種選集
很多曾經處於時代中心的人物，已被掩埋在歷史深處，不再引起今人的興趣與關心。但梁啟超不同，起碼，到現在為止，梁啟超並沒有離我們遠去。探求箇中原因，可以發現，世人對梁啟超儘管有多種概括，諸如政治家、思想家、宣傳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等等，不過，若從根本而言，實在只有“啟蒙者”的稱號對其最適切。無論前期的從政、辦報，還是後期的講學、著述，也不管面對士紳，抑或面對學子，“開通民智”始終是其一貫不變的追求。其所啟悟的思想、學理固然不乏專門，卻多為現代國民所應瞭解與實踐。何況，與其師康有為的治學三十歲後“不復有進”不同，梁啟超“數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二十六節)。謂之“善變”也罷，“與時俱進”也好，直到去世，梁啟超留在時人印象中的“仍是一位活潑潑的足輕力健，緊跟著時間走的壯漢”(鄭振鐸《梁任公先生》）。他所寫下的帶有啟蒙氣息的巨量文字，今日讀來照樣新鮮感人。其年輕時的自我期待“著論求為百世師”（《自勵二首》其二)，也大可如願以償。
胡適眼中的梁啟超，“為人最和藹可愛，全無城府，一團孩子氣。人家說他是陰謀家，真是恰得其反”(1929年1月20日胡適日記)，此說最傳神。而能夠擁有林長民、蔣百里、張東蓀、張君勱、丁文江、徐志摩等一班俊彥愛戴的梁氏，其人格之光明磊落亦可想見。而其“善變”雖也會遭人詬病，但在梁啟超本人，都是出以真誠，“無不有他的最強固的理由，最透徹的見解，最不得已的苦衷”，非如政客的投機逢迎、朝三暮四。況且，即或在變中，梁氏也自有其不變的堅持在，如鄭振鐸指出的“愛國”宗旨（《梁任公先生》），如我前面提及的啟蒙立場。梁啟超又自稱“我是個主張趣味主義的人”(《學問之趣味》)，這讓他做起事來總是興會淋漓，富有感染力。
他是保守派，還是預見者
●鄭師渠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中國史學會副會長，著有《思潮與學派》等
1936年的《飲冰室合集》，是在國家動盪不安、政治上遭受打壓的情況下出版的，當時能出版那樣一套文集，非常了不起。然而，這套書在1949年後的很長時間內沒有再版，這跟對維新派的認識偏頗有關。
過去因為種種原因，梁啟超被認為是拒絕革命的保守派，其實，他一直保持著對時代的敏感性。《歐遊心影錄》被說成是他後退的典型，但正相反，今天看來這本書恰恰是他保持前沿思考的一個突出例證。他到歐洲各國走了一趟，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特別是前面兩萬字左右的《中國人的自覺》提出了十幾個重要命題，指出我們不能光做中國人，還要做世界人。歐洲發生了世界大戰，說明歐洲肯定有它的弱點，中國人不能簡單地照搬歐洲，中國文化肯定也有其優點，我們中國人要有所自覺。他主張中國人要引進和吸收西方文化，藉助西方文化來提升改造中國文化，然後再拿新的中國文化回報世界。如今來看，這種觀點並沒有過時。相反，在某種程度而言，他的這種理想已經實現，可見他是一個出色的預見者。
主張鼓勵資本家，保護勞動者
●賀耀敏
經濟史學者、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著有《中國近現代經濟史》
早在戊戌變法之前，梁啟超就積極宣傳維新，撰寫了《變法通議》等一系列極富鼓動性的檄文，指出“凡在天地之間者，莫不變……故夫變者，古今之公理也”。他曾經是君主立憲制的積極擁護者，反對清王朝的封建專制體制，反對“以一人而奪眾人之權”，強調人人有自主之權。他把歷代帝王斥為“民賊”，說“數千年之民賊，既攘國家為己之產業，縶國民為己之奴隸”，認為“君權日益尊，民權日益衰，為中國致弱之根源”，因而呼籲伸民權、設議院。維新變法的失敗，刺激他對封建專制制度有了更深的認識，他指出國家不是君相之私產，而是國民之公器。
他認真研究了西方世界的工業組織托拉斯，稱讚其為“以最小率之勞費，易最大率之利益”之“生計學”，是最普遍、最寶貴之工業法門。他還從理論上探討了如何增值國民財富的問題，指出生利者多則國富，分利者多則國貧。在他看來，當時的四億人口中，“分利”之人佔了一半以上，“國何不貧？”所以，他提出，要富國必須減少單純消耗、不事勞動的“分利”之人，同時增加從事生產勞動的“生利”之人。他揭露和批判清政府出賣主權換取外匯的做法，對利用外債進行了比較全面深入的分析，認為外匯利用得好可以加速經濟的發展，利用不好則會被債權國所控制。
撰文、整理/新京報記者 徐學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