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初春，許廣平給魯迅寫了一封信：
現在執筆寫信給你的，是一個受了你快要兩年的教訓，是每星期翹盼著稀有的，每星期三十多點鐘中一點鐘小說史聽課的，是當你授課時坐在頭一排的座位，每每忘形地直率地憑其相同的剛決的言語，在聽講時好發言的一個小學生。
他有許多懷疑而憤懣不平的久蓄於中的話，這時許是按捺不住了罷，所以向先生陳訴。
兩天後，許廣平收到了魯迅的覆信。
她驚喜，隨又寫了第二封信，魯迅依舊很快回信了。
接著就是第三封，第四封……
兩個人的一生中有過164封書信來往，魯迅評價說，“既沒有死呀活呀的熱情，也沒有花呀月呀的佳句。”
真的沒有嗎？
她給魯迅的第一封信裡便寫到：
“先生！你放下書包，潔身遠引的時候，是可以‘立地成佛’的了！然而，先生！你在仰首吸那捲著一絲絲醉人的黃葉，噴出一縷縷香霧迷漫時，先生，你也垂憐、注意、想及有在蠆盆中展轉待拔的麼?”
少女時的許廣平正是對愛情最執著的時候，她談教育，談青年的倒退，處處都散發了青春的朝氣。
那時的她，不過是一個剛認識魯迅的女大學生而已，卻大膽，恣意，心裡早早便住進了一頭亂撞的小鹿。
1923年的深秋，魯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任國文系講師，每週講一個小時的小說史。
開學的第一天，學生們知道有一位寫小說的大作家要來講課，每個人都鼓足了好奇心。
上課鐘聲還沒有收住餘音，一位個子不高，黑衣長衫的先生走上了講臺。
他的頭髮如風敲鑿過的巨石一般挺立著，真是“怒髮衝冠”。
他的手肘上、褲子上、夾袍裡外四處是補丁，若不仔細看還以為是大花貓趴在身上呢。
同學們低頭一看鞋子，連鞋子上也有補丁。
他講課時總是跳來跳去，全身的補丁也跟著他一起忽閃忽閃的。
教室裡的大家閨秀們笑了，“怪物，有似出喪時那乞丐的頭兒！”
他用“藍青官話”講課，帶以濃重的浙江紹興口音，同學們得張大了耳朵聽，才辨析得出知識。
他博學多才，經常補充許多講義外的內容，而在關鍵處，他又喜歡畫龍點睛的幽默一回，逗得平時矜持的少女們也哈哈大笑。
許廣平坐在第一排，魯迅的風采淨收眼底，終生難忘。
她仰慕自己的老師，聽了這許多的幽默後，成了女生中最淘氣放肆的那一個。
她經常舉手提問，想要引起他的注意。魯迅則覺得她活潑可愛，肯動腦子，也有才氣。
後來，她便大著膽子，跑到魯迅家裡去。
第一次她叫上同學一起去，進了魯迅家裡，她把屋子的前前後後打量了個遍。
那是一座不太大的四合院，坐北朝南，中間是吃飯、洗臉、會客的地方。
後面延伸出去將近十米，便是魯迅的書房兼臥室。
許廣平與同學一起參觀了嚮往已久的魯迅書房，裡面竟然出乎意料的簡樸，一張單人床、幾個舊箱子，舊的寫字桌、舊藤椅、除了幾幅畫與照片做裝飾外，幾乎空空如也。
許廣平當晚給魯迅寫了信，說明自己暢遊他人房間的感想。
而無數飛鴻傳書中，真正增進了愛情與共同語言的，是關於學校裡學生運動的問題。
1923年，學校任命美國留學的楊蔭榆為校長，可沒想她思想保守，為人趾高氣揚，經常處事不公。
魯迅在信中反對楊蔭榆，而許廣平是學生自治會的總幹事，自然有很多苦澀與委屈。
楊蔭榆把學校攪得失了控。
在危急時，魯迅讓許廣平住進了自己家裡避風頭。
他讓許廣平替他抄寫舊雜誌上的文章，她欣然同意。
有一次，魯迅回家來，許廣平興奮地把自己抄好的稿子給他看。
魯迅看了看頁碼，驚訝地說，“你今天抄了一萬多字！”他心疼地拉起許廣平的手，還輕輕地按摩起她的食指與中指來。
許廣平一點不覺得委屈，直說自己因為心裡有氣，把氣撒在筆上和紙上了。
魯迅緊握著她的手，情不自禁地說了一句，“你真是個傻孩子。”
兩人有了共同的信念，也有了共同的情感波動，可是魯迅還不肯接受她。
他極力陳述自己的各種“不配”。
她搖搖頭堅定地表示，“我不願離開你身邊，橫豎總要有人為你燒飯，縫補，洗衣，掃地，這些事她都可以做。”
她想和魯迅一起搬出去。
可是，搬出去就意味著她成了“妾室”。
魯迅猶豫了，可她只用了一句話作答：“神未必這樣想。”
“神未必這樣想”是英國詩人勃朗寧的一首詩的標題，寫的是一對戀人無疾而終的戀曲。
男方因為比女方大很多歲，不敢結婚。
十年後，女方只好嫁給了自己的不愛的人，男方依然獨身，只認識了一位女歌手。
如此，四個人裡沒有一個是真正幸福的，真是違反了天意。
魯迅聽了許廣平的話，也只送了四個字給她，“中毒太深。”
年輕時的郎情妾意，你儂我儂，在魯迅與許廣平這裡，變成了學識的切磋，高智商的交往。
許廣平甘願忍受著同居而沒有名分的生活。
這在別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事，在她看來則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
其實，她從來都是個新潮前衛的女孩子。
她對待自己的人生，果決又瀟灑。
出生後的第三天，父親在宴會上玩“碰杯為婚”，酩酊大醉的父親糊里糊塗地將許廣平指給了一家姓馬的鄉紳。
馬家並不是老老實實的農民，總是無端多出些惡劣的土豪行經，兩家並不相配。
後來，許廣平懂事了，知道自己即將嫁給這樣子的一家人，堅決要退婚。
馬家不同意，許家只要給了馬家一大筆錢作為補償，這一筆錢夠讓馬家再娶一門親了。
1922年，她北上求學，當時全國的女大學生僅有887人，她就是其中之一，活脫脫一位少有的女性知識精英。
不僅如此，在大學裡，她是最拋頭露面的學生自治會骨幹，當年反對楊蔭榆，整個學生會緊急召開會議，決絕不承認楊蔭榆的校長職務，號召學生支持新立校長。
這些行動都是她帶的頭，可說是管理能力了得。
她曾有過一段刻骨銘心的初戀。
她還異常大膽地把整個戀愛過程說給了魯迅聽，目的是為了告訴他，自己是個解除了封建婚姻厄運的人，也曾主動的愛過別人，亦被別人所愛。
而魯迅自己呢？從不知道愛情是什麼。
她比魯迅幸運得多，也希望魯迅不要逃避自己的追求，變成像她一樣幸運的人。
這位名副其實的走在時代最前端的女性，所選擇的人生，對於她自己來說，並非獨特得不可理喻，而是最正確的道路，她就是要讓魯迅幸福快樂，能夠感受到愛的存在。
魯迅折服了。
1927年秋，兩人在上海同居。
兩年後，兒子周海櫻出生。
1936年，魯迅在上海病逝。
1968年，她在北京病逝。
魯迅活著的時候，她陪伴他，十年時間，魯迅的創作量超越了以往的任何時候。
魯迅去世了，她卻用自己餘生繼續著他的事業。
她收集信件和手抄稿，編輯成《魯迅書簡》出版。
過些時候，她又寫成了十萬字的《魯迅回憶錄》。
她愛的，已經超越了他本人，而是他的精神，他的靈魂，他所代表的一切。
與他十年為期的相伴，她是任勞任怨的，護了他十年文學事業的豐收。
有句哲言說，“你怎麼過一天，就怎麼過一生。”
從她遇上魯迅的那一刻開始，她便以呵護為己任，呵護他周全安康，就是她度過一天的方式，也是她度過一輩子的方式。
在她看來，愛他人的幸福才是自由自在的，縱然諸多羈絆，愛人的那個心裡還是滿當當的，她堅持做自己的事，她知道分寸，不讓自己成為那種單純為愛而活的女子。
然而，婚前的爛漫，婚後卻成了大男子主義與家庭主婦的樣板戲。
許廣平嫻熟的抄寫技能與專業的工作技巧，全都揮灑在了燒菜做飯上。
魯迅喜歡北方口味，許廣平提議請個北方廚子，魯迅覺得十五元的工錢太貴，請不得。
可是，他那時的工資是兩百大洋。
於是，下廚的依舊是許廣平。
魯迅病重，只能在二樓養著，吃飯得獨一份，許廣平便每次都親力親為地精挑細選三四樣小菜，小心翼翼地踮著腳尖送上樓。
她怕魯迅吃不好，於是菜要挑最嫩的，只要葉，不要根莖，魚肉要挑燒得最軟的，沒刺的，總之是魚身上最最拔尖的那一份了。
然而，對於她自己，卻是最照顧不周的。
她每天上下樓跑著，所穿的衣裳都是舊的，次數洗得太多，鈕釦都洗脫了，也磨破了，都是幾年前的舊衣裳。
她冬天穿一雙大棉鞋，是她自己做的。
一直到二三月早晚冷時還穿著。
買東西也總是到便宜的店鋪去買，再不然，到減價的地方去買。
十年來，她都是忽略自己的。
她對自己的忽略，也促使別人也輕慢起來。
蕭紅來到魯迅家裡。
從法租界到虹口，搭電車需要差不多一個鐘頭的時間。
儘管距離很遠，蕭紅還是成為了魯迅家的常客。
魯迅喜歡與蕭紅聊天，有時候甚至去別處找了襖子披上繼續聊。
蕭紅待的時間晚了，午夜十二點過後便沒有了電車，魯迅就囑咐許廣平要把蕭紅送到門口，要送上小汽車，有時候還是許廣平代付車錢。
蕭紅不太會做吃的，在魯迅家也就勉強做幾個韭菜盒子，魯迅也會抬起筷子來多揀幾個。
有一次，許廣平為蕭紅搭配了一條紅綢子，魯迅覺得把蕭紅扮醜了，還當面斥責了她，讓她非常尷尬。
1936年10月19日，彌留之際的魯迅緊握著許廣平的手說，“忘記我，管自己的生活！”
她沒有做到，今後一切物是人非的年歲裡，她還為他的原配朱安和母親張羅衣食住行，解決經濟困難。
或許她從決定追隨他的那一刻起，就下定決心為他築起一層過濾網。
他是這張網的中心，寫作與交友成了他所剩無多的時日裡最應該享受的兩樣東西，除此之外，現實生活中的苦難與糟粕，全是許廣平一個人來扛。
只要她願意，還有什麼不可以，還有什麼能算作不公平。
當年她意氣風發，陪他一起闖過驚濤駭浪，如今她任憑歲月磨平了稜角，甘心居於市井生活的一角，忙裡忙外。
她想成為他的人，一輩子都想成為魯迅的人。
她寧願永遠活在魯迅的世界裡。
1946年10月，許廣平寫了一篇《十週年祭》，回首當年道：嗚呼先生，十載恩情，畢生知遇，提攜體貼，撫盲督注。
有如慈母，或肖嚴父，師長丈夫，融而為一。
嗚呼先生，誰謂荼苦，或甘如飴，唯我寸心，先生庶知。
她的愛成為了信仰，引導她在孤身一人的未來中披荊斬棘，活得甘之如飴。
她少時叛逆，沒成想，卻叛逆了一輩子。
她曾是他的學生，要不是靠著自己的活潑與主動，她可能永遠都是他的學生。
後來他們成了夫妻，少年時理想與革命的光環也躲到了日常的瑣碎之後，她心甘情願地照顧他，若問，就這樣放棄自己值得嗎？
這問題對她來說從來都是多餘的。
她從未放棄過自己，在魯迅的身邊，她成為了一個更好的人，鋒芒褪去，溫潤如玉。
作者：香蕉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