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美國雷曼兄弟公司的破產被認為引發了自全球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一次金融危機。
10年後，當年的危機又在如何影響著美國的政經領域，並改變了普通美國人的生活呢？
社會心態轉變
芝加哥商學院經濟和公共政策教授蘇菲(Amir Sufi)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根據他對60個國家的研究發現，經濟和金融危機是民眾心態發生變化的惡意因素。
“我的結論是，經濟危機會讓選民們變得極端化。“蘇菲指出，“在經歷銀行，貨幣或是債務危機後，數據顯示，一個國家的中間派和溫和派選民人數會有所下降，大部分情況下左翼或者右翼的極端分子都會有所上升。”
“我們仍然生活在2008年經濟危機所產生的後果之中。” 美國經濟和時政專欄作家卡斯蒂(John Cassidy)在最新的一篇專欄文章中寫道，“工資和收入繼續減少，大西洋兩岸的各個政府付出拯救的努力所換來的，卻是民粹主義升級。”
卡斯蒂所說的經濟危機由雷曼兄弟宣告破產引爆，雷曼兄弟的倒臺衝擊了全球金融系統，並讓全球主要經濟體都陷入了不同程度的危機。
也正因為如此，從2008年9月15日以來，有關“另一個雷曼要破產”的擔憂就一直沒有停止，也讓美國一直為此作出防範大規模金融危機的監管改革。
然而，雷曼倒臺的後續效應影響的不僅僅是美國經濟的各個方面，還有美國政治和文化。《紐約時報》本週發表評論指出，特朗普的當選很大程度上就是當年金融危機帶來的一個直接後果。
《紐約時報》的文章指出，雷曼所引發的金融危機打破了金融機構和政府之間的信任，也讓公眾不再信任來自專家和權威機構的意見，在過去的10年中，對經濟學家預知經濟形勢的牴觸情緒一直廣泛存在。
而這樣的“不信任”也讓新的政治運動因此產生，對政府的不信任產生了共和黨的分支“茶黨”，對大型商業公司的不信任產生了民主黨的分支“佔領華爾街”，結果就是，隨著共和黨和民主黨的界限因此越來越明顯，2016年總統大選也產生了兩股力量，兩位隸屬於各自陣營的“民粹主義”候選人，即當時代表共和黨的特朗普和代表民主黨的伯尼·桑德斯。
美國的政治經濟學家指出，經濟危機和蕭條時期民眾所產生的不滿情緒會主導政治版圖，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特朗普在2016年大選中所取得的壓倒性勝利。
“最嚴重的經濟危機通常都會導致民粹主義。”全球最大對衝基金橋水的創始人達利歐(Ray Dalio)表示：“我會擔心民粹主義的誕生，因為民粹主義者通常互相攻擊，而不是尋找解決問題的方式。不同群體的民粹主義者的一個共同點是，他們都具有對抗性。”
“過來人”的經驗之談
當年美國經濟危機時期的三位政府高官，美國前財政部長鮑爾森、蓋特納和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最近罕見地在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會見了媒體記者，回答和討論了有關2008年經濟危機的經驗，以及自此以來美國在避免發生經濟危機時所採取的改革措施。
三位高官最終得出的結論是，一些事情顯然得到了改善，包括加強銀行系統監管，為金融系統流動性設置更高的標準，以及為政府提供更多應對突發危機的工具和手段。然而，他們也表示，聯邦政府預算赤字，特別是去年減稅法案所產生的赤字將讓政府在經濟出現轉彎後很難立刻做出應對。
“防禦改善，進攻變弱。”蓋特納在描述經濟危機後美國政府在改革中所取得進展時這樣表示。三人共同表示擔憂的是，美國當前的不斷升級的政治鬥爭能否讓國會兩黨在經濟危機到來時作出達成共識的努力。
保爾森表示：“經濟危機帶出了美國系統中最糟糕的那部分：我們失常的政治系統，我們的監管系統的問題等等。但是最終（危機發生後），我們仍然會團結到一起。我不想討論另外一場危機發生時我們是否能再團結到一起，但我們總是選擇讓自己處於一種只有當事情變得糟糕的時候，國會才會讓那些所有國家都在使用的避免經濟危機的手段成為立法。”
作為經歷過2008年經濟危機的“過來人”，前述三位美國政府前高官都表示，類似2008年的經濟危機或早或晚還會發生，而美國還沒有解決那些在上次的經濟危機中所遺留下來的長期存在的問題。
“今天，在我們經濟有所增長的時候，這是我們需要考慮處理那些長期的系統性問題的時候。”保爾森表示，“我們有財政赤字，需要考慮移民問題、收入不均的問題，還有全球化變革的問題，這些都是需要解決的。”
數據顯示，美國當下由公眾持有的聯邦債務相當於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77%，是2008年危機發生之前的兩倍。
保爾森指出，美國將要面臨的經濟危機很有可能會由財政赤字引發。他說：“赤字會慢慢地拖垮我們。它（赤字）會削弱一些政府項目的支付能力，影響對下一代的投資項目，將會讓我們需要做的很多事情都被排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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