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一生，過得並不平靜。他的父親陣亡於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之中，家裡條件困難，得人資助才上得起私塾。他經歷盡了生活的酸甜苦辣，勤勉寫作，獲得了“人民藝術家”的讚譽，卻在本該安享天倫的晚年，一個人來到了積水潭附近的太平湖，在湖邊坐了一天，最後把頭埋進了湖水。
那是1966年8月24日，就在前一天，身為北京市文聯主席、享有極高聲譽的作家老舍，遭到了紅衛兵的揪鬥和毆打。
老舍死後，因是“自絕於人民”，骨灰未能留下。1978年6月，為老舍平冤昭雪的骨灰安放儀式上，骨灰盒裡放的是眼鏡、鋼筆……而太平湖，在1971年就已被填廢，原址上建了地鐵機務段。如今每天承載著北京擁擠人流的地鐵列車，便有不少是從那裡駛出。
是的，我們連老舍先生離去時的那片水域都找不到了。但我們總該記得他的死。怎樣記得呢？對於不曾經歷過的歷史，年輕的我們是陌生的，我們應該怎樣去面對？
1963年老舍在家中
“我們不能落後”
1966年8月22日，因為吐血住進醫院的老舍出院回家。第二天一早，本可以繼續休養的他去了市文聯參加“文化大革命”的活動——當時老舍擔任著北京市文聯主席。23日，老舍遭到了揪鬥，被打傷。24日，他孤身一人在太平湖投湖而亡。
兩天時間裡，發生了什麼？學者傅光明和夫人鄭實做了十幾年的走訪，找親歷者回憶每一個細節，編成《老舍之死口述實錄》一書。這些回憶有時甚至彼此衝突，讓“真實”更加無法找尋，但我們還是得以嘗試拼起當時的經過。
在22日晚上，《光明日報》的副刊編輯黎丁和老舍有過一次長談，據他回憶，他們講起“文化大革命”開始了，老舍是“很興奮的樣子”，“很激動”，表示“我們不能落後”。黎丁和老舍夫人胡絜青都勸他先休養身體，不要去，但老舍堅持，說他要學習。
《老舍之死口述實錄》，作者: 傅光明 鄭實，版本: 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5月
積極、配合，是老舍十幾年來對歷次政治運動的一貫態度。因為生病住院，他對紅衛兵還並不瞭解，對將要發生的事沒有什麼心理準備。也還不會有人想到，就因為8月23日的事件，老舍終結了自己的生命。
23日上午，老舍到了市文聯。當天受衝擊的本來並不是他，而是作家蕭軍。文化局和文聯繫統內的造反派們強迫蕭軍去勞動、去挖煤，但性格強硬的蕭軍無論如何都不從，幾個人按著他都沒有辦法。於是，不知道是誰打了一個電話，叫來了北京女八中的紅衛兵，想壓一壓蕭軍的氣焰。
事件就這麼擴大了。
下午三點左右，來了一群女中學生，氣勢洶洶。除了蕭軍，又揪出了二三十個人，趙鼎新、田蘭、端木蕻良、駱賓基……老舍也被揪了出來。當時就有學生拿著皮帶往他們身上抽。年紀輕輕的中學生們對老舍並不熟悉，甚至聽到文聯的人說“老舍”，以為這是類似“老張”“老李”的尊稱，“你還叫他老舍？”無知至此。
又過了一會兒，文聯接到了一個電話，說要在孔廟焚燒北京京劇團、北京實驗京劇團放在那兒的行頭，“燒四舊”，讓文化局的走資派、反動權威去現場受教育。於是來了一輛大卡車，被揪出來的這批人都被拉到了雍和宮附近的孔廟。
在孔廟燒起的大火堆旁，這些“走資派”和“反動權威”被迫跪在地上，老舍就在這時被打破了頭，流了血。文化局革委會、工作組的幾個人私下都想保護老舍，但在當時的情境中，誰都不能頂撞紅衛兵。有人用戲裝裡的水袖給老舍包紮了起來，又想辦法把他提前送回了文聯大院。
據一直留守在文聯的馬聯玉回憶，老舍被送回來後，“眼睛都是直的”“估計從孔廟他就下了決心”。
1958年，老舍在某處荷塘邊
但折磨並沒有結束。回到文聯的老舍又遭到了紅衛兵的批鬥，在現場，同樣是文聯作家的草明，可能出於害怕和自保，說了一句“老舍把書的版權賣給了美國人，要美金。”——因為這件事，很多人始終認為草明對老舍的死負有責任，若干年後文聯一次投票選舉，大家還都不投草明的票。
紅衛兵聽到“美國”當然激動，老舍也急了，想要解釋，他把掛著的“反動權威”的牌子往下摘，落在了紅衛兵身上。——這是一種說法，也有人說，老舍是有意用牌子打了紅衛兵。
文聯革委會的人怕老舍再被打，為了保護他，喊了一聲“老舍打人啦！不行！送他上公安局！”就這樣，老舍又被帶去了派出所。到晚上，胡絜青接到電話，去派出所接了渾身是傷的老舍回家。
我們梳理這一天發生的事件，會發現其實頗有偶然性。沒有人要求老舍去文聯，紅衛兵也並不是專門要整他，如果他不在場，應該就不會有之後的事情發生。但對這樣一場悲劇，我們要從偶然性去理解嗎？何況歷史沒有如果。
第二天一早，也就是8月24日，老舍很堅決，說還得繼續去單位。胡絜青勸不住，她出門沒有幾分鐘，老舍就出了門，出門前還特地跟四歲的小孫女說了“再見”。
老舍的晚年照片
老舍再沒有回家，哪裡都找不到他。直到25日下午，舒乙接到電話，讓他去太平湖。出事了。
胡絜青回憶，她到太平湖後，魚場的一個老頭說，白天有一個老頭，坐在椅子上不動，拿著毛主席詩詞一直唸了一天，大概是到夜裡人少的時候，投了水。
從早上出門，到夜裡投水，老舍在8月24日這一天裡想了什麼？沒人知道。
“人民藝術家”
老舍幾乎是“文革”中最早受到衝擊而自殺的文人。而在此之前，老舍又是同輩作家中，對投入新時代最為熱情、創作成績也最突出的一位。只有他，在解放後又有過新的創作高峰，有《茶館》這樣可以代表個人最高水準的代表作。
但是，這十七年裡老舍寫下的不止有《龍鬚溝》和《茶館》，他還寫了大量的歌頌、宣傳之作，是用藝術為政治服務的“勞模”。
1949年12月，在美國講學的老舍輾轉回國，他以真誠乃至亢奮的心情想要讚頌新生活、新社會。1950年完成的劇本《龍鬚溝》，排演後大獲成功。這樣的作品正是當時所需要的，老舍因此被北京市授予“人民藝術家”的稱號，成為文藝界的樣板人物。
北京市文聯工作人員簽名祝賀老舍獲“人民藝術家”稱號
老舍先後擔任文聯主席、全國作協副主席、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常委，與周恩來私交甚好。50年代，老舍寫過《春華秋實》（1953年）、《青年突擊隊》（1955年）、《西望長安》（1956）等話劇劇本，因為寫的不是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和人物，都不太成功。北京人藝老演員藍天野在多年之後談起當年老舍的話劇創作，曾經感嘆：“當時社會上出現什麼大事，老舍先生很快就有作品出來反映。……演完了，戲也就完了。”老舍還曾趕赴抗美援朝前線，體驗生活五個月，寫了報道體的小說《無名高地有了名》，如此努力，但仍然寫得不好。
一位早已名滿海內外的老一輩作家，為何會有如此飽滿的政治熱情？理解老舍的“鑰匙”，應該是“愛國”。
可以說，愛國或曰國家主義，對老舍來說不只是一種情感，而是最堅定的信仰。為了愛國，他願意將文藝作為犧牲。在抗戰時期，老舍已經做出過同樣的選擇。1937年到1939年，本屬 “自由主義”作家陣營的老舍，極為徹底地將寫作向實用主義轉變，他創作大量的鼓詞、京劇等通俗文藝作品，把文字作為宣傳抗敵的武器，並且成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負責人。他說過：“誰寫的都歡迎，只要他寫的明白。什麼題材都是好的，只要它有益於抗戰。”
迴歸與彷徨
但無論是抗戰時期還是50年代，在初期的亢奮過去，身為作家的老舍不是沒有猶疑的。正如在40年代，他放棄了通俗文藝作品的寫作，迴歸文學，寫了《四世同堂》；從50年代後期開始，老舍的歌頌應景之作也變少了，在1961年，更是拿起筆開始寫“反映北京舊社會變遷、善惡、悲歡”的小說《正紅旗下》，同樣是一次“迴歸”。但這部預計100萬字的長篇，因“寫十三年” 的極左指導思想的出臺，最終只完成了10萬字。
《正紅旗下》，作者: 老舍，版本: 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6月
在50年代，他自己就不止一次地表達過，近年來寫的東西，“並不怎麼好”，“都沒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光說劇本，就有十幾部，其中，沒有一本出色的”。像老舍這樣最優秀的作家，在做這樣的評價時，內心深處難道沒有痛苦和矛盾嗎？
老舍的思想和寫作是有轉折的，而對於越發緊張起來的空氣和創作氛圍，他不會沒有察覺。真正想寫的不能寫，更不能發表，或許這才能解釋老舍在1963-1966年的創作低潮，才能解釋為何老舍生前最後發表的作品竟是快板《陳各莊上養豬多》（1966年4月）。——就在1965年，老舍率領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日本，回國後，他將旅日見聞寫成長篇散文《致日本作家的公開信》，竟沒有被獲准發表。
老舍在解放後的地位一直很高，很受禮遇，歷次運動都沒有受到衝擊。但與從解放區來的丁玲等人相比，他在政治上遠不處於中心。而在1966年文革開始前後，他似乎敏銳地感覺到了一種邊緣化的處境。
1960年，毛澤東接見文學藝術工作者時與老舍握手
1966年7月10日，北京人民大會堂，支援越南人民抗美鬥爭的大會。巴金看到老舍“感到意外”。因為在北京出席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一個多月，沒有聽見人提到老舍的名字，“猜想他可能出了什麼事，很替他擔心。”聽到老舍說“請告訴朋友們，我沒有問題……” 他為什麼要強調自己“沒有問題”？
夫人胡絜青則回憶，當時已經把學校的教授和中央直系的700多人拉到清河，沒有老舍。在北京飯店圈著五六百人，也沒有老舍。老舍說沒有我，我也有必要參加。
所以，老舍在23日堅持要去文聯參加活動，除了不甘落後的“積極”，是不是也交雜著內心的焦灼和憂慮？
林斤瀾曾回憶，在老舍辭世前幾天，曾以沉吟口吻，說過一些回顧往日的話，……比如“後悔年輕時候，不聽人勸他不要搞文學”。一位已經67歲、說過“文藝決不是我的浮橋，而是我的生命”的老作家，要在怎樣的處境乃至絕望中，才會流露出這樣的悔意？
舒乙在《老舍最後的兩天》則寫過，老舍曾談及，歐洲歷史上的“文化革命”，實際上，對文化和文物的破壞都是極為嚴重的。甚至預言：又要死人啦，特別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他當時預見到了什麼？
表面上看起來，老舍在解放後一直過得很順利。正因如此，一些人認為老舍的自殺是因為8月23日的經歷對他來說過於突然，無法承受。但這樣的解釋是否太簡單了？老舍的“心路”不應該是8月23日的突然轉折，而是有更長時間的思索和彷徨。
是抗爭？是絕望？
老舍先生的兒子舒乙，在之後多年都反覆思考著父親的死。他提到，老舍在抗戰時寫過一篇文章《詩人》，說作為詩人，作為文人，如果蒙受了巨大的災難，會以身殮，就是以自己的身體來進殮，投水殉職。
他還發現，在《四世同堂》中，錢默吟太太死了兩個兒子，在葬禮上，大家突然發現這個老太太不哭，不說話，但是兩個眼睛放出了異樣的光。……果然到了墓地之後，她一頭碰死在兒子的棺材上。而據跟老舍一起在孔廟挨鬥的一些難友們向他回憶，當時他們發現老舍先生的眼睛發出了異樣的光，他們覺得非常害怕，第一個印象就是：他肯定要走了。
冰心也曾對他說，“你爸如果死，肯定是跳河”，因為“他作品裡的主人公有骨氣的人、好人全是這麼死的。”
作家筆下的人物，確實可能在不經意間流露作者本人面對某些情境時傾向做出的選擇，但我們不能淡化情境，僅從死者的性格邏輯中歸納原因。
還有很多人把老舍的死解釋為一種“士可殺不可辱”的抗爭，是一種以生命為代價的反抗。但老舍至死都沒有放棄對新中國以及領導層的感情，他不會站在他們的反面。錢理群認為，“不能解釋為抗爭，因為他不可能成為異端。而是說他已經無處可退了。”
而度過了十年浩劫的老舍的同輩人，往往表現得更為憤慨。曹禺說：“老舍先生不是自盡，是逼死的呀。” 蕭乾說：“反正‘文革’那時，自殺和他殺已成為同義語。被逼得自盡的，與他殺有何區別？” 巴金在《懷念老舍同志》中提到，他認為《茶館》裡常四爺的一句話可以看作老舍的遺言——“我愛咱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呢？”他們共同強調的，是迫害和絕望。
作者：李妍
編輯：徐悅東
相關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