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國任，人稱“朗爸”。出生於遼寧。中學畢業後，先後在工廠、雜技團和部隊文工團工作，拜師苦練二胡演奏。
為了郎朗的鋼琴事業辭去了公職，一直陪伴郎朗的在國內外求學、比賽、巡演。他對郎朗成為國際鋼琴巨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現任北京郎朗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總裁、深圳郎朗音樂世界總裁。
他在指導和陪伴郎朗成長的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的經驗，擁有一套獨特的教育方法。美國眾議院為表彰他對郎朗的付出和對鋼琴事業的貢獻，特授予榮譽教授稱號。他的人生格言是：“我們就是要創造奇蹟。”
為陪郎朗，我辭掉了那份好工作
郎朗出生來，不到一歲就能哼出調，最愛哼《大海啊我的故鄉》，然後兩歲半的時候，看完貓和老鼠，自己跑到鋼琴上把剛才的主旋律彈出來了。這兩件事，讓郎國任意識到兒子有比自己更出色的音樂天分，下定決心讓郎朗學琴，把自己沒實現的理想實現出來。郎朗一開始由郎國任教鋼琴，直到郎國任覺得該找個老師了。這時候有人推薦了朱雅芬教授。後來朱雅芬教了郎朗一段時間，覺得郎朗應該去北京發展，應該考央音附小，他呆在瀋陽是種浪費。於是郎國仁決定帶著九歲的郎朗去北京。郎國仁那時候在當特警，他本來寄希望於工作調動，但他的職業實在不好安排去北京。於是他決定直接辭職，帶郎朗去北京學習考試。
老師竟然看不上郎朗
郎朗和父親兩人闖蕩北京求學，租的是一個朋友的一居室，一個環境很差的公寓樓。開始的那年特別艱難，郎爸為了孩子學琴並未找工作，花費全靠以前的積蓄和母親在東北的工資。他們來北京是為了去中國最好的音樂小學—中央音樂學院附小學。郎朗在北京的第一個老師，是朱雅芬教授推薦的央音教授。
“他對郎朗好像總是不滿意。那一階段，我們相當糾結。我和郎朗盡了最大的努力，想讓老師滿意，可是，我們的努力似乎沒有達到效果。老師對郎朗彈琴總是不滿意，並且說我們是“土豆的腦袋、武士道精神、打砸搶的風格”。郎爸說。
那些日子，他們經受著極大的精神壓力，時刻都擔心老師不教他們了。所以每天只能更加努力、用心地練琴。那些日子，他們沒日沒夜地練，仔細分析老師的意圖，回家反覆聽上課錄音，直練到我們認為完完全全達到老師的要求為止，甚至超前了，結果還是遭到了老師的一頓責罵。這樣學了大概有半年時間，有一天這老師終於把郎朗掃地出門了。
直到後來，郎國任和郎朗才知道，他們的問題是沒給老師紅包。那時候央音老師手下，能考上央音的學生是有名額限制的。她們最討厭的是郎朗這種有才華沒錢的，去考試，肯定能考上，佔用老師名額，還不給錢，這老師巴不得郎朗放棄直接走掉，可是郎朗聽了半年責罵都沒放棄，最後這老師只能直接明說，把郎朗掃地出門了。
朗說：“我才不回瀋陽呢！”
這一天，放學後，郎朗沒有按照往常的時間回家，我站在11樓的陽臺往下看。每天這個時候，我都會站在陽臺上往下看，郎朗總是非常準時地出現在我視線中，放學後他從來不瞎玩。
可是今天他沒有準時出現。一個小時過去了，他仍然沒回來。兩個小時了，我心裡越來越焦躁不安，心想這孩子幹什麼去了？在這節骨眼兒上居然還有心思去玩，還玩這麼久不回家？太不爭氣了！我完全失去了冷靜，所有的苦難和恥辱都在這兩個小時裡面發酵了。拒絕教我們的那個老師的尖刻話語也迴盪在我的腦海裡，什麼“土豆的腦袋、武士道精神、打砸搶的風格”……所以，當我看見郎朗的身影終於出現的時候，一陣暴怒冒了上來。郎朗一陣小跑回到家裡，看到我的臉色，他嚇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我第一句話：“你回瀋陽吧。”
他說：“我才不回去呢！”
我第二句話：“好，吃藥，還是跳樓？選擇吧。你吃完了，我也跳樓，瀋陽我也不回！”他看了看我，然後說吃藥。
我當時腦子裡已經一片糨糊，不知道在想什麼，遞給他一板叫“交叉黴素”的消炎藥。雖然不是毒藥，但這一板都吃下去，後果也是不堪設想。
郎朗接過去了，什麼也沒有再說，正準備吃，這一剎那，我昏亂暴怒的腦子裡突然閃過一個念頭：這太殘忍了！可是，話已經說出去，不能收回來，我只能背過身去，只是用餘光盯著兒子拿藥的手。
在這千鈞一髮的關頭，孩子的生命本能，巨大的求生慾望爆發了。郎朗像一頭小豹子似的朝我撲了過來，一邊打我的肚皮，一邊嘶聲大喊道：“我沒有錯！我伴奏去了，我為什麼要吃藥？我不吃！我就不吃！”
此時此刻，我狂亂的大腦清醒過來了，彷彿才明白過來剛才我做了什麼。我讓郎朗去死，讓我生命中最最珍貴、比世上一切的一切、比我自己的生命都要珍貴的孩子去死，我這是在幹什麼啊！難道我是被老師逼瘋了嗎？
眼淚湧上了眼眶，我不願意讓郎朗看見，便趕緊背過身去。喉頭哽咽著，但我忍住了，沒有讓眼淚流下來。我不能讓郎朗看見我流淚，從來沒有過。我要在郎朗面前永遠做一個剛強威嚴的父親。這個形象，從我最初開始訓練郎朗的時候就樹立了，那時他還那麼小，兩歲多，我就有意識地保持這個形象了。在訓練他的時候，我永遠是那麼嚴肅甚至嚴峻，永遠剛強有力。這樣，在他需要我給他力量的時候，永遠有個強有力的父親在身邊，或者身後，這會給他精神上巨大的支持和無往不勝的信念。因為，我們不是一般的父子，我們像一個人一樣，我們總是在一起，我們父子同心合力，我們將戰勝一切困難，去贏得勝利。
後來隨著朱雅芬老師推薦的第二位老師趙屏國接受了郎朗，郎朗的備考生活又走向了正常，最終考取了第一名，進入了央音附小。
我和郎朗一起學琴
在學琴上，郎朗總是“吃不飽”。進了中央音樂學院以後，他飛快地進步著。趙老師很愛護郎朗，總是給他“吃小灶”，把郎朗的課時安排到最後，這樣可以增加上課時間。對郎朗，趙老師格外看重和喜愛。
但是，我也明白：我的兒子，不是普通的鋼琴學生，他的吸收能力也不同於普通的學生，他需要更多的營養。我必須不斷地給他加量，再加量。
所以，我既聽趙老師給郎朗上課，又千方百計到處聽別人上課。為了能多聽一點，我像個間諜似的，想盡了一切辦法。有時候，我拿個掃帚，有人來了，就假裝在走廊裡掃地，人一走，就把耳朵貼在門上聽裡面的大師上課。有時候趴在窗戶外面聽，下雨了，就穿著雨衣，在雨中聽。其他家長只是上專業課才會來學校，我有沒有專業課都會來，天天來。我給郎朗收集一切有用的資料，尤其是郎朗正在彈的曲子，我一定想方設法給他收集不同大師演奏的版本，如果學校能借到就在學校借，學校沒有的在張晉老師那裡總是能找到。我給他錄下大量大師的曲子，回家我們一起聽，一起分析研究。
雖然我對彈鋼琴是一張白紙，但我始終陪著郎朗在一起學琴，一起聽課，一起探討，受益匪淺。最後他畢業了，我也算跟著畢業了。
我始終覺得，我不僅是郎朗的父親，還是個教練，是個“夥伴”。所以必須跟他一塊兒學習研究，我們父子倆一塊兒打，形成一股合力，兩個人的智慧和靈感加在一起，自然要比一個人強，效率更高，孩子學起來也更有興趣和勁頭，結果自然不一樣了。
格拉夫曼說：“郎朗創造了奇蹟。”
1997年，郎爸跟隨郎朗一同來到美國，郎朗獲得美國費城柯蒂斯音樂學院優厚的獎學金，跟隨學院院長、著名鋼琴家加里·格拉夫曼學習。在美國郎朗的琴藝有了突飛猛進的進步，出色的琴藝使郎朗獲得眾多音樂界人士的青睞和好評。短短3個月之後，郎朗就與國際著名的IMG演出經紀公司簽約，從此走上職業演奏家之路。1998年，他與巴爾的摩交響樂團合作舉行了他個人的美國首場音樂會。就像很多電影或者文學作品中描寫的那樣，1999年8月，郎朗抓住了一次戲劇性的重要機會。在拉維尼亞音樂節上，獨奏鋼琴家安德烈·瓦茲突然生病，郎朗頂替他登場，與克里斯托弗.埃申巴赫棒下的芝加哥交響樂團合作，演出了柴科夫斯基的第一鋼琴協奏曲。誰也沒有想到，這個17歲的中國少年的手指下，竟能流淌出那樣富於想像力的激情。全場觀眾的起立歡呼，芝加哥評論界的溢美之詞使郎朗在美國一舉成名，他在大洋彼岸掀起一陣“郎朗旋風”。他與美國頂級的克利夫蘭交響樂團、芝加哥交響樂團的合作大獲成功，著名唱片廠牌泰拉克為其出版了個人專輯。在美國唱片排行榜上，郎朗錄製的CD排名第4位。他在不到一年半的時間裡竟能拿下30首協奏曲。特別令人驚歎的是，郎朗僅用一個禮拜，居然彈下來了6首協奏曲，院長格拉夫曼驚呼郎朗創造了奇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