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威
《狂人日記》的發表，是在1918年，距今正好100年。
黑格爾雲“理解便是克服”。克服時代在於理解時代，而今天讀魯迅，仍然是理解當下時代的一個途徑。
世無魯迅，但還有魯迅的著作。
或問：何以突然又想起魯迅來了呢？
並不突然。因《狂人日記》的發表，是在1918年，距今正好100年。更足紀念的意義還有兩點，一是《狂人日記》是中國第一篇現代小說，而且一寫出來就是一個高峰；二是這篇小說發表時，第一次使用了“魯迅”這一筆名，今年便是“魯迅”誕生的100週年了。
當然，紀念魯迅，不是鉤沉故紙，而是照鏡當下。
人文社科領域其實沒有太多新鮮事，今日的許多所謂“靈犀”，往往是在前輩思想家的著述裡早已躺著的，然而不知者自以為獨創。
便拿魯迅，聊舉些例子。
比如臺灣作家柏楊，“發明”所謂“醬缸文化”，曾引來多少佩服，但如若熟悉魯迅，就知道那不過是魯迅所說“黑染缸”的化用而已。他說：“中國社會就像一隻黑色的染缸，無論加進去什麼東西，結果都變成了漆黑。染缸不打破，中國沒有希望。”
又比如今天讓許多人讚許的“同層互害”，其實是魯迅“同級鬥爭”的重新包裝上架。當人們喊著階級鬥爭的時候，魯迅認為未如“同級鬥爭”來得貼切。不同階級根本不在同一個空間，鬥無可鬥，阿Q從沒敢鬥過趙太爺，但對於王胡、小D、小尼姑，他是敢於揪辮子、捏奶子的。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有時是沒有侵犯魯迅的原創權的，比如“人血饅頭”“精神勝利法”，還必須常常搬出來解釋現實，如女孩跳樓群眾起鬨、一些人莫名其妙的優越感等等。
魯迅常常把他的論敵稱為“正人君子們”，而他最不屑的就是“正人君子”，因為他最厭惡虛偽。今天若僅止於聽其言，那麼“正人君子”更其滾滾當道了。
魯迅的批判立場始終是面向權勢者的。然而今天，看那無數言論之中，有多少在肆意欺負和辱罵弱者，“口訥的他便罵，氣力小的他便打”，甚至於混淆是非，以遂其奸、得其利。
這說明，我們今天仍然需要魯迅。
魯迅最大的願望是讓自己的文字速朽，那就意味著這些文字無法解釋和批判現實了，社會變得通體透明、陽光普照。然而可悲的是他不朽，或者還將要不朽相當長的時間呢。
黑格爾雲“理解便是克服”。克服時代在於理解時代，而今天讀魯迅，仍然是理解當下時代的一個途徑。
世無魯迅，但還有魯迅的著作。
新脫胎於舊，人很難擺脫文化的塑造。中國人的精神面貌已今非昔比，但多瞭解一點思想文化先知們的洞見，有利於自我之完善，社會之完善。
無聲的中國，何處秋聲破寂寥。
1881年9月25日，一聲嬰啼。紹興新臺門周家新添一名男丁，賦名周樟壽，字豫才。
後來，他叫魯迅。
不知道前一個名字的人不少，不知道後一個名字的人不多。
魯迅。
這個名字第一次出現，是在1918年5月的《新青年》，一篇叫《狂人日記》的短篇小說下面。
這是一個專門用來發出洪鐘般巨響的名字。
無聲的中國，從此有了一個震耳的聲音。周樟壽是一個人，而魯迅則是一副骨頭，又硬又韌的骨頭。
朋而不比，周而不黨。在眾人沉睡的鐵屋裡，放聲吶喊；在千夫所指的曠野中，荷戟彷徨。
毛澤東說，“魯迅先生沒有一絲奴顏和媚骨”。
從周樟壽到周樹人
他生於憂患，長於幻滅。
出生時，《南京條約》早已簽訂，京郊五園已是一片焦土，同治中興和洋務運動仍在持續，中法戰爭的腳步已漸近。
十幾年後，甲午戰爭將宣告一切改良的破滅。
書香門第周家，最後一位士大夫是爺爺周福清。生性桀驁但“晚節不保”，為了家族前景，晚年的周福清遂行科舉賄賂，事發拿問，被判處“斬監候”。
父親周鳳儀，就在此時得了重病。
紹興的名醫都來看過，開出了各種古怪的藥方，藥引有“秋天的桐葉”“經霜三年的甘蔗”“同穴的雌雄蟋蟀”。年幼的魯迅在野地、當鋪、藥店、三味書屋之間疲於奔命。
為了逃避牽連，一家人流離星散。“閏土”的友情和長媽媽的故事，都成美好的過去。
周樟壽被安排到大舅舅家，受盡冷眼，被視為“乞食者”，連下人都看不起他。後來他對學生回憶說：“從前人們看我像是王子一樣，但是後來又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覺得，這不是一個人住的社會，於是從那時候起，我就痛恨它了。”
父親終究還是病死了。孤兒寡母，被同族欺凌。他向來尊敬的長輩，在利益面前變得面目猙獰；他抱有好感的鄰居，造謠生事讓他深陷窘境。
《阿Q正傳》的原型，已在早年的經驗裡塑就。
他決意要離開了。1898年，戊戌年，他進入南京水師學堂。學堂官員周椒生，是他的爺爺輩，身為學官，卻對所在的洋務學堂十分蔑視。他說，豫才，你改名吧，出於書香門第卻來當兵，若用宗譜名號，辱沒祖先令譽。
從那以後，周樟壽改名周樹人。
戰士的誕生
周樹人很快轉入了陸師學堂附設的礦路學堂，並在1902年公派日本留學。
在江南班，他第一個剪去了被西洋人稱為“豬尾巴”的辮子。政府派來的“監督”姚文甫雷霆大怒，要對他嚴加制裁，遣送回國。
偏在這時，姚文甫通姦事發，被周樹人的同學、《革命軍》的作者鄒容等人捉住，一剪刀去掉“豬尾巴”，懸在廳堂的房樑上，日日示眾。
回國的是姚文甫，周樹人繼續留學。
在他的周圍，有秋瑾、鄒容、陳天華、陶成章、徐錫麟、錢玄同、許壽裳……還有他的老師章太炎，以及不斷爭執的康有為、孫中山。
在精神上包圍著他的思想家和文學家，則有赫胥黎、盧梭、尼采、托爾斯泰……
赫胥黎介紹的進化論思想，盧梭的自由民主、天賦人權，尼采個人主義的“超人哲學”，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構建著未來的魯迅。
對於他喜愛的著作片段，周樹人往往能背誦如流，比如《天演論》的開篇。
“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境，歷歷如在幾下。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愷撒未到之時，此間有何景物……”
摯友許壽裳回憶，那時的周樹人，每天都在思考著三個問題：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它的病根何在？
這也是他一生的思索，以及戰鬥的指向。
他總結，中國歷史只在兩種時代裡循環往復：“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他希望有第三種時代出現，這一時代，在他留日期間所寫的《文化偏至論》中，稱之為“人國”。
1904年從弘文學院畢業後，周樹人選擇了學醫，去了仙台醫學專門學校，碰到了他的藤野先生。
綜合親友的回憶，他學西醫的動機大約有三個。一是兒時父親生病的經歷讓他對中醫不再信任，二是他寄希望於西醫的手術可以矯正中國婦女被摧殘的小腳，三是西醫和日本的自強歷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藤野先生是一個尊敬中國文化的學者，也很喜愛他的中國學生周樹人。可惜，周樹人學至半途就要退學。因為課堂上一組幻燈片展示的中國人被殺頭的場面，周樹人受到了強烈的刺激。他看到那些圍觀的同胞，臉上沒有憤怒也沒有哀傷，“一個個木然無所表示”。
他知道，任何高明的醫學也救不了這樣的人，因為從存在的價值上，這並不能算作真正的人。在當時的日本，報紙和廣告上，都把中國人稱為“動物”。
於是，他決心從事文藝。中國人之病，不在身體，而在精神。
在日本數年，他看到了一個事實：日本的維新成功而中國的維新失敗，很大程度上與民族性格——國民性有關。
他國的生機讓他震撼，而本國的死寂令他神傷。在送給許壽裳的一張照片後面，他寫下了一首詩，概括著那時的精神衝突：
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這首詩裡，是他的一生。這一刻棄醫從文，一個戰士誕生。
魯 迅
1909年6月，周樹人歸國。
先回到浙江，在杭州教書，在紹興辦學。辛亥革命，他熱情高漲，為了捍衛革命，甚至領著學生手持刀劍走上街頭。
然而在這段時間裡，他看到的是《藥》的愚昧，是《孔乙己》的悲涼，是《阿Q正傳》裡的精神醉蝦、自私自利和新舊勾兌。
意氣風發的同鄉加同學——鑑湖女俠秋瑾，1907年血灑紹興古軒亭口，但泱泱中國，依舊寂靜無聲。
沒有人知道英雄灑出來的是碧血。在後來的小說《藥》裡，碧血只是用來塗抹一個據說可以治療肺癆的饅頭。
辛亥革命成功，但在成功之後，他的朋友陶成章死了、範愛農死了，這些年輕的激烈者、溫和者都歸於黃土，而中國並未看到多少改變。
血，也潑不醒睡著的人。
“約翰·穆勒說，專制使人變成冷嘲。而他不知道，共和使人變成沉默。”
周樹人深深感受到個人的無力。1912年，他隨教育部遷至北京，數年裡耽溺於古籍、金石、佛經。
1917年8月，錢玄同找到了周樹人，希望他扔掉那些古碑抄本，起來“做點文章”。於是發生了一段著名的對話。
周樹人說：“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去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痛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錢玄同答：“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絕沒有毀壞這鐵屋子的希望。”
於是周樹人起來了。
次年5月，《狂人日記》在《新青年》發表，“魯迅”橫空出世。
他假借狂人之口，高聲吶喊：中國是一個吃人的民族，我們在被吃的同時也一樣吃人！
這是中國現代小說的濫觴，而它一旦出現，就成為了一個令人仰望的高峰。
點擊瞭解18期“特別策劃”——《世無魯迅》
此時，新文化運動正在展開，傳統與現代的鬥爭，藉由愚昧與科學、專制與民主的論辯，狼煙正濃。
以“文白之爭”為前導，新式知識分子集結火力，打擊國粹派，張揚新思想。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蔡元培、周作人、錢玄同……新文化運動的一眾干將，縱橫恣肆，慷慨激昂，支撐起一派轟轟烈烈的革命氣象。
正如西方啟蒙運動召喚了法國大革命一樣，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這是一次真正的覺醒。
《新青年》不久就因內部分裂而解體，但魯迅的寫作經它誘導出來後，已經不可收拾。1921年12月，《阿Q正傳》這部整合了幾乎所有國民“劣根性”的中篇小說在《晨報副刊》連載。
人人都在猜測作者“巴人”是誰，人人都認為小說是在映射自己，臉上火辣，心中憤恨，卻假裝若無其事。
那些小說，到今天仍然熠熠生輝。
越來越深的黑暗
魯迅，你心目中的理想世界是什麼樣子？
他不回答，因為他幾乎從不描畫未來。
“城頭變換大王旗”，對專制政治的反抗固然是他的重要行動，但他始終堅信，深入揭露和清除民族文化裡的汙穢，才是真正有意義的歷史任務。
他說，中國社會就像一隻黑色的染缸，無論加進去什麼東西，結果都變成了漆黑。染缸不打破，中國沒有希望。“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
歷史按照他的預言在進展。
共和沒有帶來更好的社會，袁世凱復闢，禁絕言論；北洋政府把手伸向學術，在學校裡玩官僚專制。一些文人學者被豢養起來，以上流社會的優裕嘴臉，蔑視一切大眾的權利與抗爭。
政治的壓制越嚴酷，社會的抗爭也越激烈。
用小說思考中國無疑更為從容，但身在旋渦的人無法從容。現實迫使魯迅日漸轉向了“雜感”——一種最直接、有力地對現實發聲的文體。
也正是這種被稱為雜文的文體，讓魯迅擁有了越來越強大的戰鬥力。
他是一個天生的思想戰士，只要有紙和筆，加上一卷紙菸，獨自一人就能力抗一整個集團勢力。
在和現代評論派陳西瀅、徐志摩的論爭中，他以一己之力直打得對方發文求饒，呼籲“帶住”。而他卻說：“我還不能帶住。”
他是一個“火鴉”，無論去到哪裡，放火燒社會，也燒自己。唯有在戰鬥中，他才能感知到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存在。
然而筆墨終究無法對抗槍彈。
1926年，劉和珍、楊德群等女師大學生在“三·一八慘案”中被段祺瑞執政府殺死，魯迅被通緝。
悲憤之餘，他在《記念劉和珍君》裡寫道：“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
“三·一八”這一天，被魯迅稱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但後面的經歷，卻證明這一判斷過於樂觀。
1926年9月，他受朋友林語堂之邀南下，到廈門大學任教。1927年1月，又辭職離去，經孫伏園牽線轉到廣州中山大學。
南下的魯迅是懷著憧憬的——因為領略夠了北洋政府的黑暗，他的南行帶著尋找光明的意圖。
南方的革命策源地，應當別有一番氣象罷。然而廈門的4個月，帶給他的是寂寞和厭惡，廣州的8個月，經歷的則是徹底的幻滅。
初到廣州時，北伐正酣，革命氣氛濃厚。在黃埔軍校演講時，他還不自覺地流露出對革命的樂觀。
“我一向只會做幾篇文章，自己也做得厭了，而捏槍的諸君，卻又要聽講文學。我呢，自然倒願意聽聽大炮的聲音，彷彿覺得大炮的聲音或者比文學的聲音要好聽得多似的。”
一段時間裡，魯迅認為“文學無用”，“改革最快，還是火與劍”。
隨後發生“四·一二政變”，一大批原本的同志——共產黨員被屠殺。清黨運動中，中山大學一些學生被抓走。魯迅試圖動員學校高層組織營救無果，憤而辭職。
革命，革命。
半生追尋革命，但魯迅發現有的人“革命”喊得越響，天色就變得越黑暗。即使北洋軍閥，也從未敢像號稱“革命”的國民黨那樣地殺人。
這一年，他創造了一個新名詞叫“可惡罪”——先因為被人認為“可惡”，這才終於犯了罪。“凡為當局誅者皆有罪。”
後來魯迅曾對斯諾說：“民國以前，人民是奴隸，民國以後，我們變成了前奴隸的奴隸了。”
“阿Q現在在管理著國家哩。”
整個1920年代，如果說魯迅在人生中收穫了什麼真正的喜悅，也許就只有和許廣平的愛情。
許廣平是廣州人，因抗拒包辦婚姻，遠離鄉土，先到天津再到北京，入讀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成為魯迅的學生。曾經她是和秋瑾一樣的熱血巾幗，主張以暗殺推動革命，在寫給魯迅的信中，有一段話可謂豪氣干雲。
“仗三尺劍，殺萬人頭，飲千盞血，然後仰天長嘯，伏劍而殉。”
1927年10月，魯迅攜許廣平離開廣州，前往上海。
魯迅死了嗎？
在上海等著他的，是另一種過去不曾應對過的局面。
在思想和行動上，魯迅一直是不斷革命的，他離開廣州，是滿懷著對犧牲的革命者的同情和對“獨夫”“屠伯”的義憤的。
但一到上海，面對的卻是創造社、太陽社一群“革命文學”青年的群起而攻。郭沫若、成仿吾、馮乃超、李初梨、蔣光慈、錢杏邨、彭康……
一擁而上。
“以趣味為中心”“矇蔽一切社會惡”“對於社會認識完全盲目”“故意的歪曲事實”“麻醉青年”“老頭子”“陰陽臉的老人”“文壇的老騎士”“中國的堂吉訶德”“反動的煽動家”“夢遊的人道主義者”“最醜猥的個人主義者”……
無數的帽子飛了過來。
他們宣佈，“阿Q的時代已經死去”，“魯迅也死了”。
魯迅對於這一波攻擊是莫名其妙的，而因其原因複雜，至今也難以一言定論。
在當時的文壇，罵魯迅是一個很好的擴大影響的辦法。在廣州時，中山大學學生籌備出版刊物，希望魯迅為創刊號寫文章，這樣可以增加銷量，支持刊物的可持續運轉，魯迅就說：“你們可以寫文章罵我，罵我的文章，銷路總是好的。”
魯迅不怕戰鬥，害怕的正是缺少戰鬥的對象。
五四過後一片沉寂，他就寫過“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在所謂“反省五四”的調調下公然懷念戰鬥的激情。在廣州，有人約他寫文章，他則表示因為生活過於平靜，沒什麼可寫。
創造社和太陽社的挑釁，喚醒了他的孤傲和好鬥。
“我倒覺得有趣起來，想試試我究竟能夠挨多少刀箭。”
在創造社和太陽社成員成批發表的文章中，充斥著革命浪漫主義的空洞口號，對魯迅的攻擊也非常淺薄，令他倍覺孤獨。
1928年5月4日，他在給章廷謙的信中說：“大家拼命攻擊，但我一點不痛，以其打不著致命傷也。以中國之大，而沒有一個好手段者，可悲也夫。”
“革命文學”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但回看文章往來，魯迅顯得更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是他在“革命”再次幻滅後獲得的新的理論修養。
他認為這些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其實不懂馬克思主義，於是在幾個回合的交手之後，乾脆轉而譯介普列漢諾夫、托洛茨基等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著作，以此表明態度。
正因認清了空洞口號的大而無當，後來他曾對馮乃超講過一個故事：一個農民每天挑水，一天突然想，皇帝用什麼挑水呢？一定是用金扁擔！
所謂“無產階級文學”，從作者到受眾，他都看不到影子。
1930年，為了要成立左翼作家聯盟，“革命文學”緩和了對魯迅的口氣，魯迅也和其中的一部分人冰釋前嫌。
比如，其中攻擊最烈的馮乃超，因其展現的真誠忠厚，魯迅馬上就放下了一切恩怨。
魯迅對左聯傾注了熱情與心血。
過往加入或“被加入”的社會組織，他都很少參加會議和活動，而左聯的會議和活動他基本上從不缺席。
然而這樣一個政治意味濃厚的組織，從根本上說也不適合魯迅的性格。內部的派系爭鬥、“由同志從背後射來的冷箭”讓他不勝其擾，也更感到灰暗。
這樣的日子構成了他最後的人生。
但也有慰藉。身為“左聯盟主”的魯迅，在上海的日子與中國共產黨人有了頻繁的往來。馮雪峰、胡風、馮乃超、柔石都是他的好友。
柔石是一個忠厚純潔的青年，他的犧牲讓魯迅疼痛得無以復加。正如林賢治先生在《人間魯迅》裡寫的那樣：“浩瀚的心海頓時嗚咽起來……”
共產黨人中，和魯迅交情最深的是瞿秋白。高層領導人，他早年就和陳獨秀、李大釗並肩作戰，後來又接觸過李立三，但真正引為知己的只有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以，斯世當以同懷視之”這一幅字，就是寫給秋白的。
共產黨人中，對魯迅評價最宏大而深刻的是毛澤東，但最知心的則仍是秋白。他說，魯迅是萊漠斯，是野獸的奶汁所餵養大的，是封建宗法社會的逆子，紳士階級的貳臣。他詛咒自己的過去，竭力地要肅清這個骯髒的茅廁。
1935年，秋白也被殺害了。
魯迅的一生，是“忍看朋輩成新鬼”的一生，陳天華、徐錫麟、秋瑾、陶成章、範愛農、劉和珍、楊德群、畢磊、柔石、楊銓、瞿秋白……“耳際頻聞故人死”。
柔石死後，魯迅寫：“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楊銓死後，魯迅說：“只要我還活著，就要拿起筆，去回敬他們的手槍。”
他至死都保持著戰鬥的激情，從未改變過自己的立場。當胡適、林語堂、周作人等舊日戰友都紛紛在思想和文字上變得面目全非時，魯迅仍然是魯迅。
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時25分，魯迅逝世。在當局的嚴密監視下，上海灘萬人送行。
眾多輓聯中，女性鬍子嬰的一對，最為平實而真摯：“國家事豈有此理，正需要先生不斷咒罵；悲痛中別無他說，只好勸大眾繼續鬥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