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禧三年（1019）在舉行祭祀天地大禮時，真宗皇帝突然“得風疾”。第二年春天，真宗病情加重，無奈只好下旨令“皇太子親政”。雖然有旨皇太子親政，但仁宗這時候還只是個十歲的孩子，根本沒有處理朝政，行使皇權的能力。因此，代理真宗行使皇權的，只能是劉皇后了。
真宗身體健康時，劉皇后就開始學習處理政事，真宗生病不久，劉娥漸漸地“預政於內”，真宗病重後，“事多決於後”。劉皇后干政之初，開始悄然的安插親信在一些重要崗位。
劉娥專政之事，引發了朝臣憂慮，真宗也擔心劉娥手伸的太長，惹來眾臣側目而視。消息傳到寇準耳中，他趁機密奏真宗請太子監國，削弱劉皇后在朝堂之上的影響力。真宗聽了這番話，“然之”。在得到真宗首肯後，寇準立即暗中聯絡了李迪、楊億、曹瑋、盛度、李遵勖等人，開始準備甩開膀子大幹一場。
密謀被曹利用偵知，他不敢耽擱，立即入宮“盡以萊公所謀白太后。”澶淵之盟時，曹利用作為談判代表出使契丹軍中，時任宰相的寇準曾威脅他，如果應允的歲幣額超過三十萬就殺了他，嚇得當時人微言輕的曹利用“股慄”；十年後，寇準入朝任樞密使時，曹利用任樞密副使，直接受寇準領導。宋代文臣一直從心底瞧不起武夫，寇準也是如此。史載“準素輕利用，議事有不合者，準輒曰：‘君一武夫爾，豈解此國家大體耶？’利用由是銜之”。
得知寇準準備對付劉皇后，曹利用自然不會錯過這個報復的機會，當即潛入宮中告密。
恰好劉皇后也正在為如何對付寇準絞盡腦汁，曹利用的到來無疑是雪中送炭之舉。當年真宗準備立她為皇后之時，寇準就“以為出於側微不可”，劉娥成為皇后之後，她的兄長劉美宗人在四川飛揚跋扈、橫行霸道“奪民鹽井”。地方官奏章報上，真宗見是皇后姻親，“欲赦其罪”。
其他人對此並無意見，惟有寇準堅持原則，要求“付臺勘”。
真宗見寇準當眾令他難堪，怒道“卿要送臺，但送下”。
真宗龍顏大怒，寇準這才惶恐退下。
事情最後不了了之，寇準卻“重失皇后意”。二人之間本來就有齟齬，如此一來，更是雪上加霜。
曹利用告知劉皇后，很快丁謂知道了。他們立即展開絕地反擊。劉皇后、丁謂、曹利用立即來見真宗，“力譖準，請罷準政事”。
太子監國本來是經過真宗點頭同意，寇準只是個具體執行人而已。可是當著劉娥、丁謂的面，真宗無法挑明瞭說，啞巴吃黃連，惟有裝糊塗一途了。醫學證明，患有腦血管疾病的病人多遺忘，何況更有俗諺“貴人多忘事”，史書為尊者諱，只好含糊其辭的記載為“上不記與（寇）準初有成言，諾其請！”
劉皇后做事向來雷厲風行，當即請真宗下詔。真宗本來想使個拖刀計，回頭再與寇準商議對策，見劉娥、丁謂逼的緊，只好命人去傳晏殊來草詔。也許是真宗病的糊塗了，也許是他在有意拖延時間。晏殊只是知制誥，按他的職權範圍根本無法涉及罷相這樣的國家機密。
晏殊匆匆忙忙起來，一聽要自己草罷寇準相的制書，吃了一驚，這根本不是自己職權範圍內的事情，連忙推辭：“臣掌外製，此非臣職也”。真宗畢竟是個病人，召錯祕書，鬧個笑話的事情時常發生，劉娥也不便因此而動怒。
晏殊不敢領旨，真宗只好派人去請翰林學士，恰好這天晚上值夜班的人是錢惟演。“須臾，惟演至，極論準專恣，請深責”。
從史書記載分析，錢惟演應該是事前也知道了一些情況。在這種關鍵時刻，才會落井下石。
真宗退無可退，只好和幾人商量：“當與何官？”
錢惟演文章寫的好，而且對禮制非常熟悉。見真宗將皮球踢給了自己，提議按舊例“授準太子太保”。
真宗斟酌再三道：“與太子太傅”。
宋時，太子太傅與太子太保都是從一品，多為宰執官員致仕後的虛銜，太子太師、太傅、太保為從一品，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從二品。太子太傅比太子太保名位僅高一格而已，真宗皇帝甚至可以注意到這些細節，顯然是心思縝密之人，哪裡會是病到糊塗模樣？
見眾人沉默不語，真宗繼續道：“更與加優禮”。
錢惟演只好為寇準“請封國公”，拿出袖中“具員冊”交給真宗。真宗掙扎著指了指其中的“萊”字，這就是寇準又被稱為“寇萊公”的來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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