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封他為“天下第一相” 沒有他哪來華夏？'

每個人都有優點和缺點，包括聖賢。只不過優缺點比例、對待不足的態度有差別！

管仲是中國歷史上的標杆性人物之一，據說諸葛亮隱居隆中時，就經常自比於管仲、樂毅，管仲的分量由此可見。

管仲同時也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因為他的人品在許多人看來是有汙點的。

《論語·憲問》就依次記載了子路和子貢對管仲人品的質疑：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子路和子貢之所以質疑管仲，是因為管仲曾經追隨公子糾而又未能與公子糾同死。

其事情原委是：公子糾與公子小白兩兄弟爭奪齊國君位，公子小白奪得先機，成為齊桓公，殺了公子糾。按照通常的道德理念，管仲應該與公子糾同死才對。可管仲不僅沒死，反倒成了齊桓公的輔佐，因而子路、子貢認為管仲忍心害理，算不得“仁”。

針對子路和子貢的質疑，孔子的回答是：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所謂“被髮左衽”，就是被夷狄所征服，就是被迫放棄華夏文化即華夏生活方式。

孔子強調：我們現在之所以能夠免於被夷狄所征服，之所以能夠保存自己的文化，就是因為有了管仲。

孔子對管仲的認可包括兩個層次：第一層是說，管仲雖然沒有仁者之德，但是他有仁者之功，造福於當時，也造福於後世；第二層是說，管仲的仁者之功是如此偉大，與“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的所謂仁者之德相比，輕重懸殊，不能相提並論。

據顧頡剛研究，管仲之時，“諸夏佔的地方實在太少”，只是黃河中游、濟水全部。

黃河上游，則秦與戎也。長江流域則巴、蜀與楚、吳也。自秦嶺以至太行、恆山，則戎與狄也。成周之西與南，則茅戎與陸渾戎也。淮水流域，則淮夷與徐、舒也。

所謂諸夏集團者，大國為齊、晉，中等國為宋、魯、鄭，小國為陳、蔡、許耳。

在如此局天蹐地之下，而能在政治上爭取生存，在文化上爭取主動，洵不易矣。此則管仲、狐偃輩之功也。

“綜上所記者觀之，諸夏集團自以晉與齊為主要國，魯、鄭、宋為次要國，其他則皆搖旗吶喊之‘跑龍套’耳，或偶一出現之‘掃邊角’耳。以如此薄弱之組織，竟能北滅狄而南平楚，立秦、漢統一之基礎，能謂非人定勝天乎哉！”（顧洪編：《顧頡剛學術文化隨筆》）

瞭解了春秋時代的政治格局，我們就會對管仲更加敬佩。

孔子強調的也正是這個意思：沒有管仲，哪有華夏？一個為華夏的生存發展建立了如此豐功偉業的人，我們應該懷念他，敬重他，過分的指責是不得體的，是沒有理由的。

所以明代的李夢陽在一篇八股文中用孔子的口氣這樣說道：

夫以仲之功，而人受其賜於不窮，迄今江漢之上，慨最盛之遺事，而頌管仲之功不衰。吾方幸齊桓得一相而天下定焉，後世賴焉，又安得以其相為疑也哉？信乎管仲雖無仁人之德，而實有仁人之功。賜也，何可以過訾之也？

“賜”，就是子貢。

明清鼎革之際的顧炎武，曾在《日知錄》卷十三《正始》中暢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論。其原文是：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顧炎武之所以要把王朝的存亡和民族的存亡區別開來，是因為王朝的存亡，只與這個王朝的君臣有關，是“肉食者”即官員的責任；民族的存亡，與整個民族有關，所有的人，即使是“匹夫”，也有責任。顧炎武所說的“國”，其實是指王朝；顧炎武所說的“天下”，其實是指民族。而民族的存亡，關鍵是民族文化的存亡，所謂“率獸食人”，是在華夷之辨的語境中，表達了對民族存亡的關切。管仲為保存和發展華夏文化做出了偉大貢獻，他得到孔子和李夢陽的讚許是理所當然的。

李夢陽的這篇八股文還特別突出了“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的比較。如果管仲與公子糾同死，不過如“匹夫匹婦”之“自經於溝瀆”，雖然表現了高尚的品格，但做起來其實不難。

而要實現“天下之大綱不至於陵夷”、“天下之大防不至於顛越”的偉大目標，“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卻不知要克服多少艱難險阻。與難易的懸殊相關，兩者的價值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死天下之事”僅僅成就了個人名節，而“成天下之事”則保證了民族的興盛與繁榮。

肯定“仁者之功”也可以比“仁者之德”更加重要，這一事實提示我們：

儒學並非僅僅看重個人品德，一個人對國家和民族的貢獻比謹守個人品德來得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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