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原詩序焦、劉愛情悲劇的故事發生於“漢末建安中”，是“時人傷之，為詩云爾.”《孔雀東南飛》最早見於徐陵編的《玉臺新詠》，題為《古詩無名人為焦仲卿妻作》，《樂府詩集》編入《雜曲歌辭》，題為《焦仲卿妻》。關於此詩的寫作年代，不少學者根據詩中所涉及的風俗習慣如“足下躡絲履”，張為麒《孔雀東南飛年代祛疑》以為“絲履”乃為六朝物品。又如“進退無顏儀”，《祛疑》以為“儀”字非用古韻，“儀”字由歌入支，始於魏文帝。又如“小子無所畏”、“下官奉使命”，以為“小子”、“下官”乃六朝通用口語。又如“新婦入青廬”，唐·段成式《酉陽雜俎》以“北朝婚禮，青布幔為屋，在門內外，謂之青廬，於此交拜迎婦.”據此斷該詩為六朝作品。山東大學蕭滌非先生在《漢魏六朝文學史》第四章“東漢文人樂府”一節中，對此予以質疑。曹操《內誡令》：“前於江陵得雜彩絲履，以與家約，當著盡此履，不得效作也.”表明漢末建安中已有“絲履”。蔡邕《濟北崔君夫人誄》：“世喪母儀，宗殞憲師。哀哀孝子，靡所瞻依。”“儀”字由歌入支並非從魏文帝開始。“小子”、“下官”更是經傳屢見。《尚書·湯誓》：“非臺小子，敢行稱亂.” 《論語》：“小子何莫學夫詩.”《後漢書·賈誼傳》：“君主斥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關於“青廬”，《世說新語·假譎篇》：“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為遊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雲：‘有偷兒賊。’青廬中皆出現.”據此蕭先生認為《孔雀東南飛》的產生是在文人樂府盛行，五言詩體成熟條件下完成的。應為建安時代的作品，此詩在流傳過程中必然經過歷代文人的脩潤。
漢末建安時期是一個分崩離析的時代。政權更迭頻繁，世家大族崛起，使脆弱的小朝廷不得不依靠拉攏豪強勢力自存。於是出身門第成為士人蔘政的首要因素.門閥士族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權力擴大，它的直接結果是國家政治的貴族化和權利分割。莊園經濟的割據性使朝廷對學術的干預相對淡化。政治動盪，兵災接連，社會離析，更令人“悟興廢之無常，哀人生若晨露”。即便一代雄才的曹操也發出了“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何以解憂，惟有杜康”的蒼涼悲嘆，與高亢雄曠、樂觀進取的秦漢文化精神相比，另成風格。
政治的動盪，引發了思想上的裂變，產生了綱常名教危機。名教即以正名定分為內容的禮教。它以儒家的綱常規範為內涵，其標誌是”三綱五常“的確立和系統化。大一統的觀念開始瓦解，綱常名教受到空前衝擊。正統思想失去了約束力，等級森嚴的舊禮的束縛鬆化，人們逐漸從統一的生活規範、倫理道德的過度約束中解放出來，個性開始得到張揚。
當人們從綱常禮教、世俗人倫中解脫出來，首先釋放的就是人的自我與個性， “即在懷疑和否定舊有傳統標準和信仰價值的條件下，人對自己生命、意義、命運的重新發現、思索、把握和追求.”②舊的禮法、繁瑣經書被拋棄。喜怒哀樂，生離死別，聲色情形才是人生之真。“君臣父子”遭到非議，禰衡曾與孔融論“情慾”，認為：“夫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慾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③此類言論，在名教盛行的漢代是不可想象的。在這種風尚的推動下，士族階層以“率性”為宗旨，呈現出豐富多彩的個人性情和生活情趣。漢末魏初是人的個性高揚的時代。
《孔雀東南飛》所反映的焦、劉愛情悲劇，就是在這樣一種大背景下：綱常名教動搖崩潰與人文精神潛在張揚產生的。其代表人物就是頑固維護綱常名教的焦母、劉兄與追求自由、追求個性解放、追求愛情婚姻美滿的仲卿夫婦。作品以這種矛盾衝突為主線反映了漢末建安時期人們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是一種動盪社會思想裂變的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