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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的首個週末，霧鎖西湖，霾伏京師。
據生態環境部消息，那幾天，京津冀及周邊地區、汾渭平原、長三角地區北部發生了一次大氣重汙染過程。
“藍天保衛戰”的三大重點區域相繼失守，反應最快的是社交媒體，過往的段子再次爆紅——
冬日，一對情侶，走在東北，有望“一夕白頭”；走在上海，險些腦子“進水”；走過京津冀，也許就誰也看不見誰……
伴隨著戲謔、苦笑和津津樂道的，還有被記起的，曾被霧霾支配的無奈與惶恐。
去年冬天一度藍天白雲，超額完成任務的北京又成焦點。民眾不解，霧霾只是短暫休整了一年，如今又回來了嗎？
北京百姓的幸福感，取決於北風何時過境張家口？
11月最後一天，北京市空氣重汙染應急指揮部辦公室發佈空氣重汙染黃色預警，宣佈於12月1日0時啟動相關措施。
入冬以來，北京已經如此啟動了三次。今年11月，北京的月均PM2.5濃度為71微克/立方米，比去年11月的46微克/立方米，增高了54%。至於PM10，今年11月的月均濃度為104微克/立方米，去年11月則為73微克/立方米，也反彈了42%。
每一次，霧霾的成因都大致相同。
2017年年初，面臨著10個霧霾天的“夾道歡迎”，時任原環保部長陳吉寧曾在記者見面會上談及霧霾形成，稱其由地面汙染源排放和氣象條件共同決定。
他把汙染源排放比作“負重”，把氣象條件比作“隧道”，當時的情形就像是載著非常大的負重在過隧道。
在京津冀及周邊地區，每到冬季、進入供暖期，還要面臨，“負重”增加，“隧道”變窄。
重化工汙染、交通運輸汙染和採暖燃煤汙染是冬季“負重”三板斧。
今年7月，生態環境部的記者會上，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王金南曾解釋過京津冀及周邊到底有多“重”——
他稱，以京津冀及周邊6省市（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東、河南）為例，國土面積僅佔全國7.2%，消耗了全國33%的煤炭，生產了全國43%的鋼鐵、45%的焦炭、31%的平板玻璃、19%的水泥、60%的原料藥、40%的農藥，原油加工量佔全國28%。而機動車的保有量佔全國28%。
官方稱，這些地區產業結構偏重、能源結構偏煤、產業佈局偏亂、交通運輸結構不合理……重化產業圍城顯然對當地環境空氣質量產生重要影響。
此外，如陳吉寧在2017年的記者會上所言，“我們面臨的問題是，一些措施在冬季之前是管用的，到了冬季之後、進入供暖期，我們的措施還很不夠。”
冬季取暖，燒煤又給“負重”加了負。
另一方面，風力小、溼氣重，以及氣候變暖的大背景成了“隧道”中的三阻礙。
“大家常聽到的說法是空氣汙染物的擴散條件不利，這一條件在冬季的主要因素還是跟風有關。”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胡大源告訴週刊君，風起到了決定性因素。
“我們的政府現在花了很大的力氣解決霧霾排放問題，這是前兩年取得成效的主要因素。但是如果沒有風的‘保駕’，如果冬季靜穩天氣的時間比較長了，霧霾還是會大範圍出現。”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胡大源提到，此次京津冀及部分中原地區的汙染天氣屬於“靜穩型”，而這次同樣霧霾圍城的西北地區則屬於“沙塵型重汙染”。“沙塵氣候在冬季較為罕見，萬幸的是，冬天，大風颳了就跑了。”
有人說，北京百姓過得可憐，他們的幸福感，取決於北風何時過境張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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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刀切真不行？”
2017年，北京天氣一度穩定向好，最明顯的證據是優良天數達到226天，比2016年增加28天；重汙染日23天，比2016年減少16天。
2018年1月31日，原環保部舉行的例行新聞發佈會上，環保部宣傳教育司巡視員劉友賓宣佈，“2013年9月《大氣汙染防治行動計劃》（以下簡稱‘大氣十條’）發佈實施以來，各地區各部門共同努力，全社會積極參與，‘大氣十條’目標全面實現。”
不僅全面實現，甚至超額完成任務——地級及以上城市PM10平均濃度比2013年下降22.7%；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重點區域PM2.5平均濃度分別比2013年下降39.6%、34.3%、27.7%；北京市PM2.5年均濃度降至58微克/立方米。
只是在2017年年初，《財新週刊》發佈的封面文章中，時任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院長，現學術委員會主任馬中認為，就霧霾治理的現狀來看，不少地方依然顯得“運動式”和“一刀切”過多，精細化管理不足。
“一刀切”在京津冀地區，去年一度彰顯“奇效”。
這一邊，工業企業錯峰生產、散亂汙關停、工地封土令、汽車單雙號限行……那一邊，華北地區煤改氣工程也創造歷史，散煤治理立竿見影……
再加上風在去年11月和12月的停留，讓京津冀地區一度晴日相伴，空氣淨化器和防霾口罩失了寵，落了灰。但“一刀切”給社會帶來的卻是一場“淨”的代價。
今年霧霾返城，有媒體提出疑問，“不一刀切真不行”？“如果不採取‘一刀切’的措施，難以完成今年秋冬季考核的目標”？
“經濟增長壓力大，挑戰也是挺大的，不可能完全不考慮這個因素，（一刀切、關停）不符合民眾的訴求。”胡大源告訴週刊君，“關停、單雙號等等措施時間用長了之後，百姓的生產生活都會受到影響，獲得感和幸福感更會受到影響。”
實際上早在5月，生態環境部研究制定《禁止環保“一刀切”工作意見》，嚴格禁止“一律關停”“先停再說”，堅決避免集中停工停業停產等行為。“所謂‘一刀切’，是指不分青紅皁白，不管是違法還是合法，一律對企業進行關停的做法。”生態環境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吳舜澤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稱。
比對9月生態環境部發布的《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018-2019年秋冬季大氣汙染綜合治理攻堅行動方案》觀之，去年的“對高汙染和高耗能行業要實施統一的停工限產比例”，已悄然改為“各地方根據實際情況實行錯峰生產，不再做硬性要求”。
要求也變了，去年要求PM2.5平均強度下降15%，今年只要求同比下降3%。
而今年6月國務院國務院正式印發的《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以下簡稱《三年行動計劃》）則在技術路線上規定，取暖工程從一律“煤改氣”變為“宜電則電、宜氣則氣、宜煤則煤、宜熱則熱”，各地因地制宜選擇採取多樣化清潔取暖方式，減輕氣源保障壓力。
11月，河北企業的開工率在恢復，家中的溫度在升起，霧霾也再度襲來。院士王金南解釋，如今，經濟總量增長與汙染物排放總量增加尚未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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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才能比肩上海？”
考驗始於冬季。
2011年，大多數中國人尚不知霧霾為何物；2012年冬，1/4國土面積、約6億人受霧霾影響；2013年，中國平均霧霾天數創52年之最。
從2013年的“大氣十條”到2018年的“三年計劃”，平心而論，政府對於治霾，態度是積極的，也正在一步步向“2030年實現藍天白雲”推進。
今年的目標能否達成，無論專家學者還是官方都認為沒到下結論的時候。
治霾的難點在於原因頗多、責任不清，“這是長期的問題。”胡大源稱，“我們不能造成一個印象，覺得短時間內就能夠完全達到人們預期。”
在他看來，人們的預期提高得有些不現實，“比如我們手機上的軟件，拿北京、上海、紐約三地在做對比。北京和周邊地區到底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才能讓北京比肩上海呢？更不要提紐約了。”
胡大源指的是空氣質量類App通常默認顯示的幾個城市，北京與上海、紐約相比PM2.5的數值似乎一直不令人滿意，儘管上海和長三角地區也長期陷於陰雨濃霧和微霾難散。
排放難減，氣候要靠碰，在氣候變暖的大前提下，我們無法寄希望於一個暖冬，無法盼望溼度降低，也不能每次等風來。
顯然，每一次霧霾返場都意味著治理霧霾的成果顯然還不能匹配公眾的感受，每一次霾鎖京中，“霧霾恐慌”、“霾區難民”還出現在街談巷聞裡。
接下來，12、1月和2月都是傳統的霧霾高峰期，經濟增長和空氣保障的權衡仍處兩難，大量燃煤取暖、焚燒秸稈、春節爆竹在濁霧中走來的腳步聲已經可聞。
考驗在於冬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