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公盨（又名豳公盨、燹公盨） 高11.8釐米，口徑24.8釐米，重2.5千克，橢方形，直口，圈足，腹微鼓，獸首雙耳，耳圈內似原銜有圓環，今已失，圈足正中有尖擴弧形缺，盨蓋缺失，內底銘文10行98字。器口沿飾分尾鳥紋，器腹飾瓦溝紋。它是2002年春天由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專家在海外文物市場上偶然發現的，現已入藏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

銘文：天命禹尃（敷）土，隓（墮）山浚川，乃釐方設徵，降民監德，乃自作配享，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貴唯德，民好明德，憂在天下，用厥邵好，益求懿德，康亡不懋，孝友訏明，經齊好祀，無凶。心好德，婚媾亦唯協天。釐用孝神，複用祓祿，永孚於寧。豳公曰：“民唯克用茲德，無誨！”

點擊閱讀 鑄有大禹治水銘文的青銅器遂公盨

《遂公盨與大禹治水傳說》

李學勤 撰（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

盨是用來盛黍稷的禮器，從簋變化而來，西周中期偏晚的時候開始流行。遂公盨呈圓角的長方形，失蓋，器口沿下飾鳥紋，腹飾瓦紋，小耳上有獸首，原來應有垂環，圈足中間有桃形缺口。這種形制，在盨的序列中是較早的。再看鳥紋的特點，可確定這件盨屬於西周中期後段，即周孝王、夷王前後。

遂公盨不是考古發掘中發現的，傳聞得自河南窖藏，未必可信。但由未去鏽前狀態觀察，肯定出土不久。土鏽上有明顯席痕，且包到口邊上，看來在地下時已經與蓋分離了。

銘文在盨的內底，共有10行，98字。前9行都是每行10字，末一行只有8字，故將字距適當拉開。或以為在第一字下還有一字，細看原器，實系鑄造時的凹痕。全銘書法秀美，整齊勻稱，保存情況也很好，只在第四、五行下端，範鑄時有一些問題，造成缺損扭曲，以致第五行末一字難於辨識。

下面銘文的釋讀，儘量用通用的文字：

 天命禹敷土，隨山浚川，迺

 差地設徵，降民監德，迺自

 作配鄉（享）民，成父母。生我王

 作臣，厥沬 貴）唯德，民好明德，

 寡 顧 在天下。用厥邵 紹 好，益幹（? ）

 懿德，康亡不懋。孝友，訏明

 經齊，好祀無 （廢）。心好德，婚

 媾亦唯協。天釐用考，神復

 用祓祿，永御於寧。遂公曰：

 民唯克用茲德，亡誨（侮）。

銘中有幾個字，研究的學者有不同意見，如“差”、“地”、“寡”、“御”等。對於這樣古奧的銘文來說，看法有異是正常的。

關係較大的，是“遂公”的“遂”字。這個字原作從“ ”從“火”，我認為當依吳大澂等人之說，是“燧”的異文，讀為遂國的“遂”。遂國在今山東寧陽西北，傳為虞舜之後，春秋魯莊公十三年 公元前681年）被齊所滅。作盨者是西周時的遂君。

遂公盨的銘文和常見的西周青銅器銘文很不一樣，既沒有開頭的歷日，也沒有末尾的套話，因此乍看起來似乎不是全篇。其實盨銘首尾一貫，別成一格，有非常重要的研究價值。最突出的一點是與《詩》、《書》等傳世文獻有密切的聯繫，銘文前面講禹的一段，尤其是如此。

盨銘“天命禹敷土，隨山浚川，迺差地設徵”，可以對照《尚書》中的《禹貢》：“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還有《尚書序》：“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大家知道，《禹貢》這篇文字，近世學者多以為很晚，《書序》更是被人懷疑。現在證明，其文句與銘文符同，特別是“隨山浚川”全同於《書序》，實在是令人驚異。

這些文字還應參看《尚書·益稷》：“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予決九川，距四海；浚畎澮，距川。”還有《詩·長髮》：“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所用詞語，都互相類似。“隨山”的“隨”，意思是“行”，見《廣雅·釋詁》；“浚川”就是疏導河流；“差地設徵”，“徵”即貢賦，同於“任土作貢”。銘文禹的傳說，與《詩》、《書》是一致的。

過去著錄的古文字材料，有關禹的很少，只有秦公簋提到“禹跡”，叔夷鎛、鍾述及成湯伐夏，“鹹有九州，處禹之堵（都）”。至於治水的事蹟，乃是第一次發現。秦公簋等都屬春秋，遂公盨則早到西周，成為大禹治水傳說最早的文物例證，這對於中國古史的研究有很大的意義。

附錄（一）：鑄有大禹治水銘文的青銅器遂公盨（豳公盨）

一件鑄有“大禹治水”與“為政以德”等內容的青銅器日前在北京面世，它是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關於大禹及德治的文獻記錄。專家認為這證實了大禹及夏朝的確存在。這件約2900年前鑄造的青銅器名為遂公盨，上面鑄有銘文98字。它是今年春天由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專家在海外文物市場上偶然發現的。專家們認為，這件遂公盨是中國古代西周中期遂國的某一代國君“遂公”所鑄的青銅禮器。 中國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組長兼首席科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原所長李學勤教授日前在相關新聞發佈會上指出，盨上所鑄長篇銘文字體優美；字數雖不算多，但幾無廢言。銘文記述大禹採用削平一些山崗堵塞洪水和疏道河流的方法平息了水患，並劃定九州，還根據各地土地條件規定各自的貢獻。在洪水退後，那些逃避到丘陵山崗上的民眾下山，重新定居於平原。由於有功於民眾，大禹得以成為民眾之王、民眾之“父母”。銘文並以大段文字闡述德與德政，教誨民眾以德行事。 李學勤表示，銘文中所述“禹”是夏王朝的奠基人。沒有大禹，便沒有夏，更沒有“華夏”。但大禹是否真有其人，夏王朝是否存在，長期以來廣受爭議。遂公盨的發現，將大禹治水的文獻記載提早了六七百年，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也最為詳實的關於大禹的可靠文字記錄，表明早在2900年前人們就廣泛傳頌大禹的功績。夏為夏、商、周“三代”之首的觀念早在西周時期就已經深入人心。 據瞭解，該文物已於近日入藏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

附錄（二）：國寶“遂公盨”與大禹治水

去年，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展出了與大禹有關的國寶文物青銅器“遂公盨”。作為祖籍禹州市的餘世誠親自前往位於北京東四十條路口的保利大廈，瞻仰了這件國寶。回來後又查閱了一些資料，寫了這篇側記。

發現“遂公盨”

保利集團是1992年經國務院批准成立的國家計劃單列企業集團，是國家重點骨幹企業之一。該集團1998年興辦了“保利藝術博物館”，以“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搶救和保護流散在海外的中國文物，推進文化藝術建設”為宗旨，不求多而全，只求精、珍、稀，卓有成效地開展了大量工作。

2002年5月，保利藝術博物館又收藏了一件更具歷史和學術價值的國寶級文物，這就是震驚世界的“遂公盨”。當初在香港古董市場上，這件古時王公貴族用來盛黍稷的青銅器“盨”，並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器的外表鏽蝕得很厲害，器內的銘文多被鏽土掩蓋，露出若干文字又古奧難懂，還缺蓋少環，真的“很不起眼”。臺灣的業內人氏曾光顧過，但沒有購意。“保利”的專家原來也難下決心購買，但器內的銘文實在誘人，有一種“盛世出重器”和“天降祥瑞”的直覺，就決定“賭一把”。他們徵得貨主的同意，先把器物運回北京，隨後才付款成交。

器物運回北京後，有關專家初視此物不是考古發掘之物，傳聞得以河南窖藏也未必可信。但從鏽土狀態觀察，肯定出土不會太久。土鏽上有明顯席包之痕，且包到器口邊沿，看來在地下時已經與蓋分離了。經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上海博物院等單位進行科學檢測和修復保護，這件青銅器的清晰面目終於露了出來。它是件圓角長方形器物，高11.8cm，口徑24.8cm、重2.5千克。器的沿下飾烏紋、腹部飾瓦紋，兩側有一對獸首形耳、垂環和蓋已失，圈足中間有桃形缺口。整體造型簡潔典雅，古樸大氣。最令人注目的是，器內底部鑄有十行九十九字金文銘，書體優美、行款疏朗、文辭古奧、字字珠璣。銘文中有“遂公曰”名，專家為之命名“遂公盨”。

“遂公盨”的珍貴不只因為它是幾千年歷史的青銅器，更因為那九十九字銘文涉及“大禹治水”和“為政以德”這樣重大的史學課題。

在保利藝術博物館瞻仰“遂公須”時，只見它被置於展廳正中央，用玻璃櫃罩起，四周均有燈光聚射、分外醒目且神祕。當日觀眾甚寡，只有幾位保安陪我觀看。我在這件近三千歲的文物前，上下細看，左右端祥，思前想後，久久不願離開。我想把它拍攝下來，剛拿出相機就被保安制止了。只好用筆把其外形勾畫了下來，又仔細抄錄了那震驚海內外，被譽為“金文之最”的九十九字銘文。

外形斷年代盨銘文天地驚

那是2002年10月的一天，著名的考古、甲骨文權威李學勤來到保利藝術博物館，請他對“遂公盨”進行鑑定和評價。

李先生第一眼看到“遂公盨”，就很激動。他仔細察看了器物的外形，特別是對沿口下的飾烏紋和腹飾瓦紋進行了認真研究，由此斷定器物的年代應屬西周中期後段，即周孝王、夷王前後。銘文中的“遂公”是西周時遂國(今山東寧陽西北)的國君。再看銘文，開篇就書“天命禹敷土，隨山浚川”，李先生不禁驚呼“這太重要了，真了不起!”這分明是在講述大禹治水。下面的銘文又以大禹為例講“德政”，這些都使這位年近八旬的史學大師十分激動。李先生逐字抄錄了銘文，帶回書房仔細研究了一個月。

現在，筆者也把這段銘文(經李學勤先生標點斷句，用現行字)抄給大家：“天命禹敷土，隨山浚川，乃差地設徵，降民監德，乃自作配鄉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沫唯德，民好明德，寡顧在天下。用厥邵紹好，益幹懿德，康亡不懋。孝友，訐明經齊，好祀無。心好德，婚媾亦唯協。天釐用考，神複用祓祿，永御於寧。遂公曰：民唯克用茲德，亡誨。”

釋成今文，其大意為：上天命大禹布治下土，隨山刊木，疏浚河川，以平定水患。隨之各地以水土條件為據交納貢賦，百姓安居樂業。大禹恩德於民，百姓愛他如同父母。而今上天生我為王，我的子臣們都要像大禹那樣，有德於民，並使之愈加完善。對父母要孝敬，兄弟間要和睦，祭祀要隆重，夫妻要和諧。這樣天必賜以壽，神必降以福祿，國家長治久安。作為遂國的國公，我號召：大家都要按德行事，切不可輕慢!

“遂公盨”的這篇銘文，一反其他青銅器銘文的老套，以大禹功德為範例，寫出君臣要為政以德、民眾要以德行事的一篇有論有據、有頭有尾的政論文章。這不能不讓今人折服和震驚!更讓人震驚的是，銘文中的觀點乃至言詞竟和七百年後的《尚書》、《詩經》等古典文獻相一致!

佑證大禹德，更比《尚書》雄

此前，人們對古帝大禹及大禹的功德是有所知曉的，因為傳世文獻《尚書》、《詩經》等都多有記載。

經孔子編序的《尚書》“禹貢”篇開首即曰：“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意即。大禹布治大地，沿大山砍木為記，確定各州名山大河。孔夫子為該篇作序時，也使用了“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的詞句，說大禹沿山砍木為記，疏通江河，劃分九州，依據土地條件規定貢賦。《尚書》的“益稷”篇更是記述了大禹治水的具體情況，文中再次出現了“隨山刊木”字句，關於“德政”，《尚書》“大禹謨”篇中記載了禹本人的高見：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意思是，君主的美德在於搞好政事，政事的根本在於養護百姓。修水利、存火種、鍊金屬、伐木材、開土地、種五穀，還有抓教育、厚民生、促和諧，這九件事要常常講。

應該說，《尚書》這部中國最早文獻對大禹古帝的記述，相比對堯、舜古帝的記載，是最多的。禹因有“治水大德”，才稱之為“大禹”。《尚書》肯定了大禹開創夏朝的歷史地位。

可是，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焚書坑儒，《尚書》等經典文獻被付之一炬，後來出現的各種《尚書》版本（包括本文前引的諸篇），真假難辨、可信度大失。近世學者對《尚書》（包括孔序）中有關大禹的敘述，持懷疑甚至否定者不乏其人。像郭沫若、范文瀾這樣的大史學家也認為，大禹和大禹治水都是“靠不住的傳說”。

而今發現了“遂公盨”及其銘文，應作何解呢?

第一“遂公須”銘文要比孔子編序的《尚書》早七百年，如果說《尚書》不可靠，“遂公盨”銘文還不可靠嗎?

第二、把“遂公盨”銘文與《尚書》中有關大禹的記述相對照、就不難發現：它們不僅內容、觀點相一致，且諸多文詞相同。“禹敷土，隨山浚川”的事蹟。用同樣的詞語傳頌了七百年，它至少證明了《尚書》及其“孔序”中相關大禹的文字，並非後人臆造。“遂公須”為《尚書》等古文獻的真實性提供了證明。

第三，千古流芳的“大禹治水”、大禹功德，前記於有兩千多年曆史的《尚書》經典，今又見於有近三千年歷史的青銅器之上，正可謂“銅證如山”，“銅證”更比《尚書》雄!

盛世出重器盨 古國煥新容

“遂公盨”的發現和收藏，正應了“盛世出重器”、“天降祥瑞”的吉言老話。在當今改革開放的盛世，先是“夏商周斷代工程”以輝煌的成果斷定了夏朝的存在，把我華夏民族的歷史向前延伸了一千二百多年；後又發現了“遂公盨”，印證了“斷代工程”的成果，並具體描繪了開創華夏第一國夏朝古帝大禹的光輝形象。這是多麼激動人心的盛事和祥瑞呀!

科學家們斷言，“遂公盨”將改寫中國古代史，使之更加輝煌。

我們不僅要慶賀史學研究的重大成果，更要發揚大禹精神，以大禹精神鼓舞中華民族的復興。“遂公盨”銘文所記大禹的功德，最主要的就是他“隨山浚川”，抓了當時民之最切的“治水”這件大事、實事，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過去有學者指出，大禹治水體現了“克服自然，人定勝天的精神”(范文瀾《中國通史》)。其實，這種評價並非準確，也不全面。大禹治水的辦法是“浚”，是疏導，這一點非常重要。相傳大禹治水是在其父鯀以“堵截”之法失敗後，改用“疏導”才得以成功的。宋代學人陸游對此曾作過精彩評述，曰：“世以已治水，而禹以水治水也。以己治水者，已與水交戰，決東而西溢，堤南而北圮。治於此而彼敗，紛萬緒之俱起。則溝澮可以殺人，濤瀾作於平地。此鯀所以殛死也。以水治水者，內不見己，外不見水，惟理之視。”(陸游《禹廟賦》)用現代話說，大禹治水具有樸素的科學發展觀，這是多麼可敬又多麼富有啟發性啊!

在執政方面，大禹非常重視“德政”。“遂公盨”九十九字的銘文，其主旨就是以大禹為典範論述“德”。“降民監德”，“厥沫唯德”，“民好明德”，“益幹懿德”，“心好德”，“民唯用茲德”，一連出現了六個“德”字，銘文倡導的是天人之間、君臣之間、官民之間、父子之間、兄弟之間、夫妻之間，“唯德”“唯協”，都要以德行事。《尚書》“大禹謨”篇大禹那段“德惟善政”、“九功惟敘”的政綱，也是講“德政”的。用現代話說，大禹追求的是那個時代以德維繫的和諧社會。這證明，早在三千年前，我們的祖先就崇尚“德政”了，這又是多麼可敬啊!

我們今天談論大禹，並非“信而好古”，更非“厚古薄今”，而是實事求是地對待祖宗先人，激發民族自尊心，引出對今人的啟迪。大禹所處的時代，是我華夏先民從貧窮的原始社會的“大同”，向有所節餘的“小康”私有制社會過渡。大禹的“親民”、“德政”，是與他那時追求的“小康”相適應的。而今我們正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當然不可與大禹時代同日而語。但也不是沒有某些類似之處。我們正由貧窮的計劃經濟的“大同”向市場經濟的“小康”發展，我們應時代的要求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倡導“八榮八恥”，“構建和諧社會”，等等，都可從先祖大禹精神中吸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