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三晉之侯馬篇
1965年11月，在山西南部的一個小縣城，澮河邊上正在建設一座發電廠。為此在這個地方先期進行了考古勘探。12月中旬，在一個豎坑中發現了一件件帶土的石片，上邊隱約有紅色的字跡。當考古工作人員拿著這些硃紅色的石片時，激動地手都不自覺地顫抖著。
當時出土這些寫在石片或者玉片上的朱書文字共有5000多件，其中可以辨識並能臨摹的有653件，同時還有數量種類眾多的玉幣。
這些被發現最早的毛筆字被稱之“盟書”或“載書”。當時的中國科學院院長，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郭沫若鑑定完畢後激動地連說三聲：“太珍貴了！太珍貴了！太珍貴！”第一次提出了“侯馬盟書”的稱謂。
一
公元前585年，晉景公以“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將都城遷至此地，當時稱新田的這個地方，稱新絳，就是今天的侯馬市區，在此歷經十三公。
北魏年間，改名為曲沃縣，將縣治所遷至今天的曲沃縣境內，此後均為曲沃縣管轄。
明洪武年間，絳州金臺驛遷至此地，設侯馬驛，為北方最大的驛站之一。因配備馬匹數量眾多，過往的朝廷官員在此食宿等候，換乘馬匹，“侯馬”因此得名。
1958年8月，曲沃、新絳、汾城三縣合併為侯馬市，至1962年下馬緩建。1963年再度恢復曲沃縣，將縣治駐侯馬。直到1971年再度恢復侯馬市，同年曲沃縣與侯馬分署辦公，治所遷出侯馬。
當時發現“侯馬盟書”後的發掘工作還沒有結束，但已經開始了1968-1978的十年。整理和研究工作被迫終止，直到1973年法國總統蓬皮杜訪華準備參觀大同雲岡石窟前期，我國文物事業的開拓者王冶秋先生得知出土很長時間的七箱文物標本依舊在太原存放，當即指示儘快整理，於1976年12月，文物雜誌發表出版了《侯馬盟書》。
真正令“侯馬盟書”引起巨大轟動的是當時郭沫若先生寫了一篇《侯馬盟書試探》，令眾多的歷史學家及考古學家激動不已。
“侯馬盟書”這些玉石片上的字如豆子般大小，像天書搬難以識別。上邊所記錄的又是什麼內容？
二
盟書，又稱“載書”。《周禮.司盟》注：“載，盟誓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就是當時諸侯和卿大夫之間進行盟誓活動的盟書。一式兩份，一份藏於盟府，一份埋在地下或沉入河中，取信於鬼神。
侯馬盟書是用毛筆書寫於玉石片上，字跡為紅色，少數為黑色。當時發掘共發現坎（埋牲口的坑）四百多個，其中大坎埋牛馬，小坎埋羊和盟書。出土的這些玉石片，大多呈圭形，最大長32釐米，寬4釐米，最小長18釐米，寬不到2釐米。
春秋末期，周王室名存實亡，各諸侯爭權奪利，諸侯國之間為了利益經常聚集一起，結為同盟寫下盟書。《春秋》《左傳》中記載就有200次之多。
盟文中有“東周時晉國，定公以後，某年十一乙丑之日，卿大夫趙等家族多人，集於祭祀場所，以祭其皇公之宗廟。”在其他玉片上反覆出現了“子趙孟”的稱謂。
趙孟，即趙鞅，就是春秋晚期的晉正卿趙簡子。“侯馬盟書”，正是趙簡子與家臣之間訂立的文字條約，也是經常使用的一種手段。
在山西太原出土的“趙孟作御戈”上銘文，與“侯馬盟書”的字體非常相似接近，間接也證明了此二者均出自一人之手。
三
盟書內容記錄了當時宣誓的內容，比較撒狗血，翻譯成現在的語言就是：“本人誓願坦腹剖心效忠偉大的宗主，......如有膽敢違誓改志，......妄圖......在晉國復興而進行陰謀活動者，絕難逃脫宗主的震怒和天地神靈的詛咒，只有誅身滅族的死路一條。”
盟書根據內容分為宗盟類、納室類、委質類、詛咒類、卜筮類等，共六類十二種之多。
“侯馬盟書”是晉國遷都到新田以後的事情，這些珍貴文物的發現，證實了現在的侯馬，就是當年晉國的都城所在，有了可靠的文字證據，古“新田”,便是今日的侯馬。
而且這個文字風格，與銅器《欒書缶》、《晉公 》有相似之處，其筆法與戰國楚之帛書，信陽簡書亦有相同之處。得出盟書是秦統一六國之前的文字風格，屬於大篆體。
這是我國目前發現用毛筆書寫而整篇完整的古人手書真跡，也是發現最早的毛筆字。“侯馬盟書”被譽為1949年以來中國考古發現的十大成果之一，也是山西博物院內的十大國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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