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到底是傳說，還是歷史真實人物？有答案了

作者：李伯謙

大禹純系傳說，還是有史實素地

關於大禹，過去一直認為，他是一個傳說中的人物，大禹創立的夏王朝，可能是靠不住的。那麼，大禹的記載是信史還是純屬杜撰，這是今天我們要討論的第一個問題。

過去對傳說時代的看法，是傳說歸傳說，見於文獻記載的歷史歸歷史，考古歸考古，研究文化人類學、社會學的那又是另一種方式。對大禹以及夏王朝的研究，我有個新的看法，那就是，必須把以下三個系統結合起來：第一個，從口耳相傳到文字記載的文獻史學；第二個，考古學興起以後，從考古發掘的遺蹟遺物來進行研究的考古學系統；第三個系統，從摩爾根《古代社會》闡明的從矇昧、野蠻、文明，到馬克思講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等等，也就是人類學、社會學的系統。必須把三者結合起來，我們才能做出一個比較懇切的結論。

幾乎所有的先秦古籍，對大禹都有一些記載，彼此之間也不完全一樣。到了西漢司馬遷作《史記》，其中《五帝本紀》後第二篇就是《夏本紀》，在《夏本紀》當中，司馬遷根據他看到的文獻記載，結合他聽到的傳說，完成了《夏本紀》。我認為，從口耳相傳的傳說，到《五帝本紀》之後的《夏本紀》，究竟可靠不可靠，需要通過與考古學發現、研究成果互相比對、校正，還要參考社會學、人類學研究的成果，最終作出判定。

這些文獻記載，看過古書的人想必都很熟悉。根據先秦古籍的記載和《夏本紀》中，夏王朝從大禹開始有14代17王，這裡的14代就是指14輩，因為有的王是兄終弟及，所以王有17個。大禹創立夏朝，兒子是啟，孫子是太康。太康當王以後管理不善，被東方來的后羿趕跑了。此後又經過了韓浞和澆、豷大概七八十年的時間，到少康的時候，才又恢復了夏朝原來的王統，最後一直到夏桀被商湯滅掉。這是大體的歷史過程。

關於夏王朝的記載，還見於青銅器。有名的有宋代出土的齊國青銅器叔夷鍾，銘文中就說到“處禹之都”。另一件春秋時期的青銅器秦公簋，講到禹的時候它提到“鼏宅禹跡”，“鼏”就是一個鼎上面蓋了一個絲織品，“宅”就是居住，“禹跡”是大禹走的那些地方。可見在古代青銅器當中，對夏代的歷史也有所記述。

大禹五事的考古與文獻印證

我把先秦文獻記載的和司馬遷《夏本紀》記載的關於大禹的事蹟，初步歸納為五個方面：一是治水，二是會諸侯於塗山，三是定都陽城，四是劃分九州，五是禹徵三苗。我把這又稱為“大禹五事”。

下面我們就依次來講述這五個方面的事情。

第一，大禹治水。在《尚書》中，就記載了當時河水江水氾濫的狀況，以及從堯到舜都是怎樣去治理洪水的。先是舜派大禹的父親鯀治洪水，鯀採取了堵的辦法，洪水來了以後我就築堤築壩，結果洪水太大，堤壩擋不住，水一衝就垮。於是又讓他的兒子禹來繼承他父親繼續治水，大禹就採取了疏導的辦法，挖溝挖河，這樣就把洪水逐步引跑了，治水也就成功了。有意思的是，在這些文獻記載當中，特別是《堯典》當中，還記載了當時其他參加治水的人，除了大禹，還提到了后稷和契，后稷是周人的老祖宗，契則是商的老祖宗，還有東方夷人的祖先皋陶等人。

關於大禹治水比較有名的，是現在收藏在保利博物館的豳公盨的記述，它上面的內容，和文獻記載的內容是完全一樣的，因為它屬於西周中晚期的青銅器，所以可以說，至少從那時開始，大禹治水的傳說就已經在民間流傳了。

這個記載流傳很廣，我們上小學的時候就知道大禹治水、三過家門不入等故事。大禹治水牽涉了很多省，包括山西、河南、安徽，至少這些地區當時都有洪水發生。從考古學上來看，我們曾經請搞環境、搞地理學的學者做研究，看傳說中的距今4000年前後，上述這些地區有沒有洪水的跡象。最後研究結果是4000年前後確實有一場比較大的範圍的洪水氾濫，現在留下了一些遺蹟。這些地理學研究的結論，和文獻記載的內容是對應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塗山之會”。根據記載，在塗山之會之前，大禹根據舜的命令去治理洪水，經過多年的努力，洪水基本上治理好了。於是就在塗山這個地方召開了一次慶功的大會。

塗山在現在的什麼地方，說法很多，前幾年社科院考古所的山東隊在安徽蚌埠市叫作禹會村的那個地方發現了一個面積挺大的龍山文化的遺址，它出土的遺蹟和遺物非常有意思。

比如說，考古工作者在這裡發現了一個長方形的用土堆起來的臺基，最上面用一層白土覆蓋，臺基面偏北處發現了一個燒祭面，在南面的臺基中央可以看到有密密麻麻的長方形柱坑，一共有35個坑，大小相近，距離相等。這樣的臺基在以前考古中從沒見過，到底是幹什麼用的，有很多不同的解讀。

考古隊有一個想法，他們認為這三十幾個長方形小坑，可能當年是用來插旗杆用的，也就是參加塗山大會時各方面的部落代表到來以後，都要舉出自己部族的標誌，表示他來參會了。我認為這個解釋很有道理，所以我支持這個意見。與這個遺蹟相關的，在它的左側發現有灰坑、灰溝等等，裡面出土了很多陶器，這些陶器也很有意思，比如說這個地方應該是山東龍山文化分佈的地區。但是除了山東的龍山文化，還看到有河南龍山文化以及南方來的陶器等等，總而言之它比較雜，是有多種不同樣子的陶器，並不是一個單純的考古學文化遺物。它附近還發現一些房子，說是房子吧，但是也沒有很堅固，基本上屬於工棚性質的，使用時間很短。所以考古人員分析推測，這些“工棚”，很可能是當年來參加塗山大會的來自不同部落、不同地方的人，在這裡舉行祭祀活動時臨時居住的地方，祭祀完成以後，這些東西就掩埋掉了。我覺得這個解釋也合理。

所以，關於塗山大會的歷史記載，我認為是可靠的，而且這個地點就在這個地方的塗山。現在叫塗山的地方很多，安徽就有兩個。我上次到安徽的巢湖，他們說塗山應該在他們這裡。我說你這裡沒挖出人家那個東西，等你這裡挖出來相應的東西咱們再討論吧。

總而言之，塗山大會影響很大。塗山大會的重要性，一個是慶祝治水的成功，但是我覺得它還有更重要的意義，就是因為大禹治水成功了，有這麼多諸侯都擁戴他，所以說後來舜把位子禪讓給他是順理成章的。如果沒有這些功績，沒有這麼多部落的擁戴，我想大禹要繼承舜的位子，可能還沒那麼容易。

第三，建都陽城。陽城在什麼地方，文獻記載有說河南，也有說山西。河南也不只限於登封有陽城，還有開封附近的陽城。現在來看，從考古學的印證來看，可能應該是登封的王城崗遺址。這個文獻記載也是很有意思的，不論是古本《竹書紀年》，還是《史記·封禪書·正義》記載，都說是舜把位子傳給了禹，而禹覺得應該傳給舜的兒子，他不應該繼承這個位子。有的記載就說，禹為了躲這個事，他就跑到陽城去隱居了。但是最後老百姓還是擁戴大禹，所以大禹就在陽城這個地方建立了自己的都城。

20世紀70年代，當時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的安金槐先生，帶人在王城崗遺址，發現了規模比較大的河南龍山文化遺址，而且在這個城址中還發現了一個小城，這個小城是100米長、100米寬，有兩道牆。安金槐先生根據文獻記載，同時參考在它的東北方向發現的戰國時期的陽城，認為王城崗這個遺址，應該就是歷史記錄中的禹都陽城的所在地。在離王城崗遺址東北方向大約十五華里的地方，發現了戰國時期韓國的陽城，裡面出土的陶文顯示，戰國時期的人是把這裡叫作陽城的，所以安金槐先生認為這裡就是禹都陽城。不過因為這個小城面積太小，在當時學術界沒有得到公認，這就擱置了下來，沒有定論。

後來，我們認為王城崗遺址確實重要，就提出來重新進行發掘。考古發掘的結果令人興奮不已，在這個小城的外面居然又發現了一個大城，這個大城的年代和小城測定的年代，以及他們所屬的文化期別有區別，按照考古學的分析，小城是建在王城崗的河南龍山文化考古分期的第二期，大城是建在分期的第三期。根據碳十四測定，小城的年代是公元前2100多年還要多，而大城正好是河南龍山文化分期的第三期，這個年代正好是公元前兩千年前後。這與根據文獻推定的夏代在四千年前多一點的估計是正好符合的。所以最後我們認為，王城崗後來發現的這個大城代表的，應該就是禹都陽城的那個陽城，也就是夏朝最早的都城所在地。

第四，劃分九州。禹受舜禪做王以後，就把他版圖之內，根據山川形勢、物產狀況、風俗習慣等等，把當時夏統治的區域分成了九個小區。為什麼要分這九個地方，一來是因為好管理，二來是為了徵稅。其實那時候所謂稅就是進貢，劃分九州，從而可以區別出各地出產哪些物品，進而要求當地向他貢獻這些東西，大概是這麼個意思。九州就包括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幽州、豫州、雍州。過去，大家都不太相信大禹時代就能夠劃分九州，認為當時國家還沒有那麼大的地盤，分成九州更不用說了。

後來，社科院考古所的邵望平研究員寫了一篇文章，把文獻記載的九州和考古發現的考古學文化對應，根據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把它分為了幾大塊，她認為，考古學上的這種不同的現象，就是禹劃分九州的根據。我覺得這是非常有道理的。這個研究就把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互相結合起來了，判定禹分九州基本是可靠的。具體到當時是不是能夠劃分得那麼細，當然也不一定。但至少在那個時期，大禹曾經劃分若干不同區塊，應該是可靠的。

第五，征伐三苗。禹徵三苗見於先秦文獻的記載和司馬遷的《夏本紀》，而且根據記載，堯舜禹這三代都征伐三苗。三苗在哪裡，文獻上有一個界定，《戰國策·魏策》說，“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基本上分佈在長江中游這一塊，這裡就是三苗活動地域。當時，三苗經常和中原地區對立，所以堯舜禹幾代都去征伐它，最後到夏禹時期把它徹底解決了，三苗一部分被遷到了甘肅，一部分就被融合到了中原文化、當時的龍山文化當中。

關於禹徵三苗，過去只是停留在文獻記載，後來湖北省考古工作者在那一帶做考古發掘，就發現距今4000多年的時候，湖北考古中的石家河文化晚期，有些遺址的面貌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什麼改變呢？就是在石家河晚期階段，那個地方出現了不少河南龍山文化的因素。後來湖北省的一些考古工作者寫文章，認為這個時期的確變化較大，可統一稱為“後石家河文化”，認定它們比標準的石家河文化要晚。這個時期測定的年代，跟中原地區王城崗這個時期的測年基本是一致的，文化面貌也是和河南龍山文化的類似，基本差不多。而且它流行的風俗，比如甕棺葬之類，當地原來是沒有這個傳統的，但是在河南龍山文化中就有這個傳統。過去比較標準的石家河文化時期，考古工作者很少發現玉器，而在後石家河文化階段發現很多玉器。但這些玉器也不像河南的傳統，很多學者寫文章認為，它可能和山東龍山文化有關。我覺得這是需要繼續探討的問題，總而言之，這些考古發現也能夠說明，文獻記載的禹徵三苗，確有其事。

與大禹可能相關的考古發現

以上我講的大禹時期的五件事情，應該說基本上都有考古學方面的證據。

從大禹建立夏朝，定都陽城，一直到夏桀滅亡，把整個的夏文化梳理一下，我在這裡再講三個與大禹有關的考古發現，也包括夏都問題。

第一個，是河南登封的王城崗遺址，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陽城。這個城很小，所以安金槐先生認為是禹都陽城時，別人不太認可。後來，我們又發現了它附近的大城，34.8萬平方米，而且大城的北城牆還突破了小城的北護城河。這就提供了一個確鑿無疑的考古上講的地層關係，也就是小城要早於大城，而年代測試顯示小城是公元前兩千一百多年，大城是公元前兩千零幾年，而我們根據文獻推定夏代開始於公元前2070年，這與我們在王城崗的考古發現結果，比較接近。

第二個，根據文獻記載，夏朝到了太康統治時期發生了“太康失國”事件。為什麼失國了呢，就是東方來的夷人後羿，把太康的政權推掉，取代了他的位置。過去，我們只是從河南龍山文化的文化因素分析中尤其是二里頭文化因素分析中，看到確實有一些來自東方的因素。1986年我寫過一篇文章講二里頭遺址的文化性質，我提出來說，二里頭文化不包含最早的夏文化，它是“少康中興”以後的文化，從它的文化遺存看到有來自東方的因素，不過那個時候我們沒有太多的證據，只是有相關的跡象和線索。後來，考古人員在新密的新砦遺址發現了比二里頭遺蹟要早、又比傳統認識的河南龍山文化要晚的一些遺存，當時稱之為“早於二里頭一期的文化遺存”，或者叫“新砦期二里頭文化”。

後來，我們想確認夏代的這些考古遺蹟，就提出來對新砦遺址進行重新發掘，剛開始我們還擔心能不能挖到這個時期的遺存，我們只是請北大方面先挖挖看看，挖的結果是，確實找到了新砦期遺存和河南龍山文化，以及二里頭文化的地層疊壓關係，也就是在我們稱之為新砦期遺存的地層下面，疊壓著河南龍山文化的地層，在新砦期之上疊壓著二里頭文化底層，這就提供了一個確鑿無疑的證據，新砦期遺存是存在的。為什麼說它存在，因為它出土了很多具有山東龍山文化和豫東這個地方的龍山文化遺存特徵的器物。

我們把這些考古發現和文獻記載中的后羿代夏這件事聯繫起來，認為它可能就是后羿代夏這個階段留下來的遺存。因為后羿帶著東方來的夷人，把夏代推翻了，差不多經過了七八十年，到少康時期夏人的力量又起來了，又恢復了夏代政權。那麼我們說，新砦期的遺存就應該是后羿以及後續的寒浞等人他們這個系統留下來的遺存。從新砦期遺存發現以後，鄭州市考古研究院在鞏義的花地嘴遺址也發現了一個比較大的新砦期的遺存，出土了更豐富的新砦期遺存。現在來看，所謂新砦期遺存不僅在花地嘴有，在別的地方例如鄭州高新區的東趙也有。這就可以證明，后羿代夏確有其事。

這裡需要說明一下，新砦期的有無問題一直有爭論，實際情況如何，我覺得這確實值得我們好好分析一下。后羿代夏是后羿把夏王朝原來的正統推翻了，后羿系統統治了幾十年。但是我們推測，這種統治更迭，可能並不像發洪水那樣，后羿一來就把原來河南龍山文化為代表的這些遺存都徹底推翻掉了。我們通過考古也可以看出來，有一些遺址的東方因素比較多，像新砦，像花地嘴。根據這種情況，我們推想，后羿推翻了夏代正統，就把東邊的這些因素帶到了中原地區來，但它的勢力影響小的地方，東方因素可能並不強烈。

少康中興以後又經過了好多代，到了夏桀的時候被商湯推翻了，在這段時間裡，夏代的都城遷過好幾次，不過現在比較確切可靠的，能考古證實的，就是王城崗陽城和二里頭遺址，文獻講的叫斟鄩的這個地方。二里頭遺址我們可以看到，它現在是在洛河的南邊，而當時洛河是改過道的，實際上在二里頭時期它是在洛河之南的，它正好是在洛河和伊河之間這個地方，在洛陽的隋唐城、漢魏城的東邊不是太遠的那個地方。1963年，我曾經帶學生實習，參加了這個考古發掘。這裡的地層疊壓關係，遺存的打破關係，都證明它是晚於河南龍山文化、早於鄭州二里崗商文化的一種遺存。結合文獻記載推測，有可能就是夏代都城斟鄩的遺址。

二里頭遺址的分佈範圍，按照我的說法是豫西地區、晉南地區，還有河北省南部的部分地區，以及陝西東部的一部分地區。它出土了很多有特徵的陶器，和河南龍山文化有繼承關係，但是區別也是一望而知。

關於夏代的具體年代，我們認為是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其中公元前2070年，是大禹建陽城的時間，公元前1600年，是夏商分界，也就是商湯滅夏的時間。關於王城崗二期、三期測年的數據，二期大概是公元前2132年，三期大概是公元前2030年。我覺得關於王城崗三期這個數值，公元前2030年，正好在二里頭文化的前邊。它是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2030年，再往後這是王城崗第三期，到二里頭的最晚期是公元前1600年。這就說明，二里頭文化不是整個的夏文化。1986年我就寫了這個文章，我覺得二里頭文化是夏的遺存，但它不是從夏開始一直到夏滅亡整個夏代的遺存。根據文獻記載推定，夏朝共14代17王，統治時間471年。而測年的結果是二里頭文化只有300多年，不夠400年。但是如果加上后羿代夏的七八十年，畢竟從年代發展來講，不管是夏統治還是后羿統治，年代是不會變的。正是加上了后羿的這七八十年，就進入了夏朝471年這個範圍之內。所以我們聯繫起來看，王城崗的大城作為最早的夏都，二里頭遺址作為最晚的都城。這兩個可以說是得到了考古學的證明。文獻記載還有幾個王搬了家了，但現在我們沒有找到，這個是今後我們要做的工作。比如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濟源曾經發掘過一個二里頭文化遺址，又比如鄭州大學考古系他們在豫東發現了一個遺址，懷疑是否與老丘有關，我們也希望能繼續再做一點工作。

說起夏代，大家可能會關注二里頭遺址是不是夏的問題討論，以及有沒有夏存在的問題討論。有學者提出二里頭遺址有可能是夏也可能是商，沒有發現當時的文字，都只能是猜想。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值得討論的。

不過從傾向性的意見來看，認為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沒有問題，二里頭文化只是少康中興以後的夏文化也應該沒問題，應該再加上河南龍山文化。這大概就是現在傾向性的意見。通過重新考察二里頭、王城崗、新砦等遺址，我們在王城崗發現了大城，在新砦發現了新砦期遺存等等。總而言之，正是因為考古工作的成果，才使我們看到夏代人確實有遺蹟和遺物。

所以從口耳相傳的到文獻記載的文獻史學系統，以及考古學在登封王城崗、新密新砦和二里頭等地的考古發現，再加之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等的研究成果，我們認為，這個階段已經進入了階級社會，結合三種不同途徑的研究成果綜合來看，夏代是存在的，包括第一階段河南龍山文化的王城崗遺址。第二階段的新砦遺址，然後到二里頭遺址，串起來了。